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連載：阿林斯基《反叛手冊》（2）

 

Saul D. Alinsky (1909-1972)

楔子(1)

　　今天革命勢力有兩個目標——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也是道德上的。有那麼一刻，這些倡導革命的年輕人使人想起早期充滿理想色彩的基督徒。然而他們卻也倡言暴力，口裏高喊著：打倒這個體制！關於體制，他們是沒有幻覺的。可是，講到改變這個世界的方式，他們就充滿了幻覺。為了這一點我才寫了這本書。我急切的寫下這些話。之所以急切，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只有這些文字在當今和日後所產生的作用才會使我們這一代的反叛者以我們的生命所做的事情有意義。

　　他們是今日的先鋒，但是他們幾乎剛剛才從起跑線起跑。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麥卡錫的大整肅之後，我們就沒有剩下多少人。而這幾個人裏面，在識見上能夠超越正統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更是寥寥無幾。原先預期我的一些反叛者同志會把經驗與識見的火炬傳給下一代的，結果卻不然。所以，年輕的一代放眼周邊，用他們的話說，“其中的價值卻是唯物的、墮落的，布爾喬亞的；破產而暴戾的。”所以，他們之全然排斥我們，還有什麼奇怪的嗎？

　　今天的這一代迫切要在他們的生活和這個世界當中尋找一種意義。他們大部分都是中產階級的子弟。他們放棄了他們的物質背景、高待遇的追求、郊區住宅、汽車、鄉村俱樂部會員卡、坐頭等艙旅行、地位、無憂無慮的生活等等他們的父母視之為成功的一切。他們有過這些東西。他們看著這些東西使他們的父母吞鎮靜劑，酗酒，長期忍受不快樂的婚姻，離婚，患高血壓、胃潰瘍，產生挫折感，“美好生活”幻滅。他們看著我們的政治領導人那種難以置信的愚蠢。在以前，凡是政治領袖——由市長、州長以迄于白宮——人人無不尊敬。今天，大家卻不看起這些人。這種否定論如今已經波及一切機關；從警察局到法院，以迄於“體制”的本身，無一倖免。我們活在一個大眾傳媒的世界。這個媒體的日記每天都在暴露這個世界的偽善、矛盾，以及社會的政治生活每一層面顯然的失敗。年輕人看著他們的“行動者們”參與的民主變成完成相反的東西——虛無式的轟炸與謀殺。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在以前是萬靈丹，現在換了一種稱呼，變成了垃圾。自由的追求如今似乎無路可循。年輕人心裏充斥了大量的資訊和事實！這些資訊和事實實在大壓人了，結果整個世界變成了一所極度喧囂的瘋人院；結果年輕人要求追求人類有史以來就在追求的有意義的生活方式時，卻搞得暈頭轉向。所謂一種生活方式，意思是指某一程度上的秩序。在這種秩序裏面，事情彼此可以對待接合成一個系統。這個系統至少會提供我們一些線索去知道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人類常常渴望方向，並且常常由創立宗教，發明政治哲學，像牛頓一樣創立科學學說，構造各種意識形態來追求方向。俗話說：“getting it all together”（一種掌握）。這句話的背後就是這種渴望——雖然大家也知道一切價值和元素都是相對的。一切要素都會像萬花筒一樣，全部變動和轉換。

楔子(2)

　　在以往，所謂“世界”，不論是在物理上還是在知識的認知上，都比現在小，簡單，有秩序。這樣的一個世界鼓勵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可是今天，今天的一切事情都太複雜了，複雜到不可理解的地步。當這個地球上還有人每天排隊等著領救濟金，還有人在越南殺戮，還有人被自由為名獨裁其實的腐敗政權壓迫而死的時候，把人送到月球上去走路有什麼意義呢？這個時代人類手上做著高尚的事情，屁股卻坐在瘋狂的大便上面。當權派在很多方面跟某些極左派一樣都在自殺；但是他們比極左邊更具有無限的毀滅性格。絕望的結果是病態。整個國家回蕩著一種死亡情結。

　　今天的這一代面對這一切說：“我不想像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那樣浪費一生。我要做點事情，要創造，作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老一輩的人不只不懂，更糟的是不想這麼做。我不想光是成為一個數字，讓人家輸進電腦裏面；或者在民意調查裏面而成為一個統計數字；在社會上成為身懷信用卡的投票人。”對於年輕人而言，這個世界是不健全而且破敗的。

