来源：纵览中国
中国和波兰很不相同，中国进入民主制度远比波兰要艰难得多，也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首先，波兰本身具有自由民主的传统，它的社会主义是苏俄强加的，如果没有雅塔尔会议英美与苏俄势力的划分，按照波兰自己的意志，他们会选择民主制度。因此，有的波兰人说，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社会主义。话有些过，但是波兰民族9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他们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抵触可想而知，只要苏俄的军事威胁消除，波兰回归自由民主制度乃是自然之事。
波兰早在十五世纪就形成了贵族民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国王由贵族选举产生，之后议会又通过了宪章，制约王权，贵族有自由选举权、自由否决权。当时波兰的民主制在欧洲是很先进的，比如波兰有10%的人享有政治权利，而在1831年法国只有1%，而在1867年英国也只有3%。当然，贵族民主制度不同于现代民主制，但这在波兰政治和文化精神中形成了自由民主的传统。有此传统和无此传统大不一样。有此传统，波兰由共产制度转入民主制度就是自然而然之事，有如回乡（多年前，我曾经撰文说，波兰的转型与其说从社会主义下获得了解放，不如说是从苏俄控制下获得了解放）。
1923年，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极权政治，远比满清、袁世凯要专制。可以说孙中山是被迫的。但是，如果中国有宪政传统，哪怕是贵族的权力共和，那么辛亥革命后，就不会发生军阀混战，他们会在议会上摆平自己的利益，孙中山也不必北伐、“军政”。孙中山提出“训政”，是因为他看到，数千年皇权专制下的小民，没有公民意识，不会使用公民权利，需要强化训练。孙中山的训政是失败的，蒋介石也没有成功。专制传统的国家转入民主制度何其难也。王怡曾写文章，说维权就是人民的“自我训政”。他说到了点上：“ 不是政府训导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训导，并且进而训导政府。” 一个传统的专制国家转入民主制度，需要一段过渡的时间，或在制度转换之前或之后，总之这个过渡期总是需要的；而一个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则不需要。
在波兰民间社会组织有序，这主要得益于教会。虽然是社会主义，但是波兰保留了天主教，90%以上的波兰人在教，这使传统的波兰社会得到保存。而团结工会、农会也起到了组织社会的作用。国家政体变化是剧烈的变化，如果社会缺少组织化将导致大动乱，波兰能够在短时间内和平制度转型，教会、团结工会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转型期间，国家机器、社会秩序、经济活动在转换中，会发生混乱和停摆，这需要民间社会组织民众，维持秩序，稳定社会，否则将是暴乱。波兰自下而上的和平变革，根于社会有组织。辛亥革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即使上层翻天地覆，但是中国基层民间社会则保持了稳定，这得益于中国传统的乡村宗族社会。因此，鲁迅抱怨“七斤”只是剪掉了辫子。辛亥革命后，中国坏于军阀混战，皇权结束，各枭雄无法“和平”分配权力，只有开战。毛革命最大之灾难是其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和伦理、文化，致使社会沙粒化，人野蛮暴力化，因此中国一旦发生危机，就可能是全面暴乱。这正是极权制度的危险所在。
还有，波兰全民信奉天主教，这使国家、民族在危急关头有共同的意识和伦理规范，其可凝聚人民，组织社会，建立制度。波兰得以顺利和平地变革，天主教和教皇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被毛彻底铲除之后，中国人就再没有共同意识和伦理、道德，当下中国民族的流氓化实际就是权力高压下的人性野蛮化。如何找到国民共认的意识和伦理规范，至关重要。
米奇尼克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提出一个波兰的思想，这是波兰民族和国家避免了的内部撕裂和残酷的斗争。“一个波兰”是反对派与波共和解的基础，在变革后，也避免了清算和仇恨。而米奇尼克提出这个思想基于波兰传统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传统。自由精神、爱国主义、天主教，这是波兰的三大传统。由于波兰有近三百年的亡国历史，波兰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便高于其内部的纷争，即使是哥穆尔卡也是坚定的爱国者。“一个波兰”的思想非常值得国人学习。犹太人对纳粹德国的清算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于人类的文明。但是，犹太人这种“不依不饶”的清算，是两个民族之间的，而不适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之内部的，在同一国家之内只能保障法律之公正，而不能鼓励仇恨、敌意、超逾法律的惩罚。并不是说不要审判和惩罚，罪行需要清算，但是要通过司法，同时也还要保有宽容。
