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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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把《狂热分子》（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看完，是一本有关群众运动的书，作者霍弗（Eric Hoffer）。其人生平颇有传奇色彩。霍弗出生于1902年的纽约，7岁莫名其妙失明，15岁莫名其妙复明。从15岁起，他每天花八到十个小时啃书，因为觉得自己随时可能再度失明。霍弗的大半生都与贫民和码头工人打交道，发现他们往往是最适合参与群众运动的“狂热分子”，令他终身不懈思索此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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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礼拜那个敏感的二十周年纪念日，醉钢琴老师发博文说：“对那年夏天，确实没有多少悲情感……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对一切‘群众运动’有天然的隔阂感。总觉得那年夏天的学生和66年夏天的学生是同一批人，不过是赶上的‘班车’不同而已。”
当时看了这段话很惊讶：66年的狂热分子怎么能跟89年的大学生相提并论？这是我的第一观感，也是文后不少留言者的质疑。可细想之下，66年的红卫兵们，不也同样觉得自己是有志青年？不也同样觉得自己在做高尚正义之事？这样的思考令人不安。《狂热分子》的出现让我多少了解醉钢琴的意思。霍弗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本书探讨的是群众运动共有的一些特征，不管那是宗教运动、社会运动，还是民族主义运动。”
在霍弗看来，一个为了最崇高的目的而聚合的团体，与一个专事打家劫舍的犯罪团体之间，也是有着相似之处的。他说：“所有群众运动都会激发起其追随者赴死的决心和团结行动的意愿；不管它们宣扬的主张或制定的纲领为何，所有群众运动都会助长狂热、激情、热望、仇恨和不宽容；所有群众运动都能够从生活的某些部门释放出强大的动能；它们全都要求信徒盲从和一心一意效忠。”
这样一本不分良莠，将宗教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纳粹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民主运动放在一起探讨“共同点”的书，难免有招致各方不满的危险。以中国为例，如果说左手边的群众和右手边的群众有任何共同点的话，或许就在于彼此都认为跟对方很不同。霍弗在序言末再次强调：
“ 为谨慎起见，在这里再补充一语大概不是多余的。当我们说所有群众运动长得像一家人的时候，我们是在分类学的意义上使用‘家’（family）这个字的。在分类学上，西红柿与龙葵属于同一科，也就是茄科。尽管西红柿营养丰富而龙葵有毒，但它们在形态学、解剖学和生理学上却多有相似之处，以致即使非植物学家也可以感受得到它们像一家人。我说各种群众运动有很多相似特征，并非暗示它们都同样有益或有害。本书既不作价值判断，也不会表现爱憎。本书只尝试去解释。”
我想，醉钢琴所说对群众运动“天然的隔阂感”，应该是针对各种群众运动的共性而言，并不能理解为对具体某个群众运动的性质所做的价值判断。这样似乎减少我的不安感。但话又说回来，看完霍弗在《狂热分子》中的点评与分析，颇觉群众运动有其天然缺陷，与最终目的有害或是有益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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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弗酷爱蒙田和帕斯卡（Blaise Pascal），《狂热分子》的结构很似蒙田散文集，同时又充满着《思想录》似的格言警句。话说任何引用都有断章取义之嫌，所以了解本书最直接的方法还是阅读原著。以下对其观点的归总，如果读来令人费解或不悦，不能排除是我转述不当的原因。
霍弗认为，容易投身群众运动的，多半都是希望摆脱自我的人。他们或者自我评价不高，或者缺乏归属感，于是希望以集体的价值来替代自身的价值。在本书第二部分，霍弗讨论了几种“潜在的皈依（群众运动）者”，他们是：穷人、畸零人、极端自私的人、面对无穷机会的野心者、少数民族（社会边缘者）、烦闷者、罪犯。他说：“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
他又说：“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这话或许解释了为何爱国主义是最有效的遮羞布。
在霍弗看来，不同团体内的狂热者间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狂热者所不能妥协的是狂热，而不是他们暂时依附的理想。所以，“要一个狂热的共产者转变为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或天主教徒都不难，但要他们转变为冷静的自由主义者却难上加难。”
从以上几段引文就可见，霍弗并不追求政治正确，或是客观持平。他预料到读者或有非议，于是说了一段很精彩的话：“料想得到，读者对这部分的论点一定会有许多异议。他会觉得，有好些事情被夸大了，而有好些事情被忽略了。但本书并不是一部权威性的教科书。它是一部思考之书，并不避讳提出一些片面的真理，因为有时片面的真理也可以开辟新的思路，帮助架构一些新的问题。白芝浩（Bagehot）说过：为了阐明一条原理，你必须夸大很多事情而又略去许多事情。”
推荐给对群众运动有兴趣的读者。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