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連載：阿林斯基《反叛手冊》（3）

目標(1)

人生於世，即是戰爭 ——約伯記，第七章第一節

　　有人認為這個界除了目前的這一種情形之外，應該還有另一番不一樣的情況。這本書就是寫給這些人看的。馬基維利為既得利益者寫《君王論》，告訴他們如何奪取權力。我為無產者寫《反叛手冊》，告訴他們如何把權力從既得利益者手中奪走。

　　在這本書裏面，我們所關切的是如何建立群眾組織以掌握權力，然後還之予民；如何實現平等、正義、和平、合作、健康、教育機會平等且充分、就業機會充分而有價值等等民主之夢；如何創造一種環境，使人民在這種環境中得以依照使他們的生命得到意義的價值觀生活。在這裏，我們所說的群眾力量組織將會把這個世界改變成男男女女都能夠挺直身體走路的地方。這個時候，他們的精神就相當於西班牙內戰口號所說的：“寧願站著死不願跪著活。”這種精神，就是革命精神。

　　在歷史上，凡是重大的變化都是革命造成的。也有人說那其實是進化，而不是革命。然後，進化其實只是那些置身事外的人的用語。他們用這個名詞表示著某些革命最後綜合而成的重大社會變遷。然而社會變遷還是社會變遷，革命是革命；這是兩回事，在這本書裏面，我將對群眾運動的力學（mechanics）以及在革命行為裏面，行動與反應互相迴圈的各個階段中提出我的整體觀察、主張、觀念。同時，除非針對變革——而非現狀——而發的論辯可以稱之為意識形態，這本書也不能說就一本具有意思形態的書。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每一個民族，在不同的時代，在不同地方，遇到不同的情況，總是會建立自己解決的方法，創造他們的時代解救的象徵。這本書不包含任何萬靈藥和教條。我厭惡而且害怕教條。我知道所有的革命都必須要有意識形態才能動員。然而，在一切衝突的狂熱爐心裏面，這些意識形態都會融合成嚴苛的教條，然後自稱擁有唯一的真理以及美好世界的鑰匙。這真是悲劇。教條是人類自由的敵人。所以，在革命行動每一次的轉變或“扭身”的時候，我們就必須提高警覺，提防教條出現。當這個世界有人以完全肯定的態度，認為他們的主張才是正確的主張；當這個世界有人以他們那黑暗的內心，以種種殘酷、痛苦、不公不義而使外在的世界佈滿黑暗；這個時候，人性的精神才會從我們內心那質疑的小小亮光照射出來。我們會問：我們對嗎？若是有人忽視百家，獨尊窮人與無產階級，那他就跟那些搞教條的人同樣罪孽，同樣危險。所以，如果我們想把意識形態墮落成教條的危險除去，如果我們要保證人類自由、開放、懷疑，創造的心靈，如果我們容許變革發生，我們就不應容許任何一個意識形態高過於美國建國先賢的意識形態；那就是：“為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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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大的原子物理學家包爾（Niel Bohr）對於教條的獨斷曾經採取文明的立場。他說：“我所說的每一句話你們都要當作問題，而不可以視之為定論。”而我要說，人類的希望就在於我們能夠接受變革的偉大法則；如果我們完全理解變革的原理，我們就會得到一些線索，得以採取理性的行動；我們就會瞭解目的與手段的真實關係，瞭解這兩者彼此如何決定對方。這本書，我希望對於教育今天的反叛者，扭轉那狂熱的、情緒的、行動的激情能夠有所幫助。那樣的激情，不但成事不足，而且對於有計劃、有目標，因而有效率的行動還敗事有餘。

　　今天，許多所謂的反叛者不但有政治冷感症，而且他們實際上已經喪失了許多機會。芝加哥七君子（Chicago Seven）審判期間所發生的一件事就是一個例子：

上個星期的週末大約一百十五個全國各地的律師齊集在芝加哥的聯邦大樓。抗議霍夫曼法官（Judge Hoffman）逮捕了四名律師。由哈佛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的十三名教授等所支持的這個代表團在現場分發一張傳單。傳單上面說霍夫曼法官的行動“曲解了正義的意義。這種曲解將毀掉美國人民對整個司法程式的信心。”十點以後，這些憤怒的律師開始繞著聯邦大樓遊行。此時還加上一百名以上戴藍色頭盔的芝加哥員警。