当然，波兰共产党远没有中共那么残酷，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应该说波共在共产国家中是最温和的，没有给波兰留下巨大的灾难和仇恨。“波兰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斯大林时代，波兰没有严厉的镇压(1948年哥穆尔卡和他的一些支持者被撤职)，1953年后也没有清洗斯大林分子，此是东欧唯一的例外。波兹南事件，75人死亡，伤900人；70年底格旦斯克工潮，警察开枪，军队介入，死46人，伤1165人；雅鲁泽尔 斯基81年军事戒严死28人,1713入狱。这是波兰40多年共产党制度中主要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因此不能说波兰政府是残酷的权力，将之等同于苏联。”这是我数年前文章中的一段话。中共过去是太残暴了，现在是太贪婪了，他们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灾难和仇恨，无论是历史还是人性都难能宽恕。杨佳手刃六警，民众为之喝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凶兆。
5
数年前，我曾和老友自立讨论过罗尔斯的这个命题：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我赞成罗尔斯的意见：只有杀了他。因为毕竟这是一件个别的暴力行为，而不是普遍的社会暴力。如果在五十年代，毛被刺杀，实乃是中国的幸运。可惜，毛的运气太好了，而中国的运气则太坏。可以说，毛的统治是铁板一块，整个国家、民族均陷于绝境，黎民走投无路。五十年代以来国家一系列的灾难，多来于毛个人，从反胡风、 反右、大跃进，到文革。如果早将毛杀掉，中国就将免除这一系列的灾难，挽救数千万人的生命。但今日的中共已没有毛式的大独裁者，而是官僚集团专制，就是胡锦涛也做不了共产党的主，因此不可能通过刺杀个人而扭转政局。罗尔斯的该命题，在目前之中国并不存在。而要将刺杀大独裁者延伸到该统治集团，就走到了恐怖主义。再，较毛时代，今日中国已有很大的变化，包括中共本身的变化。
不说别的，看看中国有没有一定的言论空间？反对派有没有存在的空间？ 民权有没有进一步争取和生长的空间？ 民间有没有进行有限非暴力抗争的空间？ 民众有没有维护个人权益的空间？二十年来，在当局打压之下，这些是趋于增长还是萎缩？应该说这些空间是有的，并趋向扩大，反对派于中国还可以生存生长，与当局博弈。
如果我们以和平转型为前提，据目前中国之现实，我们需要在实现宪政之前，完成“训政”，即王怡所说的公民自我“训政”和“结盟”。我们要看到维权运动尚有欠缺，比如在具体案例中：当事者只关注自己的利益，缺少公益诉求；多是孤立事件，彼此少关联；多注重经济利益，忽视政治权利；就事论事，欠缺政治内涵；多个人性，缺少社会性，等等。这些和中国缺少公共社会与意识的传统有关。因此反对派需要在推动维权运动的同时，要提升其质量，赋予其公民社会的蕴含，建立实现宪政的目标。这也就是，让维权运动成为民权运动。
从民主运动到民权运动，似乎是政治上降了一格，但实际上是使民主运动现实起来，也切实起来，走入了民众和社会，有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通过民权运动，到达公民的自我“训政”和结盟，形成公民力量，制约缩小官权，并最终结束极权，完成制度的转变。简洁地说，将改变政权和制度放在第二步，将争取民权放在第一步，通过第一步实现第二步。其意义：1、弥补中国缺少自由民主之传统——公民自我“训政”；2、复生沙粒化社会，组织社会——建设公民社会；3、循次渐进，步步为营——渐进变革，避免国家大的动荡——；3、合乎民情维护民生民权——争取民众；4、民众担得起风险——可形成民众运动；5、反对派得以成长——形成新型健康的政治力量；6、逼迫政权退缩——民权增长；7、非暴力道路——代价小，增进文明。
张辉最近撰文说：“大局观看天下，就像下围棋，不能只看中间天元，边边角角才是决胜之道。围棋边边角角才是关键，其原因在于边边角角占据的成本最小，而胜算并不小。”（《维权运动的转型与公民运动的未来》）对之，我甚赞成，称之为边角理论。如果说，改变政权和制度是中腹天元，那么争取民权就是边角。张辉在该文的结尾说：“非暴力的公民运动，这在中国是初起阶段。……中国的公民运动需要总结出中国式的经验，提炼出中国式的智慧，这样才能使运动健康发展，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他的边角论体现出中国式的智慧，但是和米奇尼克的自我克制的革命正相一致。人类的政治有相通之处。
