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2日星期五

埃及如何学习塞尔维亚


2008 年年初,埃及马哈拉(El-Mahalla el-Kubra)工业城(mill town)国有纺织厂的工人宣布,因为物价高涨和薪水微薄,他们打算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出来罢工。这件事情引起了一帮子在首都开罗,娴熟于各类技术应用的年轻人的注意。于是这群年轻人在脸书(Facebook)上开设了一个团体,准备于4月6日,在整个埃及组织声援性的抗议和罢工行动。令他们震惊的是,这个脸书团体很快就有7万人加入响应。
但是在网上搞活动,和在街上搞活动,还不是一码子事。在马哈拉的工人罢工行动中,警察占领了工厂,对罢工加以阻止。结果示威转向暴力:抗议者们放火烧了不少建筑物,警察们则开始开枪镇压,至少两个人死于冲突。与此同时全埃及的连带抗议 (solidarity protests)在大多数地方都被警察所封锁,最终失败。脸书组织者一直都没有在抗议战术上达成一致——人们是应该留在家里还是应该上街。人们当时知道他们都想要做些事情。但没人对那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有清楚的想法。
4 月6日的抗议表现得相当拙劣,抗议运动的领导者随后就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该抗议成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民主革命工具所存缺陷方面的客观教训(object lesson)。脸书可以把成千上万的线上同情者聚到一起,但一旦到了线下却无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召集民众方面,脸书是一种有用的通信工具,但是把民众召集起来之后去做什么呢?四六运动的领导者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他们决定从其他有过这方面经验的人身上加以学习。在2009年夏天,穆罕默德·阿 德尔(Mohamed Adel),这个20岁的博客作者和四六运动的活动人士,去了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
在贝尔格莱德有一个组织, 名为“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No 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简称CANVAS)。该组织是由在1990年代晚期反对米洛舍维奇的起义中学到经验的年轻塞尔维亚人所运作的。在把米氏赶下台后, 他们就着手开展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即如何将自身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其他国家。对于世界上的独裁者来讲,他们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都指名道姓的谴责了他们。(一位CANVAS 的领导者对我说“他们认为我们把革命装在了行李箱中,是我们这些外人的运作才把革命带到他们国家的”。)但是对包括津巴布韦、缅甸、白俄罗斯、伊朗的年轻一代民主活动人士来讲,年轻的塞尔维亚活动人士就是英雄。他们已与50国以上的民主倡议者展开了合作。在如何与世界上最坏的政府较量方面,他们向各类年轻人团队给出了建议,并且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占领的黎巴嫩、马尔代夫以及现在的埃及,那些接受他们建议的年轻人都获胜了。
在贝尔格莱德,阿德尔接受了一星期的非暴力革命策略方面的训练。他学会了如何组织人民——不是在电脑上,而是在大街上。最为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培训其他人, 于是他返回埃及并开始教导其他人。“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和另一个相似的被称为Kefaya的组织,成了促成穆巴拉克总统于2月11日辞职的为期18天和平起义的最为重要的组织者。地缘政治集团Stratfor在2月3号的一份报告中曾说道,“四六运动和Kifaya实际上就是在把抗议者组织起来并且走上街头方面扮演领导角色的团体。”他们所采取的战术直接来自CANVAS的培训课程。阿德尔在接受半岛英文电视台2月9号的采访中,这样描述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我在如何进行和平示威、如何避免暴力以及如何面对来自安全部队的暴力……以及如何有组织的使人民走上街头方面受到了训练”。身为CANVAS领导人之一的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则这样告诉我,“我们对他们如此年轻就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感到相当讶异。”
当非暴力革命横扫从突尼斯到埃及这些长期统治的非民主政权并威胁到附近的阿尔及利亚、巴林、也门的统治者时,世界的关注点被革命的肇因即压制性统治下生活的世代,以及革命所利用的工具如脸书和推特这种社交网络站点所吸引,这些因素鼓舞了造反浪潮。但是作为四六运动的成员却了解,单单这些因素并无法形成一场革命。那什么才形成了一场革命呢?在过去,不满群体利用了地缘政治的横扫力量:拉美政权以及前苏联集团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超级强权对于独裁统治支持的撤销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作为一种全球理想得以巩固的产物。但是全球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结束了,然而大量独裁者却仍然存在——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数量不断增加的独裁国家的民主活动人士而言,就是要向CANVAS学习。CANVAS比其他民主团队做得更好,该组织已打造了一个具有持久性的非暴力革命的蓝图:如何做才能将少量民众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然后去推翻一个独裁者。CANVAS已经思考了如何把犬儒、被动以及恐惧的公众转变为活动人士。其强调团结、纪律和计划——这些战术对任何军事行动而言均是基本的,但却往往被非暴力革命者所忽略。独裁统治期间有着许多时刻足以激发公众的怒火:石油价格的飞涨、反对派领袖被暗杀、自然灾害后政府的腐败冷漠,或仅仅是警察没收街上小贩的手推车。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愤怒是无济于事的——它至多只会突然爆发一下,并不会给非民主的统治者造成很大挑战。只有有所准备的对手才能够利用这些愤怒时刻去推翻一个非民主政府。
CANVAS 的一位前教官伊万·马洛维奇(Ivan Marovic)在几年前于华盛顿曾对我说道,“革命往往被认为是自动自发的。似乎人民只要跑到街上就会出现革命。但革命其实是长达数月或数年提前准备的结果。直到某个时点时机才会成熟,此时你才可以组织大众示威或罢工,这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情。如果这类行动仔细计划过,那么到它们开始之时,所有事情在数周之内就可以搞定 ”
CANVAS几乎是第一家向独裁政权治下的人民传授可被用来推翻独裁统治技能的组织;自冷战初期以来,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一直都在资助全世界的民主推广组织。我在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和桑地尼斯塔时期的尼加拉瓜两个独裁政权统治之下都生活过,并访问过大约十多个其他独裁国家,我见到了大批埋头工作负责民主推广的人士并且我 本人也做过选举监督员。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足以媲美CANVAS的组织。
传统的民主推广团队喜欢与具有良好信誉的反对党以及公民社会团体协作;但CANVAS却喜欢与后起之秀合作。他们的理论是,独裁者统治下的建制式政党(established parties)及组织往往过于懈怠腐化以至无法推翻独裁者,相反此希望只能寄托在理想主义的局外人——往往是学生身上。塞尔维亚那些活动人士并不是通常那种来自富裕国家西装革履的高新顾问;他们更像是外表骄傲、自大的学生。他们带来了牛仔般的招摇。他们洋溢着成功的感觉。每个他们所教导的人都想要做这些塞尔维亚活动人士曾经做过的事情。
如果CANVAS的做法撕碎了旧式民主推广的剧本,那是因为该团体的领导者已经从他们自身第一手的经历中,制作了一个全新的民主推广方面的剧本。该团体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在贝尔格莱德一家咖啡厅召开的会议,在那里波波维奇 (Popovic)——这位身材高大、一身锐气的25岁男子,贝尔格莱德大学海洋生物系的学生——把志同道合的几位学生召集起来。那时候,米洛舍维奇已经 在位9年时间,并且统治基础已经根深蒂固。他那时已发动且输了三场战争,并正在发动第四场战争(科索沃战争)。波波维奇及其朋友多年以来一直都活跃于学生抗议行动。他们已经连续游行了100天,但收获却微乎其微。波波维奇回忆道,“那是一场与陷入绝望状态的老友的聚会。我们当时处在消沉的谷底。”
学生们把自己命名为“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并开始思考革命。首要以及最为艰巨的障碍就是国人的态度。由反对派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大 多数塞尔维亚人都希望米洛舍维奇滚蛋。但他们同时却认为米氏下台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至少是尝试起来太过危险的事情。塞尔维亚现存反对派绝不会从下述情形中得到激励:甚至反米洛舍维奇的政党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政党领导者个人野心的工具。
但是Otpor的创办人意识到年轻人将会参与政治——如果让他们有英雄般的感觉并品尝到酷的滋味,使他们成为大事件中的一员。那是一场后现代的革命。“我们的产品是生活方式,”马洛维奇向我解释道,“我们所推动的运动无关乎各类议题,而是关于我的认同。我们试图使政治变得性感、诱人。”传统政客将其工作视为做各类发言而追随者的工作则是聆听;Otpor 选择了集体领导,根本不进行公开发言。如果说该组织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那里获得过什么灵感,那么它也从可口可乐——以其简单、强有力的讯息以及强大的品牌 ——那里获得了线索。Otpor自身的logo是一个极有风格的握紧的拳头——以一种讽刺、嘲笑的方式借用了二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游击队以及世界各地共产党的象征。
Otpor 避开了传统的游行、集会方面的反对战术——部分出于迫不得已,因为该团体还没有能力动员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摒弃了政党的严肃性(gravity)及夸夸其谈,Otpor转而选择了电视秀那样的感性和直观,其领导人成长时期一直在看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节目(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其日常活动包括使政府看起来很愚蠢并赢得反对派媒体报道的街头戏剧以及恶作剧。风趣并不总是能实现,但它一直都是各类活动的目标。最引人 注目的表演是画有米洛舍维奇照片的石油桶。Otpor就沿着热闹的大街滚这个石油桶,只要人民在桶的插槽插入一枚硬币就可以用球棒击打米氏的照片。这是 Otpor最喜爱的一种恶作剧,也是一种让当局陷入两难的举动:这种作为使得米氏政权怎么做都会遭受谴责。如果政府让石油桶继续滚下去,它会看起来很虚弱。但是当警察介入,情形也没有变得更好:Otpor成员逃走了,而反对派电视隔天就会展示警察“逮捕”一个石油桶并把它载到警车上的照片。举国上下皆在为这种恶作剧窃笑——并且都在支持Otpor。
不是试图避免逮捕,相反Otpor决心主动招惹警方并利用这些恶作剧形成运动的优势。虽然警方会粗暴对待Otpor成员,但很少对他们施以酷刑并且许多被捕的成员甚至都不会被留置过夜。当任何Otpor成员遭到逮捕时,该组织都会派遣一个嘈杂的人群到警察局外面街道去等候。被捕者从警察局走出来的时候会发现一大堆反对派媒体的记者以及一群欢呼他出狱的朋友。年轻人竞相攀比谁被逮捕的次数最多。如果身着Otpor拳头LOGO素雅的黑色T恤使你成了革命的内部人,那么遭到逮捕就使你成了一个摇滚明星。曾把自身看作是受害者的民众学会了把自身看作英雄。