　　一方面年輕人是這樣。在另一方面則是不那麼困惑的上一代。如果說他們不像年輕人那樣自覺，那可能是因為他們可以逃回過去整個比較單純的時代。他們大可執著於舊日的價值觀念，心裏單純的期望所有的事情到最後總有什麼結果。也許隨著時間的消逝，年輕的一代終將“矯正”過來。但是，如果他們掌握不到這個世界，每次一跟年輕的一代對峙，他們就是退縮到那一句令人激怒的話裏面：“老了就知道。”但是，年輕人也可能回答他們說：“因為你們不可能再年輕，所以你們根本不可能‘年輕了就知道’所以你們根本就不可能瞭解我們。”上一代人如果聽到這種回答，不知道會有什麼感受。上一代裏面一些人想瞭解年輕人時就說：“每次我和我的孩子和他的朋友談話的時候，我就說：我相信你們告訴我的真的很重要，我也非常尊重你們。你說我是老古板，告訴我說‘我沒趣。’我同意你們。好吧，你這麼說了。你要的是什麼東西呢？你說‘我要做自己的事’又是什麼意思呢？‘你自己的事’又是什麼呢？你說你希望這個世界好一些，譬如說是些什麼呢？不要跟我說些什麼和平與愛的世界這種垃圾，因為，人就是人，老了你就知道——對不起，我不是說‘你們老了’就真的會怎麼樣。我真的尊重你們所說的話。你為什麼不說話呢？你知道這要的是什麼嗎？你知道你再說什麼嗎？為什麼我們的看法不能一致？”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代溝。

楔子(3)

　　這一代人要的和每一代人要的沒有兩樣——他們要的是一種意義，一種世界和生命是怎麼一回事的意義——他們希望有機會去尋求秩序。

　　如果現在由年輕的一代來寫“獨立宣言”，他們一開始就會說：“在這種種不人道的事件中……”。他們的清算法案（bill of particulars）所列出來的項目將包括越戰以迄于黑人社會、波多黎各人社區、移民勞工、阿帕拉契山貧窮白人、一直到當今世界的仇恨、無知、疾病、饑荒。這一份清算法案將強調孤寂與空虛，人類事務的荒謬，以及由於不知人生有何意義而產生的可怕孤單。

　　他們說到價值觀的時候，他們是在詢問一個理由。他們是在為人類最大的問題——“我為什麼生在這裏”追尋答案。

　　年輕人對於這種動盪不安的世界有各種不同的反應。他們有的驚慌而逃，他們說反正這個世界因為墮落腐敗早晚都會崩潰，所以他們不如一走了之，去作嬉皮，“克”藥，搞人民公社。有的做了一生毫無意義的，必然失敗的對抗。這一來他們就更有理由了。他們說：“我們已經試過了。”然後走了，有的人心裏充滿了罪惡感，不知道何處可去，何事可做，這些人到最後瘋狂了。氣象員黨（Weathermen）就是這一種人。他們認罪，然後自殺。對這種人我除了憐憫無話可說。不過他們有幾件事我不是憐憫而是輕視，因為他們把他們自己已故的同志遺棄，逕自飛到阿爾及利亞。

　　我在這本書要說的不是沒有人要求我講而我卻自己要講的話。在美國幾百個校園裏的徹夜深談當中，曾經有那麼多年輕人問起我的經驗，徵求我的意見。這本書是為這些為生命奮鬥，決心要戰鬥的青年反叛者寫的。

　　記住，我們講的是革命，不是某人的啟示。不論是射得太高還是太低都可能射不中目標。首先，愛情或追求幸福固然沒有規則可言，革命同樣也沒有規則可言。但是，對於想改變世界的反叛者而言，他們的確有一些規則可以拿來運用。關於在人類的政治中行動，不論是什麼樣的結果和時機，的確有某些中心觀念可以拿來操作。要對體制發動確實的攻擊，瞭解這些規則是基本的工作。這些規則區別了務實反叛者和理論反叛者之間的不同。理論反叛者用的是老掉牙的標語和口號，他們說員警是“豬”、“白色法西斯”、“motherfucker”；他們讓別人對他們建立固定的印象。所以，別人一聽到有人提到他們就會說：“又來了一個，”然後逃之夭夭。

