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31日星期日

《狂热分子》——关于群众运动的思考


《狂热分子》

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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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把《狂热分子》(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看完,是一本有关群众运动的书,作者霍弗(Eric Hoffer)。其人生平颇有传奇色彩。霍弗出生于1902年的纽约,7岁莫名其妙失明,15岁莫名其妙复明。从15岁起,他每天花八到十个小时啃书,因为觉得自己随时可能再度失明。霍弗的大半生都与贫民和码头工人打交道,发现他们往往是最适合参与群众运动的“狂热分子”,令他终身不懈思索此课题。

2
上礼拜那个敏感的二十周年纪念日,醉钢琴老师发博文说:“对那年夏天,确实没有多少悲情感……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对一切‘群众运动’有天然的隔阂感。总觉得那年夏天的学生和66年夏天的学生是同一批人,不过是赶上的‘班车’不同而已。”

当时看了这段话很惊讶:66年的狂热分子怎么能跟89年的大学生相提并论?这是我的第一观感,也是文后不少留言者的质疑。可细想之下,66年的红卫兵们,不也同样觉得自己是有志青年?不也同样觉得自己在做高尚正义之事?这样的思考令人不安。《狂热分子》的出现让我多少了解醉钢琴的意思。霍弗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本书探讨的是群众运动共有的一些特征,不管那是宗教运动、社会运动,还是民族主义运动。”

在霍弗看来,一个为了最崇高的目的而聚合的团体,与一个专事打家劫舍的犯罪团体之间,也是有着相似之处的。他说:“所有群众运动都会激发起其追随者赴死的决心和团结行动的意愿;不管它们宣扬的主张或制定的纲领为何,所有群众运动都会助长狂热、激情、热望、仇恨和不宽容;所有群众运动都能够从生活的某些部门释放出强大的动能;它们全都要求信徒盲从和一心一意效忠。”

这样一本不分良莠,将宗教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纳粹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民主运动放在一起探讨“共同点”的书,难免有招致各方不满的危险。以中国为例,如果说左手边的群众和右手边的群众有任何共同点的话,或许就在于彼此都认为跟对方很不同。霍弗在序言末再次强调:

“ 为谨慎起见,在这里再补充一语大概不是多余的。当我们说所有群众运动长得像一家人的时候,我们是在分类学的意义上使用‘家’(family)这个字的。在分类学上,西红柿与龙葵属于同一科,也就是茄科。尽管西红柿营养丰富而龙葵有毒,但它们在形态学、解剖学和生理学上却多有相似之处,以致即使非植物学家也可以感受得到它们像一家人。我说各种群众运动有很多相似特征,并非暗示它们都同样有益或有害。本书既不作价值判断,也不会表现爱憎。本书只尝试去解释。”

我想,醉钢琴所说对群众运动“天然的隔阂感”,应该是针对各种群众运动的共性而言,并不能理解为对具体某个群众运动的性质所做的价值判断。这样似乎减少我的不安感。但话又说回来,看完霍弗在《狂热分子》中的点评与分析,颇觉群众运动有其天然缺陷,与最终目的有害或是有益无关。

3
霍弗酷爱蒙田和帕斯卡(Blaise Pascal),《狂热分子》的结构很似蒙田散文集,同时又充满着《思想录》似的格言警句。话说任何引用都有断章取义之嫌,所以了解本书最直接的方法还是阅读原著。以下对其观点的归总,如果读来令人费解或不悦,不能排除是我转述不当的原因。

霍弗认为,容易投身群众运动的,多半都是希望摆脱自我的人。他们或者自我评价不高,或者缺乏归属感,于是希望以集体的价值来替代自身的价值。在本书第二部分,霍弗讨论了几种“潜在的皈依(群众运动)者”,他们是:穷人、畸零人、极端自私的人、面对无穷机会的野心者、少数民族(社会边缘者)、烦闷者、罪犯。他说:“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

他又说:“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这话或许解释了为何爱国主义是最有效的遮羞布。

在霍弗看来,不同团体内的狂热者间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狂热者所不能妥协的是狂热,而不是他们暂时依附的理想。所以,“要一个狂热的共产者转变为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或天主教徒都不难,但要他们转变为冷静的自由主义者却难上加难。”

从以上几段引文就可见,霍弗并不追求政治正确,或是客观持平。他预料到读者或有非议,于是说了一段很精彩的话:“料想得到,读者对这部分的论点一定会有许多异议。他会觉得,有好些事情被夸大了,而有好些事情被忽略了。但本书并不是一部权威性的教科书。它是一部思考之书,并不避讳提出一些片面的真理,因为有时片面的真理也可以开辟新的思路,帮助架构一些新的问题。白芝浩(Bagehot)说过:为了阐明一条原理,你必须夸大很多事情而又略去许多事情。”

推荐给对群众运动有兴趣的读者。

(完)

