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選國家來發動政變?
如何判斷該國情勢是否適合發動政變?
政變前要挑選哪些部隊加以策反?
政變執行的最關鍵時期是?
何時逮捕舊政府領導班子?要挑選哪些人來逮捕?
如何化解反對我方勢力?
策劃政變時,處理情報的行動準則為何?
何時才是發動政變的好時機?
如何判斷該國情勢是否適合發動政變?
政變前要挑選哪些部隊加以策反?
政變執行的最關鍵時期是?
何時逮捕舊政府領導班子?要挑選哪些人來逮捕?
如何化解反對我方勢力?
策劃政變時,處理情報的行動準則為何?
何時才是發動政變的好時機?
★亞馬遜網路書店5顆星評鑑!
★《政變實務手冊》一書再版無數次,被翻譯成14國語言
★《政變實務手冊》一書再版無數次,被翻譯成14國語言
- 作者:愛德華.魯瓦克
- 原文作者:Edward Luttwak
- 譯者:王亦穹
- 出版社:木馬文化
- 出版日期:2011年08月11日
-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1209098
- 裝訂:平裝
這本書不是一般隨處可見既平凡又空泛的綱要手冊。《完全政變手冊》是一本教你如何推翻某個掌握了國家大權卻又不受歡迎的政權。書中精確說明了執行政變的策略原則、政變的機制與具體實踐手段,並分析各種足以發動政變的政治、軍事及社會條件。作者坦言,他的寫作初衷是探討政治在經濟落後國家所具的意義。本書寫作當時,西方知識界對第三世界亞非新興國家抱有相當大的期待,但是作者認為這些國家有一項致命的缺陷是:缺乏真正的政治社群。缺乏真正的政治社群,就沒有有效的道德標準,而沒有自然源自該國社群價值與信念的準則,國家不過是一具機器罷了,就像其他機器一樣,只要找到關鍵掣桿,任何人都可以操縱整台機器。政變因而由是而生。
★新新聞創辦人、曾任國家安全會議副主席的江春男曾在壹週刊撰寫專文,讚美作者是「文人戰士」並提到本書:「1970年代,魯瓦克的《完全政變手冊》在那個政變頻傳的時代,幾乎成為經典,搞政治者奉為聖經,獨裁者把它當作教戰手冊。年輕無知的我對此十分著迷,抱著字典一個字一個字讀完……這本書對政變的過程,從籌劃到執行,舉例說明又附有圖表,分析各種變數和不同想定,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文字洗鍊,一點都不枯燥。」
★「政變」是最常用於改變政府的手段,也是最有成效的手段。1960年代以來全球發生過超過200場政變。就在2011年的1月,泰國還傳出軍方即將發動政變的消息,5月間喬治亞共和國又發生了一次失敗的政變!政變顯然已成聯合國大部份會員國政權更迭的正常模式!
★政變與我們距離不遠!目前全球有12個國家的領導人是經政變上台(參維基百科),其中有2個國家與我國有正式外交關係(甘比亞、布吉納法索),4個國家給予我國國民入境免簽證待遇(阿曼、甘比亞、斐濟、馬達加斯加)。2009年6月,邦交國宏都拉斯發生軍事政變,我國總統馬英九臨時決定不出訪該國。
作者簡介
愛德華.魯瓦克 Edward Luttwak
1942年生於羅馬尼亞的猶太家庭,成長於倫敦,是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軍事戰略學者。曾就讀倫敦政經學院,後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任職美國國安會(總統的幕僚機構)、美國國務院(行政機關),現於華府擔任「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資深顧問。
他在研究上經常採取獨特的觀點,最著名的作品就是1968年首度出版的《政變實務手冊》,已被翻譯成14種語言。另外,全球各學術機構及相關領域的大學系所普遍採用他撰寫的《戰略:戰爭與和平的邏輯》一書,已經成為經典教科書。
譯者簡介
王亦穹
目前居住南台灣,專職譯者,譯有《感染》、《天生就會跑》等書。
尹乃菁(New98電台主持人)、南方朔(知名評論家)、胡忠信(歷史學者)、馬家輝(文化人) 、陳一新(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教授)、黃介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鍾佳濱(屏東縣政府副縣長)★★★★★ 行動推薦
名人推薦