在建立两年之后,Otpor已经由11名成员变成了人数超过7万人的组织。克林顿行政当局驻巴尔干地区特使詹姆士·欧布莱恩 (James O’Brien)说,“Otpor当初所作的永远不会被遗忘的象征性事情是,他们使塞尔维亚人相信公开宣称米氏政权并非不可战胜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是之故,许多塞尔维亚人都享有一种变革可能到来的感觉。”到米洛舍维奇2000年9月再次竞选南斯拉夫总统职位时,Otpor长期的抗议行动以及米洛舍维奇的镇压企图——已经削弱了总统的知名度并且有助于团结反对派,也给他们壮了胆。当米洛舍维奇拒绝承认被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stunica)击败时,Otpor有纪律的非暴力活动的示范性及其组织起来的大量活动人士,在说服塞尔维亚安全部队违背米洛舍维奇要求对抗议者射击的命令方面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2000年10月7号,四面楚歌的米洛舍维奇辞职了。
之前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对于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来讲,下一步就是思考如何输出革命经验的问题。
米洛舍维奇下台后数月内,Otpor的领导人开始接到其他国家民主活动人士的邀请,他们渴望复制塞尔维亚革命运动的成功。Otpor的创始人之一斯洛博丹·迪吉诺维奇(Slobodan Djinovic)开始前往白俄罗斯,与那里的一个学生运动秘密接触。然而,该运动很快被当局渗入,并最终失败。
迪吉诺维奇在格鲁吉亚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该国一群年轻人建立了一个名为Kmara!(意为“受够了!”)的运动组织。2002年,迪吉诺维奇以及Otpor 的其他领导人开始在塞尔维亚拜访并款待Kmara!组织的学生。在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前苏联官僚,1995年起出任格鲁吉亚总统——窃取了格鲁吉亚2003年11月的大选之后,Kmara!组织所领导的一次以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著称的运动迫使谢瓦尔德纳泽下台。随之而来的是乌克兰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此次革命中,前Otpor 活动人士投入几个月的时间为乌克兰青年组织Pora(意为“是时候了”)出谋划策。
在 2003年前往非洲南部为津巴布韦人士提供培训途中,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决定成立CANVAS。当时波波维奇已是一名议会成员,但他于2004年辞去该职务,更乐于成为一名组织者和革命者。迪吉诺维奇则于2000年建立了塞尔维亚首家无线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并很快成为一名行业巨头。今天,迪吉诺维奇掌管着塞尔维亚最大的私人互联网和电话公司,并自掏腰包为CANVAS提供大约一半的运营资金,同时还承担着一半的非暴力训练课程班(raining workshops)的费用(CANVAS 有六名职员。教官们来自五个国家,均是成功民主运动的资深人士,他们签约成为领取酬劳者。CANVAS 参加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名为“人道行动”(Humanity in Action)的国际NGO组织以及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自由之家组织(Freedom House)所出资开展的一些非暴力课程班。但CANVAS 更倾向于与美国保持距离,部分源于Otpor的经历。与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所有派别类似,Otpor接受美国政府的资助,但却谎称没有。随着米洛舍维奇的下台,当真相被揭穿时,许多成员感到被出卖而纷纷离开了Otpor)
CANVAS 的大部分工作均与来自中度压制型国家的民主人士合作开展,这些国家占到世界上独裁国家的大多数。CANVAS的所有成功案例均是如此;这些塞尔维亚人帮助推翻了稳固性较低、容易推翻的的独裁统治。无论怎样描述,谢瓦尔德纳泽治下的格鲁吉亚均非北朝鲜。因此,在去年,我决定对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与一群来自对他们所持观念最具挑战性的国家的活动人士之间的合作进行观察,这个国家便是缅甸。
1962 年,奈温将军(Gen. Ne Win)所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终结了缅甸自14年前独立以来一直实施统治的民主政府。政变至今的半个世纪中,缅甸人可以合理期待形势改观的短暂时刻仅有那么几个。1988年爆发了持续数月的反政府示威,但以军队对数千名抗议者的杀戮收场。两年后,缅甸举行了政变以来首次大选。但当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赢得压倒性胜利时,当局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大众抗争直至2007年再次发生,当时政府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取消了石油补贴,一些燃料价格上涨了500%。佛教僧侣们抗议物价飞涨,不料却遭到安全部队的 殴打。在仰光,一位名叫阿信·科维达(Ashin Kovida)的僧侣忍无可忍了——这是一个个头不高、语音柔和的24岁男人。他卖掉了自己的法衣,用这部分钱制作并复印了一份传单,邀请仰光寺院的僧侣 上街游行。2007年9月19日,大约400名僧侣开始游行,学生也参与进来,此次游行即著名的“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以僧侣法衣上的一种颜色命名。
如今流亡海外定居加利福尼亚的科维达告诉我,当时他从描述米洛舍维奇下台的纪录片《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中得到启发,该纪录片有缅甸语字幕,在国内秘密流传。他认为政府没有胆量向僧侣开枪。但他错了。几十个人被杀害,数千名僧侣和尼姑被逮捕;其中一些人被判处超过60年有期徒刑。缅甸的反对派再次归于沉默;2010年11月举行了大选,但国家仍换汤不换药。
然而,仍有部分缅甸人愿意冒险追求真民主。去年,这部分人中的14名成员(大部分非常年轻)聚集于缅甸境外一家旅馆的会议室中,参加CANVAS组织的一期培训。这些 人由缅甸一位资深反对派活动人士召集而来,该名人士要求对其仅以绰号K2相称。(一名记者兼摄影师的在场事先经过了谨慎磋商,以保护参加者的安全:我不能 道出这些缅甸人的身份,或提及该培训的日期或地点。)
这对塞尔维亚人而言是一个新领域——在此之前CANVAS曾与缅甸流亡人士合作, 但现在面对的是居住在缅甸境内的人们。这些塞尔维亚人担心这一事实:缅甸学生们彼此互不相识。不信任是致命的。波波维奇曾对来自津巴布韦的一个群体进行培训,该群体既有反对派政党的年轻人,也有非政府团体成员。他们均反对独裁者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但相互之间也充满怨恨。“无休止的战争”,波波维奇这样描述道。在类似于缅甸这样的国家,人们对不相识的人充满恐惧。塞尔维亚人认为这是个麻烦。
当然了,缅甸也非乌克兰。民主运动发育程度越低,前期准备所需时间也越长。塞尔维亚人认为,格鲁吉亚和越南活动人士的学习领会速度最快。而缅甸学员的反应更类似于其他来自极权国家的学员。“白俄罗斯,”迪吉诺维奇摇着头说,“那些白俄罗斯学员异常顽固,难以推动——他们极端消极。在他们眼中看不到火花。”然后是北朝鲜学员:“在首尔的一个大型旅馆中,他们大多是年轻学生,”波波维奇告诉我,“我们进行了两天培训,却无从得知他们究竟进展如何。人们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他们坐着,如石碑一般。太糟糕了。”
面对非洲、拉丁美洲及格鲁吉亚学员,CANVAS的教官们在培训中自由放松而充满活力——“塞尔维亚风格”,波波维奇这样称。而面对来自亚洲、中东及东欧大部分国家的学员,教官们的培训则试图更为正式。虽然培训风格需要调整,但课程内容均相同。该课程针对最初的两场进行中的斗争而设计,并在斗争中发挥了作用,即发生于津巴布韦和白俄罗斯的斗争——两国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都有所不同。迪吉诺维奇说,中东学员有时认为非暴力战略不适用于伊斯兰世界。但 CANVAS在前苏联地区之外所取得的仅有的成功发生于黎巴嫩和马尔代夫,二者显然是穆斯林国家。
当波波维奇问缅甸人“希望从为期一周的培训中学到什么”时,他们的答案集中于两个问题:动员民众和克服恐惧。“我们对所做的事情感到恐惧”,一位高个男士说,“我们有‘无力’感。我们从未尝过自由的滋味。”一位年轻女士指出,缅甸政府将所有五人以上的集会视为非法。“非暴力斗争异常危险,”她说。
缅甸正在展示CANVAS 在那些缺乏有效反对派历史的国家中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消极被动、宿命论以及公民的恐惧。CANVAS的最有用经验便是如何摧毁这些障碍。“每一期课程班都有人找到我对我说‘我们国家的情形截然不同’,” 迪吉诺维奇告诉那些缅甸学员。学员们的笑声紧张不安。但这些缅甸学员明白:任何人如果狂妄到在大街上推着画有缅甸统治者丹瑞(Than Shwe)头像的石油桶供仰光公民击打的话,他所冒的风险并非几小时的监禁,而是数十年监禁。塞尔维亚人对此可能说些什么呢?
事实证明,可说的有许多。一些学员表示,非暴力在他们看来意味着消极被动——也许在道德上占优势,但失之天真。波波维奇以孙子(Sun Tzu)的话对非暴力进行描述:“我希望你们将非暴力斗争视为一种战争形式——唯一区别在于不使用武器,”他告诉学员们。这是个新观点。他认为,非暴力道德与否无关紧要:它是一种战略需要。当然,暴力是每一位独裁者的看家本领。Otpor的创立者们也明白,藉由暴力不可能赢得广泛支持——每一次民主斗争最终都需要争取中产阶级,并至少使安全部队保持中立。
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另一个神话:即非暴力斗争等同于发动大规模群众集会。两人警告说,游行和示威应当保留到最终赢得大多数群众支持之时。游行是危险的——如果参加人数稀少,运动的可信度就会丧失。并且游行期间,人们会遭受逮捕、殴打及枪击。当局将试图煽动暴力。一次糟糕的游行会毁掉整个运动。波波维奇认为:“在仰光举行任何集会都是愚蠢的,”人们对此均表示认同。
但如果不搞游行,还有什么呢?塞尔维亚人向学员们展示了系列纪录片《一种更强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的剪辑片段,该纪录片事关非暴力斗争:甘地领导的食盐游行(Salt March)、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以及美国民权运动期间的餐厅静坐抗议及公车杯葛运动(bus boycott)。波波维奇指出了这些运动所涉及的计划,并让学员们列出他们所看到的斗争策略:发传单、举标语、静坐抗议、抵制、罢工纠察 (picketing)、音乐。“南非和缅甸有一个相似点:缺乏自由媒体”,波波维奇说,“因此怎样传播消息呢?”
“通过歌曲”,一位小胡子男士说。“通过祈祷和葬礼”,一位性格坚强的中年妇女说,她在学员中年龄最大,其他人喜欢叫她阿姨。波波维奇抓住机会发问:“那么,利用葬礼有何引人之处?”“这是人们可以聚会的唯一场合,”一位年轻人说。
“葬礼对你们的对手而言是个棘手的问题”,波波维奇说。在津巴布韦,五人以上的聚会被禁止,但一个有5000人参加的葬礼呢?只要与运动相关的任何人去世,他们都会聚集并吟唱——而警察不会介入!向葬礼发射催泪瓦斯的确是个问题。
塞尔维亚人的下一个想法来自美国理论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他是《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该书最初于1993年在泰国出版,为缅甸异议人士而写)一书的作者,被称为非暴力领域的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1]。 2000年春,波波维奇经由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的引介而首次接触夏普的思想;赫尔维是前美军上校,1980年代在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担任防务专员(defense attaché),之后从对武装斗争的迷恋中幡然醒悟。当Otpor成员们见到赫尔维时,这一运动组织已有20,000名活跃成员,并有着令人惊叹的声誉。但该团体遭遇了瓶颈——运动正在发展,而其领导人不明白如何将这种发展转变为米洛舍维奇的下台。
赫尔维向他们展示了如何实现这种转化。他对夏普的观点进行了阐明:专制政权的维系有赖于被统治者的服从。民主运动的目标应是说服人们放弃这种服从。夏普解释说,政府犹如建筑,由支柱支撑。Otpor必须将米洛舍维奇的支柱推向反对派阵营。
事实上,Otpor在争取米洛舍维奇的两个重要支柱方面已取得良好进展。其一是老人:老年人向来是米洛舍维奇的基础性支撑,但当局对Otpor的16岁成员 的持续逮捕——以及政府认为学生是恐怖分子的狂热指控——正在惹恼祖母们。另一根支柱是警察。一开始,Otpor便将警察当做未来的盟友(allies- in-waiting)。Otpor的成员们向警察局赠送饼干和鲜花(有时会附赠一个电视摄像机)。在对抗中,他们向警察欢呼而非嚎叫。
