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8日星期六

促进中东民主

    在全球各地尤其是年轻一代当中传播“民主观念”和充当“民主教练”,以期达到“社会转型”和改朝换代的目的,美国朝野不少人乐此不疲。
    早在两年前,时任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曾公开承认,“促进全球民主”是美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
  《石油战争》-书作者恩道尔指出,从1968年法国爆发反政府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的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其背后都隐约可见“美国教练”的身影。最近席卷整个中东和北非的新一轮动荡,当然也不例外。

                           “民主教练”四处活动

    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近期发布的一份关于美国“促进中东民主”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中东的“民主活动”计划周密、层次分明、分工明确,堪称一项系统工程。
    这类活动大体分成三个层面。首先是美国总统或其他政府高官就别国民主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对别国“民主人士”进行高调声援,其次是相对低调的外交活动,通过政府间的交涉对别国的民主和人权表示关切,威逼再加利诱;最后便是民间渗透,参与者包括五花八门的美国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他们明里暗里资助、培训和发展别国反政府势力。
   在这些机构当中,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负责筹钱的机构,另一类是具体出力的机构。在前者中,既有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等政府机构,也有被称为“第二中情局”的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和平研究所等半官方机构,此外还有国际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等私人机构。
  第二大类主要有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的四个子机构--挂在共和党名下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挂在民主党之下的全国民主研究所、挂靠美国商会的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及挂靠劳联-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自由之家、爱因斯坦研究所和卡特中心等。
  近年来,举办各类“民主培训班”,成为这些机构在全球特别是中东和北非“推广民主”的一种重要方式。他们的手段一般是通过美国驻外使馆在别国青年当中物色“潜在领袖人选”,然后邀其参加上述机构在当地或在美国赞助或举办的“民主干校”,从中培养未来颠覆活动的骨干分子。
    在短短几年中,这类“干校”在中东遍地开花、结果。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的一份美国驻埃及大使馆内部电文就曾清楚揭示了这些“干校”的操作过程。
    在2005年埃及和2007年约旦的选举中,不少选举观察员其实就出自上述培训班。而在今年年初的中东政治风暴中,这些人自然成为策动抗议的骨干分子。年仅23岁的埃及反对派人士比拉尔•迪亚布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在美国机构于当地开设的“青年领袖学校”接受了为期半年的训练,得到外国“民主教练”手把手的指导,并将这些运用到今年埃及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去。
    他表示,这一培训经历“帮助我们成功组织了这次革命”。“(抗议者)本来是一盘散沙,但我们通过培训学会了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我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目前,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的年度预算已高达1亿美元,使其得以将触角伸向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过据媒体报道,美国对中东和北非的“民主援助经费”却大多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它每年从美国政府得到大约8亿美元拨款,用于在包括中东和北非国家在内的67个国家开展所谓培养政治竞争和公民社会的活动。据悉,国际开发署在2011财政年度又向国会申请1.04亿美元经费,用于资助中东的“民主活动”。今年埃及大乱后,美国更是宣布将对埃及的年度民主援助经费提高三倍,达到1.5亿美元,而其中三分之一将用于开办各类青年培训班。
  另据埃及反政府政党改革和发展党创始成员之一阿卜杜拉•赫尔米说,他累计接受过数百小时的美式民主培训,内容包括组织政治运动和选举,以及包括使用“推特”和“脸谱”社交网站等新媒体工具进行政治宣传。

