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3日星期日

徐州八孩母调查惹疑 专家分析妇女拐卖问题

 徐州八孩母调查惹疑 专家分析妇女拐卖问题

中共当局在徐州董村维稳不久,徐州发布“八孩母亲”的调查通报,杨某侠变成来自云南贫困山区的一个孤女,引发外界强烈质疑。法律人士认为,只要在中共政府的参与和配合下,持续的罪恶都是合法的。

2月7日晚间10点,徐州发布通报“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调查进展情况。调查组通过查阅董某民、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发现其中含有“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字样,通过走访、照片比对等,确定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父母已故),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

该通报没有公布任何照片资料。

通报称,据小花梅的亲属和同村村民回忆,小花梅1994年嫁至云南省保山市,1996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当时已出现言语行为异常。

同村的桑某某(女,当时已嫁至江苏省东海县)称,当年她受小花梅母亲所托,带小花梅到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家嫁了。两人从云南省昆明市乘火车到达江苏省东海县后小花梅走失,当时未报警,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

此前知情网友透露,杨某侠因“受不了凌辱,反抗激烈,就被打得只剩下两颗牙齿,还剪掉了舌尖”。但通报称,杨某侠的牙齿脱落是因重症牙周病所致。

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DNA鉴定,八个孩子和董某民、杨某侠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通报内容引发网友强烈质疑。“找了一个父母双亡的信息来顶包?”“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相信。”“编接着编,我们习惯了你造谣的权威发布!”“结婚的照片不能公布吗?”“李莹是军属,是李莹麻烦大了,是谁都不会是李莹。”

百度资料显示,亚谷村现有农户67户,共乡村人口271人,“人畜混居的农户11户”,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山区农村。截止2014年底,全村有55户通自来水,有59户通电。当年外出务工人数仅13人 。

网友认为,小花梅很可能是另一起妇女拐卖案。其“父母双亡,没有DNA数据、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怎么确定身份,就凭长相吗?”

还有网友说,官方三份通告互相矛盾,三个说法相互打架。女方已经三个身份了:1.本地人;2.捡到的;3.云南走丢的。

巧合的是,就在2月7日,失踪女孩李莹的亲叔叔李大成致信公安部打拐办公室称,杨某侠与李莹高度相似,申请重新采集李莹亲属及杨某侠的DNA样本,并由具有公信力的机构进行比对及宣布比对结果。

拐卖妇女问题在中共治下最严重

徐州八孩母亲事件曝光后,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据知情网友爆料,这名女子是从四川被拐卖到董集村的,刚来时还未成年,会说英语、精神正常。因为性格刚烈,激烈反抗而遭到毒打,被拴铁链囚禁,最终被摧残致精神失常。

多方视频和消息显示,近日,网友前往看望徐州八孩母亲,均遭警方拦截。“董集村被封得严严实实,进出大大小小的各种车辆必须严查……围得铁桶一般。”网友透露。

更多资料显示,中国妇女拐卖数据触目惊心。有的遭遇比八孩母亲还要惨。网友称,徐州下属市县大年初二初三就紧急召回领导开会,调查内容竟是:还有没有其她女人被明目张胆地锁着,提前调查预防引发舆情。

美国时事评论员横河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人口贩卖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杜绝过,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共统治以后这么严重过。像一个地区,很多媳妇都是被拐卖来的,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很少见。这个罪恶成为一个社会现象,有几个必要条件。

第一,有广泛的需求。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拐卖妇女是由于计划生育造成的,男女不平衡,现在中国至少有几千万光棍。中共计划生育一胎化不至于直接导致大量的人口贩卖,但是它构成了一个必要的条件。

第二,要有相当多的人道德败坏,才可能视而不见。大家都认为这已经不是坏事了,或者还有一两个好人的话,他不敢说出来了,因为他会得罪大多数人。

他说,“中国古代主要是农业社会,重农抑商,流动人口被官府很看得很紧。而且古代人的道德水准比较高,乡绅自治,农村大多数都是名媒正娶,绝大部分人不需要去买一个老婆回来。”

“非法贩卖人口,属于比较严重的罪行,在历代判刑都很重的,秦汉的时候处死刑以后还要分尸,唐代以后以流刑(把犯人遣送到边远地区服劳役)为主,到了清朝又恢复死刑。元朝时告发是有奖励的。中共对贩卖人口的量刑非常轻,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在世界各国也没有过。这是中共的罪恶的一个部分。”

第三,官府和痞子变成了一家人。中共的土反、镇反运动,导致农村普遍的痞子化,共产党来了以后搞革命、斗地主,它利用的就是痞子。至少在五十年代初的时候,村子和乡一级的官员就是农村的痞子。逐渐地就形成了这么一套关系。

横河表示,“在中共统治下,这几个条件全都具备了。这是中共做的非常大的一个坏事。现在当地政府把这个村子堵得水泄不通,就是说当地还在保这种社会现象。”

对于徐州市当局的调查结果,横河认为是没有可信度的。“亲子定,应该由定部门公布。但在中国大陆,党领导一切, 当地公安和政府有权把正常人送进精神病院强迫治疗,怎么能证明受徐州市政府管辖的医疗专家的诊断是出自专业而不是权力呢?”