2013年3月30日星期六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导读

    本书是法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美国进行长期考察后写出的一部举世公认的世界名著。
  托克维尔出身贵族, 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1839年起任众议院议员,二月革命后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任外交部长。路易·波拿巴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他当过法官父母在大革命时被捕入狱,家庭的阶级烙印深深地刻在他的身上。然而,作为一个经历过重大历史事变的观察家,一个混迹于政治舞台的反对派,一个博览群书、泛游异国并直接接触到第一手史料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又具备了与众不同的敏锐洞察力,一种力图超越本阶级狭隘利益的社会意识,一种根植于本国实际的历史感与时代感。
  托克维尔于19世纪法国大革命的血色黄昏中,深入考察了“自由平等”、“尊重权利”、“尊崇法制”、“主权分享”、“均势制衡”等原则对美国政治制度与民情的影响。托克维尔在西方被尊为社会改革先知,他的学说对民主思潮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出版后,立即受到普遍好评,使他名扬海外。
  托克维尔认为,建立一个新世界,必须有新的政治理论,而这个政治理论就是关于民主的基本原理。但是他没有根据过去和现在的政治体制的历史对比分析去创制这个民主理论,也没有象当时的一些学者引用古希腊城邦和共和时期罗马的历史去说明当时资产阶级民主的过程,而认为当代的民主原则主要应当从当代的具体历史条件去总结和解释,不能用某种一般规律去总结和解释。因此,他极想研究对于民主的发展具有最有利的条件,从而能够最全面地表现出发展规律的国家的民主。在托克维尔那个时代,这样的国家只能是美国。这就是托克维尔去美国考察并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由来。
  《论美国的民主》这部著作的上卷和下卷,不是写于同一时期,其间相隔5年,因而在笔调、结构、叙述上有所不同。上卷的第一部分讲述美国的政治制度,第二部分对美国的民主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这一卷的内容包括美国的地理环境、种族状况、英裔移民带到北美的影响、美国联邦制的优点与其他国家联邦制的比较、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关系、政党产生的原因、政治社团的作用、舆论的作用等方面,中心思想是阐明美国的民主、自由、平等是如何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的。下卷分四个部分,以美国为背景发挥其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思想。这一卷以美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民情为背景分析了美国人的哲学观念、宗教思想、科学理论、文学、艺术、社会心理、民族性格等等方面。同时,与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类似问题作了对比。这部书的基本思想,在于承认贵族制度必然衰落和平等与民主的发展势不可挡。
  这部书之所以成为名著,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世界学术界第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著作;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是第一部论述民主制度的专著。托克维尔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他对平等与自由的关系的观点。他还在这部著作里提出了一些极为著名而且后来果真应验的社会学预测。比如,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前途的预测,关于美国北方和南方将来可能发生战争的预测,关于当时尚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将来必被美国吞并的预测;尤其是关于美俄两国将要统治全球的预测,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托克维尔的热潮。 

2013年3月28日星期四

米奇尼克与中国的民主道路(上)——也谈米奇尼克访华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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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很危险,很有可能发生崩溃;如果只是政权崩溃,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将是社会的崩溃。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社会非组织化,而且其积蓄了普遍而深重的仇恨;因此一旦发生社会崩溃,将是全面暴乱,残酷而血腥,这包括地方势力的残酷镇压。应该说,这种势态是六十年极权统治的结果。毛为了建立极权统治,对中国传统社会及意识形态给予彻底的摧毁;毛后,中共为了维持极权政权,遏制社会健康力量的生长,按他们的话说就是消灭于“萌芽”状态,实质上这是遏制中国社会有生自建。极权统治就是使社会沙粒化,而且中共做到了。这个政权绑架了国家和社会,如果它崩溃,也让国家和社会同时崩溃,再来一场灾难。反对派应该正视这个现实,因此其更根本的任务是复生社会,在新的时代,以新的意识、价值、规则,使沙粒化的中国社会重新健康生长起来。用政治的话来说,就是建设“公民社会”。当然,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是一个鸡与蛋互生的问题,但是在反对派尚没有力量一次性改变制度的时候,应从前者做起。
    
   求实地讲,如果不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权力危机,短时间内反对派没有可能一次性推翻现政权,即使发生以上三种危机,导致政权崩溃,反对派也没有力量接管国家。据此及以上,现阶段反对派主要所能是争民权,而不是要求一次性改变政权。民权是民主制度的基础,有充分的民权,才可能保障宪政,争民权即是争民主,只是它逐步的、具体的,落于民众切身利益,由点及面。比如,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合法化,实质所争的是宗教自由、聚会自由;工潮争的是罢工权、建立独立工会;网民维权是争言论自由;律师维权争的是司法独立;NGO的合法化争的是结社自由;“散步”“乘凉”争的是游行权;拆迁、失地维权争的是保障私有财产,制约官权;独立选举、组党争的是公民的政治权,等等。
    
   “八九”之后,中国没有发生成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维权运动却蓬勃兴起,这已经表示了,于中国的特定状况下,民众的选择。实际维权运动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运动。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极权统治更专制更严酷,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缺少民主传统,民众缺少公共意识,更注重切身利益,较东欧而言,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但是中国民众找到了自己通向民主的道路,这就是维权运动,可以说维权运动是深入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其立于民众自身利益,具体地争民权,通过与当局的博弈,制约官权,确立公义,建立规则,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出现。王怡说:“公民维权就是公民结盟”。公民结盟就是公民社会的建立。而且维权运动是非暴力的,渐进的,民众是主体,其最终汇为洪流,上升到改变制度的层面,结束极权。而其过程也是民众认识、接受民主的过程,从小民成为公民的过程,是公民社会在中国具体的生长和形成的过程。因此可以说维权运动是公民运动,也是建立公民社会的运动。
    
   维权运动是中国民众就自身处境条件所创造民主运动,它恰好符合米奇尼克自我克制的革命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它是第三世界有专制传统的国家走向民主的一个创举。傅国涌在《权利,而不是权力——我理解的米奇尼克》评述“他的‘新演进’观与以往各种各样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变革的目光完全转向了‘下面’,而不是盯着‘上面’”“米奇尼克最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宝座,而是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组织,是直接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告诉掌权者怎样进行改良,他认识到‘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实际上就是要求致力于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夺取政权。”需要再补充一句:最终达到制度的改变。
    
   米奇尼克说:“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不是政治性的,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政治就不同了,政治总是需要妥协的。”胡平评论说:“有些品质对不同政见者是必备的,也是高贵的,但对于政治家却完全不适用”,“作为不同政见者,你不怕群众不理解不追随;但是作为政治家,你必须要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你还必须在激发起群众道义热情的同时,考虑到群众的风险意识,找出一种能让他们切实投入的办法。在这一点上,团结工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是很好的提示。持不同政见者的勇敢品质、道义精神都是珍贵的,需要坚守;但是作为政治操作则是另一回事,其必须在道义之外,必须审时度势,正视现实,顾及民众,积极行动,对后果负责。中国的反对派需要学会将此二者分开,反对派之间许多争执在于混肴了二者。索尔仁尼琴是伟大的作家,他的道义精神永远习习闪耀,但是他做不了政治家,如果将俄国交给他,定是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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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5 发表)