既然是民主运动，反对派之间也一定是有各种不同的政见、派别、主义、乃至各种侧重和方式，此乃自然。并不是只要“反对”就是好，但民主的原则是允许不好、不对、不合理的存在，但要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非暴力。比如，新毛派要求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主张，他们自然可以坚持；但其要发动暴力革命，如何？人们需要为“公正”“正义”而战，但是人们的判断是主观的，并受立场的左右，人类的战争常是“正义”对“正义”之战，犹如两种宗教各为其神而战。因此，人类需要对“战”的方式进行限制。非暴力主义是反对运动的自我限制，这是近代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进步。可以说，非暴力主义已是当今普世价值之一。由此来说，反对派坚持非暴力主义不仅是策略，也是对文明的要求和责任。
在所有的事务中，时间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里是指时间的延续性，但是这个因素常常被忽视，特别是在政治中。因为人的生命在历史中太暂短了，做一个几十年的规划，于人性太困难了。波兰的反对运动进行了近四十年，团结工会也斗争了十年，才有了成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漫长的专制历史，又有六十年的极权，特别是毛的残暴统治，因此中国制度转型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艰困的道路。毛后，中国才有了“反对”的空间，于国内，反对派近十年才成形。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政治反对派，这是一个转折。前者可以唯个人唯道义，但后者则必须担当国家的政治责任。由于各种局限，很多异议者期望一次性革命，一次性成功，而缺少长远的规划。由于没有长远打算，急于求成，便往往不切实际，除了愤愤抱怨则无事可做。这不是政治家所为。《零八宪章》之后，反对派的领袖们能不能对有个长远的规划，比如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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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波兰很不相同，中国进入民主制度远比波兰要艰难得多，也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首先，波兰本身具有自由民主的传统，它的社会主义是苏俄强加的，如果没有雅塔尔会议英美与苏俄势力的划分，按照波兰自己的意志，他们会选择民主制度。因此，有的波兰人说，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社会主义。话有些过，但是波兰民族9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他们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抵触可想而知，只要苏俄的军事威胁消除，波兰回归自由民主制度乃是自然之事。
波兰早在十五世纪就形成了贵族民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国王由贵族选举产生，之后议会又通过了宪章，制约王权，贵族有自由选举权、自由否决权。当时波兰的民主制在欧洲是很先进的，比如波兰有10%的人享有政治权利，而在1831年法国只有1%，而在1867年英国也只有3%。当然，贵族民主制度不同于现代民主制，但这在波兰政治和文化精神中形成了自由民主的传统。有此传统和无此传统大不一样。有此传统，波兰由共产制度转入民主制度就是自然而然之事，有如回乡（多年前，我曾经撰文说，波兰的转型与其说从社会主义下获得了解放，不如说是从苏俄控制下获得了解放）。
1923年，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极权政治，远比满清、袁世凯要专制。可以说孙中山是被迫的。但是，如果中国有宪政传统，哪怕是贵族的权力共和，那么辛亥革命后，就不会发生军阀混战，他们会在议会上摆平自己的利益，孙中山也不必北伐、“军政”。孙中山提出“训政”，是因为他看到，数千年皇权专制下的小民，没有公民意识，不会使用公民权利，需要强化训练。孙中山的训政是失败的，蒋介石也没有成功。专制传统的国家转入民主制度何其难也。王怡曾写文章，说维权就是人民的“自我训政”。他说到了点上：“ 不是政府训导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训导，并且进而训导政府。” 一个传统的专制国家转入民主制度，需要一段过渡的时间，或在制度转换之前或之后，总之这个过渡期总是需要的；而一个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则不需要。