他表示,不能指望中共当局调查出实情来。“虽然知情人士称(八孩母亲案引)习近平震怒,可能到最后查出来的也不见得就是真实的情况。就是说即使是地县以上,或者是到了省一级下去调查,他最终查出来的东西和他最终公布的东西还会不一样。”

拐卖妇女犯罪行为在中共政府参与下得以存续

美利坚大学华盛顿法学院访问学者、原大陆维权律师陈建刚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拐卖妇女这种持续存在的犯罪、惨绝人寰的犯罪,根本原因是中共政府对于这种犯罪行为的纵容,甚至配合和亲自参与。

他说,“拐卖妇女甚至包括拐卖儿童,在中国对于这两种涉及妇女和儿童的犯罪,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状态,它不像盗窃、抢劫、抢夺,这个行为发生的时间很短,结束之后人就找不到了。

“拐卖妇女和儿童涉及到将犯罪的对象(妇女和儿童)的身份进行合法化,把别人家的女儿拐卖来,作为家庭一员一块儿生活,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长时间存在的持续的状态。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纵容、配合,甚至中共政府亲自参与的话,这种犯罪行为是难以得到持续的。”

他表示,如果中共政府对于这种犯罪行为“零容忍”的话,这种犯罪会降到最低点。现实中是被收买的妇女和儿童的身份合法化都是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亲自参与之下进行的,这种犯罪行为给了受害人合法的身份。

“而且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进行非法拘禁、绑架、铁链上锁,这种行为得以存续就是当地政府的纵容、配合甚至亲自参与的结果。中国是人间的地狱。”他说。

2022年2月7日星期一

习大大的书单

 在上台的最初几年,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放话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并且号召大家:"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番话被媒体们会意,它们开始宣传习近平与书籍的渊源,还罗列了几份”领袖书单“。而“网民”们也应景地感叹道:“主席的博学让人钦佩”,“领袖的勤奋让人自愧不如”……。 

这段时期的主流媒体,几乎都在颂扬习近平的读书故事。但中国有句老话:“饭不宜饱,话不宜多。”在一件事上见好就收,往往还能留一丝余韵。然而媒体的吹嘘却助长了习近平的胆量,让他走上了一条覆水难收的路。或许他看到此举成效显著,便忍不住把这个话题扩展到了外交场合;2014 年初,习近平出席俄国冬奥会时向采访者说:“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列举了自己所读过的俄罗斯作家,有戈里,莱蒙托夫,普希金,克雷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并表示书中的许多精彩章节仍记得清楚。 

而在同年 3 月,习近平参加中法建交 50 年大会,他拿出一张诡异的稿件,面对镜头开始逐条念出他所读过的法国名著,以及他赞赏的法国艺术。这和俄罗斯的场景如出一辙,只是名单换了法国人,有蒙田,拉封丹,司汤达,到福楼拜,大仲马,乃至于凡尔纳等;而艺术领域则包括莫奈,塞尚和罗丹等。 

这场演讲的气氛有些异样,显然法国人对此感到不解;不过习近平此番演讲的效应还没有扩散,而这也让他一鼓作气;在 2015 的英国国事访问中,他在参加伦敦晚宴时习惯性地拿出稿件,如法炮制地开始念书单;这次的讲稿较长,整个讲话也几度间歇。他从古希腊名人念到了近代艺术家,当然也特别突出了英国。 

此刻的习近平已如脱缰之马,只待拿下全世界的书名。在同年对美国的访问中,他也没有放过美国人,在演讲中将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及著作一网打尽。在这几场跨国访问中,习近平生生地将演讲变为了报幕,他的稿件很长,念完一张撤走一张,而且要逐字逐句看清内容后才抬头发言。而且他的书单过于冗杂,从文史哲到经济政治,从先秦诸子到西方艺术,几乎像一部世界名著汇编。 

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他几次三番的念稿之后,气氛开始变得微妙;外国听众对一个独裁领袖贩卖他们的文化感到错愕;而中国人则分外尴尬,很多国人为这一幕感到脸红,因为习近平此刻代表的是中国。这几份国际书单开始在世界网络中扩散,习大大借此闯出了名头;但同时也有人察觉到了灾难,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的幕僚们。

 论谋臣 

对独裁领袖来说,臣子们通常会为他描摹一幅理想的个人画像,为的是不触犯其尊严;正好似朱元璋的宫廷画师们从不画他本来的面目一样。但独裁者又不能尽信臣子们的阿谀,否则会障蔽判断;就像习近平的幕僚团队那样,仿佛集体陷入了魔怔,以至于鬼使神差地相信念书单这种小聪明可以创造个人魅力;而最奇怪的是,习近平也鬼使神差地照做了;并且人民日报还一本正经地把这些稿件做成了“习大大的书单”。 

可以说这是近代政坛上最荒诞的一场闹剧,一国领袖即便再无知也不至于如此失格;这的确有习近平幕僚的责任,他们缺乏常识,不做考察,没有考虑到习近平早年不可能看到这些书;但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习近平自己失察,没有考虑到正常人不会动辄念书单。这几番读书演讲恰恰暴露了他的匮乏,让他遭到十足的嘲讽。如果说习近平的幕僚是个出馊主意的团队,那么他自己则表现出无知无畏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得太晚,当反应过来时已难以挽回这一出败笔。 

并且这番举动还有一个附带影响,就是让习近平自断了退路;因为不刻意提到读书,很多人还无法掂量他的深浅;但要扮演专家,就没法在学问上留有余地。而习近平又常常读别字,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疑惑。人们发现他时常口误,例如把颐指气使和金科玉律这类俗语念错;不过这还算无伤大雅的口误,而当他把“精湛”念作“精甚”,“赡养”念做“瞻仰”,且在发言中被镜头拍到“岿然不动”这个词竟然有注音时,人们就看出他识字不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 

其实历史没有规定国家领袖必须博览群书,只是独裁者往往热衷于造神;尤其是中国的领袖不乏文人,这更让习近平生出了攀比之心。但他可能没注意到,读书人不会卖弄自己;例如毛泽东就遍读经史,但他从未标榜自己读过多少书;再比如江泽民涉猎过西方文化,他曾在接见法国总统时赞扬法国文化底蕴深厚,有名人如巴尔扎克等;就如此简单一句话,点到即止,显得落落大方。 

这种文人风度很让习近平羡慕,因为这是他的痛点。很多人都知道他读书不多,如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曾说:“没想到他(习近平)文化程度那么低”。这种评判会让习近平感觉难堪,让他无法与那些风雅的领袖们并列;因此他显得很急切,并在对外公布的履历上注明自己是博士;但这种强调让他显得自卑而短浅,因为每个人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拿前任领袖们来说,毛泽东生于民国后期,处于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邓小平早年在欧洲留学,同时做资本主义的功课;而江泽民则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 