米奇尼克与中国的民主道路(上)——也谈米奇尼克访华座谈

来源:纵览中国 
 1

   
   最近米奇尼克访问了中国,并与中国的部分异议者和网友座谈。当然,不言而喻,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米氏与异议者座谈,需要得到官方的默许。虽然是默许,但如米氏所说,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中国还是在变化,自由和“反对”的空间在增长。不论官方有何用心和目的,总之这是好事情,起码可以促进思想的碰撞,开拓思路,远比封杀米奇尼克要好。再者,这也说明,自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当局已感到了内外压力,能让米奇尼克和部分异议者和中国网友对话,颇能展示当局的开明与中国的“自由”。
    
   米奇尼克说他不很了解中国,他说的是实话。从公布的文本看,米奇尼克所说的是他一贯的思想,也是他一贯的风格。在这次对话中,米奇尼克主要是讲他于波兰的变革经验,也谨慎地提了一些建议,而没有指导中国的意思。米奇尼克有关中国的谈话,基于他良好的愿望:一是中国结束一党专制,转入民主制度;二是希望中国和平转型。
    
   波兰的变革是非常成功的,是人类民主进程中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对那些专制、极权制度转型的国家,包括中国。人类社会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对于波兰的变革经验,中国既不可能照搬,也不可以中国特殊为由,给予关门。关键所在是具体,什么是我们应该汲取学习的?什么是我们做不了的?什么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努力的?什么应是中国特别的方式和策略?
   
2

    
   此次座谈纪要公布后,有些反弹,主要批评针对于米奇尼克的圆桌会议,也就是通过与当局的谈判,和平地实现民主转型。
    
   应该说,米奇尼克有的判断并不准确。比如他说“在中国,我认为,当权者和民间社会之间已经形成了对话。这就是我们的对话空间,因为不论是民主派还是共产党,都不愿毁了中国。”首先,在中国当权者和民间社会还没有形成对话,他们将反对派作为敌对势力,竭力镇压而不对话,他们还没有走过要消除反对派的关口。再,中共内部有部分执政者,他们是宁可将中国毁掉,也不放弃权力。一是因为中国现在是权力资本主义,他们的利益太大了,这和波兰不太一样,当时波兰的官员没有那么大的利益;再是中国有血缘崇拜的传统,江山是我们老子打下来的,如果要就用人头来换。中共的上层权力换代,有一部分即是权力的血缘移交。就目前来讲,中共当局没有改革的打算,也没有承认反对派,与之对话的打算,而且这种情况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虽然米奇尼克对中国不很了解,但是他所说的有关“圆桌会议”的主旨还是应该肯定的。如果期望中国和平转型,那么就离不开民间反对派与执政者的对话、互动。中共现在不与反对派对话,原因之一是反对派的力量过弱,于民众的号召力不够,对政权构不成足够的压力。但反对派的力量是生长的,如果它的力量足以号召社会,那么执政者就可能被迫坐到圆桌上来。政治是力量的较量。再,中共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有各派别、势力的斗争和冲突,这将使其某些力量与民间合作,哪怕是利用。以中国之大,地方势力增长,中央力量消弱,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与分离乃是必然,这也将极大地散化中共,消减其统治。“八九”之后,胡耀邦、赵紫阳一脉并非一网打尽,中共内部依然有要求变革的力量,并且也会增长,不可忽视。七千万党员,多数和普遍民众的意识大概差不多,在党不过是混饭而已,并不说明他们的政治观念。长远些看,十年之后,中国的社会中坚将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也将比今天的精英更开放更接近普世价值。综合这些因素来看,中共今天不与反对派对话,但并不意味明天也将如此,其本身也还有很大的变数。因此,米奇尼克所说的圆桌会议还是有意义的,只是目前做不到,需要时间。以中国目前的状况,如果反对派以十年的时间用来增长和建设自身的力量,这不算一个很长的时间。比照中国近些年来民主维权运动的发展,其前景是乐观的。重要的是中国在崩溃前,还有没有十年的时间。
    
   米奇尼克的圆桌会议的主旨是:国家、民族与人民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主宪政。他强调,前提是“不能投降”,“面对独裁,投降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深信,在这里民主的改变是必然的。”结束专制,实现民主制度,这是原则,是最终的目的;同时米奇尼克也对权力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执政者不会主动放弃权力、乃至让步,因此必须有力量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执政者让步。他说:“我们首先要有力量”,“一个首要的条件是,受到压迫的人必须团结起来。”雅鲁泽尔斯基是被迫坐到谈判桌上的,团结工会人数为1000多万,占全波兰工人总数的80%以上,当时波共人数近300万,其中倒有150万加入了团结工会。
    
   当然,中国执政者是否会坐到圆桌前,最终取决于其自己,并非是反对派一厢情愿之事。我们需要对中共的顽固派有充分的估计,他们是宁可毁了国家,血流成河,也不愿放弃权力。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人民有权利进行革命,包括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推翻极权统治。这是就理而言,但在现实中,面对现代国家机器,反对派没有可能发动有效暴力革命,其只是让人民流血。如果大规模的暴力,会使中国倒退,离民主更远。文明发展到今天,非暴力斗争远比暴力手段更有成效,也更有益。至于非暴力革命,则需要组织起人民,需要有比圆桌会议更大的社会力量,反对派离这一步还很远。
    