國際媒體好評
★「這本小書邪惡、揭發事實,且相當具娛樂效果。在一步一步說明發動政變的步驟後,作者分析了現代(二戰後)的政變,同時指出為何有些人可以成功,而有些人則否。──《紐約客》雜誌
★一部相當傑出且切合主題的作品,展現了去規劃無論成敗的政變所需的龐大知識。──《時代雜誌》文學別刊
★《完全政變手冊》一書證明了學術分析可以是相當傑出的社會學作品,同時也讓讀者閱讀時樂在其中。文體平易近人,沒有艱澀難懂的術語……同時,書中清楚展現了魯瓦克對政治學基本概念以及問題的熟稔。在處理敘述主題時,他既不浮誇也不過度著墨無用的小細節。因此,這本書對於所有對於頻繁發生的推翻政府行動有興趣的讀者來說,相當具有一讀的價值……我們在閱讀這本說明清楚又充滿智慧巧思的小書時,樂在其中。──《薇吉尼亞書評季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 叢書系列:SOS系列
- 規格:平裝 / 278頁 / 15*21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目錄
獨家中文版序
前言
第一版自序
1979年版自序
前言
第一版自序
1979年版自序
第一章 什麼是政變
第二章 政變的時機
第三章 發動政變的策略
第四章 政變的策劃
第五章 政變的實施
第二章 政變的時機
第三章 發動政變的策略
第四章 政變的策劃
第五章 政變的實施
附錄A 鎮壓經濟學
附錄B 政變的戰術討論
附錄C 統計數據
附錄B 政變的戰術討論
附錄C 統計數據
表Ⅰ:政變的經濟演化,1945-1978
表Ⅱ:全球政變一覽表(含成功 / 不成功者)
表Ⅲ:政變的效率,1945-1964
表Ⅳ:政變的次數
表Ⅱ:全球政變一覽表(含成功 / 不成功者)
表Ⅲ:政變的效率,1945-1964
表Ⅳ:政變的次數
序
推薦序
文人戰士——魯瓦克素描
伊朗對西方是一個謎樣的國家,但它的改變,不只影響中東政治,對穆斯林世界,從阿富汗到埃及,從伊拉克到印度,都會受到很大衝擊。這次大選引起動亂,整個氣氛有點巷八零年代東歐自由化前夕,西方戰略專家紛紛撰文發表高見,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是美國的魯瓦克(Edward N. Luttwak),不是他的見解特別深入,只因為他為我打開另一扇門窗,帶我走進另一個世界。
魯瓦克現在華府戰略安全研究中心(CSIS)擔任資深研究員,他是一位博學多聞,才氣洋溢的軍事歷史和戰略專家,他除了擁有典型猶太知識份子所應該具備的數種語言專長,經常在報上發表文章,出版十多本有關戰略安全方面的書,而且是一位行動家,和許多國家的情報和國防部門有密切關係。他實際參與反恐和軍售,介入阿富汗、以色列、伊朗、義大利、拉丁美洲的許多秘密活動。他和中國軍方和司法單位也有顧問關係,前年好萊塢反恐電影《蓋世奇才》(Charlie Wilson’s War),據說是他的親身故事。
他在華府近郊Cherry Chase的家,是一座維多利亞式的建築,從地板到天花板,四周都是書,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歷史、戰略、情報、武器、戰機、導彈,多得令人頭昏。進到他家裡的人,還必須先把手機電池拿掉,以免被人追蹤,除了這一點以外,他健談熱情,有時像歷史專家,談論波斯文明和猶太人的淵源,有時像軍事專家,分析每場戰役決戰關鍵。他連中國古代的賦稅制度也做過研究,這一點實在唬人,他的意見不一定對,但保證新鮮有趣。每次聽他說話,都覺得趣味無窮,他的腦細胞排列組合方式一定與眾不同,否則怎麼裝得下這麼多東西。
我在三十年前就認識他,當時他應自由基金會的黃不撓邀請來台訪問。他演講時,好像是由陳長文先生擔任翻譯,當時的陳長文是國防部法律總顧問,參與所有軍購談判,賺了很多錢,成為全國繳稅最多的人之一,國防預算有一部份進入他事務所的口袋,與他現在反戰的鮮明立場,有如隔世。當時台灣被趕出聯合國,來自香港的黃不撓是愛國商人,他在紐約時報大登廣告替台灣發言,被稱為今之弦高。魯瓦克經過當時國科會國際工作組長王紀五介紹給杭立武,他才與台灣結緣。
當時他意氣風發,他寫的一本書《政變手冊》(Coup d’Etat, a Practical Handbook),在那個政變頻傳的年代,幾乎成為經典,搞政治者奉為聖經,獨裁者把它當作教戰手則。年輕無知的我,對此十分著迷,抱著字典一個字一個字讀完,以為從中可以找到推翻國民黨的方法。