快到中午的時候，大約有四十名律師舉著標語走進了聯邦大樓的大廳。然而，門口的玻璃牆上卻有一張坎培爾法官簽署的公告，宣告禁止任何人進入聯邦大樓進行示威活動。這些律師剛剛進入聯邦大樓，坎培爾法官就穿著黑袍，在一名法警，一名書記以及幾個法院人員的陪同下，出現在大廳。憤怒的律師將他包圍起來，而這些律師又圍了一圈的員警和聯邦法警。坎培爾法官當場就在大廳開庭。他宣佈，這些示威群眾如果不立即撤退，他就控告他們蔑視法庭。

他說，這一次他們蔑視法庭毫無疑問是法庭的現行犯，所以可以當場裁決。可是他剛剛說完這些話，人群裏面有一個人高聲喊道說：“坎培爾，操你媽的！”這時大家突然安靜下來，氣氛十分緊張。緊接著群眾暴出一聲歡呼，員警也緊張起來。坎培爾法官逃掉了。然後這些律師離開大廳，走到大樓外面加入外面的的示威群眾。——傑生·艾普斯坦（Jason Epstein）:《The Great Conspiracy Trait》（一九七〇年 紐約蘭登書局）。

　　由上面的這件事看來，這些律師真是錯失了一個大好機會，以至於沒有創造出全國性的事件。在當時，這些律師有兩種選擇。一個是使事件繼續發展。在那個人喊出“操你媽的！”以後，應該要有一個人站出來說他們並不支持這種猥褻的言行，可是他們也不會離開。另外一個是，這些律師可以同聲高喊：“坎培爾，操你媽的！”。可惜他們都沒有這樣做。他們把自己手上的主動權轉讓給坎培爾法官，所以他們一無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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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叛者應該要很有彈性，能夠適應變動不羈的政治狀況。反叛者對行動與反應的過程應該要敏感，避免自己被自己的策略捆綁，走上非自己選擇的道路。簡單的一句話，反叛者對於事件的激流要有一定程度的控制。

　　如今，我要在這裏提出有關“變革”的某些事實與概觀（general concepts）。這是朝向革命科學的一步。
所有的社會都不鼓勵可能威脅居於統治地位的現狀（ruling status quo）的想法或文字，甚而還可能加以處罪。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每次我們想要在一個擁有既得利益的社會裏尋找有關社會變革的言論時，我們將會找不到。這個時候，就這種言論而言，這樣的社會是一個十足的沙漠。美國革命完成以後的這兩百年間，除了獨立宣言裏面認定為基本權利的革命權、七十三年後梭羅的“不服從論”、一八六一年林肯再度肯定革命權利之外（注一），我們就再也看不到其他東西。頌揚革命神聖的話多的是，不過這當然是指以前的革命。對於革命的神聖權利，我們熱情與日俱增。越是以前的革命，越是已成歷史的革命，就越神聖。至於說到如何滋育社會變革，那麼除了梭羅很有限的幾句話之外，我們的社會並不曾給我多少建議和誡言。

　　然而，在既得利益者那一邊，卻是一直有一些理論政策為現狀辯護。他們由宗教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法律的各種途徑不斷的攻擊一切追求變革的革命思想與行動；說它們是不道德的，欺騙的，背叛上帝、國家、母親。由現狀所發出的這種文字鎮靜劑裏面有一種是“恐嚇”——革命行動都是不愛國的，顛覆社會的，源自地獄，匍伏在地，心懷詭詐；所以凡是支援革命的人都必須給予嚴厲的處罰。事實上，一切偉大的革命——不論是基督徒，歷次改革運動，民主政治，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剛誕生的時候都遭受到這種指標。對於有相當利害關係，關切自己公共形象的現狀而言，革命乃是唯一沒有形象的勢力。革命沒有形象，不過卻投射出一個巨大的黑影，預告著即將發生的事情。