塞尔维亚人将这种理念详述给缅甸学员,并增加了一个步骤:即权力图表(power graph),这是迪吉诺维奇的发明。他让学员们列出缅甸具有不同社会影响力的群体,然后制作每个群体对政权的历时性忠诚度图表。该想法意在搞清楚哪个群 体已经动摇,以及缅甸最近的哪些历史事件引发了这种变化。通过这种方式,学员们可以收集线索,以发现谁才是最有利的同盟军。
学员们站在缅甸的警察、工人、妇女以及其他群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他们最需要什么?所汇编出的清单从各个群体的自利角度而言是可预期的:学生需要私人学校,商人需要可信赖的银行系统,农民需要粮食补贴。令人感兴趣的是表中所未包含的东西。“民主在哪里?人权呢?”,波波维奇指着钉在墙上的清单说,“人们不在乎这些东西。通常政客们才会将那些与民众不相关的东西挂在嘴上。还记得甘地的食盐游行吗?关键之处并非‘英国佬滚出去!’——没有那么正式,而是‘我们想要做盐’”。
到了周三,塞尔维亚人十分担心。“他们彼此不信任对方,” 迪吉诺维奇在午餐时告诉我。缅甸人周二晚在K2的旅馆房间里举行了一次通风会。他们相互自我介绍,并为团队制定了规则。他们在应对缅甸当局方面拟定了统一口径。之后,他们用吉他弹唱《风中之尘》(Dust in the Wind)等歌曲,直到凌晨3时才散去。
第二天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周三的课程是关于放弃以集会、示威、游行为主的集中战术,代之以低代价、低压力及低风险的分散策略。塞尔维亚人谈到了智利的cacerolazos[2]—— 或敲锅集会——这可以让人们知道他们的邻居也是反对皮诺切特的。他们讲解了困境行动(dilemma actions)的概念,如Otpor使用石油桶的手段。“由小事做起,如果成功了,你就会有信心一个接一个的做下去,”波波维奇说。“你招集人员,培训他们,保持他们的活跃度。你出击,宣告胜利——或滚蛋。如果行动成功,人们就会来找你。通过参与小的成功,你会建立自信。非暴力斗争改变了人们对自己的认 识。”
缅甸人似乎没有被说服。“所以,我们都将在某个特定时间在窗口点上蜡烛,”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他们可能无法逮捕10000人,但他们会选择一个可怜的家伙,逮捕他全家——甚至包括他的孩子。”
波波维奇表示同意。“是的,即使这种策略风险较低,但只要它是政治性的,你们仍会有问题,”他说。“但如果所针对的问题是政府的电力供应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呢?”
当缅甸学员们分成小组来发明自己的困境行动时,第一组认真考虑了这一建议。他们决定从处理垃圾问题入手,当时仰光政府已经停止了垃圾收集工作。成员们计划一开始由20个年轻人组成的小组着手这一工作,提供手套和口罩,并试图招募其他人加入进来,然后他们会到市政府递交一份知名人士签名的请愿书,并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问题。
“好,很不错。你们正在发展平行的管理机构,“波波维奇说。这是波兰团结工会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策略:不要拆毁现存机构——而是建立你自己的平行机构。“2008年纳吉斯飓风灾难(Cyclone Nargis,缅甸因这场灾难丧生的人数超过138,000人)之后,在政府不作为时,你们不是自发参与了清理尸体运动吗?现在,如果市政府不理睬你们, 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会把垃圾扔在市长脚底下,”一个高个子男人说。波波维奇笑了起来。“或者你们可以选择一个低风险的办法——给垃圾拍照,然后拿照片给当局看,”他说。
随后下一组来到了房间前,他们的成员面带微笑,很奇怪的脱掉了鞋子。他们的发言人,一位穿粉红色衬衫的年轻女士,兴奋地扭动着身躯,提议开展一个“光脚运动”(Barefoot Campaign),来纪念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的僧侣们——他们都不穿鞋。这个想法的起点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联系100名青年,他们要做的事很简单:光着脚去公共场所。 “我们可以从寺庙开始,”粉红衬衫说——因为没有人会在寺庙里穿鞋子。而且,人们会走过涂有颜料的地面,她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衡量是否成功——只要我们看到光着脚的人以及满地的脚印。”
“可如果当局来逮捕你们,你们怎样应对?”那位阿姨问道。该小组显然是深思熟虑过的,“为了安全,大家可以在口袋里装一双破凉鞋,拿给警察看,”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男子说。“或者你还可以说,我正准备去跑步呢。”
高个男子制止了他们的兴奋,“如果当局看到你留下的脚印,他们就会知道并逮捕你。”
“如果我们在晚上去,他们就不会知道是谁了,”娃娃脸男子说。“动手吧!”,他将拳头挥向空中,大家都笑了起来。
但是,这些脚印是一个问题——它确实会指引警方找到猎物。一位穿薄纱衬衫、说话轻声细语的年轻女士开口了。“这儿有很多流浪狗和流浪猫,”她说。“我们可以 在它们的住处前倒上颜料,让它们也开展光脚行动。”猫、狗民主战士!其他人面面相觑,开始敬畏起自己的卓越才智,随即掌声在四处轰然响起。
临近周末,学员们观看了缅甸起义(Burma VJ)——2008年由丹麦导演安德斯·奥斯特加德(Anders Ostergaard)拍摄的纪录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群缅甸秘密视频记者的故事,他们拍摄的影片被偷运出境,这些影片往往是外界获知缅甸当前情形的唯一途径。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袈裟革命期间,它在缅甸是珍贵的违禁品,大多数与会者之前曾看过这部片子。这部影片是一份希望和勇气的证明,它记录了许多缅甸人 视作自己人生高点的数星期的过往。不过在经过CANVAS一周的培训后,缅甸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部纪录片。
电影结束后,迪吉诺维奇来到房间前。“现在你们是怎么想的?”他问。娃娃脸男子瞪大了眼睛,“他们没有组织!”他说。突然,袈裟革命看起来截然不同了。他们非常勇敢,也非常鼓舞人心——同时他们又过于仓促、愚蠢和不负责任。“人们出于冲动走上街头,去要求一些无法实现的东西,” 迪吉诺维奇告诉他们,这或许不够温柔,因为他推倒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的建议是,”他缓缓地说,“你们所要考虑的非暴力抗争,应该与你们在这部影片 中所看到完全不同。”
大家都沉默了。
“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干了吧,”他说。
CANVAS曾与来自50个国家的活动家共事。但它并没有导向50场革命。
最直接的理由是,受过他们培训的人往往不是运动的负责者。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异议人士,选择了效仿Otpor的做法。相比之下,在伊朗,虽然受过CANVAS培训的小团体进行了一些成功的行动,但绿色革命的领导人并没有采取Otpor组织的战术。
然而,更深刻的原因是背景方面的问题。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是无法产生那种迫切需要的强大民主运动的。对缅甸人的课程班结束后,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很满意: 学生理解了课程内容。但他们能用这些做到什么尚不清楚。在课程班的最后一天,我问“光脚运动”组的成员是否会尝试在缅甸实施这一计划。“这个策略很美妙, 有价值且新颖,”他们说——但更适用于其他人。“我不确定它是否对我有用,”粉红衬衫说。
塞尔维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压制程度并非决定性因素。波波维奇告诉缅甸学员,比政府的残暴远为重要的是自己的技能水平和坚定程度;一个组织严密、坚定的民主运动,能够逐步赢得足够的自由空间。“政治空间从未来自施舍,而往往靠征服而来,“他说。2000年在塞尔维亚开展工作相比1991年要较为容易,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派已赢得当局的重要让步。 “塞尔维亚建立了那些优势,”他说。例如,它迫使米洛舍维奇尊重1996年地方选举的结果——这使得市电视台落入反对派手中。但这能否适用于缅甸?在缅甸争取政治空间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并且无人能保证这个国家会迈向正确的方向。
然而,缅甸是个极端现象。绝大多数威权国家都更类似于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或穆巴拉克的埃及——这些威权政府允许一些反对派媒体以及政治活动的存在。举凡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 尼加拉瓜、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也都遵循了这一模式。此外,尽管塞尔维亚人不能用手提箱输入革命,但他们的策略可以大大增加这种机会——即当独裁政权处于动荡时,反对派能够利用这种动荡。
埃及的例子说明了该如何去做。早在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去贝尔格莱德之前,“四六运动”就知道了Otpor这个组织,并使用拳头作为他们的标志。阿德尔所受的培训与缅甸人完全相同。去年四月,塞尔维亚报纸在头版刊登了某次埃及抗议的照片,示威者挥舞着“四六运动”的旗帜,上面绘有大众熟悉的拳头标志。标题赫然写着,“Otpor的拳头挥向穆巴拉 克?”随着上周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示威者将自己的孩子放到埃及军队坦克上的照片流传到世界各地,波波维奇回顾了阿德尔的力量分析图,军队在图表上显得特别突出;他已经意识到,军队的地位至关重要,必须拔掉这一支柱。
塞尔维亚人之后再未见过阿德尔,但年轻的埃及学生一直与他们保持着电邮联系,偶尔还会指出 CANVAS提供的阿拉伯语材料的翻译错误。阿德尔带回了许多附有阿拉伯语字幕的《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的录像带,并继续下载各种书籍。他在埃及组织了迷你版的CANVAS课程班,宣讲团结、非暴力行动的纪律以及明确目标的重要性,并保持 了成员的参与。
在 1月25日的抗议活动之后,一本名为《如何聪明地抗议》(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的26页小册子——匿名人士编写,但人们普遍认为作者是四六运动组织——开始在开罗流传起来。它为抗议设置了目标:占领政府建筑物、争取警察和军队、抗议者互相保护。它教导人们要带上玫瑰花,呼喊积极的口号,和自己的邻人站在一起,并提醒警察他们的家人可能也在抗议者中,籍此劝服他们改变立场。它还提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示威者应该穿什么以及携带什么来保护自己免遭催泪瓦斯和警棍的伤害。它建议人们携带这样的标语:“警察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当局。”
这些抗议是一个团结、宽容和非暴力原则的典型模式。各种不同群体没有使用自己的旗帜和标志,只挥舞着埃及国旗,并尽可能地用一个声音说话。示威者们打扫干净广场,并保护商店、抓住抢劫者使他们交回赃物。当穆斯林们祈祷时,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就在解放广场围成圈来保护穆斯林,而当基督徒们庆祝弥撒时,穆斯林们又来保护他们。他们一起拥抱士兵,手拿玫瑰迎向警察。他们戴着 滑稽的帽子唱歌。这些无疑都是埃及式的,但它同时也是CANVAS教材上的内容。
CANVAS 曾与来自几乎每一个中东国家的异议人士开展合作;该地区有着CANVAS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即黎巴嫩,同时也有着最令人沮丧的失败之一,即伊朗。波波维奇想知道即便伊朗再次出现抗议,结果会否有所不同:如果“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不是围绕选举舞弊来组织,而是代之以发起一次食盐游行,将关注点放在失业、低收入以及腐败上,结果将会怎样?伊朗很像突尼斯和埃及:有许多年轻且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人口,还有一个腐败的、依靠人们的恐惧来维系统治的威权政府。“依靠恐惧统治了数十年的政府开始变得极度僵化,”波波维奇说。“这类政权赖以为生的支柱是恐惧。一旦恐惧因素消失,人们不再畏惧警察并和军人拥抱在一起,它们就失去了自己的主要支柱。“胡斯尼·穆巴拉克无疑会沮丧地看到同样的事情。
在缅甸,很难想象该如何做才能击败恐惧——什么可以将消极的受害者转变为勇敢的英雄——除非像粉红衬衫那样自己去做。但是,在中东,恐惧情绪已被消除,而且英雄主义正在蔓延到许多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利因素。但为了推翻整个地区的独裁者,示威者必须从埃及学到更多 ——不仅仅是勇气。