　　我們的青年行動家很多都不瞭解溝通的藝術。這真是不幸。溝通的事情要在對方的經驗範圍之內，並且要充分尊重對方的價值觀。用這種最基本的規則看來，任何反叛者都不應該批評美國國旗。有責任感的幹部都應該明白是當權派污辱了美國國旗；而美國國旗永遠都是美國的光榮象徵，代表美國的希望與抱負；幹部不只要瞭解這一層，而且還要把這一層意義傳達給人民。此外，在另一種層次的溝通上，幽默是不可少的，同樣的一件事幽默的表達出來比嚴肅的提出來更容易讓人接受。這一代人是悲傷而孤獨的一代。他們不常笑——這一點已經夠悲哀了。

楔子(4)

　　對於真正的反叛者而言，所謂做“他自己的事”，就是為人民和與人民一起做社會事務。在一個一切事情彼此都有關係的世界裏面，一個人如果感覺到不知如何或者在何處採取行動，他就會有挫敗感。多少年來就有人因為感覺社會吃人而退縮了，一心一意只“做自己的事”。我們把這種人送進精神病院，給他們做個診斷，說他們是“精神分裂症”。可是如果是真正的反叛者，如果他發現長頭髮會妨礙他與別人溝通，他就把頭髮剪掉。如果我在一個正統猶太人的社區做組織工作，我絕不會一邊走路一邊吃火腿三明治——除非我故意要找一個理由開溜。如果我真要做組織工作，“我自己的事”就是要跟社區裏的居民有可靠的溝通。沒有溝通，事實上等於我從來不講話。從傳統上看，不講話就是同意——同意體制的所作所為。

　　身為幹部，我將由世界的現狀起步，而不是由我希望這個世界怎麼樣起步。就現狀來接受這個世界並不會妨礙我們將之改變成應然的情況。如果我們想把世界改變成應然的情景，就必須由實然開始。這意思就是“在體制內努力”。

　　所謂在體制內努力還有另外一個意思，杜斯妥也夫斯基說，人最怕的就是走下一步。任何革命的變化發生之前，必要先對群眾之間的變化保持被動的，肯定的，不挑戰的態度。人們先要感覺到挫折很深，非常迷失，在現有體制下沒有進展，然後才會願意放棄以前的方式，為未來冒險。這一層認識乃是任何革命都不可少的人心變革。要創造這種人心的變革，幹部就必須在體制內努力——不只是在中產階級裏面，而且也在年薪五千到一萬，總人口七千萬的百分之四十美國家庭裏努力。我們不能因為他們是藍領階級或是硬帽（hard hat，指建築工人等）階級就忽略了他們。他們不會一直那麼被動，那麼的只有一點挑戰性。如果我們跟他們交流不成，如果我們不鼓勵他們與我們結盟，他們自己自然就會行動。他們反正都會行動；不過不要讓這種事發生了，而我們卻還忽略他們。

　　我們的年輕人不耐煩有目標的行動所必要的準備功夫。有效率的組織往往因為欲求立即而重大的變革，或者像我以前常說的，欲求啟示而不欲求革命，因而受到很大的挫傷。這種事好像是戲劇。第一幕介紹情節，角色亮相；第二幕角色開始發展，整部劇努力要抓住觀眾的注意力；最後一幕正邪對峙，得到最後的解決。我們這一代要的就是第三幕。他們跳過前兩幕，直接到達第三幕，為對抗而對抗——先是光芒耀眼，然後歸於黑暗。要建立有力量的組織是需要時間的。單調無味；可是這場球賽非得這樣打不可——除非你不想打了，你就說“殺掉裁判。”

楔子(5)