但习近平却在忽视背景的情况下,草率地冒充文人。这反映出他的整个团队都很鲁莽,他们只考虑修补主子的短板,以至于创造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形象。他们本想为习近平搞一出“诗书负笈”的戏码,却不料透露了领袖“文表而枲里”,让他成为了世界的笑柄。 

究其根本,其实是习近平本身缺憾太多,因此产生了对个人魅力的执迷;这导致他的团队眉毛胡子一把抓,希望各方面都能占一头。比如在读书之余,他们还打造习近平爱运动的形象,让他在镜头前呼吁全民健身;对奥巴马说每天游一千米估计也是幕僚们的主意,因为游泳往往可以彰显膂力和积极性,就像毛泽东游长江曾被传颂一样。 

但习近平的团队瞻前不顾后,他们把习塑造得博览群书,却没有考虑到他不怎么识字;把他打造为一个运动健将,却没有联想他大腹便便的身型。——打造形象多少需要外部特征的对应,例如普京要做硬汉,他就会骑上摩托和拿上猎枪;薄熙来提倡运动,好歹会给重庆修登山步道;而胡锦涛出国访问,也能和日本国手福原爱打一局乒乓球。 

反观习近平的谋臣们,一味地罔顾现实,他们的宣传毫无铺垫,也不考虑是否存在抵触。在习近平登基后,政府按照惯例制作了一张领袖半身像。但这张像和习近平本人差异甚大,照片的美化让他成为历代领导人中最脱离现实的一个。 

观察这些人设策略,其实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团队中有人留过学,喜好从国际视角来创造亮点。人民日报曾经在外网发布了一个短视频“ Who is Xi Dada”,在其中借洋人之口去宣传习近平,在对外国青年的采访中,大家都表示习近平“富有才干”,其中的女青年还认为他颇具男性吸引力。 

这个视频是习近平访美前发布的,和念书单有异曲同工之效。这些受访者的奉承被外界强烈质疑,人们声称在其中嗅到了朝鲜的宣传气味。同时,为推行习近平的一代一路,媒体制作了一首童谣:“ The Belt and Road is how ”,并聘用外国儿童进行演唱。但这首歌在网上遭遇恶评,许多国家的网友留言指责,其中有人说: 

“这是让小孩对基建感兴趣?” 

或者说: 

“显而易见,一代一路始于童工。” 

上述这些宣传,显示出一种洋墨水的成分,但这个墨水显然经过了封建色彩的过滤。习近平的团队希望在国际舆论中做出尝试,但他们没能把握国际文化的脉搏;人们认为这些宣传十分低俗,并对儿童作为政治工具感到反感;有人就此制作了一首反讽歌曲:“ This is China Xi ”,同样以童谣的方式,揭露习近平在国家治理中的阴暗面。 

张菁:八孩母亲铁链拴颈 炼狱是怎样形成的?

 


在中国多处封城人心惶惶,国际上因人权纪录备受谴责声中,北京冬季奥运召开,这原本是中国普天同庆的大事,但老百姓不禁比较起2008年的奥运来,难免落寞惆怅。此时此刻,一个原本已在网上流传的八孩母亲的故事突然炸开了锅,全国哗然,挞伐同情皆俱,并一波接一波。很明显,这是中国政府及网信办在故意放洪,以转移国内民众对奥运冷清、国足开年疲软等视线,也企图在国际上以这起骇人听闻的社会事件来掩盖对中国人权纪录的谴责、杯葛冬奥的声浪,转移人们天天盯着新疆集中营的视线。否则,就会像清华大学劳东燕教授那篇文章《面对真实的世界》一样,2小时内就被封杀清除。不过,我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妇女儿童问题的NGO组织一员,非常愿意与大众一起来关注并揭开八孩母亲惨案背后隐藏的原因和真相,希望趁这波热浪能推动中国各级政府有所作为,就算仅仅是一阵风,但能救出一个算一个,少一个“杨某侠”就少一出人间惨剧。

早在1989年几名记者就联合调查采访并出版过一本名为《古老的罪恶》的书籍。据书里记载, 1986年至1989年(出版该书时为止)从各省拐卖到江苏省徐州6个县的妇女就有48,100人。由四十多名出租车司机组成的团伙,拐卖了101名妇女,最小的仅13岁。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在1986至1989几年中增加了女性人口二百多人,她们几乎都是从云南、贵州拐卖去的,占这个乡已婚青年女性人口的三分之二。今次“杨某侠”案曝光,说明历经了“打拐”及保护妇女相关法律的实施几十年后,也基本没有改变农村女性被拐卖的命运,正义和法律也没有得到伸张,很明显,当地基层党组织与乡镇政府俨然是此类犯罪模式的保护伞。

八孩母亲性奴案也发生在这个徐州市,这是一个2021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网红商家们籍此蹭热度蹭流量,八孩罪嫌竟变身“英雄爸爸”,还开了微博来赚取人们的同情及捐助,并帮助网红、商家打广告,罪嫌大把赚钱,协从网红们声名大噪。可是这皆大欢喜的局面,全部都是建立在八孩母亲遭拐卖、绑架、禁锢、强奸、轮奸、殴打、虐待、被强迫生育的基础上,他们的钞票靠八孩母亲的血浸泡,他们开心的笑容的后面是八孩母亲流淌的眼泪。还有更多无耻者跟着喊:请为大山里贫穷的光棍们想想,拐买媳妇也实在是迫不得已,不能让村庄消失呀。这就是社会上一大堆无知无良、无是非底线的伪君子们的“善心”关注。直白的解读,就是为了光棍们能有性生活、能传宗接代就可以牺牲任何女孩的基本权利,可以任意绑架、拐买、虐待、做性奴、当生育机器。试问,若被拐失踪的事情发生在抱同样想法的作家贾平凹们、网红商贩们的女儿身上,贾平凹们还说得出这等话吗?网红商贩们还笑得出来吗?