[1]克劳塞维兹是德国军事理论家,被誉为西方兵圣,其《战争论》是西方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译注
[2]人们敲锅敲碗表示抗议的集会形式。——译注

2013年2月5日星期二

不再沉默的人面狮身像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埃及法老自称是“太阳神的儿子”,现今埃及人已搞不懂金字塔的用途和目的。经历半世纪军队起家的总统以半社会主义治理,在埃及人民破除恐惧的坚持抗争下,终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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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齐先予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一起,并列四大古文明,为今日人类文明奠定了基石。不过除中国文化被台湾等地传续下来外,其他三个文明古国都已消亡,今天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只是沿袭原有国名的叫法,早已丧失了先辈们的古典文明。古埃及法老自称是“太阳神的儿子”,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自称是“月神的后裔”,古代中国君主自称“天之子”,而印度人自称是“佛的子民”。不过数千年后的今天,印度人不再信佛,印度教跟佛教截然不同;埃及人也搞不懂金字塔的用途和目的;伊拉克人跟古巴比伦人大不相同;而被西来马列主义控制的中国大陆人,更是与中华传统文化背道而驰。这无疑是人类历史的悲哀。

据考古发现,距今九千多年前,埃及人在尼罗河谷定居,人们开始使用象形文字。西元前47年,凯萨大帝进攻埃及时,亚历山大里亚城图书馆里数十万册以古埃及文字书写的经卷付之一炬,目前人们对古埃及的认识只是来源于其他书籍所引用的一点古籍。

埃及连接亚洲和非洲,102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着八千万人口,90%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主要是逊尼派,官方语言除阿拉伯语外,还通用英语和法语,因为埃及人先后在西元7世纪、1798年和1882年被阿拉伯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占领。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废除帝制,成立埃及共和国。在与叙利亚合并又分离之后,1971年9月正式成立“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简称埃及。

其永久宪法规定,埃及是“以劳动人民力量联盟为基础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上有“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三种形式;总统是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由人民议会提名,公民投票选出,任期6年。总统可任命副总统、总理及内阁部长,以及解散人民议会。1980年经公民投票修改宪法,规定政治制度“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上”;“总统可多次连选连任”。

目前埃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成立之初就并入了阿拉伯社会主义党。由于奉行半社会主义,埃及曾与苏联关系不错。著名的阿斯旺水坝(Aswan Dam)最早是1898年英国人修建的中型重力坝,1952年纳赛尔革命后,美国答应贷款2.7亿美元修建更高坝位的高坝。1956年埃及作为非洲第一个国家,率先承认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美国取消了这项资助。1958年苏联为新坝提供了工程师、重型机械以及三成的工程造价资助。新坝在1964年开始蓄水,不过现在人们发现,该水库破坏了尼罗河生态,对埃及农业带来负面影响。

纳赛尔(中)与赫鲁雪夫(右)。
 埃及作为阿拉伯第一大国,在穆斯林享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与以色列为邻,如何处理与犹太人以及西方社会的关系,埃及在国际地缘政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各国争取的对象。

1952年以来,埃及领导人经历了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三个时期。三人都是从军队起家,纳赛尔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新领袖。他擅长玩弄计谋,比如在1954年10月26日夺命事件中,当时他正在对公众演讲,一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对他连开8枪都没击中。事后人们怀疑事件是操控的,但纳赛尔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其剿除计画。从那以后,埃及是穆斯林宗教色彩相对淡漠的世俗化阿拉伯国家。

1970年52岁的纳赛尔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作为其助手,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为鼓动民众士气,1973年他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摧毁了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后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萨达特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81年10月6日,在开罗举行庆祝赎罪日战争胜利八周年的阅兵仪式上遇刺身亡,终年63岁。

萨达特1978年融获诺贝尔和平奖。(维基百科)
现年82岁的穆巴拉克进入政界前,一直是埃及空军高级军官。萨达特遇刺后12天,他就任总统,并连续4次连任成功,一直独占埃及政坛30年。相比阿拉伯国家,埃及政局平稳,经济持续发展,200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5,650美元,经济年增长率4.7%。◇

春风吹进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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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和门户网站都做了报导,但“埃及穆巴拉克”相关的内容仍在微博被禁止。图为《北京晚报》12日头版。(AFP/Getty Images
尽管前面民主的道路还很长,但在沙漠为主的阿拉伯世界里,民主“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说法已经成为老调。今年是玉兔年,大陆民众表示,埃及民运给新年开了一个好头,埃及首都“开罗”给新年开了一个好锣……

人类对世界的了解总是带有局限性和滞后性。远的不说西方社会研究对抗了几十年的苏联,一夜间解体时全世界愕然;突尼斯在一个月内变了天,连当地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就说埃及几个年轻人在网路上发出抗议邀请,他们自己也没想到会引来10%的人口上街,民众不顾几十年的高压,勇敢面对全副武装的员警和军队。这些巨变都超出了人们的“逻辑分析”,借用经济学界的话说,有一只看不见的“上帝的手”在安排着一切,人是无法抗拒天意的。

跟以往一样,这次很多国家的情报机构和国际专家,一开始都对埃及局势做出了误判,他们担心会出现第二个伊朗。1月25日埃及广场出现大量抗议人群,消息即刻传遍全球,但直到四天后的1月29日,美国等西方国家才给出正式表态。

1月29日,白宫警告埃及当局,如果以暴力方式处理反政府示威,美国将重新检讨对埃及的援助。每年美国对埃及的直接军事援助就是13亿美元,还不包括其他经济援助等。同日,德国外交部长也表示假如埃及继续镇压示威,将减少对埃及的经济援助。不过与中欧的颜色革命不同,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在埃及问题上都出现了少有的意见分歧,左、右派内部都差点“针锋相对”了。直到1月31日,以色列总理还警告说,动乱“可能使埃及变成类似伊朗的神权国家”,伊朗更是要求埃及不要向西方妥协。

最早公开表态的是中国外交部,1月27日,中方称“埃及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中方关注埃及局势发展,希望埃及保持社会稳定和正常秩序。”但从一开始,当局就封锁了消息,民众用“埃及”一词在网路上查询,得到的是“根据相关法律,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30日,台湾对埃及发布红色旅游警告,第二天还派飞机紧急撤离台湾人。

尽管前面民主的道路还很长,如1979年的伊朗革命,2005年的贝鲁特之春,2006年的巴勒斯坦选举,还有阿富汗、巴勒斯坦、黎巴嫩,以及宾拉登的基地组织等恐怖分子,但在沙漠为主的阿拉伯世界里,民主“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说法已经成为老调。今年是玉兔年,大陆民众表示,埃及民运给新年开了一个好头,“开罗”这地方给新年开了一个好锣,“兔子尾巴长不了”,也许今年岁末中国这边就有好戏登场。◇

压不住的埃及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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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后,埃及人民在首都开罗广场庆祝欢呼。(AFP/Getty Images)
文 ◎ 王净文
在抗议中心的解放广场,示威者人数不断增加,即使当权者不断倾泻子弹和催泪瓦斯,即使当权者切断互联网和手机信号,他们仍然能想办法向世界发声,发出对自由和公正的呼唤。

1月中旬,当人们还震惊于突尼斯独裁者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突然在1月14日逃亡国外时,国际社会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埃及的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上出现的一则则留言:1月25日是埃及警察法定休息日,让我们聚集到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表达我们的呼声吧。由于网路传来传去太复杂,谁也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发出呼吁的人。

据联合国统计,比法国人还多的埃及人,一半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40%的人每天只靠2美元生活。民间估算埃及自1998年以来的失业率在11~17%,大批失业青年的不满情绪有如爆弹,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

不久一个叫“4月6日青年运动”(April 6 Youth Movement)的社交网站引起人们的关注。它成立于2008年4月6日,目的是支援大迈哈莱的工人在4月6日罢工。两年多下来,这个群组里已经汇集了八万多名追随者。

至今外界都难以相信,开罗市中心一栋旧楼的四楼里面的二十多个年轻人,竟是埃及目前这场五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指挥中心。这里就是“4月6日青年运动”总部所在地,其核心成员主要由年轻专业人士组成,包括律师、会计师和网站设计员。虽然他们不修边幅,身穿牛仔裤、脚蹬拖鞋,却肩负着策划、组织这场大革命的重任。

据西方媒体报导,该组织传媒和网站办公室主管阿迪尔表示,是他们组织了百万人大游行,他们不但要给在全国各地的组织领导人打电话,同时也给大街上的成员打电话,经常一个人不得不同时回应四个手机。27岁的律师艾智是该组织的核心成员之一。他表示,无论是目前反对派代表人物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还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他们都要听青年运动会的安排。“是我们广泛传播了1月25日的集会信息,是我们订出‘拥抱士兵’策略,是我们把巴拉迪推到台前,是我们谋定罢工和公民抗命等抗争策略。”

不过艾智也表示,“领袖应是知名人物,我们很多人都未满30岁,但他们现在知道是我们上街的,正认真看待我们。”现在无论是埃及国内民众,还是美国情报局或各国政府,大家都认识到,埃及这场革命的主要发起者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这是年轻人的革命。是由脸书和互联网的使用者发起的革命。”

1月30日,反对派领袖巴拉迪在广场对抗议者挥手表示支持。(Getty Images)
谷歌主管 年轻的网路英雄

虽然这群年轻人没有刻意塑造自己,不过他们中的一位30岁青年才俊还是成为了全球关注的新闻人物,他的名字叫戈宁(Wael Ghonim,右译为古奈姆)
戈宁是谷歌Google在中东及北非地区的行销经理。他的脸书上显示他最欣赏的人物有微软创办人盖茨(Bill Gates)、苹果公司行政总裁乔布斯(Steve Jobs),有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还有埃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