　　除了“在體制內努力”之外，是不是還有別的可能性？有的，有一大堆人在說什麼“打倒體制！”的理論垃圾。那些yippie（政治狂熱的激進分子）只會叫：“幹了！”、“幹你自己的事”。除此之外，他們還能幹什麼？丟炸彈？狙擊？員警受害不講話，員警殺了人就叫“殺人的法西斯豬玀”？攻擊和作弄員警？公開自殺？當所有的槍都在對方的手上時，所謂“槍桿子出政權”不過是政治集會的荒謬口號。（務實派的列寧由流亡中回到當時的波托格勒的時候就說，布爾什維克會容忍先在選舉中贏得權力；等到有槍桿子的時候他們再重新考慮！）發表強調的言論？還是學毛澤東、卡斯楚、齊·蓋瓦拉的舌？在我們這個高度技術、電腦、核能在加大眾傳播的社會裏，這一切是不是相當於甘迺迪機場跑道上的驛馬車？

　　以反叛實用論的名，讓我們不要忘了，我的體制儘管有種種的壓力，我們仍然可能講話，指責政府，抨擊政策，建立政治反對力量。不錯，官方的騷擾的確是有的，不過我們仍然有反抗的相對自由。我們可以攻擊我們的政府，結合人民來改變政府。我能做的比莫斯科、北京、哈瓦那的人民多。不要忘記紅衛兵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應和中國大學生的命運。我們在此地所經驗到丟炸彈或法庭槍擊等暴力事件，只有少數幾件可能造成蘇俄、中國、古巴那一類的大掃蕩和集體槍殺。我們要有一點見識才好。

　　我們要從體制著手，因為，除非政治的精神錯亂，我們別無起點。我們這些想要創造革命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瞭解革命之前要先有人心的變化。沒有人心變革而說政治革命可能持續是在要求政治上的不可能之事。
人都不喜歡貿然走出他熟悉的、經驗的安全範圍之外。他們要有一座橋才能從他們的經驗走到新的道路。革命幹部必須搖撼百姓現成的生活形態——刺激並創造人們對現有價值觀的不滿與覺醒。他們如果不是創造一種欲求變革的熱情，至少要創造一股被動的，肯定的，不反對的氣候。

　　“革命先成形，然後戰爭才開始，”約翰·亞當斯說，“革命存在于人民的心靈和思想中……人民在原則、意見、情緒、感情上的這種激烈的變革才是真正的美國革命”。未曾先有人心變革的革命最後不是失敗就是變成極權統治。

楔子(6)

　　所謂人心的變革，意思是說我們的人民對以往的價值觀和方式已經覺醒。他們不知道做什麼事情有用，可是他們知道現有的體制是自我挫敗，挫折人民；是無望的。他們固然不會採取行動以求變革，不過要是別人採取行動，他們不會反對。這個時候，革命的時機就成熟了。

　　有的人很反對這種人心的變化。不論他們的根據是什麼，這種人無意間成了政治極右派的幫兇。在政治迴圈圈裏，極左派因為太左，所以差不多和極右派已經沒有兩樣了。這就使我想起當初在希特勒初露頭角的時候，就有一些所謂“人道主義者”用父母遺棄、童年的創傷等來為他的行為找藉口。此外，還有人贊成暗殺羅勃，甘迺迪參議員，贊成泰德（Tate）兇殺案，馬林郡法院綁架及兇殺案，威斯康辛大學炸彈兇殺案；他們說這是“革命行動”。這時候我知道這些不過是蒙著政治面目的心理變態。至於一般人民，他們害怕這種恐怖行動。他們說：“我們的路很難走，所以我們願意讓革命發生。不過我們當然不贊成這種瘋狂的殺戮。目前的事情不論情況多壞，總比殺戮好。”於是他們開始回頭。他們開始接受以“法律和秩序”之名行之的龐大鎮壓。

　　一九六八年民主黨大會時，芝加哥員警和國民兵用了瓦斯和暴力，許多學生都問我：“你還相信在體制內努力這種事嗎？”

　　這些學生曾經在辛罕普夏，在全國追隨尤金·麥卡錫。有的在羅勃·甘迺迪遭到刺殺時就在他那裏。他們在芝加哥流的眼淚大部分都不是因為瓦斯。“阿林斯基先生，我們一次選舉一次選舉的努力，人民都投票反對越戰。可是你看看民主黨的大會，他們理都不理。看看你們的員警和軍隊，你還要我們在體制內改革嗎？”

　　看到美國的軍隊拿著刺刀向這些美國大孩子前進，我的心受傷了。可是我們最多只能給這些反叛青年一個實際的答案：“你們只有三種選擇。一是去找一座哭牆，自憐自艾；二是變成心理變態，開始丟炸彈；三是從這裏得到教訓。回家去，組織人民，建立力量，這樣，下一次大會時你就是代表了。