這本書對政變的過程,從籌劃到執行,舉例說明附有圖表,分析各種變數和不同想定,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文字洗鍊,一點都不枯燥。魯瓦克在英國倫敦大學念完書就寫完這本書,當時他只有二十六歲,這本書被翻成十五種語言,他一舉成名,後來被國防部長史勒辛格找去當助理,從此開始他數十多年的軍事戰略專家生涯。從阿富汗到喀什米爾、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到拉丁美洲,都有他的足跡,而他身為猶太人,對以色列、敘利亞、伊朗、埃及問題更是如數家珍,這些經驗成就他百科全書般的知識。在苦悶的年代,他的書引導我走入另一個世界,我跑去倫敦尋找他的足跡。
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台灣,一片肅殺氣氛。黨外人士發現對國民黨的軍情特務系統毫無所知,才會犯下致命錯誤。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到歐洲參加一個有關第三世界問題的研討會,懷著緊張興奮的心情,天天躲在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圖書館,那裡是研究革命與政變最權威的地方。晚上跑到泰晤士河邊的電影中心猛看第三世界電影,在那裡的舊書攤上發現一本「阿拉伯的勞倫斯」所寫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那是三零年代出版的老書,書皮剝落泛黃,我用三英磅買下,當晚興奮得睡不著。
在那些年頭,有兩片電影令人難忘,一片是《阿爾及爾戰爭》(The Battle of Algiers),拍得像紀錄片一樣逼真,法軍的追捕刑求和阿爾及爾人的反抗、暗殺、暴動,緊張得另人透不過氣。另一片是德國左派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erg)的傳記片,她寫作、演講、愛情、革命,後來被秘密殺害,一生高潮迭起,迴腸盪氣。在那個苦悶的年代,這類電影具有勵志與移情效果。
有一年,應美國政府邀請訪問,主要目的是軍事與國防,在華府的五角大廈聽簡報,在戰略空軍總部看星際作戰的操作,認識多位美國軍事記者,最有趣的是訪問幾位文人出身的軍事專家,看到他們書房裡堆積的軍事書籍,才慢慢瞭解這是一門人人都有機會窺其堂奧的心天地。在專制獨裁國家,情報戰略是高深莫測的領域,是統治階級的專利,但在民主國家,人人都可成為軍事戰略專家。有沒有軍事背景並不重要,魯瓦克就是一個典型。
魯瓦克是出生於羅馬尼亞的猶太人,為逃避納粹和共產黨的迫害移民義大利,後來去倫敦念書,做為猶太人的生存者和流亡者,他永遠要比敵人更聰明。他對軍事情報方面的興趣,來自於生存與自衛的需要,後來變為專業謀生工具。
有一次談到猶太人問題,他說歷史上的猶太人沒有安全感,拚命賺錢,沒有人研究戰爭與政治,命運永遠被人擺布。其實,弱小民族更應該研究戰爭與軍事,反對運動者更應該研究情報與戰略。擁有這方面的知識,小者可以加強反抗能力,大者可以掌握命運。不幸的是,反對運動者把這種知識當作統治者的專利,他們不知道這是一種「公民保衛」(civil defense),民主社會資訊發達,要瞭解戰爭與和平之道,一點都不困難。民主與人權是高貴的目標,但不瞭解軍事與戰略,就無法保衛自己。
魯瓦克是文人戰士的典型,他對各種黑暗勢力都有研究,他曾幫助義大利政府和西西里的黑手黨打交道,在墨西哥與毒犯談判,在阿富汗、土耳其、伊朗各地參與秘密活動。他有一半的時間在國外旅行,他在玻利維亞有一座牧場,研究、行動、寫作、諮詢、顧問、美酒、文化、吹牛,生活過得多彩多姿。
在伊朗問題上,他是強硬派,他批評歐巴馬對伊朗一廂情願,其實他自己對伊朗文化頗有好感,他說伊朗的古城Isfahan美得令人摒息,伊朗人的詩歌令人陶醉,可惜伊朗教士辜負他們的文明和人民。
不過,他對伊朗前途很有信心,因為戰爭與軍事的知識不是伊朗當權派的專利,改革派對此也有豐富經驗,這是最有效的制衡。知識就是力量,擁有這方面的知識,才有當家作主的機會。
江春男(新新聞創辦人、曾任國家安全會議副主席)
本文發表自20090702《壹週刊》
本文發表自20090702《壹週刊》
作者獨家中文版序
政變是民主的試金石
政變是民主的試金石