2010年6月,28岁埃及男子赛义德(Khaled Said)因揭发警察将充公得来的大麻分赃,遭警方由咖啡馆拖走,并活活打死。戈宁和多名同道看准时机,在脸书上开设网页悼念赛义德,取名叫“我们都是赛义德”,短短数日就吸引50万人加入。不久该网页被封,但他们又另外开设了首个反对政府网页,这个网页后来成为反抗政府的虚拟总部。他还为巴拉迪设立官方网页和脸书网页,协助他推动反政府运动。

由于工作关系,戈宁后来携带妻儿由开罗来到阿联酋的杜拜,不过他一直关注埃及局势,1月22日他专程回到开罗,参加25日即将举行的示威活动。示威初期他在推特上留言:“革命可以是一件很facebook的事,可以liked、shared和tweeted。”不久,他被“4月6日青年运动”推举为发言人。

2月11日“4月6日青年运动”发言人、此次革命的意见领袖戈宁与抗议群众庆祝穆巴拉克下台。(Getty Images)
示威第四天他在网上留言说:“为埃及祈祷,我们都准备为埃及献身。”之后官方封锁了互联网,戈宁也突然失踪,有目击者拍到他遭便衣警察带走的片段,官方媒体把他称为“叛国贼”。在被关押12天后的2月7日,经埃及副总统苏莱曼(Omar Suleiman)的批准,戈宁获释。出面跟政府斡旋释放戈宁的电讯业巨子萨维里斯(Naguib)说:“这孩子是英雄。获释后,他将成为今次革命的在世英雄。”

不过这位青年人在接受电视台专访时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睡了12天。真正的英雄是街头的人群,他们参与示威,牺牲生命,或是遭到殴打和逮捕而身处险境。”

一滴眼泪的力量

这次谷歌也为营救戈宁出了很多力。当网络被截断后,谷歌和推特两家公司都挺身而出,向埃及民众提供崭新的“ Speak2Tweet”服务,通过热线电话继续保持联络。

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上聚集到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的留言,拉开埃及革命的序幕。
(AFP/Getty Images)
在被关押的12天里,戈宁被蒙上双眼,反绑双手,这样“睡”了12天,外界发生的一切他都无法知道。采访时当看到有年轻人在抗议中惨遭杀害的画面时,戈宁低下头,忍不住在镜头前哭了。他说:“我要告诉痛失爱子的每位母亲和每位父亲,我很抱歉。这不是我们的错,我发誓,这不是我们的错,错的是掌权不放的人。”“我要走了。”说完他转身离开摄影棚。

33岁的上层主妇菲菲(Fifi)之前完全不知道戈宁是谁,但听了专访后说:“我哭了。”她首次带着三个女儿和姊妹一同前往解放广场。Masrawy.com网站写道:“戈宁的眼泪触动千万人心,扭转了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支持者的态度。”短短两小时后,7万人加入脸书网页支持戈宁。他们说,戈宁的眼泪和穆巴拉克的麻木不仁刚好呈现强烈的对比。穆巴拉克对全国发表演说时,完全没有提到罹难的民众。

2月8日,戈宁被警察关押12天后获释,在解放广场接受采访。(Getty Images)
有人把戈宁比喻成突尼斯的布瓦吉吉。警察没收26岁失业大学生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水果推车,导致他引火自焚,掀起了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不过,如今茉莉花的芳香已经飘到了埃及。“一年前我说互联网会改变埃及的政治面貌,有些朋友还取笑我。”现在谁也不会取笑戈宁了。他表示,“这是网路青年革命,继而成为埃及青年革命,再一路演变成埃及人民的革命。”

国家紧急安全法与隐形世界首富
埃及按理说应是民主共和国家,不过从1967年六日战争以来,除了在1980年代有一年半的短暂中断外,埃及一直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安全法”(1958年第162号法律)。该法律使警察的权力被扩大,公民的宪法权利被终止,政府可以无理由对个人实施无限期监禁,非政府组织和未经批准的政治活动(包括街头示威等)都被严格限制。目前埃及监狱的政治犯高达3万人。穆斯林兄弟会被禁止后,政府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扣留其首脑。据人权组织估计,仅在2010年就有五千到一万人被长期拘留,但没有受到起诉或审判。
 民众们分享可口可乐,将脸上涂上碳酸水以抵御催泪瓦斯侵袭。一些人戴上面具,另一些人把醋喷到头巾上。商铺为示威者免费提供矿泉水,民众定期分发食物。妇女和儿童从窗户、阳台探出身来,应和示威者的呐喊。有一幕情景我终身难忘:一位贵妇开着豪车穿过窄窄的街道,为示威者打气,告诉他们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正从全国各地赶来加入他们的队伍。

通往解放广场的道路布满安全检查站,我们多次闯关未果后,坐到一间咖啡厅休息。中央保安部队的三名警官身着便装,坐到我们旁边。枪声喊声不时从街头传来,电视中半岛电台正统计民众伤亡数字,而这三位警察对此却无动于衷,满脸轻松。

星期五晚上,开罗的混乱程度与时俱增。全国各地的警局和执政党党部被焚烧。3,000名志愿者在国家博物馆周围组成人链防止洗劫破坏,令我为之动容。这些人无疑受到过高等教育,并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却被当局诬称为强盗和破坏者。然而恰恰是这些诬衊者自己几十年来对国家大肆掠抢破坏。

周六早晨,我本想穿过解放广场,亲眼看看国家博物馆是否得以保全。一位行人告诉我军队禁止民众前往广场,并不断开枪。我焦虑地问他:“军队朝示威者开火了?”“当然不会。埃及军队过去从来不向本国公民开火,现在也不会。”他自信地答道。我们坦诚希望此言为真,也希望军队站在人民一边。”

文章最后写道,“上周六,我正前往尼罗河边的海滨大道,沿途经过一个花园城市城郊的富人区时,发现一位妇人在哭泣,于是上前询问,她说自己的儿子在一家豪华酒店上班,尽管没有参加示威,却被警察用子弹射穿喉咙,现在瘫痪在医院病床上。她正在前往酒店为儿子请病假。我拥抱了她,试图给她些安慰。她哽咽着说:‘我们不能对眼下的事沉默不语。沉默就是犯罪。逝者的鲜血不能白流。’

2月10日示威民众在广场上悼念被镇压罹难的亲友。(AFP/Getty Images)
我深表赞同。沉默就是犯罪。即使当权者向我们倾泻子弹和催泪瓦斯,即使当权者切断互联网和手机信号,但我们仍然能想办法向世界发声,发出我们对自由和公正的呼唤。”

头破了、脚断了,依然抗争

在解放广场上,人们不顾亲政府示威者的包围,掷来石头、汽油弹,或从附近建筑物砸下重物,很多人头破了、脚断了。广场四周临时搭起了“诊所”,逾200名志愿医护在那里日夜替伤者包扎伤口。

与两名儿子一起在广场抗争的医生说:“我会一直留至穆巴拉克下台,我不怕,我们已打破伴随了30年的恐惧。”一名两度被囚的异见记者说:“每天、每小时我都准备牺牲,我唯一惧怕的是我们失败。”有人则央着外国记者要他们的政府放弃穆巴拉克:“告诉(英国首相)卡梅伦:‘不要支持他,否则历史不会原谅你。’”

2月10日,听闻穆巴拉克拒绝下台,在开罗解放广场抗议的民众悲愤难抑。(AFP/Getty Images)
在广场上还出现了一对结婚的新人。29岁新郎萨凡(Ahmed Zaafan)和22岁的哈米德(Ola Abdel Hamid)表示,“埃及政府希望全世界认为解放广场陷入胶着状态,然而我们并非停滞不前,我们希望全球看到我们仍可继续抗争,同时如常生活。”

埃及不是第二个伊朗

事件之初,穆巴拉克利用封锁媒体和他一个人的片面说辞来误导美国,而力挺穆巴拉克的以色列也在偏颇中存在误区。当时西方社会普遍担心这次埃及革命是三十年前伊朗革命的翻版。为了浑水摸鱼,穆巴拉克利用金钱和一顿肯德基饭局的报酬,让政府线人充当其支持者,对抗议者实施暴力进攻,藉机出动军队镇压。

很多西方记者被穆巴拉克指使的流氓操着带钉子的大棒撵得心惊肉跳,他们到处被攻击,不少记者牺牲。白宫谴责说,这是有意针对记者的攻击,让世界看不到真实画面。不过很快有西方记者突破重重封锁,把真实信息传播出来。他们发现“解放广场是最安全的地方,那里是‘自由埃及’,大多数示威者的温和和宽容令人震动”。

专栏作家尼古拉斯(Nicholas D. Kristof)在现场报导说:“今天的埃及革命是二十年前的东欧革命。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选民中只占25%,尤其在更世俗化的埃及现今,其力量甚至比在约旦还微弱得多。”广场一位女教授对他说:“如果世上有民主,我们就不允许我们的权利被剥夺。”她认为,美国过于担心穆斯林兄弟会在选举中掌权。“他们可能赢得25%的选票,但是如果他们做得不好,他们下次就会失去选票。”

毕竟时代不同了。就连伊朗霍梅尼的孙子小霍梅尼(S. H. Khomeini)都跟他爷爷分道扬镳。曹长青在评论中指出,几年前小霍梅尼在美国访问时,专程拜访《华尔街日报》的编辑。这位46岁的自由派教士明确表示支持美国领衔的伊拉克战争,强烈主张结束他爷爷、父亲所代表的宗教专制势力,期待在伊朗实行民主;他还呼吁美国应该更坚定、更强烈地向全球推广民主价值。

民主普世价值 中东不应例外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说,目前军方正努力确保穆巴拉克不会因为抗议活动而被赶下台,而是要让他淡出舞台,因为军方在目前的政权中拥有太多既得利益。不过埃及的年轻反叛者也不会为了看到一批将军取代另一批将军而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西方政策不应为了获取短期而虚幻的利益而支持专制统治者,而是应设法激发阿拉伯社会中有望最终取代他们的力量。美国911事件过后,出现了一种“他们因为我们的自由而憎恨我们”的错误观念。事实并非如此。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憎恨的,是西方支持那些不给他们自由的人。

畅销书《民主论:战胜暴政与恐怖的自由力量》的作者夏兰斯基,早年曾是苏联民主运动领袖萨哈罗夫的助手、人权活动家,在古拉格被关押九年(有过长达200天的绝食)!后在美国总统雷根的营救下,作为犹太人移民专案到了以色列,出任过以色列副总理等职。

出于对专制制度的深刻了解,他针对埃及局势提出三个观点:第一,在全世界,不管是哪里的人民,什么文化背景,都愿意生活在自由之中;第二,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是本国不稳定的根源,并威胁世界安全;第三,西方国家能够、并应该帮助这些国家获得自由。

夏兰斯基把全球国家分成两类:恐惧社会与自由社会。他提出“城镇广场测试”理论:只要在一个国家的市中心广场可以自由发表政治演讲而不受到惩罚,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反之就是“恐惧社会”。