                           “民主精英”小班授课

    2005年,美国的“民主促进机构”借监督大选为名登陆埃及。由挂在美国民主党之下的全国民主研究所在开罗开设分部,并与埃及民间组织一起培训了5500多名所谓大选观察员,并教会他们用发送手机加密短信等方式举报埃及当局的“选举舞弊行为”。这批人当中,许多后来成为今年埃及抗议活动的骨干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05年以来,约有超过万名埃及人参加了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出资,由国际共和研究所和全国民主研究所等28个美国和当地机构举办的培训活动。
    这类活动引起了穆巴拉克政府的警惕和抗议,而美国此后在埃及稍稍收敛,但同时另辟蹊径,将培训班开到埃及境外的海湾和东欧,而且还将挑选出的所谓“青年领袖”送到美国本土受训。
    2009年,17名来自埃及的“青年领袖”应邀赴美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出资、由素有“老牌颠覆专家”之称的自由之家主办的所谓“新一代倡导者项目”。美国之音报道称,这些埃及的青年精英在美国接受了关于“民主、人权与和平的熏陶”,而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要“从内部促进中东和北非的政治变革”。
    另外还有一些埃及青年接受了自由之家的资助,去中欧和东欧“考察民主”。
    这个项目的副主任丹尼尔•卡林加特说,此次培训重点是加强宣传和网络技能,而参与者是来自埃及的“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包括人权活动分子、律师、女权活动分子、记者和博主。他们虽然价值观和背景不同,但都具有“促进变革的强烈兴趣和愿望”。
    在为期五周的培训当中,这17名埃及青年被安排到美国各地的一些机构学习,其中来自埃及非政府组织青年与发展研究所的项目专家梅•科斯巴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非政府组织“青少年服务”接受了训练。她说,她通过这次培训学到了许多组织青年运动的技巧,“包括如何与青年对话,如何分析和归纳问题,如何宣传主张。”
    埃及改革与发展党的政治分析师奥拉•法赫米说,她在俄亥俄州巴克艾公共政策解决方案研究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使用简单直接的语言来进行宣传,而这是鼓励埃及年轻人积极参与政治的关键所在。
    埃及“一个世界”基金会执行主任马吉德•苏鲁尔则说,他在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人权项目学到了最新的政治宣传技巧,而他准备把从美国学到的东西回国付诸实践。
    除了让这些埃及青年参加各种培训之外,自由之家还邀请了美国的议员、外交官、学者和记者为这些人充当导师。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中东项目主任乔恩•奥特曼是其中的一名导师。他向这些埃及青年表示,美国一直支持埃及的民主运动,但要付诸实施还要靠他们自己。
    自由之家的这一项目受到流亡在美的埃及持不同政见者、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萨阿德•埃尔丁•易卜拉欣的力捧。他宣称,这是一种“促进世界民主与自由的有力有效方式。”
    美国政府高层对“新一代倡导者项目”显示了高度重视,2009年5月28日,这17名埃及青年受到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亲自接见。希拉里对他们赞赏有加,并称“走向民主和更加尊重人权符合埃及的利益”。而这些“青年领袖”则表示,埃及“要求民权和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并迫切需要“美国的紧急支持”。

                          “民主工具”倚重网络

    与以往的历次“颜色革命”相比,近年来美国在中东经营“民主工程”的一个新特点是日益倚重“推特”和“脸谱”等新兴网络媒体。
    这些本以社交为目的的网站,经过美国各路“民主专家”之手,被打造成策动别国反政府活动的重要政治工具。而主管美国外交的国务院,在利用社交网站和新媒体输出美式民主方面一马当先,并成为其中主要推手。
    据美国目前总管这方面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说,为了帮助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各地“民主分子”在使用“推特”和“脸谱”联络时躲避政府监视,国务院自2008年以来已投入2200万美元进行互联网“翻墙”、防范木马软件盗取登录名和密码以及手机电话本一键删除等方面的培训,累计受训人数已超过5000人。今后国务院还计划再投入2800万美元从事这方面的培训。
    波斯纳解释说,传授“一键删除”技巧的目的是防止抗议者被捕时,其手机存储的联络名单外泄,从而免于使整个反政府组织全军覆没。
    他说,美国国务院已向“推特”和“脸谱”等网络运营商求援,以期携手在别国“促进民主”。在2009年伊朗发生所谓“绿色革命”时,国务院甚至要求“推特”运营商推迟网站维护时间,以便伊朗反政府人士能够不间断地使用“推特”。
    2009年,美国国务院与包括脸谱、谷歌、MTV公司,AT&T在内的美国十家网络、娱乐和电信巨头们共同组建了一个称为“青年运动联盟”的机构,共同致力于利用新媒体技术在海外“推广民主”。当年年底,该组织首次全球大会在纽约召开,与会者包括在今年埃及动荡中“大显身手”的反政府组织“4月6日青年运动”。
    据悉,“4月6日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艾哈迈德•马赫尔•易卜拉欣最早在“脸谱”网站上开设专门网页煽动埃及民众举行大罢工。马赫尔后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宣称,他的组织领导了埃及历史上首次以“推特”和“脸谱”为平台的“青年造反运动”。
    “4月6日青年运动”另一创始人伊斯拉•阿卜•杜勒•法塔赫则因擅长使用“脸谱”网站策动反政府活动而被称为“脸谱女孩”。她在最近应美方邀请访问华盛顿时宣称,在迫使穆巴拉克下台后,她的组织仍然要继续使用这些新媒体工具进行政治宣传。她还透露说,除了在网上“宣传民主”以外,她还经常通过推特和“脸谱”与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等其他中东国家的反政府人士在线交流经验。
  尽管美国政府把这些社交网站贴上了民主工具的标签,但美国已经有人质疑,这些技术如果落入恐怖组织或贩毒团伙之手,岂不要让美国引火烧身?