   《零八宪章》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件大事,其公开宣布结束一党专制,实现民主宪政,可以说是中国践行民主的纲领、旗帜。《零八宪章》标志反对派形成,但其主要意义还是意识形态的,其背后没有成形的组织,缺少民众,因此也没有跟进的行为。这说明中国的反对派尚是雏形,并没有形成足够的社会力量。当然,这是由于中共统治过于严酷,数十年来一贯是将社会生长出的健康力量扼杀于萌芽中,重判刘晓波本身就是说明。但作为政治现实,没有足够的力量,就不可能迫使执政者坐下谈判,更没有可能发动颜色革命。就算是暴力革命,也需要组织力量,有人、有钱、有枪弹。如果说,眼下中国没有实行圆桌会议的可能,那么同样也没有颜色革命的可能,而暴力革命的可能就更没有。一些人所期望的实际是暴乱,而不是革命;革命需要有纲领有目的有组织,而暴乱则是盲目的暴力(当然,在极权统治下,就是暴乱在道义上也有合理性,但是结果是更血腥)。新疆“7.5”事件当然是根于极权统治的压迫,但并非是好事。对类似的暴力杀戮,无论我们处于什么动机都不能推波助澜,给予鼓动;反之则要谴责,予以避免和制止。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对派需要做的是积蓄力量。就是波兰团结工会也是用了十年的时间,才迫使统治者坐到谈判桌来。《零八宪章》标志,民主宪政的意识认同已经完成,民主运动的中心转入组织化阶段,这包括反对派自身的建设,及组织社会。比如,维权运动已由个人行为转为集体行为,这是个标志。我们无法代执政者抉择,但反对派则需要组织起民众,有足够的力量,才能与中共较量,没有力量不仅无圆桌会议,更不可能有革命,无论暴力还是非暴力。如果反对派能够组织起“八九”那样大的社会力量,无论谈判和革命都不是问题。
    
   当然,反对派的生长需要有空间,但这个空间需要通过斗争来争取和扩大,这是一个与统治者博弈的过程。如果说毛时代完全没有“反对”的空间,那么邓时代则有了一些,因此才有“八九”。虽然有了“六四”镇压,但是二十年来,“反对”的空间还是在扩大,特别是网络化之后。《零八宪章》毕竟只判了一个刘晓波,而签名仍在继续。再如,家庭教会也由地下走到地上,公开化了;民间NGO蓬勃兴起,虽然只允许以公司形式注册;聚会、罢工、游行、抗议,政府一向严厉禁止,但还是不断地发生,而且规模、频率都趋向大幅度增长。最近发生的刘贤斌事件,诸省纷纷成立“刘贤斌关注团”,当局除了谈话,也奈何不得。米奇尼克能来中国和网友对话,这在二十年前也是不能想象的。总之,中国的“反对”的空间是有的,并且不断扩大。这说明,反对派有存在,并与当局博弈的可能。
    
   我们需要长远地、变化地看。如果我们打算出反对派积蓄力量的时间,加之中共及社会的变化,那么中国未来的圆桌会议未必没有可能。圆桌会议是和平转型的最短的一条路经,代价最小,于国于民更有益,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而需要首先争取。官权消弱,民权增长,这是趋向。不是说当今的政权有多好,而是社会、经济、信息、国民意识的变化发展,使极权制度逐渐失灵,其统治能力迅速下降,今天统治者已经没有能力将“反对”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了,反之中国到了“萌芽”蓬勃生长的时期。由此而言,前瞻地看,米奇尼克的圆桌会议于中国是有意义的。当然,希望、努力不等于结果,如果中共顽固派坚持宁毁国家,而拒绝变革,那么反对派依然还可以发动革命,前提是反对派有足够的力量。假如当初雅鲁泽尔斯基拒绝圆桌会议,波兰就不变革了吗?团结工会一千多万会员,可以左右国家,不过到了那一步,波兰的变革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可能会大规模流血,国家恢复也将更困难。
   
3

    
   此次对话中,米奇尼克反复强调极权会完结,他说:“民主的改变是必然的”, “这样的体制是否有未来?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说,极权体制有悖现代社会,更有悖人性,特别是转入市场经济,网络普及,利益冲突急剧增长,人们的意识改变,这个体制正在失灵,其完结是必然的,我们会看到它的结束。这不仅是道义问题,也是极权体制的功效问题。米奇尼克说“面对共产党,我们缺乏想象力” 。极权统治依靠暴力强制,表面上很强大,但实质上很脆弱。因为社会非自构,而单极权力没有调换机制,不能应变,因此在开放急速运动的现代社会,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就可能导致政权危机,使之崩溃。而这些偶然因素是我们难能预料。
    
   由于极权政体没有调变机制,因此一旦有变,就是剧烈和突然的。米奇尼克告诫说“我认为专制体制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可能会演进为一种惊奇的社会现象,一两天之内会变,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基础性的规划”,“我们要谨慎,要知道后果,要理性,有前瞻性,要步步为营。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专制一旦消亡,我们的规划又是怎么样的?”凡关心中国国事者大多不怀疑此极权政权终将完结,但他们更忧虑的是其怎样结束?将发生什么?结束之后,怎么收拾这个乱摊子?谁来收拾?新的秩序怎么建立?目前,中国还没有一支政治力量,在中共倒台及其后能够接管中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形成。因此,反对派需要前瞻,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为之做准备。这就是米奇尼克说的“规划”。反对派的目的,不只是结束极权统治,更在建立宪政国家;不能是只要推翻中共就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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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7日星期三