在波兰民间社会组织有序，这主要得益于教会。虽然是社会主义，但是波兰保留了天主教，90%以上的波兰人在教，这使传统的波兰社会得到保存。而团结工会、农会也起到了组织社会的作用。国家政体变化是剧烈的变化，如果社会缺少组织化将导致大动乱，波兰能够在短时间内和平制度转型，教会、团结工会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转型期间，国家机器、社会秩序、经济活动在转换中，会发生混乱和停摆，这需要民间社会组织民众，维持秩序，稳定社会，否则将是暴乱。波兰自下而上的和平变革，根于社会有组织。辛亥革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即使上层翻天地覆，但是中国基层民间社会则保持了稳定，这得益于中国传统的乡村宗族社会。因此，鲁迅抱怨“七斤”只是剪掉了辫子。辛亥革命后，中国坏于军阀混战，皇权结束，各枭雄无法“和平”分配权力，只有开战。毛革命最大之灾难是其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和伦理、文化，致使社会沙粒化，人野蛮暴力化，因此中国一旦发生危机，就可能是全面暴乱。这正是极权制度的危险所在。
还有，波兰全民信奉天主教，这使国家、民族在危急关头有共同的意识和伦理规范，其可凝聚人民，组织社会，建立制度。波兰得以顺利和平地变革，天主教和教皇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被毛彻底铲除之后，中国人就再没有共同意识和伦理、道德，当下中国民族的流氓化实际就是权力高压下的人性野蛮化。如何找到国民共认的意识和伦理规范，至关重要。
米奇尼克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提出一个波兰的思想，这是波兰民族和国家避免了的内部撕裂和残酷的斗争。“一个波兰”是反对派与波共和解的基础，在变革后，也避免了清算和仇恨。而米奇尼克提出这个思想基于波兰传统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传统。自由精神、爱国主义、天主教，这是波兰的三大传统。由于波兰有近三百年的亡国历史，波兰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便高于其内部的纷争，即使是哥穆尔卡也是坚定的爱国者。“一个波兰”的思想非常值得国人学习。犹太人对纳粹德国的清算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于人类的文明。但是，犹太人这种“不依不饶”的清算，是两个民族之间的，而不适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之内部的，在同一国家之内只能保障法律之公正，而不能鼓励仇恨、敌意、超逾法律的惩罚。并不是说不要审判和惩罚，罪行需要清算，但是要通过司法，同时也还要保有宽容。
当然，波兰共产党远没有中共那么残酷，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应该说波共在共产国家中是最温和的，没有给波兰留下巨大的灾难和仇恨。“波兰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斯大林时代，波兰没有严厉的镇压(1948年哥穆尔卡和他的一些支持者被撤职)，1953年后也没有清洗斯大林分子，此是东欧唯一的例外。波兹南事件，75人死亡，伤900人；70年底格旦斯克工潮，警察开枪，军队介入，死46人，伤1165人；雅鲁泽尔 斯基81年军事戒严死28人,1713入狱。这是波兰40多年共产党制度中主要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因此不能说波兰政府是残酷的权力，将之等同于苏联。”这是我数年前文章中的一段话。中共过去是太残暴了，现在是太贪婪了，他们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灾难和仇恨，无论是历史还是人性都难能宽恕。杨佳手刃六警，民众为之喝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凶兆。
5
数年前，我曾和老友自立讨论过罗尔斯的这个命题：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我赞成罗尔斯的意见：只有杀了他。因为毕竟这是一件个别的暴力行为，而不是普遍的社会暴力。如果在五十年代，毛被刺杀，实乃是中国的幸运。可惜，毛的运气太好了，而中国的运气则太坏。可以说，毛的统治是铁板一块，整个国家、民族均陷于绝境，黎民走投无路。五十年代以来国家一系列的灾难，多来于毛个人，从反胡风、 反右、大跃进，到文革。如果早将毛杀掉，中国就将免除这一系列的灾难，挽救数千万人的生命。但今日的中共已没有毛式的大独裁者，而是官僚集团专制，就是胡锦涛也做不了共产党的主，因此不可能通过刺杀个人而扭转政局。罗尔斯的该命题，在目前之中国并不存在。而要将刺杀大独裁者延伸到该统治集团，就走到了恐怖主义。再，较毛时代，今日中国已有很大的变化，包括中共本身的变化。