　　無產者一旦在當前的騷動中遭受到掃蕩，就會開始尋找革命理論。這時候他們只能在共產黨——不論紅或黃的——裏面找到這樣的理論。在這些理論裏面他們可以讀到創造革命的方法、策略、行動原理。因為這一切理論全部都是用共產黨的語言來表達的，所以，在他們心目中共產主義即是革命（注二）。無產階級要在革命熱情的劇痛裏面，從饑餓走向衣食無慮。本來，他們在他們的起步中是走向我們的，可是我們回報他們的卻是一大堆自由、道德、平等的抽象名辭，使他們迷惑，不能信任，找不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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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我們便加給他們一種危險，那就是使他們在知識上成為共產主義形勢意識的奴隸。此外我們又施捨給他們一些東西，上面系著道德原則和“自由”的緞帶；不過上面的標價都是要他們在政治上對我們忠誠。但是，由於俄國和中國革命的發生，我們突然在道德上有了覺悟，我們開始關心世界各地兄弟的福祉。無產者的革命有一種方式即在道德上給既得利益者帶來啟示。

　　無產者的革命也會造成某些人近乎偏執的恐懼。所以，我們就發現了，每一個腐敗的，壓迫的政府都會向我們說：“給我們錢和軍隊，否則就會發生革命；而革命所產生的新領導人將會是你們的敵人。”由於我們害怕革命，認同現狀；所以，雖然共產黨並不在場，但是我們卻縱容他們篡奪無產階級革命正義的榮耀。然而不只是這樣，我們錯上加錯，我們還主張由於發生了革命，所以我們要保護現狀，扶助現狀。所以到了今天，革命已經和共產主義國家同義，而資本主義則與現狀同義。偶而我們會接受一場革命。不過那是因為它保護會站在我們這一邊，或者是因為瞭解革命已經不可免。我們實際上是厭惡革命的。

　　我們縱容一種情況發生，那就是，讓革命與共產黨主義結為一體。這是在自殺。這本書就要去撞裂這一顆政治原子，把那種一意認為共產主義即是革命的態度排解開來。在這個世界上，若是要讓無產者明白革命並不一定就是由美國所產生的仇恨、冷戰、熱戰，光是這件事就已經是政治世界與人類未來的一場偉大的革命了。就是為了這麼一個重大的理由，我才要提出這一本革命手冊。這本手冊既沒有共產黨的模式，也沒有資本主義的模式。這本手冊純是為無產階級寫的，他們的膚色或政治背景完全不論。在這裏，我的目標是要告訴群眾如何組織起來掌握力量，運用力量。我要說的是，如果我們沒有辦法運用力量為全民生活的工具做公平的分配，那麼革命將就此結束，反革命開始。

　　革命總是舉著意識形態的矛前進；相對的，現狀總是把意識形態嵌在盾上面。一切生命都有黨派。完全的客觀絕對沒有，革命的意識形態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公式。革命的意識形態是一連串的普遍原理，它的根是一八五六年五月十九日林肯所說的一句話：“不要受騙。革命不會向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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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的意識形態(1)

　　這裏發生了一個問題：如果我有意識形態的話，那麼我的意識形態是什麼？就一個在自由社會追求自由社會的組織幹部而言，如果有什麼意識形態的話，那麼他能夠擁有哪一種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先決條件就是先要有一個基本的真理。譬如說，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一切罪惡皆因資本家壓無產階級而起。他們以這個首要真理而開展為馬克思主義者。按照邏輯，他們將由這裏開始展開革命以結束資本主義。接下去便是第三階段——重組社會秩序，或者無產階級專政。然後是最後一個階級：共產黨主義政治的快樂世界。基督教也是一樣。他們以基督的精神和上帝的三位一體為首要真理而開展為基督教。由這樣的首要真理再產生一個循步漸進的意識形態。