埃及离中国不远

中国无疑是这样的恐惧社会。在埃及游行队伍中,有人举出一幅中文标语,尽管有错别字,但还是令很多中国人感动,并反思:什么时候“中国人民要求中共下台”呢?中国局势跟埃及非常类似,虽然中国人无法使用脸书,但能突破网路封锁的各种软体非常流行,无论是自由门、动态网,还是火凤凰,人们只要轻轻“一翻墙”,就能看到各种被封锁的信息。

跟埃及民运一样,变革的真正主力不是现有的反对派,而是平时根本“不参与政治”的广大民众。“网路加草根”,这两条激发埃及民运的关键因素,中国都已经具有了,中国变革目前所等待的,只是那么一个小小的水果摊,或一个小人物被警察打死的小契机。

尽管埃及局势复杂多变,善良的人们可能会被政客玩弄,但历史潮流一波接一波是不会停止的。假如说这次埃及民运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民主的春风,无论接下来是否有倒春寒,毕竟地球村的春天已经来到了,人类普世价值观正在给世界每个角落注入青春的活力。◇



埃及革命的 背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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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天推翻30多年的专制统治,埃及民众反对专制统治的行动,已经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事件之初,埃及官方封锁消息,外界得到的信息是:不要支持上街的人,这背后有“黑手”在操控,这是30年前伊朗革命在阿拉伯世界的继续。

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头号人口大国,数次中东战争的主要参与者,维系以色列和中东局势的关键因素,尽管20年前有东欧颜色革命在先,但阿拉伯依然被视为民主春风难以吹进的沙漠。

赶走独裁者的欢呼声后,让我们静下来看看,什么是埃及革命背后的“黑手”呢?什么才是变革的真正核心呢?

也谈阿拉伯革命:“阿拉伯之春”的幕后推动者 —美国非政府民间组织(译文)



U.S. Groups Helped Nurture Arab Uprisings
New York Times, Ron Nixon 2011-04-15
译文如下:

美国每年给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和军队,提供了包括用于反恐等方面数十亿美元的经费。以此同时,美国的一些由政府资助的民间组织,在这些阿拉伯国家积极推动民主运动。

相对于美国国防部在这些阿拉伯国家所花的钱来说,美国民间组织所支出的经费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回过头来观察最近的“阿拉伯之春”,人们发现,在过去数年里,美国政府在这些阿拉伯国家推动民主运动的作用,远远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事实上,这些阿拉伯国家民间组织和群众运动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成员,都曾经得到过美国民间组织的训练,他们学会了运用新的通讯工具,以及如何通过监督选举来组织本国的群众。

接受美国民间组织培训、甚至获得经费资助的阿拉伯国家的团体和个人有:埃及的《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巴林人权中心》,也门的一位年轻的社区活动分子安特萨库迪,等等。

根据最近的“维基解密”报道,参与培训、并资助这些阿拉伯国家的群众团体和个人的美国民间组织有:《国际共和党协会》,《国际民主党协会》,以及《自由之家》(一个设在华盛顿特区的非赢利人权组织)。这几个组织,不时在美国政府和阿拉伯国家政府之间制造紧张关系。据“维基解密”报道,中东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经常抱怨,美国这些民间组织的所作所为,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

《国际共和党协会》和《国际民主党协会》,实际上与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个组织都是由美国国国会建立,并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得到资助。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实际上该基金会的前身是中央情报局的一部分译者注)于1983年设立,专门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化运动。《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从美国国会获得大约一亿美元的活动经费。另一个民间组织《自由之家》,则是直接从美国国务院获得经费。

据一些中东国家的领导人说,他们相信,“阿拉伯之春”发源于这些国家内部,而不是由于“外来影响”造成的。

设在华盛顿的“中东民主运动计划”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斯蒂芬麦克尼说,“我们没有出钱发动游行示威。但是,我们确实教了那些人如何组织游行示威。”

前面提到的埃及《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的一些年轻人,就曾经在美国纽约受过训,学习了如何用社会媒体和手提式通讯工具去推动民主运动。美国赞助这类培训的单位包括:FacebookGoogleMTV,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以及美国国务院。

埃及《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的一位创建人巴什穆法提说,“我们学会了如何组织和建立联合阵线。”这个《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就是引发推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组织,而巴什穆法提就曾经得到美国民间组织《自由之家》的培训。巴什穆法提说,“这种训练对于这次埃及革命是很有帮助的。”

也门的社区活动积极分子安特萨库迪女士,是在也门接受美国人的训练的。安特萨库迪说,“受训以后我才明白,并不是只有通过武力才能改变现状。” 安特萨库迪现在知道,通过和平的游行示威和其他非暴力的方法,也可以达到改变现状的目的。

可是,受过美国培训的一些活动积极分子也抱怨,美国的做法是虚伪的  因为美国一方面帮助他们去改变的自己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又同时支持这些国家的政府。

埃及《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的巴什穆法提说,“我们感谢美国政府赞助的民间组织给我们提供训练。这种训练确实对我们的斗争很有益。可我们也知道,也是同一个美国为我们所反对的政府的安全保卫部门提供各种帮助,使我们的政府来骚扰我们、并把我们当中许多人送进监狱。”

据“维基解密”报道,美国民间组织对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群众组织的培训工作,造成了这些阿拉伯国家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例如,中东和北非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对美国民间组织有戒心,并想方设法给这些美国民间组织制造障碍。如今,一些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政府,指责这些美国民间组织,是他们的国家动乱的幕后黑手。实际上,也门政府就指责,社区活动积极分子安特萨库迪女士接受了美国人的培训并拿了美国人的钱。

“维基解密”所获得的外交电报表明,美国政府不得不经常向那些怀疑美国目的政府解释说,美国民间组织的活动,只是为了促进那些国家进行改革而已。

去年,在全国选举前几个月,巴林政府曾经阻止美国《国际民主党协会》的代表进入巴林。据“维基解密”获得的20101月外交电报 ,巴林政府担心,《国际民主党协会》对巴林一些反对团体的培训,可能“使这些团体不成比例地获益。”

美国政府给也门政府提供了数百万元美元的反恐经费。但是,也门政府官员抱怨说,美国人所推动的民主运动,是“对巴林内政的干涉。”

埃及恐怕是最反对美国民间组织活动的国家了。

埃及每年从美国获得15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可是,埃及政府对美国民间组织活动的目的非常怀疑,甚至有点恼火。

美国驻开罗大使馆20070乐日的一份外交电报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很怀疑美国民间组织在埃及推动民主的目的。”

有意思的是,美国曾经通过埃及政府,把资金拨给埃及的政治改革团体。2006年以后,布什政府发了一个行政条文,要求直接向埃及的政治改革团体发放资金。埃及政府对此感到不快。

20069月的一份外交电报,埃及政府外交部官员马穆德内伊尔,曾对美国驻开罗大使抱怨:“美国在埃及推动改革的做法是非常傲慢的。”

美国的《国际共和党协会》和《国际民主党协会》,都是埃及政府所抱怨的对象。泄露出来的外交电报表明,埃及政府官员认为,美国在支持埃及的“非法组织”。

20081020日,穆巴拉克总统的儿子就说过,美国对埃及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是“非常令人恼火的”。

埃及政府曾经要美国另一民间组织《自由之家》,停止支持埃及的政治异见分子和人权组织。

埃及的政治异见分子、《自由之家》的高级项目负责人塞利夫曼素乌说,埃及政府官员“不断地向美国抱怨:你们为何要跟那些埃及的民间团体合作呢?他们只知道喊喊口号罢了。”

当向美国抱怨不起作用时,埃及政府便开始做一系列事情:限制美国民间组织在埃及的活动,以装修的名义关闭那些用来培训埃及民间组织的旅馆,跟踪美国民间组织的成员,在埃及国家报纸上谴责国内民间团体从美国获得活动经费,等等。

阿拉伯国家的民间活动团体的积极分子,如果被发现与美国民间组织有联系的话,往往被污名化。据2009年的一份外交电报,埃及《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告诉美国大使馆,该青年运动的一些成员认为,阿米德马赫(20111月埃及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的领导人之一),以及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叛变国家”—因为他们与美国的《自由之家》有联系。《四月六日青年运动》中的一些激进成员,把《自由之家》看成“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根据2009年的同一份外交电报,一位著名的博客作者曾经威胁,要把某些与《自由之家》有联系的运动的领导人的信息公开。后来的一个外交电报表明,《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反而把反对阿米德马赫和其他领导的人开除出了这个组织。

由于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反对,美国人把他们的民间组织的培训工作,转移到另外一些对美国比较友好的国家(如,约旦和摩洛哥)。美国民间组织也把阿拉伯国家民间组织的人员送到美国接受培训。

赴塞爾維亞取經顏色革命‧泛阿拉伯青運“輸出革命”