不说别的，看看中国有没有一定的言论空间？反对派有没有存在的空间？ 民权有没有进一步争取和生长的空间？ 民间有没有进行有限非暴力抗争的空间？ 民众有没有维护个人权益的空间？二十年来，在当局打压之下，这些是趋于增长还是萎缩？应该说这些空间是有的，并趋向扩大，反对派于中国还可以生存生长，与当局博弈。
如果我们以和平转型为前提，据目前中国之现实，我们需要在实现宪政之前，完成“训政”，即王怡所说的公民自我“训政”和“结盟”。我们要看到维权运动尚有欠缺，比如在具体案例中：当事者只关注自己的利益，缺少公益诉求；多是孤立事件，彼此少关联；多注重经济利益，忽视政治权利；就事论事，欠缺政治内涵；多个人性，缺少社会性，等等。这些和中国缺少公共社会与意识的传统有关。因此反对派需要在推动维权运动的同时，要提升其质量，赋予其公民社会的蕴含，建立实现宪政的目标。这也就是，让维权运动成为民权运动。
从民主运动到民权运动，似乎是政治上降了一格，但实际上是使民主运动现实起来，也切实起来，走入了民众和社会，有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通过民权运动，到达公民的自我“训政”和结盟，形成公民力量，制约缩小官权，并最终结束极权，完成制度的转变。简洁地说，将改变政权和制度放在第二步，将争取民权放在第一步，通过第一步实现第二步。其意义：1、弥补中国缺少自由民主之传统——公民自我“训政”；2、复生沙粒化社会，组织社会——建设公民社会；3、循次渐进，步步为营——渐进变革，避免国家大的动荡——；3、合乎民情维护民生民权——争取民众；4、民众担得起风险——可形成民众运动；5、反对派得以成长——形成新型健康的政治力量；6、逼迫政权退缩——民权增长；7、非暴力道路——代价小，增进文明。
张辉最近撰文说：“大局观看天下，就像下围棋，不能只看中间天元，边边角角才是决胜之道。围棋边边角角才是关键，其原因在于边边角角占据的成本最小，而胜算并不小。”（《维权运动的转型与公民运动的未来》）对之，我甚赞成，称之为边角理论。如果说，改变政权和制度是中腹天元，那么争取民权就是边角。张辉在该文的结尾说：“非暴力的公民运动，这在中国是初起阶段。……中国的公民运动需要总结出中国式的经验，提炼出中国式的智慧，这样才能使运动健康发展，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他的边角论体现出中国式的智慧，但是和米奇尼克的自我克制的革命正相一致。人类的政治有相通之处。
既然是民主运动，反对派之间也一定是有各种不同的政见、派别、主义、乃至各种侧重和方式，此乃自然。并不是只要“反对”就是好，但民主的原则是允许不好、不对、不合理的存在，但要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非暴力。比如，新毛派要求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主张，他们自然可以坚持；但其要发动暴力革命，如何？人们需要为“公正”“正义”而战，但是人们的判断是主观的，并受立场的左右，人类的战争常是“正义”对“正义”之战，犹如两种宗教各为其神而战。因此，人类需要对“战”的方式进行限制。非暴力主义是反对运动的自我限制，这是近代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进步。可以说，非暴力主义已是当今普世价值之一。由此来说，反对派坚持非暴力主义不仅是策略，也是对文明的要求和责任。
在所有的事务中，时间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里是指时间的延续性，但是这个因素常常被忽视，特别是在政治中。因为人的生命在历史中太暂短了，做一个几十年的规划，于人性太困难了。波兰的反对运动进行了近四十年，团结工会也斗争了十年，才有了成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漫长的专制历史，又有六十年的极权，特别是毛的残暴统治，因此中国制度转型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艰困的道路。毛后，中国才有了“反对”的空间，于国内，反对派近十年才成形。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政治反对派，这是一个转折。前者可以唯个人唯道义，但后者则必须担当国家的政治责任。由于各种局限，很多异议者期望一次性革命，一次性成功，而缺少长远的规划。由于没有长远打算，急于求成，便往往不切实际，除了愤愤抱怨则无事可做。这不是政治家所为。《零八宪章》之后，反对派的领袖们能不能对有个长远的规划，比如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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