　　但是，一個幹部若是在自由社會中追求自由社會，他會陷入一個兩難式。首先，他並沒有一定的真理。真理於他而言皆是相對而不斷變化的。任何事情於他皆是相對而不斷變化的。他是政治的相對論者。他接受晚近的“正義高手”（Justice Learned Hands）所說的：“自由人的標記在於他內心一直有一個苦惱、不能肯定自己是對還是錯。因為這樣，他便一直在追求人類悲慘情境的起因；追求一些通用的主張，以幫助我們在這個無理性的世界找出一點意義。他必須不斷的檢視生命——包括他自己的生命——使他得以知道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而且對於他所得到的答案，他還必須加以挑戰、檢證。在這裏，既然態度是質疑的，就必然會有不敬（irreverence）。由是不敬變成為必要。好奇成為一種催促。他最常說的話就是：“為什麼？”（注三）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意思是不是說在自由社會中追求自由社會的幹部是沒有方向舵的？不是的。我相信，比之於具有嚴格政治意識形態的封閉社會，一個幹部在自由社會中擁有比較好的方向感和指南針。首先，自由社會裏的幹部是輕鬆的，有彈性的，流暢的。他在社會中行動，這個社會本身就不斷的在變動。由於他能免於教條的桎梏，所以他對當前社會種種差異極大的現實能夠有所反應。到頭來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如果人民有行動的力量，那麼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他們最後都會做出正確的決定。如果不是這樣。代替這種正確決定的，便是異力者（elite）的統治——這如果不是專制，便是某種政治貴族的統治。若是有人認為這種對人民的信仰即是一種首要真理，又因此與我以前說過的話相互矛盾，則我並不在乎；因為生命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故事。反叛者既然相信人民，那麼他們的職責就是把人民組織起來。這樣，當他們在那永恆的追尋中追尋平等、正義、自由、和平，深深關切生命的可貴，關切猶太——基督宗教和民主政治傳統所宣示的一切權利和價值的時候，他們就有力量與機會應付那永恆的路上一切不可預料的危機。要完成這一切目標，民主並非目的，而是最好的手段。這就是我的信條，我的生命為這個信條而活；如果必要，我的生命也為這個信條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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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的意識形態(2)

　　要瞭解變革的政治學，基本的要件在於認識這個世界的真相。如果我們要改變這個世界，使這個世界成為我們所希望的模樣，那麼我們就要從他的實況著手。我們首先必須看到這個世界的真相，而不是我們心目中期待的模樣。我們要像一切政治的現實主義者一樣看這個世界。馬基維利說我們要看“人在做什麼，而不是他應該做什麼。”

　　有一個事實很簡單，不過要我們全部接受卻很痛苦。這個事實就是，我們必須從我們當下的所在開始，我們必須解開自我編織的生命幻象的蜘蛛網。我們大部分人看這個世界都不是看真相，而是看成我們期待的模樣。要看我們所期待的世界很簡單，電視上就有了。每天晚上電視上演的節目到最後總是邪不勝正——當然，這是指晚間收播新聞之前。收播新聞一開始，我們就一頭栽進了真實的世界。（注四）

　　政治的現實主義者只看世界的真相。這個真相是，這個世界是一個權力政治的競技場；推動這個競技場的力量主要是人切身的自我利益。在這個競技場裏面，道德不過是一種理論，是權宜行動與自我利益的理論基礎。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教士，一個是企業家。教士若是想當主教，他就會耍手腕一路鑽營而上。這個時候他就會有個理論基礎，說：“等我當了主教，我就要運用我的職位來進行一些改革。”這種情形如果是在企業家，他就會說：“我要先賺到一百萬。等到我賺到了一百萬以後，我就要追求真正屬於生命的東西。”不幸的是，在主教之路或者百萬之路上面，我們的可變式太多了。所以他就會說：“等到了我當紅衣主教之後再談。那時候我做事情就更有效了。”或者他會說：“等我賺到兩百萬以後，我就可以做更多事情。”——依此類推，事情就是會這樣發展（注五）。我們這個世界，一制定起法律，都是以“共同的福祉”這個崇高的想法為目標；可是生活中真正的所作所為，卻同樣都是以貪婪為基準。我們這個世界，非理性纏繞在人身上如影隨形，我們儘管可能做對了事情，可是卻是由於錯誤的原因。我們只有到後來為了要解釋要開脫，才把正確的理由挖出來。這個世界不是天使的世界。這個世界是偏見的世界。人在這個世界要嘴上說的是道德原則，實際做的卻是權力遊戲。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總是很道德，而我們的敵人總是很不道德。在這個世界上，所謂“和解”的意思是說，一旦一方掌握了權力，另一方就與他和解，於是我們就“和解”了。在這個世界上，宗教機構——在大體上——總是支持現狀，推薦現狀，所以今天的教會在物質上很豐裕，可是精神卻破產了。我們依據猶太基督宗教的倫理生活，而這個倫理不只自己容納，而且還為奴隸制度、戰爭、以及現狀裏一切對人的壓榨辯護。