在中国,与八孩母亲同样的遭遇的未成年及年轻女性比比皆是,更多的受害者仍没曝光,还在人间炼狱里煎熬。我举几个已经公开的案例:

2012 年我们“中国妇权”的义工追访了安徽省宿松县北浴乡汪屋村被拐卖受虐待的女孩邓禄,她13岁被强奸、拐卖、禁锢、殴打,饥饿,还生下几个孩子,状况非常凄惨。但义工报警,最后案件不了了之,拐卖拐买的犯罪分子依然逍遥法外,反而禁锢、虐待女孩的男人被普遍同情,更免于被控逮捕。

重庆市巫山县女童马泮艳被亲友卖作童养媳,13岁被人强暴怀孕,14岁就生下孩子。18岁被禁锢期间,多次设法逃跑都被抓回,打得死去活来。马泮艳说:“床头随时都是放的两根荆竹棒,经常是半夜起床打我。”后来的日子她多次报案,警察来了也无用,他们根本不管。

湖南岳阳平江县16岁女孩杨小平,被66岁老汉黎亚勋禁锢在家中,奸污后生下一子。杨小平在被监禁的小屋墙上反复写着“我要回家”的字迹,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2013年湖南都市电视台《寻情记》播出一期节目“七十六岁老人和二十九岁妻子温情相守”,巧妙的美化了拐买人口及施暴犯罪嫌疑人及其罪行。犯案人黎亚勋还因此上了电视,被包装成可怜好心的老人,获得社会捐助及当地政府的补助。可是被剥夺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女子杨小平的痛苦,却不受社会关注,媒体、社会大众及贾平凹们关注的焦点是强奸嫌犯和禁锢人身自由罪犯。

还有美国学成归来的上海女“海龟”陈倩2年的性奴经历;晚上出门买夜宵,被拐卖到大山里的四川女孩曹小青,15年转卖3次,被打到精神失常⋯⋯

近些年,中国拐卖诱骗东南亚新娘、禁锢起来做性奴生孩子的案子大增。光棍们在中国娶不到老婆,就大量涌入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花费大约5万到20万人民币购买廉价新娘,主要目地是为他们生孩子,负责拐骗的中间人与卖家双方签订的合约中包括,女方必须生下孩子后才可以离开;中间人额外多要20万元,以保证跑掉包换。据中国官媒《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2015年越南新娘已超过了10万人,具有合法婚姻者不到半数,东南亚小国买来的女孩失踪或死亡人数不时传出,但数字和案情永远是个谜,她们如同在空气中消失。 2019年5月昆明铁路公安局近日证实,警方在一次行动中就逮到23名拐卖人犯,救出11名被拐的越南女性。国际媒体及人权组织一直在揭露及敦促中国政府阻断这种跨国拐卖犯罪。

所有被拐买、拘禁、虐待的女性,外界都有一个同样的描述:她们是精神病、有暴力行为等等。这些说辞竟也成了罪犯们理所当然拘禁、铁链栓颈的理由。事实上,长期被关押在一个环境恶劣的小房间里,长期被殴打做性奴,正常人也会疯。

徐州丰县县委宣传部在八孩母亲案发酵后,先后发声明,称“1998年结婚,因其有暴力倾向才被家人安排单独住在小屋里,临时用链子锁上”、“不存在拐卖行为”,等等,千疮百孔,完全不能自圆其说。小村里多了一个人,全村都知道,只是那时买或拐来的女人太多,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久而久之,一切变得正常和普遍。

如果办户口登记结婚的人员提出疑问,或有所作为,24年的监禁就不会发生;办孩子户口的计生干部稍有疑问,24年做性奴的事也不会持续发生;乡镇县公安派出所若追问几个为什么这家子有吵闹哭喊的声音,能遭轮奸、遭栓铁链的虐待惨剧更不会长期发生。这每一桩每一项都是重罪呀!

人口拐卖的买家主要集中在僻远的农村,尤其是光棍村里、年轻女性少见,进而买卖及拐骗妇女猖獗,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

一是长达近40年的计划生育一孩政策留下的恶果。很多家庭为了留下指标生男孩,将刚出生女婴送人甚至弄死,导致了男女比例失调。学者指出,目前中国有4000万男子找不到老婆。我们中国妇权义工曾采访湖南一个光棍村中看到,凤凰县下千乡全村大约一百五十多户,仅30岁以上找不到老婆的就有四十多人。但村子里50岁以上的人很少有找不到老婆的,就是说光棍们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计生最严厉的时代出生的;二是贫穷落后,就算有女孩也留不住。女孩子们长大了,一旦走出荒野深山就不会再想回乡结婚嫁人,而贫穷的农夫就娶不上媳妇。我们的义工在走访光棍村时看见,留在村里的光棍大都是文盲或是无一技之长,没有能力挣钱而无法娶媳妇,娶媳妇的事,多靠买、抢、拐,反正村委村干部都知道他们的难处,有些村干也和他们一样,靠买来的女人来传宗接代。

2011年联合国在中国中部某140万人口县的调查,有伴侣/曾经有伴侣的中国男性受访者中,22.2%有过强奸亲密伴侣或非亲密伴侣行为。在承认有过强奸行为的男性受访者中,仅有15.6%曾被判有罪并入狱。2007年,全国公安机关受理的全国强奸犯罪报案总数31,833件。 2019年中国官方数据说全国2.7亿个家庭中,30%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行为。而民间及学者的数据则更加严重。

联合国贩卖人口年度报告及美国国务院年度人口拐买报告中,长期将中国列入二级和三级(严重)黑名单。2009年后,中国不再向联合国呈报真实的贩卖妇女儿童的数据。美国国务院年度人口贩卖报告中,多年来中国都列为拐卖猖獗的三级。

有人说,如果解救了被拐卖和拘禁的妇女,对施暴的丈夫也处以刑罚,那么他们年幼的孩子们怎么办?这个问题在文明的国家根本就不是问题,老百姓都知道,这种时候政府都会站出来照顾失去父母监护权的孩子们的时候,福利机构就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来照顾这些孩子,同时协助成年孩子继续读书或找工作等等。也是各非政府慈善组织挺身相助的时候。

对比美国,2008年,美国加州爆出女孩被囚禁18年生下两个孩子,全世界震惊。最后,罪犯被判431年徒刑。受害人之后告加州政府失职,获赔2000万美元!孩子们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并获得政府福利部门的生活住房医疗等照顾,也免费入学读书。