                        “民主学说”鼓动“软政变”

 尽管如今美国在海外策动“颜色革命”形式和工具发展了变化,但“非暴力革命”作为其中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策略,一直延续至今。比之军事干涉,“非暴力”本小利大,并且隐蔽性好,不容易被国际舆论抓住把柄。
    在此轮中东政治风暴当中,来自美国的“民主教练”们不仅教会了当地反政府人士各种实用的“民主技巧”,更是将所谓“非暴力革命”的理念深深植入这些“民主学生”的心中。
    据美国伊斯兰大会组织北非负责人、埃及人权活动分子达利娅•齐亚达证实,今年埃及和突尼斯抗议活动中的一些头面人物,都曾在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一家名为“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的机构学习过有关“非暴力革命”的理论和应用策略。
    该中心创始人彼得•阿克曼早年曾是一名销售垃圾债券的商人,后来致力于在全球推广“非暴力革命”,并于2005年至2009年主持过另一个“民主促进机构”自由之家。阿克曼曾在东欧策动过反政府活动,他的机构在塞尔维亚设有分部。在此轮中东政治风暴前,他同时在美国和塞尔维亚两地给中东反政府人士开设培训课程,甚至将两名曾在十年前塞尔维亚反政府活动中的骨干分子派到埃及实地传授经验。
    阿克曼称,尽管他不能确定自己对埃及和突尼斯局势产生了多大影响,但根据他的一本书改编的一部有关总结历次“非暴力革命”成败经验的纪录片的确曾在埃及全国各地放映过。他认为,“推特”等新媒体在中东变局中的作用并非是最主要的,而真正的诀窍在于“如何制定总的反抗策略和领导这些反抗活动的技巧。”
    阿克曼并非美国“非暴力革命”理论创始人,而是师承这一理论的真正“宗师”--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这个冠名“爱因斯坦”的研究所乍一听好像是个科研机构,但实际上是一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以在全球策划不流血“软政变”著称的组织。
    据悉,该机构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意识形态进攻的策略报告和计划,然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多个子机构实施。在前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该组织的影子。
    法国记者梅珊曾经写过《爱因斯坦研究所——中情局制造的非暴力运动》一书,对该组织如何通过“非暴力反抗”实施“软政变”进行了详细披露。夏普本人则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非暴力革命”的理论权威,他写的有关书籍据说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被许多国家的反政府人士奉为经典。据称,他在书中所列举的“非暴力武器”多达198种。在2009年伊朗发生的所谓“绿色革命”中,其中100多种得到了应用。
    在今年的中东动乱中,夏普虽未直接插手,但他的影响却不时显现,而他的学说一再被应用。据《纽约时报》报道,埃及的“4月6日青年运动”从塞尔维亚一个名为“抵制”的组织身上得到过许多启发,而当年“抵制”组织正是由于吸收和运用了夏普的许多理论,才在促使米洛合维奇政权倒台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此,“4月6日青年运动”成员曾亲赴塞尔维亚,向“抵制”组织取经。
  此外,埃及侨民在卡塔尔成立的反政府组织“变革学院”,也深受夏普影响,其中不少人回国参加了今年的抗议活动。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82期,摘自2011年6月16日《环球屎报》

2011年6月5日星期日

国军内战战争罪犯名单


内战战争罪犯名单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方面声称应“由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的所谓战争罪犯的名单。全部名单一直未拟就,仅由新华社两次发表了战争罪犯提名。
新华社于1948年12月25日及1949年1月26日分别以“陕北某权威人士”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名义提出了一些由中国共产党方面拟定的重要的战争罪犯,主要为当时南京方面的特要员及其重要支持者。这些战争罪犯为中国共产党单方面公布,并认为是“国人皆曰可杀”[1]
国共内战期间直至1949年后,除被俘、投诚、起义及自海外回归中国大陆者外,由中国共产党方面认定的所谓“战争罪犯”的概念,除在1949年1月至北平和谈中受到中华民国政府方面的承认外,其后未再被中国国民党中央、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国军党员通讯局国防部保密局等特务机关的领导人及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的领导人和著名文化人士胡适于斌等所接受。
应当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方面对全体上述战争罪犯的正式称呼并非“国民党战犯”,况且他们并非都为中国国民党籍人士,例如其中张君劢王云五曾琦等均为其他党派或者无党派人士。对于这些所谓“战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用词十分讲究。
 1947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七七”纪念日对时局口号时,使用的措辞是“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反革命内战及在战争中残杀人民的战争罪犯”;而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双十节宣言时,称他们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其中首要者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战犯”;新华社陕北1948年12月25日电称之为“战争罪犯”,首要者为“头等战争罪犯”;
新华社陕北1949年1月26日电又补充了一批“重要战犯”。在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及其后历次对这些“战犯”的特赦中,被特赦的国共内战中所谓的“战争罪犯”的正式名称皆作“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与其相提并论的是“原属于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原属于伪蒙疆自治政府战争罪犯”、“日本战争罪犯”。[2]中国共产党方面而言,“蒋介石集团”是该批“战犯”的归属,也突出体现了其“非法”的性质。从1959年1970年代的历次特赦的用词看,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共内战起长期坚持的立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85%E6%88%98%E6%88%98%E4%BA%89%E7%BD%AA%E7%8A%AF%E5%90%8D%E5%8D%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