　　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裏，“善”之為一種價值端視我們要不要而已。在這個世界的真相中，要解決問題都無可避免會造成新的問題。在這個世界真相中結局沒有永遠快樂或悲哀的。永遠快樂或悲哀的結局屬於幻想的世界，屬於另一番期待的世界，屬於童話故事“從此他們永遠生活在一起”的世界。在世界的真相中，事件的激流不斷的激蕩，死亡是唯一的終點。我們永遠走不到地平線。地平線永遠在我們前面，永遠在前方招手。這就是生活的追求。這就是世界的真相。你得要在這裏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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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的意識形態(3)

　　這個世界並不是和平、美麗，絕對理性的世界。這個世界就像享利·詹姆斯（Henry James）所說的，“事實上，生命就是一場戰鬥。邪惡的力量傲慢而強大，美令人神往可是罕有，善的力量很容易變弱，愚昧的事總是在頑抗，人的弱點終日遂行，愚人輝煌騰達，講理的人卻地位卑微。人類普遍的不快樂。這樣存在著的世界並不是幻覺，不是假像，不是夢魘。每次我們醒過來，總是看到這樣的世界；一再的看到這樣的世界。這個世界我們既不能遺忘，又不能否定，更無法免除。」享利·詹姆斯的話無異便是約伯的證詞。約伯說：“人生於世，即是戰鬥。”狄斯累利（Disraeli）也有一句話說：“你一旦發現政治生活，你就不得不接手。”

　　我們一旦生活在這個世界，就要不斷掙脫虛偽。在我們身上，我們要驅逐的大幻覺就是一種成見（Conventional view）；那就是，看事情總是不跟它必然的相對之物（Counterpart）一起看的成見。在知識上，我們都知道一切事物在機能上都彼此相關，可是在實際上我們卻把每一種價值和問題都孤立起來。事實上我們所有一切事物，我們都必須看成與它的相對之物不可分的部分——譬如光明與黑暗，善與惡，生與死。又譬如，我們從一出生就開始死亡。幸福與痛苦是無法分開的。戰爭與和平也一樣。核能造成毀滅的可能性，相對的也帶來和平與富裕的可能性。這個宇宙的每一事每一物都是這樣。諾亞方舟裏面所有生畜都是成雙成對。

　　如果不用相對（Converse）的關鍵去聯結，生命就沒有了節奏，沒有理由，沒有最起碼的秩序。任何事物，只要我們用二元性來看待，我們就會得到一些幽微的線索；由這些線索得到一些啟示，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創造就是在它們的矛盾和不斷互動的張力中開始。我們一旦接受“矛盾”這樣的概念，我們就能夠看到問題整體的、相關的意義。這個時候我們才明白，原來凡有一正必有一負（注六）。凡有一正，無不相隨一負。任何政治的樂園無不有它負的一面。

　　包爾曾經說，矛盾的出現表示一項實驗的方向是正確的。他說：“如果我們只碰到一項困難，那就沒什麼希望。要是我們碰到了兩個難題，我們就可以把它們配對，彼此解決對方。”包爾說這叫做“互補”；意思是說，那些表面上看來互相衝突的力量彼此的互動事實上即是大自然的和諧。懷海德也看出這一點。他說：“在形式邏輯裏面，矛盾即是無效。可是在真正知識的進化當中，矛盾確實是朝向成就的第一步。”

　　不論在什麼地方，我們所看到的一切變化都表現出這種互補的性格。在芝加哥，辛克萊（Upton Sinclair）筆下的“叢林”是全美國情況最壞的貧民區。那裏的人收入不得溫飽，住在破屋子裏，整日消沉，生病。後來他們組織起來爭取自己的權益。他們的標語談到要爭取一切種族的平等，工作保障，起碼的生活水平等等。他們盡全力爭取這些，他們也爭取到了。然而到了今天，身為中產階級，他們卻又成了種族歧視文化和種族論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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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的意識形態(4)

　　田納西河管理局是民主皇冠上一顆令人自豪的寶石。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到這裏來。他們看到的是一個自由社會的物理成就和社會成就。他們來欽佩，來實現這一項成就。可是如今這一項成就已經成了昆布蘭山區的禍害。現在，煤礦的採取大大的破壞了此地的鄉間環境。

　　C.I.O.（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是美國勞工的冠冕。它的直接與間接的各個階層，都是美國的反叛者。他們曾經致力於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合作結構；他們也成功了。可是，今天自從和 A.F.L.（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合併以後，它已經成了當權的頑固派，它的領導人並且還支持越戰。