八孩妈妈遭受关押24年。这是电影《盲山》、《嫁给大山的女人》的原型故事之一,只是电影美化了主角们最终的结局,被解救的受难妇女不敢在公安的护卫下离开时报复行凶,因为她们并不相信警察,如果有机会离开她们深恶痛绝的地方,她们不会舍不得,也难以再“爱上大山””。媒体大量的悲情渲染,掩盖了其中的犯罪问题,使得中国每当类似案子曝光,人们就善心大发,捐款捐物,最后网上网下皆大欢喜,而受虐的妇女的生存环境依然还是一样,她们如同道具,满足人们不问青红皂白的“慈悲”感,以充实空虚的心灵,增加网红商家的流量热度。正是这些由社会体制、媒体、伪善文人、无知无良大众协作编织成的巨网,使得中国严重的拐卖妇女、禁锢虐待、强迫做性奴及生育机器的悲剧,年复一年不断继续发生,数十年几乎没有改变。

(作者为人权组织“中国妇权”主席,资深媒体人。)

《盲山》导演李杨:真实的故事比电影惨烈的多得多,《盲山》不是丑化中国只是说真话

 



平均阅读时长为 12分钟
(本电影导演李杨欢迎大家转发观看,可放大观看)
时隔8年《盲山》再度引起关注,缘起于被拐女成乡村最美教师的郜艳敏事件。李杨说自己掏钱拍一部讲述拐卖妇女抗争的故事,不是揭丑是想唤起人们对现实和行为模式的思考。“郜艳敏就该告‘家人’,全村人包容及被拐女认命,都是在鼓励犯罪。”
——转载自《网易新闻》,篇幅有所删节,http://news.163.com/special/daoyanliyang/
时隔8年《盲山》再次被网友提起
问:7月28日,一篇名为《最美乡村教师候选郜艳敏:被拐女成为山村女教师》的报道被网友翻出引起巨大争议。同时在微博微信上大家提到更多的则是2007年公映的《盲山》,它曾入围第60届戛纳电影节。讲述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至山区,全村都是帮凶,她逃脱无数次均无果。多年后终于设法传出消息,父亲和警察来救被阻,女主为救父亲砍死“丈夫”。作为《盲山》的导演,您在微博对此还专门进行了回应。
李杨:以前我就看过这个最美乡村教师的报道。7月29日,微博上也确实有网友@我。我还发了一条微博回应。已经八年了,还有这么多人记的这部电影,我真的非常感动。《盲山》是我自己掏钱拍的。当时没想别的,就想给国人留下一点真实的影像。唤起人们对现实和对自己行为模式的思考。虽然没有挣到什么钱,但我仍然觉得做对了,值了。

受害人变加害人的真实案例促成拍《盲山》的决定
问:您当时为什么要拍《盲山》这部电影?
李杨:最早拍《盲井》的时候我就想要做《盲山》。1999年吧,我刚从德国回国,找题材的时候看过一篇报道,印象蛮深的。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因为被别人侮辱,最后加害别人,当时还被判了死刑。现在看的话,她的罪其实也不用判死刑,因为她没杀人,她只是把兄嫂家的孩子毁容了。
我觉得一个人从被害人最后变成加害人,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当然后来我在写剧本的时候,自己的方向也变了一些,要不要一定要写成被害人变成杀害人,按现在的审查制度恐怕也通过不了。一个善良的人最后变成一个作恶的、犯罪的人。但是谁把她变成这样的?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包括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政府、当地农民的伤害等等这些。
受害者本来应该被同情,结果不但不被同情,还一直在加害。
问:如果拍电影的话,只有一个案例肯定不够,那您还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李杨:我跑到四川做了大量调查,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从搜到的报道中知道四川被拐卖的妇女比较多,而且当地有朋友可以帮我多了解一些被拐妇女的案件。我调查了各种各样的案件,把这些细节拼凑在一个故事里,增加故事的真实性。
调查对象主要是公安、被拐的人和人贩子,被拐的人又涉及到拐她的家庭。当地有一个打拐英雄对我帮助很大,他在电影里也出演了最后营救女主角白雪梅的一个警察。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协警,解救了一些被拐妇女。他的一手资料帮我联系了几十个受害人。他不是演员,但让他出演,一是向他致敬,二是希望打拐英雄在这个影片中留下形象。