米奇尼克与中国的民主道路(下)——也谈米奇尼克访华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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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局来看,中国前景很悲观。且不说执政者如何打压、“消灭萌芽”,关键是时间紧迫。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反对派可能来不及形成可左右社会的力量,社会也达不成自构 ,崩溃就可能来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所需的几大基本的稳定因素于中国都不存在,反之是:1、社会沙粒化;2、没有共认的意识与伦理;3、各阶级间冲突大于共生;4、人际信约瓦解;5、民众对未来失去信心;6、积蓄了太多的怨愤;7、普遍的不安全感和恐慌。社会到了这种境地 ,就很危险;而崩溃一旦来临,就是大灾难。不要指望政府,中共的解体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
   当然,很可能是只有这场盲目的灾难,才能结束中共极权统治。不过,中国并不是就此可以实现宪政,走上新生,情况会更糟糕,镇压会更残酷。中国可能会是地方分制,由当地强人统治,中国会回到它的传统,枪杆子说了算。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希望不会,中国能躲过这一劫。但是如果发生,反对派将如何应对?如何减少流血?如何继续推动民主的发展?让我们回到米奇尼克的建议:“我们要谨慎,要知道后果,要理性,有前瞻性,要步步为营。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专制一旦消亡,我们的规划又是怎么样的?”
   2010年7月20-31日  于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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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5 发表)