　　今天的國民住宅高樓計畫（high-rise public housing projects）是另外一個例子。原先這個計畫的構想與執行，我們都當作是貧民區的一大進步。這個計畫拆掉了那些破落戶，蓋起現代的公寓大樓。據說這是因為美國再也不容許人民住在那些破落戶的緣故。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這些公寓如今已經變成了恐怖的叢林。我們現在遭遇的問題是如何才能改變這些公寓的環境，或者將之清除。這些住宅區如今已經成了經濟與種族的雙重隔離區。對於任何人，如果不得不住在這裏，那真是一種危險。原本是一種積極的光榮，如今已經變成了反面的噩夢。

　　這就是革命與反動的故事。這個故事無所不在。這就是正與反永遠的鬥爭。這其中包括角色的變換；今天是正面的，明天可能變成反面。反之亦然。

　　這樣的自然觀永遠使我們認識到一點，那就是，現實是二元性的。物理學上的量子力學原理可以運用在群眾運動的力學上面。這一點真是戲劇化極了。這一點不只在所謂“互補”上是如此，就是當今大家普遍承認的因果論也是如此。因果論認為每一個結果必有其起因，因果都是互相生起。我們是用這個因果論來理解物質的物理學的。但是，這一點如今也必須推翻了。在量子力學裏面，或然（probability）已經取代了因果。電子或原子並不必然對某一種力起反應。若有的話，也只是在一組或然性裏面其中的一種反應而已。我們先要有一種基本的論點才能談到下面的看法與觀察。我們在討論或分析群眾運動，策略以及這個問題的任何層面的時候，我們都不能說只要我們做了甲就會產生乙。我們充其量只能掌握到一種理解，那就是，某些行動可能有那些反應。

　　我們若要瞭解政洽，那麼最要緊的就是要掌握一切現象的二元性。這樣我們才能免除這一種途徑是正面，那一種途徑是反面的神話。生命裏面沒有這種東西。在某一個人是正面的東西，換了另外一個人卻是反面的。任何一個過程，若有人說那是正面的，或那是反面的，他無異于政治的文盲。

　　我們一旦由二元的觀點瞭解了革命的本質，我們便解除了對革命的一種單一的觀點，進而將革命與反革命結合起來一起看待。我們能夠接受並學會參與那不可免除的反革命，我們才能扭轉革命與反革命的歷史模式。傳統上這個模式就是“進兩步退一步”。這樣的進步很慢。任何一個元素，連帶其正面與反面，都要在一切事物無止境的串聯裏面與其他相關元素融合。一方面革命的反面就是反革命，另一方面革命的反面卻是改革。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無止境的正反相繼開展。

目標(9)

階級的區別：三位一體(1)

　　在變革的戲劇裏面，從來角色就不曾換過。人類向來就分成三種人，到現在還是。那就是：資產階級（the Haves），無產階級（the Have－Nots），中產階級（the Have-a-Little，Want Mores）。

　　最上面的既得利益者擁有權力、財富、食物、安全、奢侈。無產階級餓肚子的時候，他們吃飽了撐著。在數量上他們永遠都是最少的。他們都想保持現況，都反對變革。他們的政治熱度最低，而且決心要將現狀凍結。

　　最底下的是無產階級。到目前為止，在整個世界的情景裏面他們是人數最多的一群人。貧窮、破落戶、疾病、無知、政治無力感，絕望是他們共同的命運。他們因為這個共同的命運而結合在一起。如果他們有工作，他們的報酬最低。在人類發展的一切基本領域當中，他們都無法置身其中。因為受到自然膚色或政治色彩的限制，他們在生活的政治裏面沒有機會擁有代言人。既得利益者志在保留，無產老志在取得。在政治熱度上他們是一團疲憊而宿命的灰燼。不過他們的內心都有幾點希望的星火。如果要建立獲取權力的手段，這些星火就可以煽亮起來。熱度一上來，火焰就跟著燃燒起來。由此，除了向上燃燒，他們無路可去。

　　他們很恨既得利益當權者。他們恨他們驕人的財富，恨他們的員警。法院、教會、公義、道德、法律、秩序在既得利益者口中不過是空口說白話。他們說這些是為了要保持現狀，為現狀找藉口。無產者的力量不過是人多勢眾。據說，由於既得利益者生活在既得利益受到威脅的夢魘之中，所以他們的問題總是：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睡覺？不過無產者沒有這個問題。他們經年累月只有一個問題：我們什麼時候才有飯吃？無產者從來不喊“心腸好一點”，他們總是說“不要壓在我的背上”。他們不要求愛，他們要求的是呼吸的空間。