现实中被拐妇女和郜艳敏一样都选择了认命
问:被拐女郜艳敏被评为最美乡村女教师后,近期面对媒体采访时曾说,现在在这个家庭里有孩子,公婆对我也还好,所以不希望大家再打扰她的生活。您所调查的被拐妇女中,有和她一样心态的吗?
李杨:当然有。《盲山》的结局分为两个版本,国内版中最后有一个被拐来的女人都上了警察的车准备回自己家,但她又下车了,说舍不得孩子,舍不得拐她的家。实际上这和现实中被拐妇女一样,很多女人后来就认命了,她们开始都反抗,后来有了孩子后,不能说习惯成自然,但认命的多,当人变成奴隶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生存。还有一种人是不认命,一直不停的反抗想办法逃跑的人。
这是两种人,但是谁应该是感动中国的呢?郜艳敏就像那个电影中最后留下的女人一样,所谓的牺牲自己。实际上郜艳敏也要生活,就算她说现在的生活不好,那么国家对这种犯罪行为会有什么处置呢?没有惩罚的措施。
所以我觉得她对媒体说现在过得还好,本身也是一个悲哀。因为可能她已经麻木了,可能她也觉得没有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她首先需要活下去。多说两句,如果郜艳敏以德报怨的行为就感动中国了,那么她对犯罪、对邪恶的隐忍应该是感动中国的理由吗?她被强暴了还不去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放弃了这个权利,这样就会感动中国吗?
马丁路德可以感动世界,美国那个黑人婆婆明明知道黑人不能上白人坐的专车,是会坐牢的。她仍然上了白人的车,她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美国歧视黑人的相关法律。这个是感动的事件。如果感动中国的是用郜艳敏这样的办法,那不是变相的鼓励吗?变相的鼓励那些受迫害的人她们放弃自己的权利,如果说一个人放弃了自己,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就可以感动中国的话,那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问:您理解她们的这种认命吗?
李杨:基于中国的文化,我完全理解这种认命。她们对生命、对人权的认识以及周围的环境,决定了她们的认命,虽然她们是受害人,但所有人都在加害于她。她们有她们的无奈。
每个村都有党员,都有党支部,都有村干部、妇女主任,他们为什么不管被拐卖的妇女呢?我觉得拐卖妇女这个题材不仅仅是拐卖,它反映的是所有人是共犯的一个问题,包括电影里白雪梅逃离村子进城后,人们对她的冷漠。我写的故事不仅仅是拐卖,而是说拐卖之后怎么办。回到郜艳敏这件事上,她选择留下我能理解,但我不赞同。
被拐女成乡村女教师就该去抓拐卖她的人和告买她的“家人”
问:那么您觉得郜艳敏应该怎么办?
李杨:我觉得当然要去告。不能因为对方是自己所谓的“丈夫或者公婆”,就应该允许他们犯罪,允许这些人对被拐妇女身体、生命和人格的加害。
法制社会是什么?法制精神不能跟道德、跟人情划等号。公安部打拐办主任不是说一定要查办郜艳敏这个事吗?现在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公安应该继续追捕拐卖她的罪犯。检察院应该提起公诉。她的“丈夫”包括她“丈夫”的家庭已经构成犯罪,犯的是拐卖妇女罪、强奸罪、非法拘禁就是绑架罪。她的“公公婆婆”也是共犯。
如果这个罪不去审判,而是以道德的角度来说我们办不下去,说她没告,民不举官不究。这不是说被拐妇女告不告的问题。如果不去追究,那么这就是变相的鼓励拐卖现象的存在。因为犯罪没有成本。这有一个资本核算的问题,如果是相亲结婚,要有很多聘礼等花销。可拐卖一个妇女,花两三万就能买一个人传宗接代,而且不会被惩罚,又有全村人的包容和纵容。那么为什么要花十几万的彩礼?我当时看了这个报道后,觉得很可笑。人的自由不仅是肉体,关键是精神上的自由。
女主定为大学生 只因受过教育的人有反抗精神
问:通过您在四川的调查,还有我们日常看到的报道,在现实生活中,被拐卖的大多是农村女孩,大学生并不占多数。但在《盲山》中,女主角却是一个大学生。您的用意何在?
李杨:因为大学生受过教育,会有不断反抗的精神,她要的是人格的自由,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她不断逃跑的动力。
现实中很多女人被打几次就从了,反正已经强奸了,反正处女膜也破了,反正也是怀孕了,反正生孩子了,那就“凑合”过日子吧。还有不少家庭把拐来的女人当作生育机器,女人如果自己也把自己当生育机器,当然也没人去管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没有法律概念,一旦谈法就把亲情搬出来,这跟亲情有什么关系?亲娘老子犯法也应该要定罪判刑,那是两回事。
《盲山》说的不仅是三观的问题,而是对生命对人格尊重的问题。社会是由一个个的个体的人组成,很多事情不能方方面面永远说是政府有问题,政府是谁组成的?政府做这些事情是谁允许这么做的?政府的不作为又是谁允许这样不作为的?

《盲山》大部分演员是当地村民 他们觉得买卖女人很正常
问:这部电影除了根据真实案例改编,还有一个特点是除了女主角扮演者是职业演员外,大部分演员都是当地群众出演。《盲山》中采用了大部分当地村民作为演员,您是怎么说服他们配合的呢?
李杨:他们村里就有被拐来的妇女,大家都见过,没觉得这是配合表演,也不认为这是什么丑事。电影里陪着白雪梅聊天的妇女中,现实中就是被拐来的,还抱着自己的孩子出演,她的婆婆也是群众演员,当然我知道婆婆是看着她,怕外人给她洗脑。
我拍完以后遇到一个官员,他说我们家旁边邻居也是这样,她在那儿过的还挺好,还说他同学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就买了一个媳妇儿,看着过的还挺好,你应该拍他们的幸福生活。这个官员还劝我改结局,改成大团圆的结局,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下去。我说这个不仅仅是指责这个官员,而是在说我们中国人没有法制观念。
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法制观念是什么?自己遇到事儿的时候就开始讲法了,不出事永远不会去捍卫法律的尊严。
问:您选的外景拍摄地在陕西?而您自己本人就是西安人,选择家乡拍戏,不怕老乡们说你揭丑吗?
李杨:我觉得语言沟通比较方便。他们觉得买女人是很正常的事情。群众演员基本当地为主。我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更好的表达电影的主题,演员哪能演出农民的那个气质呢。男主角本身就是一个农村出来的装修工人。我需要的就是这种真实的东西,不是说演员围个头巾就变成农民了。
问:您觉得这部电影是对现实的还原还是放大?
李杨:缩小了。比这个惨烈的故事多得多。有的被拐卖的妇女常年不给衣服穿,锁在一个窑洞里,就当一个性欲机器。有的激烈的反抗,买家又把她再次卖给别人。因为降不住,几次被转卖,还有的一家几个兄弟共用一个女人的。