(美國‧華盛頓15日訊)突尼西亞和埃及相繼起革命,震動阿拉伯世界。《紐約時報》週一披露,原來突尼西亞和埃及的政治活躍青年,兩年來一直利用面子書(facebook)互通聲氣。
兩國青年交流如何利用網絡科技逃避監視搞抗爭,結合宗教運動的紀律以至球迷的熱情,加上精密盤算,催生出一場泛阿拉伯青年運動。
報導指出,他們除了參考非暴力抗爭策略,還遠赴塞爾維亞,向顏色革命學運取經,更借用了矽谷的市場推廣策略。突尼西亞及埃及變天後,這群年輕人已放眼向其他阿拉伯國家“輸出革命”。
推鄰國變天 鎖定利比亞伊朗
發動埃及革命的“4月6日青年運動”成員拉希德說:“突尼西亞是推動埃及的力量,埃及將成為推動世界的力量。”
該組織是1月25日示威的主要搞手,引爆了埃及反政府浪潮。隨著革命成功,拉希德正跟伙伴商討,如何跟利比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及伊朗的青年運動分享經驗。“若每個阿拉伯國家都有一小群人走出來,像我們那樣不屈不撓,那就是所有政權的末日了。”
埃及革命醞釀多年
青年面子書互相請教
埃及革命其實醞釀了好幾年。
“4月6日”主要搞手馬希爾,2005年參加名為Kefaya(夠了)運動,另成立了“求變青年”組織,但參加人數不多,領導被捕,成員大都離開,改為加入一些合法的反對黨。2008年起,不少年輕搞手開始轉戰網絡,當部落客,為不滿私有化和通脹的零星工潮打氣。
馬希爾當年號召4月6日全國大罷工,為此更成立了面子書群組宣傳。因天氣惡劣,大罷工不成氣候。但數月後,突尼西亞有城市發生罷工,突尼西亞年輕人也像埃及一樣成立網上群組,兩國搞手開始在面子書互相請教,網絡技術較好的埃及青年,教突尼西亞青年如何用科技繞過網絡監控,工會傳統較強的突尼西亞青年,則教導對方如何組織。
同時,馬希爾等人亦向參與推翻米諾西維奇的塞爾維亞青年運動Otpor(意為“抵抗”)取經,該組織參考了美國政治學家夏普的非暴力鬥爭理念,認為非暴力是對付警察國家最有效的方法。“4月6日”部份成員甚至遠赴塞爾維亞跟Otpor成員見面。
“變革學院”幕後推手之一
一群30多歲的海外埃及人在卡塔爾成立的“變革學院”(Academy of Change),亦是埃及革命的幕後推手。一名跟“4月6日”合作搞示威的年輕人法特希說:“變革學院像馬克思,我們就像(付諸行動的)列寧。”法特希亦是埃及民主學院的計劃總監,該計劃專注促進人權及選舉監察,獲美國撥款。在埃及18天示威期間,他憑著人脈關係,從埃及商人籌得5千100美元來買帳篷和氈子。
1年前,埃及青年運動得到另一盟友,就是31歲任職Google推廣部的戈寧。戈寧憶述:“我是搞市場推廣的,我深明若你用心打造品牌,人家便會信你的品牌。”他運用其市場推廣知識,協助這個沒有嚴密組織的青年運動,設立一個面子書群組,在群組上載大批警員暴力的影片及新聞,結果吸引萬計用戶加入,慢慢透過組織網上參與來增加凝聚力。
戈寧利用面子書動員
突尼西亞1月14日爆發革命,“4月6日”見時機成熟,決定擴大原訂1月25日“警察日”舉行年度示威的規模。戈寧利用面子書來動員,當時的盤算是,若至少有5萬人表示會參與,示威將舉行。最後有超過10萬人參加。
馬希爾憶述:“當我看到示威規模時,我便知道政權末日到了。”
紙皮膠樽製土炮盔甲
早在示威前一週,變革學院派出成員到開羅訓練示威搞手。在警方用催淚彈驅散示威後,示威搞手1月28日再發起更有組織的“憤怒日”遊行。剛打贏街頭戰爭的突尼西亞青年向埃及青年授招,埃及青年也聽從建議,帶備檸檬、和醋,以備催淚彈發射時可用來嗅,又帶備蘇打水及牛奶來洗眼。有示威者則用紙皮和膠樽製成土炮盔甲,帶備噴漆作武器。大示威前夕,他們更製作了示威指南手冊派發。示威者定下車輪戰策略,一受傷便後退,由其他人取代其位置,繼續跟警方作戰。經過5小時激戰,示威者取得勝利,燒掉執政黨總部,佔領解放廣場。
最初沒有參加示威的穆斯林兄弟會也改變立場,下令成員到解放廣場,並扮演了領導角色。
穆巴拉克支持者跟示威者大戰,在廣場戒備的軍人一直袖手旁觀。到穆巴拉克支持者向示威者開鎗,軍人終介入制止。軍方最終在迫使穆巴拉克下台扮演了關鍵角色。

中东现场:揭开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迷雾

面书密谋2年建奇功 阿拉伯青年推销革命

(突尼斯、开罗15日讯)美国《纽约时报》披露,阿拉伯世界之所以引发反政府的骨牌效应,原来是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活跃青年,2年来一直利用社交网站“面子书”(Facebook)互通交流,结合宗教运动的纪律,加上精密盘算,催生一场泛阿拉伯青年运动,致力宣扬民主。
《纽约时报》周日报导,积极参与民主运动的突尼斯与埃及年轻人,运用网络相互切磋如何借助科技避开侦监,并交换政府对异议人士施以酷刑的资讯,以及实用的街头抗争技巧。当中包括兼具宗教组织成员的纪律、足球迷的热情与精力、外科医生的专业老练,还取法美国政治学家夏普的非暴力抗争策略,甚至借用美国矽谷的先进行销策略。
发动埃及革命的组织“4月6日青年运动”成员拉希德表示:“突尼斯是推动埃及的力量,埃及将成为推动世界的力量。假如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一群人一样挺身而出,所有政权都可能被扳倒。”随着革命成功,拉希德与夥伴正商讨,如何向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及伊朗的青年运动分享经验。据称,埃及革命其实已酝酿好几年。交换工运和网络技巧“4月6日青年运动”发起人马赫尔,2005年曾参加名为“凯法雅运动”(Kefaya,意为够了)的组织,另成立“求变青年”组织,但参加人数不多。由于领袖被捕,成员大都加入合法反对党。
2008年起,不少年轻发起人在网络当部落客,为不满私有化和通胀的零星工潮打气。马赫尔同年号召4月6日全国大罢工,并成立面子书群组宣传。由于当时天气恶劣,大罢工告吹。但数月后,突尼斯有城市发生罢工,该国年轻人也像埃及一样成立网络群组,两国年轻人开始在面子书交流。网络技术较好的埃及青年,教突尼斯青年如何运用科技,绕过网络监控;工会传统较强的突尼斯青年,则教导对方如何组织活动。
除此之外,马赫尔等人还向参与推翻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青年组织“Otpor”(意为抵抗)取经,部分成员甚至远赴塞尔维亚,与“Otpor”成员见面。该组织是参考夏普的非暴力抗争理念,认为非暴力是对付警察国家最有效的方法。

泛阿拉伯青年運動決「輸出革命」


 時間:2011年2月15日 22:41
泛阿拉伯青年運動決「輸出革命」
赴塞爾維亞取經顏色革命 「我們是列寧」




突尼斯和埃及相繼起革命,震動阿拉伯世界。《紐約時報》昨披露,原來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活躍青年,兩年來一直利用facebook互通聲氣,交流如何利用網絡科技逃避監視搞抗爭,結合宗教運動的紀律以至球迷的熱情,加上精密盤算,催生出一場泛阿拉伯青年運動。他們除了參考非暴力抗爭策略,還遠赴塞爾維亞,向顏色革命學運取經,更借用了矽谷的市場推廣策略。突尼斯及埃及變天後,這群年輕人已放眼向其他阿拉伯國家「輸出革命」。
 推鄰國變天 鎖定利比亞伊朗
 發動埃及革命的「46青年運動」成員拉希德(Walid Rachid)說﹕「突尼斯是推動埃及的力量,埃及將成為推動世界的力量。」該組織是125示威的主要搞手,引爆了反政府浪潮。隨革命成功,拉希德正跟伙伴商討,如何跟利比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及伊朗的青年運動分享經驗。「若每個阿拉伯國家都有一小群人走出來,像我們那樣不屈不撓,那就是所有政權的末日了。」
 一善工運一善網技 突埃青年互教路
 埃及革命其實醞釀了好幾年。「46」主要搞手馬希爾(Ahmed Maher),2005年參加名為Kefaya(夠了)運動,另成立了「求變青年」組織,但參加人數不多,領導被捕,成員大都離開,改為加入一些合法的反對黨。2008年起,不少年輕搞手開始轉戰網絡,當博客,為不滿私有化和通脹的零星工潮打氣。馬希爾當年號召46全國大罷工,為此更成立了facebookfb)群組宣傳。因天氣惡劣,大罷工不成氣候。但數月後,突尼斯有城市發生罷工,突尼斯年輕人也像埃及一樣成立網上群組,兩國搞手開始在fb互相請教,網絡技術較好的埃及青年,教突尼斯青年如何用科技繞過網絡監控,工會傳統較強的突尼斯青年,則教導對方如何組織。
 同時,馬希爾等人亦向參與推翻米諾舍維奇的塞爾維亞青年運動Otpor(意為「抵抗」)取經,該組織參考了美國政治學家夏普(Gene Sharp)的非暴力鬥爭理念,認為非暴力是對付警察國家最有效的方法。「46」部分成員甚至遠赴塞爾維亞跟Otpor成員見面。
 卡塔爾「變革學院」充當馬克思
 一群30多歲的海外埃及人在卡塔爾成立的「變革學院」(Academy of Change),亦是埃及革命的幕後推手。一名跟「46」合作搞示威的年輕人法特希(Basem Fathy)說﹕「變革學院像馬克思,我們就像(付諸行動的)列寧。」法特希亦是埃及民主學院的計劃總監,該計劃專注促進人權及選舉監察,獲美國撥款。在埃及18天示威期間,他憑人脈關係,從埃及商人籌得5100美元來買帳篷和氈子。
 1年前,埃及青年運動得到另一盟友,就是31歲任職Google推廣部的古奈姆(Wael Ghonim)。古奈姆憶述﹕「我是搞市場推廣的,我深明若你用心打造品牌,人家便會信你的品牌。」他運用其市場推廣知識,協助這個沒有嚴密組織的青年運動,設立一個fb群組,在群組上載大批警員暴力的影片及新聞,結果吸引萬計用戶加入,慢慢透過組織網上參與來增加凝聚力。
 檸檬洋醋抗催淚彈
 蘇打水牛奶洗眼
 突尼斯114爆發革命,「46」見時機成熟,決定擴大原訂125「警察日」舉行年度示威的規模。古奈姆利用fb來動員,當時的盤算是,若至少有5萬人表示會參與,示威將舉行。最後有超過10萬人參加。
 Fb號召示威 5萬人底線
 這班青年差不多全來自富裕家庭,他們希望抓住社會普遍對專制統治的不滿,以及民眾的貧苦生活,展開動員。他們還尋求跟其他反對力量聯成陣線。穆斯林兄弟會的青年派系,便在開羅街頭貼海報宣傳125的示威,儘管兄弟會老一輩對街頭抗爭有保留。
 到125示威時,他們最初只叫喊一些關係日常生活的口號,例如「他們在吃雞,我們卻每天吃豆」。當有萬計人聚集在解放廣場後,他們的口號也變得更雄心——「人民想推翻政權」!這句口號是他們從突尼斯的fb示威標語學來的。當時運動領袖更爭議應否突襲國會及國營電視台大樓。馬希爾憶述﹕「當我看到示威規模時,我便知道政權末日到了。」
 紙皮膠樽製土炮盔甲
 早在示威前一周,變革學院派出成員到開羅訓練示威搞手。在警方用催淚彈驅散示威後,示威搞手128再發起更有組織的「憤怒日」遊行。剛打贏街頭戰爭的突尼斯青年向埃及青人教路,埃及青年也聽從建議,帶備檸檬、洋和醋,以備催淚彈發射時可用來嗅,又帶備蘇打水及牛奶來洗眼。有示威者則用紙皮和膠樽製成土炮盔甲,帶備噴漆作武器。大示威前夕,他們更製作了示威指南手冊派發。示威者定下車輪戰策略,一受傷便後退,由其他人取代其位置,繼續跟警方作戰。經過5小時激戰,示威者取得勝利,燒掉執政黨總部,佔領解放廣場。
 美國一直密切留意事態。美國以色列情報官員最初估計穆巴拉克下台的風險很低,部分官員甚至認為低於兩成,但美國總統奧巴馬覺得「正有一股趨勢」在形成,同時美國官員亦看不到埃及示威有反美或反西方情緒。到了128,白宮辯論的焦點,已改為如何向穆巴拉克施壓。
 奧巴馬致電穆巴拉克之餘,也致電中東地區領袖。21穆巴拉克發表演說承諾不會再競選,但強調留任至9月,奧巴馬斷定他仍摸不清形勢。他再致電穆巴拉克說﹕「總統先生,你從政多年,但歷史上總有某些時刻,過去一直如是,不代表未來也如是。」但穆巴拉克未理會。他的支持者翌日便騎馬向示威者施襲。
 跟警方對峙經驗豐
 敵對球迷陣營齊相助
 最初沒有參加示威的穆斯林兄弟會也改變立場,下令成員到解放廣場,並扮演了領導角色。向被視為非法組織的穆斯林兄弟會,長期在地下活動,紀律嚴明。他們將示威者分成小組防守。一組人拆掉行人路的石塊,另一組則將石塊築成街壘,一組人則在前線防守。馬希爾坦言,穆斯林兄弟會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跟警方對峙「經驗豐富」的埃及兩大敵對球會的球迷,亦對組織示威起了重要作用。
 不肖子逼父拒辭職 兄弟內訌
 穆巴拉克支持者跟示威者大戰,在廣場戒備的軍人一直袖手旁觀。到穆巴拉克支持者向示威者開槍,軍人終介入制止。軍方最終在迫使穆巴拉克下台扮演了關鍵角色。210日,埃及副總統蘇萊曼致電美國副總統拜登報訊,華府理解為蘇萊曼將接過埃及總統實權。但穆巴拉克當晚的演說卻出乎意外。埃及傳媒昨稱,穆巴拉克原定宣布辭職,將權力交給蘇萊曼,但其子賈邁勒卻將原文大幅修改,臨場促穆巴拉克不要妥協。賈邁勒的兄長阿萊當晚不滿演辭被改,跟賈邁勒起爭執,要官員把兩人分開。阿萊指摘賈邁勒在政府安插親信,貪贓枉法,令父親晚節不保。
 全國爆工潮爭待遇
 穆巴拉克的演說,結果沒有如外界預期辭職,令軍方忍無可忍。軍方肯定華府會支持後,決定再施壓,穆巴拉克翌日下台。古奈姆說﹕「噩夢已結束,是時候夢想了。」包括他在內的8名年輕示威搞手,周日還首次跟埃及軍方見面,跟軍方就改革交換意見,古奈姆稱軍方鼓勵他們組織政黨。
 但革命成功後埃及仍面臨不少考驗,政治抗爭剛完結,全國罷工潮便告爆發。有埃及追蹤工運的壓力團體昨稱,銀行、交通、石油、旅遊業、紡織、國營傳媒及政府部門的員工都正在罷工,爭取加薪及改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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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現場:埃及革命幕後推手─4月6日運動與青春的力量