　　既得利益者和無產者之間是小康階級——也就是中產階級。他們一方面想要保持現狀，這樣可以保護他們現有的微薄資產；一方面又希望變革，這樣他們可以得到更多東西。他們在這兩者之間拉扯，結果是人格分裂。我們可以說他們是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精神分裂病人。他們普遍的在希冀一種安全的方式；一方面通過變革而獲利，而又不會喪失現有的資產風險。在玩革命的撲克牌的時候，他們如果不先擁有三張A就不玩。在政治熱度上，他們不冷不熱，他們的根在惰性裏面。今天，在西方社會，尤其是在美國，他們便是我們人民的大多數。

　　然而，中產階級利益的衝突裏面卻存在著創造的源頭。除了少數的例外，幾世紀以來領導世人變革的偉大人物都是中產階級：摩西、保羅、馬丁·路德、羅伯斯庇耳、丹唐（Georges Danton）、亞當斯（Samuel Adams）、漢彌頓（Alexander Hamilton）、傑佛遜、拿破崙·旁那巴特、加里波狄（Giuseppe Garibaldi）、列寧、甘地、卡斯楚、毛澤東等都是。

目標(10)

階級的區別：三位一體(2)

　　中產階級的利益衝突產生了這麼多偉大的領袖，同樣的也產生了一些因為交征利而麻木的人物。這些無所為的人譴責社會的變革。他們說為了公義、平等與機會均等的理想，他們反對任何追求變革的行動。大家都看過他們的招牌。他們的招牌上面說：“我同意你的目的，可是不同意你的手段。”他們就好像毛毯一樣，不管什麼時候，只要異議的火花可能燃燒成行動的火焰，他們就將之撲滅。面對群眾的時候，這些人都是好人，是人道主義者。他們關切人的尊嚴與公義。可是實際上他們都惹人厭。他們就是柏克（Edmund Burke）口中的那種人。柏克曾經諷刺說：“罪惡如果要勝利，那麼唯一必要之事就是好人什麼事都別做。”我們這本書不只要檢視革命領袖——或說，有所為的人——也要檢視這些無所為的人。

　　由歷史上看，佔優勢的現況顯示了一種感染了資產階級物質主義之後的墮落與頹廢。資產階級的精神生活不過是對自己的資產進行合理化的儀式。

　　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維爾（Tocqueville）和一些學生都說，自我放縱加上只關心個人的財貨而不管其他事情的態度將成為美國最大的禍害。懷海德在《觀念的歷險》（The Adventure Ideas）裏面說：“權力的享受對於細膩的生活真是致命的傷害。統治階層顯然是因為滿足於自己的懶散放縱，所以墮落了。”在這樣的一句話裏面，我們可以說人是睡著了。因為人只有在睡著的時候才會離開身邊的世界，走進自己的世界（注七）。我想再引用另外一本書上面的話。這本書就是《愛麗絲夢遊仙境》。在故事裏，老虎莉莉向愛麗絲解釋那些花為什麼會講話。老虎莉莉說，只有堅硬的地面才會長出講話的花，而“在大部分的花園裏”，“他們都把地面弄得太軟了——結果那些花總是在睡覺。”這種情形就是，在社會的手術刀割下來之前，變革的大法則早就為那刀下的人做好了麻醉。

　　變革意味著運動。運動意味著摩擦。要說運動或變革而不產生衝突因而彼此摩損，只有在子虛烏有的抽象世界那種毫無摩擦的真空裏才有。在這本書裏面，我們的政治目標擺明瞭就是要和變革的大法則合作。規避這些東西，就會像卡努特王（King Canute）一樣；風浪大起，他卻想要用命令叫風鈴平息下來。

　　我要說一說我個人的哲學。我的哲學以樂觀為錨泊。一定是這樣。因為樂觀帶來希望，帶來一個有目標的未來，因此也帶來一個追求美好世界的意志。沒有這種樂觀，我們就沒有理由再努力下去。因為，如果我們把這樣的努力想成是在爬山，那麼我們一定要設想我們爬的是沒有山頂的山。原先以為我們看到了山頂，等到我們爬到這個山頂，烏雲四散以後，才發現原來我們只爬到一個絕壁。山還要再高。我們繼續爬。這一次我們以為看到了真正的山頂，等到爬到了以後，我們發現我們只是到達了另一座絕壁。我們的頭上還有山。這種情形會一直繼續不斷。