一九七七年,我首度造訪台灣。那時台灣早已展開快速的經濟發展,蔣經國正擔任行政院長,準備接下總統大位;年輕的馬英九也因才能非凡而受到矚目。無論是在台北或是其他地方,整體的氣氛顯得非常輕鬆。可是由王昇將軍領導的「總政治作戰部」還是相當活躍,扮演著政治壓迫的角色。
在當年,《政變實務手冊》這種書名絕不可能在台出現。即使是在蔣經國逐步放鬆箝制、成功完成了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實驗之後,情況依舊如此。可是我第一次訪台時受到台灣當局熱烈的接待,他們也不在意我寫過一本教人政變的書,原因大概是我曾經在一本相當有影響力的雜誌《評論(Commentary)》上面撰寫過有關中國大陸的文章。早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未去世前,中國大陸的外國訪客很稀少,那時我就有機會去訪幾個地處偏遠、完全未對外開放的中國都市,返美後我寫出了一些明顯的事實,也就是中國窮到可憐,又被一群沒什麼希望、嘴裡老是叫嚷著可笑口號的極端份子所高壓統治著。(其實我真的有遇到「四人幫」——雖說沒和他們說話,就在毛澤東的遺體置於人民大會堂供人憑弔的那天。)
我的那篇文章只點出了事實,但它後來卻變得相當不平凡——都因為當時美國及國際媒體都令人驚訝地一面倒,對中國發出好評報導(就算是老練的記者也被中國的樣板採訪安排所迷惑)。反正我那篇文章已經足夠讓我造訪台灣了,並且讓我立刻體會到「威權統治的台灣」與「極權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何差異:兩者都禁止(或至少壓抑)集體性的政治反對勢力,可是台灣當局只掌控政治權力,並允許經濟活動與文化表現的自由(只要不涉政治即可);相形之下,在極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連「文化可以獨立於政治之外」這個觀念都不存在,而且還禁止經濟自由。
許多人相信,威權政府(例如台灣)會逐漸演化成為民主政體,原因是商場上的資金將流入反對政府的勢力,而管理人才和專業人才也一樣。至於極權政府則完全不容許個人的活動,更不會容許「支持反對勢力」這件事。結果呢,台灣果然印證了上述的觀點,漸漸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轉移。可是在中國,經濟自由化迄今還沒有帶來政治的自由化,不過私人的資源確實已經挹注給越來越多的政治異議人士了。
回顧一九七七年,台灣的威權政府其實很容易被政變所推翻,因為大體上而言人民被壓抑成一種相當消極的狀態,又沒有足夠堅強的獨立團體,能夠大規模動員群眾來表達心中的不滿。因此,假如當時出現幾位資淺的將軍,指揮著步兵師或者裝甲旅,按照我以下說明的步驟,就一定可以奪得大權:以快速果斷的行動囚禁主要領導人並佔領行政指揮總部,封鎖一切進出台北市的道路,奪下廣播與電視台等設施。這樣就足夠癱瘓國內其他的武裝部隊,成功實施政變。
事實上,南韓總統朴正熙於一九七九年十月被暗殺後的情勢,就與上述形容的完全一樣:出來奪取政權的人,並不是陸軍裡面的四星上將如參謀長或其他資深高階將領,反而是一個新進獲擢升擔任二星中將的全斗煥出線。全斗煥算是個資淺將軍,可是他負責指揮南韓首都內的情報單位。政變後雖然南韓也出現零星的街頭抗議及地方性的暴動,但全斗煥還是穩做八年大位,直到期滿之後將政權交給他指定的繼任者為止。
在今天,這些都不可能發生在台灣了——雖然台灣的民主經驗還算很新,不過民主這件事已經深深根植於台灣社會,人民已經不再被動消極,反而會以龐大的群眾示威力量,站起來打敗任何政變的意圖。民主的功用也就在這裡:民主改變了人民,把他們從消極被動的政治客體,轉換成政治的主角。這是何等寶貴又令人歡欣鼓舞的轉變呀。這麼多年來我有幸多次拜訪台灣,親眼看見台灣逐漸邁向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更是社會、文化上的自由。所以,政變就是民主的試金石:凡是能夠用政變的方式奪下的政權,就一定不是民主政權。
愛德華.N. 魯瓦克,二0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內文1 第四章,政變的策劃
政變中佔領實體設施之原則
大眾媒體