米奇尼克与中国的民主道路(下)——也谈米奇尼克访华座谈

来源:纵览中国
   中国和波兰很不相同,中国进入民主制度远比波兰要艰难得多,也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首先,波兰本身具有自由民主的传统,它的社会主义是苏俄强加的,如果没有雅塔尔会议英美与苏俄势力的划分,按照波兰自己的意志,他们会选择民主制度。因此,有的波兰人说,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社会主义。话有些过,但是波兰民族9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他们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抵触可想而知,只要苏俄的军事威胁消除,波兰回归自由民主制度乃是自然之事。
   波兰早在十五世纪就形成了贵族民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国王由贵族选举产生,之后议会又通过了宪章,制约王权,贵族有自由选举权、自由否决权。当时波兰的民主制在欧洲是很先进的,比如波兰有10%的人享有政治权利,而在1831年法国只有1%,而在1867年英国也只有3%。当然,贵族民主制度不同于现代民主制,但这在波兰政治和文化精神中形成了自由民主的传统。有此传统和无此传统大不一样。有此传统,波兰由共产制度转入民主制度就是自然而然之事,有如回乡(多年前,我曾经撰文说,波兰的转型与其说从社会主义下获得了解放,不如说是从苏俄控制下获得了解放)。
   1923年,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极权政治,远比满清、袁世凯要专制。可以说孙中山是被迫的。但是,如果中国有宪政传统,哪怕是贵族的权力共和,那么辛亥革命后,就不会发生军阀混战,他们会在议会上摆平自己的利益,孙中山也不必北伐、“军政”。孙中山提出“训政”,是因为他看到,数千年皇权专制下的小民,没有公民意识,不会使用公民权利,需要强化训练。孙中山的训政是失败的,蒋介石也没有成功。专制传统的国家转入民主制度何其难也。王怡曾写文章,说维权就是人民的“自我训政”。他说到了点上:“ 不是政府训导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训导,并且进而训导政府。” 一个传统的专制国家转入民主制度,需要一段过渡的时间,或在制度转换之前或之后,总之这个过渡期总是需要的;而一个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则不需要。
   在波兰民间社会组织有序,这主要得益于教会。虽然是社会主义,但是波兰保留了天主教,90%以上的波兰人在教,这使传统的波兰社会得到保存。而团结工会、农会也起到了组织社会的作用。国家政体变化是剧烈的变化,如果社会缺少组织化将导致大动乱,波兰能够在短时间内和平制度转型,教会、团结工会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转型期间,国家机器、社会秩序、经济活动在转换中,会发生混乱和停摆,这需要民间社会组织民众,维持秩序,稳定社会,否则将是暴乱。波兰自下而上的和平变革,根于社会有组织。辛亥革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即使上层翻天地覆,但是中国基层民间社会则保持了稳定,这得益于中国传统的乡村宗族社会。因此,鲁迅抱怨“七斤”只是剪掉了辫子。辛亥革命后,中国坏于军阀混战,皇权结束,各枭雄无法“和平”分配权力,只有开战。毛革命最大之灾难是其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和伦理、文化,致使社会沙粒化,人野蛮暴力化,因此中国一旦发生危机,就可能是全面暴乱。这正是极权制度的危险所在。
   还有,波兰全民信奉天主教,这使国家、民族在危急关头有共同的意识和伦理规范,其可凝聚人民,组织社会,建立制度。波兰得以顺利和平地变革,天主教和教皇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被毛彻底铲除之后,中国人就再没有共同意识和伦理、道德,当下中国民族的流氓化实际就是权力高压下的人性野蛮化。如何找到国民共认的意识和伦理规范,至关重要。
   米奇尼克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提出一个波兰的思想,这是波兰民族和国家避免了的内部撕裂和残酷的斗争。“一个波兰”是反对派与波共和解的基础,在变革后,也避免了清算和仇恨。而米奇尼克提出这个思想基于波兰传统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传统。自由精神、爱国主义、天主教,这是波兰的三大传统。由于波兰有近三百年的亡国历史,波兰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便高于其内部的纷争,即使是哥穆尔卡也是坚定的爱国者。“一个波兰”的思想非常值得国人学习。犹太人对纳粹德国的清算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于人类的文明。但是,犹太人这种“不依不饶”的清算,是两个民族之间的,而不适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之内部的,在同一国家之内只能保障法律之公正,而不能鼓励仇恨、敌意、超逾法律的惩罚。并不是说不要审判和惩罚,罪行需要清算,但是要通过司法,同时也还要保有宽容。
   当然,波兰共产党远没有中共那么残酷,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应该说波共在共产国家中是最温和的,没有给波兰留下巨大的灾难和仇恨。“波兰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斯大林时代,波兰没有严厉的镇压(1948年哥穆尔卡和他的一些支持者被撤职),1953年后也没有清洗斯大林分子,此是东欧唯一的例外。波兹南事件,75人死亡,伤900人;70年底格旦斯克工潮,警察开枪,军队介入,死46人,伤1165人;雅鲁泽尔 斯基81年军事戒严死28人,1713入狱。这是波兰40多年共产党制度中主要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因此不能说波兰政府是残酷的权力,将之等同于苏联。”这是我数年前文章中的一段话。中共过去是太残暴了,现在是太贪婪了,他们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灾难和仇恨,无论是历史还是人性都难能宽恕。杨佳手刃六警,民众为之喝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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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年前,我曾和老友自立讨论过罗尔斯的这个命题: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我赞成罗尔斯的意见:只有杀了他。因为毕竟这是一件个别的暴力行为,而不是普遍的社会暴力。如果在五十年代,毛被刺杀,实乃是中国的幸运。可惜,毛的运气太好了,而中国的运气则太坏。可以说,毛的统治是铁板一块,整个国家、民族均陷于绝境,黎民走投无路。五十年代以来国家一系列的灾难,多来于毛个人,从反胡风、 反右、大跃进,到文革。如果早将毛杀掉,中国就将免除这一系列的灾难,挽救数千万人的生命。但今日的中共已没有毛式的大独裁者,而是官僚集团专制,就是胡锦涛也做不了共产党的主,因此不可能通过刺杀个人而扭转政局。罗尔斯的该命题,在目前之中国并不存在。而要将刺杀大独裁者延伸到该统治集团,就走到了恐怖主义。再,较毛时代,今日中国已有很大的变化,包括中共本身的变化。
   不说别的,看看中国有没有一定的言论空间?反对派有没有存在的空间? 民权有没有进一步争取和生长的空间? 民间有没有进行有限非暴力抗争的空间? 民众有没有维护个人权益的空间?二十年来,在当局打压之下,这些是趋于增长还是萎缩?应该说这些空间是有的,并趋向扩大,反对派于中国还可以生存生长,与当局博弈。
   如果我们以和平转型为前提,据目前中国之现实,我们需要在实现宪政之前,完成“训政”,即王怡所说的公民自我“训政”和“结盟”。我们要看到维权运动尚有欠缺,比如在具体案例中:当事者只关注自己的利益,缺少公益诉求;多是孤立事件,彼此少关联;多注重经济利益,忽视政治权利;就事论事,欠缺政治内涵;多个人性,缺少社会性,等等。这些和中国缺少公共社会与意识的传统有关。因此反对派需要在推动维权运动的同时,要提升其质量,赋予其公民社会的蕴含,建立实现宪政的目标。这也就是,让维权运动成为民权运动。
   从民主运动到民权运动,似乎是政治上降了一格,但实际上是使民主运动现实起来,也切实起来,走入了民众和社会,有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通过民权运动,到达公民的自我“训政”和结盟,形成公民力量,制约缩小官权,并最终结束极权,完成制度的转变。简洁地说,将改变政权和制度放在第二步,将争取民权放在第一步,通过第一步实现第二步。其意义:1、弥补中国缺少自由民主之传统——公民自我“训政”;2、复生沙粒化社会,组织社会——建设公民社会;3、循次渐进,步步为营——渐进变革,避免国家大的动荡——;3、合乎民情维护民生民权——争取民众;4、民众担得起风险——可形成民众运动;5、反对派得以成长——形成新型健康的政治力量;6、逼迫政权退缩——民权增长;7、非暴力道路——代价小,增进文明。
   张辉最近撰文说:“大局观看天下,就像下围棋,不能只看中间天元,边边角角才是决胜之道。围棋边边角角才是关键,其原因在于边边角角占据的成本最小,而胜算并不小。”(《维权运动的转型与公民运动的未来》)对之,我甚赞成,称之为边角理论。如果说,改变政权和制度是中腹天元,那么争取民权就是边角。张辉在该文的结尾说:“非暴力的公民运动,这在中国是初起阶段。……中国的公民运动需要总结出中国式的经验,提炼出中国式的智慧,这样才能使运动健康发展,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他的边角论体现出中国式的智慧,但是和米奇尼克的自我克制的革命正相一致。人类的政治有相通之处。
   既然是民主运动,反对派之间也一定是有各种不同的政见、派别、主义、乃至各种侧重和方式,此乃自然。并不是只要“反对”就是好,但民主的原则是允许不好、不对、不合理的存在,但要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非暴力。比如,新毛派要求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主张,他们自然可以坚持;但其要发动暴力革命,如何?人们需要为“公正”“正义”而战,但是人们的判断是主观的,并受立场的左右,人类的战争常是“正义”对“正义”之战,犹如两种宗教各为其神而战。因此,人类需要对“战”的方式进行限制。非暴力主义是反对运动的自我限制,这是近代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进步。可以说,非暴力主义已是当今普世价值之一。由此来说,反对派坚持非暴力主义不仅是策略,也是对文明的要求和责任。
   在所有的事务中,时间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里是指时间的延续性,但是这个因素常常被忽视,特别是在政治中。因为人的生命在历史中太暂短了,做一个几十年的规划,于人性太困难了。波兰的反对运动进行了近四十年,团结工会也斗争了十年,才有了成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漫长的专制历史,又有六十年的极权,特别是毛的残暴统治,因此中国制度转型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艰困的道路。毛后,中国才有了“反对”的空间,于国内,反对派近十年才成形。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政治反对派,这是一个转折。前者可以唯个人唯道义,但后者则必须担当国家的政治责任。由于各种局限,很多异议者期望一次性革命,一次性成功,而缺少长远的规划。由于没有长远打算,急于求成,便往往不切实际,除了愤愤抱怨则无事可做。这不是政治家所为。《零八宪章》之后,反对派的领袖们能不能对有个长远的规划,比如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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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5日星期一