　　我們一旦瞭解這座山沒有山頂，我們一旦瞭解這是從一座高原追尋到另一座高原，問題就來了：“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做這些努力？還要有這些衝突？這些心碎之事？這些危險？這些犧牲？為什麼我們還要爬下去？”如果你問一個登山家為什麼爬山，他會這樣回答你：“因為山在那裏。”這就是我們的答案：因為生命就在那裏，在你的前面。我們要不就接受它的挑戰，考驗我們自己。要不就徘徊在它的山谷裏面，過著那一天過一天沒有夢想的日子——這樣的生活唯一的目標就是維護虛假的平安。大部分人都是選擇後者。因為他們害怕到不熟悉的地方冒險。不過，詭異的是，他們放棄明日的山峰可能成真的夢想的時候，他們換來的卻是永遠的夢魘——那就是日復一日永遠在害怕失去那乏味的平安。

目標(11)

階級的區別：三位一體(3)

　　這一個挑戰跟神話中薛西弗斯那單調乏味的任務不一樣。薛西弗斯的工作是要把一個大圓石推上山，然後這個大圓石會滾下來，然後薛西弗斯再把它推上去。他就是一直持續著這樣的工作。他的山沒完沒了。不過我們的山不一樣，我們一直在向上爬，其中每一座山頂都不太一樣，都有全新的局勢，每一階段都是一場歷險。

　　常常我們會跌回頭，我們因此很沮喪；但是我們並不因此而沒有進步。事實上生命的本質便是如此——一直在攀爬。每次要解決一個問題便衍生其他的問題，從而產生今天這些難以想像的災禍。幸福的追求永遠沒有結束的一天。幸福之所在即是追求。

　　面對現狀之中那種物質主義的腐敗，如果我們發現一切革命運動都是由公義、平等、和平、兄弟之愛等等精神價值與考慮產生，就不足為怪了。歷史就是革命的接力賽。理想主義先是由某一個革命團體高高舉起，這一個革命團體後來變成當權者。這樣他們便放下這一支火炬，然後另一個革命團體就來把它接起來，向另一個回合跑去。革命運動就是這樣一直迴圈不斷。

　　就在我們眼前，我們所要完成的大革命便是消除人類的幻覺；這個幻覺就是，他以為他的幸福可以跟別人的幸福分家，互不牽扯。人只要還沉醉在這樣的神話裏，人性的精神就會一直萎靡。根據我們猶太基督教的文明，只關心我們自己的物質利益而不關心別人的幸福是不道德的。不過，這其實比不道德更糟。這其實已經可以叫低等動物。這是人的腳步踩在他那原始的泥巴裏面，有的只是無知與獸類的狡猾。不過，即使有人知道要掙脫那一團污泥人必須互相幫助，他們在道德主張上面也不曾顯示出“每個人都是養育他兄弟的人”的智慧。在這一方面，幾世紀以來的史籍所顯示的只不過是連串的災害而已。因為，我們不能假設人在他的日常生活所需之外，還會追求較高層次的道德。這種假設是錯誤的。假使我們把道德從人日常生活的欲望裏分離，將之提升到他和自我犧牲的層次，這對我們的前途將是一種傷害。因為，事實是人之所以會去養育他的兄弟，不是出於人性中“好的一面”，而是出於自利的要求。我們當今所生存的世界，如果你的鄰人沒有飯吃，你也不會有飯吃。如果你不讓鄰人一起吃你的飯，你的鄰人就會把你毀掉；所以你就不敢睡覺。為了睡得安穩，吃得安穩——雖然這些理由看似錯誤——你就必須做對事情，使你在實際上成為養育你兄弟的人。

　　我相信，人即將學習到一個課題，那就是，人實際上的生活大部分都是道德生活，而道德生活是人唯一生存的一條路。他就要學會：他若不與他人分享財物，他就會失去全部的財物。他若是希望文明繼續存在，他就要尊重並且學習與別人不同的政治意識共存。人的實際經驗使他得以理解並接受這樣的論據。這是一條通往道德的路，雖然崎嶇不平，可是除此之外，無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