为积累素材接触数十个被拐妇女 拍完后仍连续做恶梦
问:从您调查到拍摄接触了多少个被拐卖妇女?面对她们以及她们的经历,您内心是种什么感受?
李杨:大概接触了二三十个吧。我特别纠结,尤其采访她们时我很纠结。
我觉得自己内心比较强大,但后来也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治疗,因为每次我都要不断地说服她们,诱发她们,重新让她们回忆,把伤口撕开,不仅仅是让她们讲事情,还要讲细节,因为我不了解细节就不知道怎么写这个故事。每次采访完一个,我都有很深的负罪感。她们痛哭流涕、痛不欲生,讲出来后,我还要安抚,疏导。她们 有时藏得太深也想抒发出来。
我其实就像一个战地记者,拿着摄像机、照相机,看着敌人把这个人打残,打得浑身是血,但作为我的职业我不能去救他,我要去拍。我放下机器时可能他已经死了。要知道这是两难的事情。我知道做这个事情非常残忍,但只有这样做,我才能把这个故事讲真实了。
问:您接触到的人贩子怎么看待他所做的恶行?
李杨:他们说也是为了生存,也会内疚。他甚至会说他强奸过被拐卖的妇女,还觉得玩了女人又赚了钱。我采访之前答应过他,就是他所有说的事情放到我这儿,不会再说下去。所以我也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困境,要么违背自己的诺言去告发,要么容忍他的罪行继续隐瞒下去。后来我为此事也咨询过警察,警察说如果人贩子说自己是吹牛,没有任何的证据,也抓不了他,而且他可以说自己是在编故事。
拍完《盲井》之后好几个月我都做恶梦,老是梦到井下塌方。拍完《盲山》,我也老是做恶梦,总梦见白雪梅逃不掉,被抓住。很长时间挥之不去。
内心越分裂越无力 就越想拍成电影让大家看到
问:会不会感到很分裂?
李杨:是,是很分裂。所以我觉得做完那些采访后,突然觉得不管受多大的委屈,也有义务把这些内容告诉人们。社会在发展,这些故事可能慢慢消失,后代并不知道中国过去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80后、90后以为他们生出来就是现在这样子,都是这么幸福。
问:对于这些内容只能拍成电影,您有没有无力感?
李杨:我不是上帝,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在我有限的条件和能力下,能做多少做多少。我是有无力感,其实每个人救不救人在这个社会上都会有无力感。时隔八年,这个电影又被大家重新在这种意义上去挖掘,我觉得我没白做。

多数被拐妇女都是被强暴 刑法应该加大对买方惩罚力度
问:《盲山》中有个情节是白雪梅被“丈夫”以及他的父母按住,然后被强暴。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存在吗?
李杨:我采访的所有被拐卖的妇女开始都是反抗,一个女孩子,不管是不是农村的,上没上过学,被强暴都是奇耻大辱。而且对方还是一个不认识的甚至年纪大很多的十分丑陋的男人。这完全是暴力。父母按着女孩儿一块办事儿,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正常的。
这些家庭对被拐卖的妇女看管上的放松,基本上都是在她怀孕后。如果生个女孩还要管着,如果生了男孩,基本上管的就松了。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但我觉得中国的刑法应该修改。买人的一方应该判重罪。
问:您觉得在什么地方应该改?
李杨:我不是说像韩国的《熔炉法》一样也出个《盲山法》。中国法律对买方基本不判刑或者判刑很轻的话,这就使买方市场很大,就会有犯罪集团铤而走险。
如果没有买方,或者对买方犯罪的惩罚尺度更大的话,就可能没有买卖人口的市场了。买的人不仅仅犯了买卖人口罪,还有强奸罪,非法拘禁绑架罪,绑架得到的赎金就是这个女人,让她去生孩子。这些造成了很多性格不那么刚烈的女人一生的痛,而且这个痛会传递下来,因为她生下的孩子依然在这个村里抬不起头,大家永远会指指戳戳。这个伤害不仅仅是一代,会是两代。
犯罪成本低就会鼓励犯罪 只要有人肯思考就是改变
问:那您认为为什么会有拐卖妇女现象的存在?
李杨:这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问题。如果一个犯罪不但没有成本,而且还受到了变相鼓励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可能去犯罪,这个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这个是人的问题,全世界的人都一样。
关于《盲山》,我想可能大家没往那个方面思索,我讲的不仅仅是表面的问题,其实往深里思索以后,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的问题?电影不会给一个答案,但是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十年、八年后大家还会不会关注这个问题。
问:您一直希望这个电影能改变什么?
李杨:讲真话,说真实的故事,讲真实的感受的电影,是会被人们记住的,那些歌功颂德的虚假的东西不会留下来。
现在的改变已经看出来了,不是说我们的改变是一个结果,而是看过《盲山》的人已经去思考了,这就是觉醒。其实人的思维,知识以及一些意识是需要启蒙的,这就是改变。之前很多人都不觉得中国有我这样的导演,觉得只有韩国才有。其实中国还有不少有良知的导演。
我用自己赚的钱,大概400多万,拍了这样一部电影,还是希望能做一点事情,把这样的现象留一些影像资料。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留给后人,但实际上这个电影所起到的作用已经在发酵。
这就是为什么我明明知道网上的《盲井》、《盲山》都是盗版,害的我损失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但是我没有去告去追究的原因。但反过来讲,如果我只顾我的钱,我可能是挣着钱,但我拍的电影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看到。
我觉得那些钱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人一辈子活的要有意义,要对社会有意义。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的电影,当然我更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花钱去看我的电影。这样我就可以坚持下去了。
问:您拍的《盲井》至今也没能在国内公映,虽然在国外拿了30多个大奖。而且为此还被有关部门处罚禁拍三年。这对您来说应该是不小的打击,即便这样,为什么还要自掏腰包拍《盲山》呢?
李杨:打击是正常的,如果在大家都在说假话的一个环境里,你突然说真话,你不就是那个《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吗?这个人肯定会受到打击,这个寓言不仅在中国有,在全世界都有,不过有些地方已经改善。当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也需要一种勇气和一种智慧去讲真话。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可以受打击,但是如果不让我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拍电影有什么意义?不拍不行,这就是我的命。电影已融到我的血液里,我用电影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的看法,而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人,其实是针对全世界都有的人性的问题。
《盲山》不是丑化中国 只是说真话
问:《盲山》公映后,有网友说您把中国不好的东西拍出来,还拿到国外公映,让更多人看到,这对中国是一种丑化,是一种抹黑。
李杨:当然不要说中国人这样,就算放在德国,也会有人这样说。说真话是不好听,但是说真话永远是对自己和社会负责。
在某些国家的社会已经变得去鼓励说真话,打击说假话。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的时候,大家就慢慢地不敢说假话,撒谎变成一个重罪。中国社会千百年来都是教人撒谎,父母会从小教你讨好老师,讨好领导,别得罪人,搞好关系。这是我们文化的问题。《盲山》中的现状,很多人说我揭露了中国的阴暗面,可是现实的确是这样子。
我始终认为一个犯罪的泛滥的社会,不是因为这个民族或者这个群体的人的素质低下,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素质是一样的。如果打击罪犯力度大了、犯罪成本高了就没人敢犯罪了。
我的观点是人之初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恶。每个人心中都有恶魔,用道德是管不了的。如果鼓励了这个恶,作恶者不会负责的话,这个恶就会泛滥。中国人的素质和外国人一样高,要看在时没情况下。中国人进了人民大会堂谁会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有吗?法律以及执法系统没有权威的话,就是变相的鼓励犯罪,大家都可以犯罪。不能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就说我揭露中国人的阴暗面,太可笑了。
对于说这些话的人,我就回一句话,你看和不看,阴暗面都在那儿。