民主革命的四大戰略要地

李一平

民主革命的戰略要地

未來的民主革命主要是通過大規模地動員民眾來進行的街頭革命。能否有效動員各階層、各地方民眾的廣泛參與是革命成敗的關鍵。

由於在專制統治下反抗陣營很難實現深入全面的組織化,因此動員團隊的規模會受到很大限制。如何以有限的動員團隊來對13億人的大國進行全面地動員? 答案是重點發展戰略要地的動員能力。我們力量有限的時候,就要盡量把力量用在這些戰略要地,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哪些地方是民主革命的戰略要地呢?荀子說: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我們付出同樣的努力,在有些地方的動員效果要比其他普通地方大許多倍,有些地方一旦動員起來就不容易被鎮壓,有些地方的局勢可以對周圍廣大地區乃至全國都有示範效應,這些地方地方就是戰略要地。

有哪些地方是民主革命的戰略要地呢?我們參考中外民主運動和民主革命的經驗,總結出四大戰略要地:大城市, 大企業,大學,大社區。

大城市

大城市是全國的戰略要地。北京,武漢,廣州,深圳,成都,重慶和上海是全國性的戰略要地;各省的省會是個地區的戰略重點。這些城市人口多。只要有幾萬人先動員起來,就可能帶動城市中的其他居民。如果能帶動100萬人上街,就足以癱瘓當地政府。中共必須調動軍隊才能鎮壓,而中共要想調動軍隊鎮壓,費時日久,不可能立即實施。在他們試圖調動軍隊的過程中,革命陣營趁勢把革命從大城市擴散到中小城市和農村,然後以民意贏得軍心,中共政權就會崩潰。

大城市也是中共的統治中心,各省的省會都是當地的統治中心,如果先把這些大城市的民眾動員起來,就可以令中共的統治中心癱瘓,那麼中共就不能通過這些中心來對周邊地區實施有效管治,周邊地區的地方政府和官員就得不到來自上面的命令和指引,就容易在革命大潮的衝擊下土崩瓦解。

大學
在大城市中,又有些地方是戰略重點中的重點。

大學尤其是著名的大學是戰略重點。大學生集體居住,方便迅速聚集;大學生熱血方剛,容易動員;大學生來自社會各階層,各階層沒有任何利益衝突,容易引起全社會的共鳴。即使只動員一所大學的大學生上街抗議,都會讓中共左右為難,經歷一場政治危機:中共如果鎮壓,就會引起各階層的反感、譴責,可能引發更大的抗議;中共如果不鎮壓,全國的大學生會紛紛跟進,也可能帶動其他階層上街抗議。

自89學潮以來,大學生幾乎沒有發起任何值得注意的針對中共政權的抗議活動,倒是有幾次充當中共棋子向西方國家抗議的紀錄。難道現在的大學生與80年的真有那麼大的差別嗎?不是的。即使是在80年代,也只有少數人具有堅定的民主理念,大多數大學生平時並沒有表現出對民主並沒有特別的熱情。但是當時的少數人非常活躍,與社會上的自由知識分子有密切的聯系,形成了當時的核心團隊。這個核心團隊專抓機遇,及時進行了校內動員,多數人接受了動員,於是抗議從幾個大學迅速擴展到全國,行成了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可以可定的是,由於互聯網的所暴露的中共統治的黑暗,龐大的自由知識分子陣營的熏陶,和全社會反共情緒的影響,大學生中的民主派絕對不會少於80年代。網上流傳著兩段司馬南在中國政法大學和海南大學的演講視頻,顯示他在這兩所學校都遭到的眾多學生的語言圍攻,說明當代大學生的思想活躍程度和行動意願絕對不亞於80年代的學長們。

那麼是什麼原因社會矛盾激化到如此地步,大學生都沒有發起一場值得注意的行動呢?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都在社會其他階層活動,忽略了大學這個陣地,沒有幫助活躍的大學生建立核心動員團隊。其次是中共89之後加大了對大學生影響的力度,比如在各校內都積極發展黨員,讓他們設立各種興趣愛好社團吸收學生中的活躍分子,利用所謂愛國主義作為旗號來發起一些有利於中共統治的學生活動,讓民主派學生形成不了聲勢和號召力。

要改變這種狀況並不困難,只要我們公民同城圈子與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自由知識分子合作,就可以很快在大學生中建立很多民主派大學生的同校圈子,也可以很快在各校的圈子之間建立聯絡。只要我們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大學生就可以變成一支向專制統治進攻的先鋒部隊!

大企業

一些員工人數眾多的大企業也是戰略重點中的重點。大企業分為兩種,一種是國有大企業,一種是非國有大企業。在國有大企業中,很多是壟斷性企業,比如電信、金融、能源等行業的企業,他們因為通過壟斷謀取了暴利,所以員工的福利待遇比其他企業好很多,而且企業內部裙帶關系復雜,很多員工都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底層分子。在這樣的企業,要想發展公民同城圈子,就非常困難。但是有些制造行業的國有大企業,受到民營經濟的衝擊和貪官污吏的淘空,企業的經濟效益非常差,員工的福利待遇也每況愈下。這些企業又恰恰是勞動力最為集中的企業。在這樣的企業中發展公民同城圈子,操作起來就不會太難。

非國有大企業員工的工資福利待遇普遍很差,按社會地位和收入而論,絕大部分員工都屬於社會底層,而且在現存體制下根本看不到改善的希望。這些人是受中共體制之害很深的一群人,因此具有反共民主意識的人為數不少,將來時機成熟時,那些沒有明確反共民主意識的員工也容易被動員參與民主革命。這些大企業很多是當地民生經濟的支柱,企業員工的行動對當地其他階層的人都有示範效應。

大社區之一:外來務工人員聚居地
全國有3億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務工,其中絕對多數從事工資低、保障差、勞動強度大的體力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和以廣州深圳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即使很多人一直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們沒有正式的城市居民身份。他們被中共體制強迫停留在社會最底層,沒有基本的生存保障和人格尊嚴。可以想見,將來一旦變局開始,這個階層一定會成為一支衝擊中共統治的生力軍。