　　記住，你以大家見解都一致的事情——譬如環境污染——把人們組織起來，這一群人人就開始動了。從這裏跨入政治污染、五角大樓污染是再自然不過的一步了。

　　光是把自己心目中的人選出來還是不夠。除了選他，還要對他繼續施加壓力。反叛者應該記住羅斯福總統對一個改革代表所說的話：“好，你已經說服了我，請你現在開始對我施加壓力！”行動來自於堅持熱度。如果問題很燙手，沒有一個政治家能夠坐在上面不動。

　　關於越戰，我希望我能看到我們的國家能夠在人類歷史中第一個宣告：“我們錯了！我們的所作所為恐怖極了。我們插手，然後越陷越深。每走一步，我們就發明一個理由不退出。我們的代價一部分是四萬四千名美國青年的生命。我們對中南半島的人民，或者對我們自己的同胞都無可補償。但是我們會盡力。我們相信我們的世界已經成熟，所以放棄幼稚的驕傲和虛榮，承認錯誤，已經不再表示懦弱。”這樣的宣告會震撼當今世界各國的外交觀念，為一個新的國際秩序打開新的道路。對越南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代替方案——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是縫縫補補而已。如果我們真能這樣做，越戰就稍稍還算值得。

楔子(7)

　　關於我們的體制我最後再講一些話。民主的理想是由自由、平等，藉自由選舉而行多數統治，保障少數人之權利，在宗教、經濟、經濟事務上自由的從事多元的效忠而非單一的只對國家效忠等種種理想而來。民主的精神在於每個人都有他的價值和重要性，相信一個每個人都能盡力發揮潛能的世界。

　　大危險通常都同時孕含著大機會。創造的行動總是暗含著毀滅的可能性。所以，個人自由最大的敵人即是個人自身。

　　打從一開始，人民就不只是民主理想的力量，也是民主理想的弱點。人民如果不願意犧牲自己的一些利益因而保障別人的自由，他是不可能真正自由的。民主的代價就在於由全體人民追求彼此共同的福祉。一百三十五年前，托克維爾曾經嚴正的指出，如果公民個人不定時參與治理自身事務的行動，所謂自治這一回事就不可能成立。在一名斷言意願制度（voluntarism）的社會，公民的參與是一種激勵的力量與精神。

　　在這裏我們所開心的不是贊成民主信仰的人士，而是總想依賴他人的那些人。在這種陰暗的平安當中，他們可以免於做決定的負擔。他們不願長大，或者說，他們長不大；他們想要一直當小孩子，受別人的照顧。不過，但凡長得大的，我們應該鼓勵他；長不大的，則錯不在體制，而是在他們自己。

　　我們的人民裏面有廣大的一群人由於缺乏興趣或機會或者兩者俱缺而畏縮不前，所以一直不曾參與公民責任；他們的生活也一直受制於他人。對於這些人，我們感到急度的關切。喪失“公民”的身份不過便是喪失“人”之地位的第一步。對於這種挫折感，人的反應就是完全不在行動。人民把公民日常的功能丟棄是民主的悲哀。

　　一個民族的人民若是捨棄其公民地位，或者說，一個大城市的市民很想參與公民事務可是卻沒有途徑，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因為這一來他會更進一步墮入冷漠、匿名、非人格化的情景之中。這樣的結果便是他開始依賴一個公眾的權威；公民權硬化症的情況於焉發生。

　　有時候，我們的敵人在門外；不過我們卻一直都有內賊，那就是我們隱身而惡毒的惰性；這種惰性比之核子彈頭在我們的生活和未來之上籠罩著更強大的毀滅力量。人對自己的信仰已經死亡，不再相信自己有主導自身未來的力量。從來再也沒有比這個更黑暗，更毀滅性的悲劇。

　　我向這一代年輕人致敬。好好把握你們最可貴的青春。不要再像你們之中許多人一樣浪費青春；因為你們需要青春。我們共同努力。這樣也許我們會找到一些我們都在尋找的東西——歡笑、美、愛、與創造的契機。

——梭爾·阿林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