问:电影中有个辍学的小孩叫李青山,最后是他帮助白雪梅把求助信送了出去。您是想通过他表达一种希望吗?
李杨:当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少年强则中国强,成年人被腐蚀了,麻木了,但我希望中国的少年能有少一点的污染。他的行动也证明了中国是有希望的。
问:所以这个电影并不是完全的冷漠。有人看完之后觉得整部电影透着一股冷漠一股绝望和残酷。
李杨:没有,其实一点也不冷漠,这个电影完全是正能量,是人性的主旋律,我讴歌的是人性的善,批判了人性的恶,女主人公一次一次的逃,我讴歌的是她对自由的向往,不愿屈辱的活着,这是一个人格的精神。
国外版结局更接近本意 但不妥协就会夭折
问:《盲山》的结局分为国内外两个版本。有人说你对《盲山》的发力不如《盲井》高。
李杨:国外版的结局是白雪梅在大山里的“丈夫”黄德贵知道白父要带她逃跑,跟白父起了争执,为了救父亲,白雪梅拿起菜刀砍向了黄德贵,然后画面黑屏。这个结局更接近我的想法。
国内的结局是白雪梅留下孩子,和父亲走了。也不能说不可以,但是一种无奈。实际上她的这种选择以及车上另外一个女孩子后来为了孩子她留下来,她牺牲了自我,下车留在村里,都是一种无奈。
《盲山》《盲井》的区别在于是否进入电影体制内。在某些时刻必须做一些妥协,否则的话就夭折了。我做《盲山》的时候就得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但我觉得《盲山》更成熟一些,好多东西需要仔细去分析。
比如说白雪梅一而再再而三的逃,是什么支撑着她,她想要的是什么?大家的思索不一样。那个村子没有高墙,不是监狱,为什么走不了呢?
大家能看懂多少就看多少。我认为一个好的电影不需要去解读的。实际上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的设置都有我的用心,包括名字。除了李青山,还有白雪梅“丈夫”的表弟黄德诚,“道德”的“德”,“诚实”的“诚”。
《盲山》能给中国观众带来一定的思考,或者能带来一种比较,我就非常高兴,都是对我的褒奖,比赚了多少钱都高兴,当然不是我赚钱不高兴。
问:《盲山》在国外公映的时候,是否有人问您,中国现在还存在这种现象吗,是否有所改变?
李杨:当然有人问,但是2007年时拐卖妇女的情况变得少了,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打击力度大了,而是通信发达了,可以打手机打电话和外界联系了。包括现在拐卖儿童,大家通过微信、微博马上去找,加大了犯罪的难度。
随着电视、网络的发达,很多妇女意识的觉醒也不一样,现在倒是拐卖儿童的多了,因为儿童找不到自己的家庭,实际上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人大应该对刑法进行修改,现在对买卖儿童罪的买方惩处还不够大。没有买家就没有卖家。应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问:这部电影未来可能重新公映吗?
李杨:有可能吧。也许把我的新电影做完以后,看看情况再说,因为我有公映许可证。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人格觉醒的层面去了解,为什么这个电影全世界能看得懂,因为它是在讲人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在揭露丑恶。
盲三部曲的第三部关注流浪儿童 正在审查中
问:从《盲井》到《盲山》,可以说这两个词都是您自己发明出来的。为什么用这个“盲”?
李杨:我其实是偶然得到这个“盲”字,偶然也是必然,因为中国关于看不见就两个字,一个是“瞎”,按我们的理解,它是一个“目”一个“害”,“盲”是一个 “亡”,一个“目”,“亡”是“死亡”,但是我们所有跟心理有关的都是“盲”,盲点、盲区。盲点不是说那个地方不在,是你看不见或者是视而不见,所以我的 解读是视而不见为盲,就是说你的视力死了,能看见的东西死了,你假设看不见,不就是死了吗?而“瞎”是指一个生病的状态。
问:您的新电影关注的是哪类群体?名字还没定吗?
李杨:定了,但是要去审查,现在暂时不说,卖个关子吧,反正肯定我希望跟盲有关系吧。关注的是流浪儿童、乞讨儿童,也是纪实类电影。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都是关注底层的。
底层人群的生活更接地气
问:盲三部曲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群,为什么要关注这个群体?
李杨:可能正因为我不是底层人,底层的生活对我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更接地气。
我不太关注上流社会,他们太虚伪,我可能不感兴趣。人到一种地步就开始装了,我觉得底层人群的生活挣扎更能接近我们社会的面貌。
国家应该消除贫困,消除愚昧,这是使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变好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
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如果早点认识可能就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如果很早的时候《盲山》可以公映,通过宣传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骗子行为,大家就会警惕不再上当。就有可能保住性命。
问:盲三部曲结束后你有什么打算?
李杨:可能会做一些商业片吧。盲三部曲都是我自己砸锅卖铁借钱拍的电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但我也需要生存,需要再去赚钱。有了钱还能再去投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好好拍一个三观正一点的商业片,对中国人也有好处。
我从来不排斥商业片,因为电影本来就是商业的,它的属性首先是文化商品,文化又赋予它要有社会意义,而不能是乱七八糟。
我一直认为我做的是主旋律电影。我相信大多数人也这么认为,批判的是人性的恶,弘扬的是人性的善就是主旋律,包括《盲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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