還有一個理由讓民主陣營必須在這個階層中尋找同道,發展同盟:這個階層來自農村,而軍隊和武警部隊的絕大部分官兵也來自農村,多數軍人都有家人、親戚或朋友屬於這個階層。 在將來的革命中,這個階層將來采取有效的行動,將會對軍隊的走向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個階層不僅可以直接向中共各級政府發動政治攻勢,而且可以爭取到軍隊的中立或倒戈,令中共失去最後的依靠。

這個階層人數眾多,既存在於城市政治牌圖之中,又直接影響到廣大農村居民和軍隊的政治態度,將來一定是各種政治意識形態競相爭取的對像。由於長期處於社會最底層,受教育程度較低,他們將來極易受到毛派勢力的蠱惑和操縱,成為將來民主制度建設的阻力。一般來說,毛派勢力在互聯網時代的城市中青年中是沒有發展前途的,但是對這些較少上網、接受資訊相對較少的特殊階層來說,毛派的主張還是相當有誘惑力的。為了阻止這種情況發生,民主陣營的同道一定要占盡先機,爭取這個階層融入民主大潮。

爭取這個階層加入民主陣營的最佳戰略,就是現在在這個階層中發現和培養民主同道,以小圈子策略建立核心團隊,將來變局開始時用這些核心團隊在這個階層中進行動員和組織,並利用革命領導權在這個階層中吸收政治資源,讓毛派和其他反民主勢力難以在這個階層中立足。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不過千裡之行,始於足下,希望民主陣營的同道意識到這件工作的重要性,加快行動步伐。

大社區之二:基督教家庭教會

過去30多年來,中國民間發展最快的團體是基督教家庭教會,也就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三自教會之外的地下教會。據外國教會機構估計,中國家庭教會的人數達5000萬之多。

家庭教會由於拒絕接受政府的直接領導(包括財政上人員上的直接控制),所以他們沒有合法的社團地位,所以一直被打壓,監控和騷擾的。但是由於信徒如此眾多,教會生命力如此頑強,專制機構也不敢全面打壓,因為害怕把教會逼上全面反抗的道路。

家庭教會與政府之間的這種對立而不對決的關系,使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對中-共政府沒有好感;基督徒與普通老百姓不同,感覺到信仰和教會的力量,因而沒有對極權的強烈恐懼感。所以教會可以成為民主派有志之士發現同道的一個重要場所。

我的很多民運朋友在過去十幾年中成為家庭教會基督徒。當然很多人並不是完全出於政治目的,但是卻在其中經歷到個人信仰與民主政治活動並行不悖的雙重收獲。北京民運前輩胡石根,民運學者範亞峰都是模範的基督徒和堅定的民主人權活動家。

進入教會活動並不一定要成為基督徒。雖然教會的主要功能是傳播信仰,但是它是一個開放的場所,任何人都可以參與聚會,同信徒溝通,也並不禁止信徒參與政治活動。所以有志之士盡管放心前去,不一定會找到宗教信仰,但是一定會找到政治同道。

教會信徒非常容易交往。因為聖經教要求每個信徒都要傳福音,只要有新人去教會,他們一定會主動同新人保持聯絡,經常邀請新人出席他們的各種聚會,包括社交性的聚會。每一次聚會都可以是一次宣講民主理念,發展民主同道的好機會。

無論我們是否接受基督教信仰,都要非常虛心,非常包容。很多對中國無神論環境中成長的人很難接受基督教的教義和聖經故事,但是一定不要陷入與基督徒的宗教爭論,即使談論宗教問題,也一定要對他們的信仰持尊重的態度。否則,不僅不能在基督徒中宣傳民主理念,發展同道,還會損害民主運動人士在基督徒中的形像。

在教會中發展同道還需要非常有耐心。大家會花較多時間談論信仰問題,對很多有政治目的的人來說,似乎是在浪費時間。但是只要堅持一段時間,政治效果就會顯示出來,因為一旦一個家庭教會中只要部分信徒有了明確的政治取向,整個家庭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會受到影響

從歷史上看,凡是有基督教會的地方,教會在現代民主轉型中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南美洲很多國家的教會在80年代的民主轉型中都是站在正義的一方,在韓國、菲律賓、南非、波蘭的教會在民主轉型中都曾經是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現在基督教得家庭教會網絡已經遍及全國各地農村和城市,任何有志於推動中國民主事業的志士,豈可以忽視這股強大的力量?

中小城市和農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大城市是戰略要地並不意味著大城市可以獨立完成民主革命,也不意味著在民主革命後的新政治架構中大城市能夠享有任何特權。

大城市可以借助其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力,在摧毀中共專制政權的過程中作為主要戰場,但是沒有中小城市和農村的跟進與配合,中共的統治基礎就不會瓦解。所以在中小城市和農村,民主陣營都盡量發展動員和組織能力。將來大城市發起了運動之後,民主陣營在中小城市迅速響應,就可以讓中共徹底喪失統治根基。

從現在民主陣營力量分布來看,大城市的力量明顯強於中小城市。但是即使是在大城市中,民主陣營的社會動員能力也遠遠不夠。所以我們建議大城市的民主同道一方面加快彼此間的聯絡和聚集,一方面把聚集到的力量投入到大學、大企業和外來務工者聚居地等戰略要地中的重點陣地去建立同道圈子。

在大學的具備了動員能力,時機成熟時我們就可以主動發起政治攻勢,揭開民主革命的序幕!
在大企業具備了動員能力,我們就能帶動城市工人階級加入革命洪流
在農民工中具備了動員能力,我們就能用民主革命的理念去影響廣大農村,去感召軍隊!

即使是在這四大戰略要地,現在民主陣營也沒有形成起碼的動員能力。所有有志之士,豈可坐而論道,理當爭分奪秒,躬身踐行!

*如需要進一步探討,請聯絡 公民同城圈推廣團隊 xiaoquanzi2012@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