政變後我方為了確立統治,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監管政治中心所發佈的資訊,因此佔領主要大眾傳播工具也就成為第一要務。希臘國王曾在1967年底發動一場反政變,他只犯了一個錯誤,卻因此造成行動失敗,那就是他與大眾溝通失靈,硬體與內容皆然。當年電台播送國王的演說時,只有少部份民眾接收到內容,因為廣播的訊號太過微弱,而且也不在原來的波段上;國王沒有用如雷的聲音號令群眾反抗,反而軟弱地向民眾求救。我方絕不能犯下類似的錯誤。
由於政變的時程短,目標國的社會環境也未必合適,我方不一定要把報紙等平面媒體當成主要目標。我方只需在政變後確立對我們媒體的控制權即可。我方不光是要控制傳媒設施,更要統一發送訊息,因此必須一一處理每一處設施。最好的方法就是取得電台人員的合作,從內部進行破壞。只要一名技術人員,就可以讓一座廣播電台暫時失去功能,取得原本需要一整個攻擊小隊才能達成的戰果。若是無法吸收內部人員倒戈,那麼次佳的選項就是從外部進行破壞。我方不必製造大規模的破壞,因為通常只需對發送器的核心動點手腳,稍做移除或破壞,即可有效解除該電台的功能。(參見附錄B。其中討論政變中除了軍隊外,還必須出動的各種人員。)
城市聯外道路
只要能在適當地點設置有效路障,即可暫時阻止效忠舊政府的部隊進入首都,而我方則利用這段短暫的時間,確立自己新政府的地位,並取得大部份官僚與軍事部隊效忠。等到干預部隊好不容易抵達我方政變的地點,會發現他們已經成為孤立的叛軍了。控制首都的聯外道路之後,對我方的行動還有別的好處,其中之一就是我方可以創造新政權的存在感,並阻止舊政府領袖與我方未逮捕的人物逃離。
光憑我方的資源,可能無法把整個首都封鎖得密不通風(不過這點當然要視首都的位置與實際的大小而定)。以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亞為例,當地雖然四面開闊,但只需關閉機場就能封鎖首都,因為地面交通條件不足以讓人員快速移動至國內其他地方。另外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也對政變者有利,因為該城雖然距離國內其他地區不遠,週遭卻有湖泊與海洋,因此只需設下少數路障即可封鎖全城。
交通要津
戰車出現在首都廣場,這樣的景象不但已成為政變的象徵,⑥而且也有非常實際的作用:那就是在政治活動中心製造存在感。每個國家的首都裡,都有相當於英國白廳或美國國會山莊的地區,集中了主要的政治與行政機關。我方必須在該區挑出部份地點,派兵駐守或進行包圍。這樣做可以達成幾個目的:(a)封鎖點可以環繞我方小組活動區週邊,形成保護牆,讓他們不被可能攻破首都的敵方部隊攻擊;(b)封鎖部隊可以令人一見而得知我方實力,確立我方統治;(c)封鎖部隊可以過濾進出該區的人員,使我方可以捉拿先前無法直接逮捕的人員。
由於我方有能力封鎖的地點有限,因此選擇時必須特別謹慎。我方只須選擇筆直並寬廣的街道相交處設下封鎖點,並沿著這些街道形成封鎖區的界線即可(從這一點來看,巴黎的大街大道是最理想不過的)。
機場與其他交通設施
政變剛發生後,我方一定要進行的行動之一就是封閉機場,取消所有航班。這是「凍結」情勢的一般戰術之一,可以遏阻所有未經控制的人員與資訊流動。但另一項更明確的目標就是阻止我方未能逮捕的政治人物逃走,防止效忠舊政府的部隊進入首都地區。由於政變的過程相當短暫,所以空運的角色極為重要。我方或舊政府都可能利用空運送進一小隊援軍,就此改變情勢均衡。利用空運所能送進的部隊也許人數極少,但在政變初起的微妙情勢下,這批部隊很可能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公眾建築
大多數國家都有某種形式的民選議會、國會或名稱不同的類似機關,但許多國家的真正權力中樞是在總統等元首住處(或是政黨中央委員會所在地)。請不要被憲法的文字所蒙蔽,我們已經花了很多功夫分辨「實質統治者」與「象徵性角色」的區別,絕不能誤將有限的資源浪費在後者身上。
除了純粹象徵性的建築物外,還有其他地點,值得我方盡量努力佔領,如軍方總部、警察總部、情報機關的行政總部等。以下目標是任何政變者都應該佔領的:
(a)實際政權的所在地:可能為皇宮、總統府、民選議會會場,或是政黨的主席團或中央委員會。
(b)主要行政機關建築:國防部、內政部,如果警察或軍方總部不在上述建築內,則應另行佔領其總部。
(c)象徵性建築:這類建築通常已包括在上述兩類地點內。但一國的政治情勢若是與民眾的傳統認知有落差,大眾可能仍然將已「過時」的地點與政治權力聯想在一起。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