張翠容
當我相約埃及「4月6日運動」一位骨幹成員阿積寶(Ahmed Abdrabo)見面時,他請我在開羅解放廣場旁一間快餐店等他。3月4日,當天是星期五,伊斯蘭休息日,人群早已佔據了整個廣場。我從旅館向廣場出發,沿路有人高喊各種各樣的口號,越近廣場人數越多,人們又回到廣場搭帳棚通宵抗議了。
■埃及預定在2010年11月28日舉辦國會選舉,開羅一名參加「4月6日運動」的行動者在自己的車內掛上牌子,上頭寫著「這不是一場選舉而是銀市,眾所皆知參加這場選舉是一場騙局,用下流的行為去誤導民眾」,圖攝於2010年10月25日。(圖文/路透)

是誰帶來新時代?

從解放廣場往外望,有不少政府機構。為甚麼穆巴拉克下台後,埃及人還不願離開?就是要提醒過渡政府,在權力核心包圍下的解放廣場,人民仍然團結一致,而革命還在進行中,直至所有舊政權人物下台,一個全新面貌的自由埃及出現為止。
我好奇問在場的抗爭者:如果明天可以大選了,你們準備好了嗎?有人搖頭,有人表示到時再看,有人滿有信心。總之,難得現在可以自由說話、抗議無罪,30年的壓抑,就在此時盡情補償,那又何妨讓大家首先沉醉在濃濃的革命浪漫情懷裏。即使外界有很多不表樂觀的言論與分析,懶得理它!
阿積寶是位長得高大的年輕人,他還帶來了另一位成員花惠芝(Naglaa Fawzy)。在充沛的陽光下,他們給了我燦爛的笑容作見面禮。他們拉著我努力衝出重圍。群眾之間早已分成不知多少個組群,手舞足蹈,熱烈地爭論時政,加上高分貝的音樂、鼓聲、口號等等,廣場氣氛高漲極了。
有不少小販向我兜售埃及國旗,人們臉上亦塗上組成國旗的三種顏色:紅、白、黑,不僅在臉上,也在樹上、牆壁上。
阿積寶感動得搖搖頭,向我說,過去30年來,埃及人從未如現在般深愛著自己的國家,為民族感到自豪。人民在穆巴拉克時代的政治冷漠,一掃而空。
是誰把埃及帶到一個新時代?大家都說是埃及的青年運動,有人更主張提名「4月6日運動」角逐下一屆諾貝爾和平獎。
我對埃及青年運動雖略知一二,但我還是讓阿積寶和花惠芝親自告訴我。阿積寶說,「4月6日運動」源於2008年4月6日,一群青年響應了發生在埃及一城鎮瑪哈拉(Mahalla Al-Kubra)的工業行動,工人反對過低的薪酬與過高的物價,這同時亦是每一位埃及人心中的憤怒,年輕人更是有切膚之痛。
但,不要忘記,經濟只是個觸發點。在此之前,已經有一場跨派系的反政府運動在2004年爆發了。這場稱之為「受夠了」的運動(Kifaya Movement)矛頭直指穆巴拉克政權,認定穆巴拉克是所有問題的禍端,只有推翻這個政權才可為埃及帶來徹底的轉變,這訴求感召了不少年輕人,他們等待時機展示力量。
社會怨氣已累積到「受夠了」的地步,而上述的一場工業行動正好是個時機,有幾位年輕人透過「臉書」(Facebook)即號召了7萬支持者到現場支援,最後他們還是被鎮壓下來,但他們從中卻測試到一種力量,一種強大的非暴力力量。
來自「4月6日運動」的一位20歲的博客(blogger)阿丹爾(Mohamed Adel)於2009年前往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Belgrade)取經。在1999年發生於塞爾維亞的非暴力運動,成功推翻當時的獨裁總统米洛塞維奇,而背後的推手正是一群年輕人,自組抗爭組織OPTOR(編按,OPTOR是塞爾維亞語,即英文的Resistance,就是「抵抗」的意思),透過通訊科技凝聚群眾。OPTOR成功之後,於2003年成立了另一個組織「應用非暴力行動及策略中心」(CANVAS),專門向海外提供如何組織國際網絡及非暴力街頭抗爭的技巧。

網路電台凝聚年輕人

不過,OPTOR雖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青年運動的取經對象,但他們在自己國家的力量卻江河日下,在2003年參與選舉,只得1.6%選票,而他們一開始即依靠多個美國基金會支持運作,後來被發現後也受到當地人質疑。
無論如何,這次埃及革命令全世界對埃及青年刮目相看,他們是否與眾不同?是否特別關懷國事?我這樣問一位埃及青年工作者艾曼德.森密什(Ahmed Samih),但他竟然搖搖頭,表示埃及青年與世界各地青年一樣,愛玩,不願思考太多,並傾向個人主義。森密什說,在埃及,只有10%的青年活躍於政治或社會運動中,其餘的90%都屬於政治冷漠,在穆巴拉克時代有太多藉口與社會保持距離。
那為甚麼這次埃及革命卻由年輕人領軍?在此,我不得不從森密什所主持的組織安達雷斯包容與反暴力研究所(Andalus Institute for tolerance and anti-violence studies, AITAVS)說起。有趣的是,AITAVS與塞爾維亞的CANVAS性質一樣,資金來源也相類似。這個創建於2004年「受夠了」運動爆發後的民間組織,看到埃及社會已非變不可,那便有必要為這轉變作好和平過渡的準備,而埃及年輕人是一股不容忽視的潛在力量。
因此,AITAVS專為年輕人而設,服務對象為15歲至35歲。他們除與學校合作推行非暴力工作坊外,最重要就是成立了埃及第一個民間網上電台康雅納(Horyna Net),與OPTOR當年首先建立電台不謀而合,這旋即吸引大批年輕人收聽,繼而加入電台的義工隊伍。
森密什表示,康雅納電台節目開始時完全不政治化,主要以年輕人的口味為依歸,他們愛甚麼,電台便提供甚麼,從娛樂、文化、體育、以至性教育都有,無所不談,但宗教則不能碰。
在埃及,「宗教」是個敏感詞,就與「和平」一樣。原來「和平」對埃及人而言,有服膺於以色列之意。因此,AITAVS只能稱為非暴力研究所而不是和平研究所。
無論如何,年輕人厭倦官方媒體主導一切,對康雅納電台無比好奇,電台很快便把年輕人凝聚起來,並誘導他們從非政治的討論到政治的討論,例如要解放生活上的種種限制,不能不先從政治制度的改革下手。
不過,你也不可以講得太複雜,一如年輕人現在最愛的臉書和推特(twitter),例如中年人喊出「受夠了」,到了年輕人,他們索性更簡單明白:「穆巴拉克下台!」

沒有領袖的運動

AITAVS被視為這場埃及青年運動的播種者,而知名的「4月6日運動」,不少成員便是從該組織培訓出來的。我與森密什進行訪問時,即特別問他有關運動的策略。他得意地反問我,對這次青年運動有何感想?我說,這是一場沒有領袖的運動。森密什立刻點頭說:對!群龍無首,這樣政府便不知該找誰來算帳!
既然無法以打壓領袖來打壓運動,這反而令到青年運動有較大的空間進行和平抗爭。他們猶如一條靈巧的蛇,到處轉動,把衝突控制到最小。而政府所面對的,卻是一大群模糊的臉孔,不知從何下手。
一場新世代的運動就此誕生。人人都是英雄,人人也不是英雄。一個不需要領袖的時代,同時亦唾棄了意識形態,這反而更能凝聚各階層派系人士。一個大家都認同的口號,便可以把各方人馬拉在一起。
我好奇問森密什,沒有藍圖,沒有願景,也沒有完整理念,一場運動可以維持多久?又怎可以轉化成更具體的政治力量?森密什聳聳肩,滿不在乎說:「就是看一步走一步吧!正如美國人所鼓吹的,先行動,然後從錯誤中不斷摸索學習,慢慢地,我們自然會找到一個合適的模式。」
特別是年輕人,他們受臉書與推持的思維影響,根本不會想得太遠,也不會想得深刻,亦不完整。總之,他們只知道這一刻最想要做的是甚麼。我轉而問阿積寶,他引證了森密什的說法,就是見一步行一步。昨天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今天要求所有舊政權的人物都要走,接著是修憲,直至民主與自由得到保障。不要領袖的「4月6日運動」無意轉化為政黨,只追求運動的一股熱情,不斷行動。但成員可以各自精采,例如他個人加入了「民主前線」,他的同伴花惠芝則是「明日黨」的黨員。
不過,大部分「4月6日運動」成員仍是停留在網路的後現代青年,是好是壞?無論如何,這畢竟已成為21世紀後現代青年運動的典範。而埃及的知識分子正希望這股青年力量與他們會合,成為重建埃及的強大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