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话“四五”：运动、联盟、共识

清明时节话“四五”：运动、联盟、共识

陈子明

本文首先引入三个新概念：“广义四五运动”、“四五联盟”与“四五共识”。最后讨论“四五一代”的历史责任与宿命。

“广义四五运动”（1976-1981）

“广义四五运动”包括了“狭义四五运动”和“后四五运动”。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也有着共同的特征：以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方式来表达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狭义“四五运动”，即1976年清明前后，在北京和全国许多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其实质是反对“秦皇”（当时的一首匿名诗写道：“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及其路线、政策。毛泽东看穿了这一点，将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为其平反，“会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前一天发表的 《人民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称之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

“后四五运动”是四五运动之后一系列群众运动的统称。包括1977年1月、4月要求为四五运动和邓小平平反的群众示威活动，1978—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1978—1981年的民办刊物运动，1980—1981年的高校竞选运动等。“后四五运动”从总体上说，是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但也有反对新“秦皇”的政治指向。1976年“十月政变”后，出现了对华国锋的新造神运动，而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又鼓吹“凡是论”，与毛泽东路线藕断丝连。民间和官僚队伍中有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和警惕。因此，中共中央的高层人士曾经高度评价“后四五运动”。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邓小平随后也对外国记者说：“民主墙是个好东西，人民有自由”；“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

邓小平掌握党内实权和华国锋辞去党主席，导致中共高层变了脸。1979年春，当局逮捕了少数民主墙活动人士（魏京生、任畹町等）；1979年底，彻底取缔了民主墙；1981年1月，邓小平提议取消宪法第45条关于“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规定；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拘留、逮捕、审判了徐文立、王希哲等上千名青年政治活动人士；与此同时，差一点就公开宣布高校竞选运动是“建国以来第三次青年反党运动”。从此，“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这一类的说法就在官方媒体上销声匿迹了。

“四五联盟”：从蜜月到破裂

“狭义四五运动”最终导致了“十月政变”，“后四五运动”也曾经红火一时。虽然“广义四五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大多是青年人，但是在他们背后，有一个广泛的社会政治联盟在支撑。这就是由民众的主流和官僚队伍的主流所共同组成的“四五联盟”。

这个联盟曾经有过共同的敌人，也曾经有过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敌人就是独裁、专制的“秦皇”。四五运动之前的中国形势，可以概括为：民不聊生，官不聊生。

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毛泽东亲自挂帅开展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此后二十年，中国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恩格尔系数不降反升，城市化停滞倒退，2000万职工“下放”，1700万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农村大多数地方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几亿人在饥饿线上挣扎，西北贫困地区的大姑娘连一条裤子都没有，无法出门。不论城乡，每一个公民（乃至小孩子），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反革命”，被“杀关管”。

1949年以后，毛泽东一次次开展党内路线斗争，从高岗饶漱石，到彭德怀张闻天，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到“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昨天还是国家主席、元帅，今天就是“阶下囚”。他一次次地开展政治运动整各级干部，“三反”“肃反”、“反右倾”、“四清”，仅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就搞出了300万党内右倾分子。在“文革”中，毛泽东更是把整个官僚队伍翻炒了好几遍，邓小平两次打倒，林彪利用后再抛弃，“三副（总理）四帅”玩弄于掌心。

毛泽东利用官僚整民众，又利用民众整官僚。《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当人们识破这一点后，反过来促成了针对“皇权”的官民联盟。

“四五联盟”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是：要温饱，要安全，要现代化。在“皇权”之下，官僚没有安全感，民众也没有安全感。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官民一同拍手称快。中国的开放先于改革，在基辛格、尼克松访华后，民众通过电视，青年政治活跃人士通过内部发行的出版物，已经对于发达国家的现状有所了解。官僚通过出访，更是对发达国家赞不绝口，王震副总理访英时曾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四个现代化”成为四五运动的旗帜，意味着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扩大了，亟需排除障碍，奋起直追。

“四五运动”被否定、雪藏之后，“四五联盟”在一个时期内并没有完全破裂。原因有四。一是当局没有对“广义四五运动”的青年积极分子斩尽杀绝。譬如笔者所在的《北京之春》团体，历经四五运动、民主墙与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虽然被列入黑名单，但仍然保留着自由身，仍能参加1980年代的各种民间活动。二是当局在1981年封杀民间的政治自发性活动后，并没有全盘封杀民间的自发性、首创性活动。例如由民间发起的智囊团（农村组、莫干山会议、青年经济学会）、思想库（中国文化书院、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编委会（《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库》）、准民办报纸（《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等。三是体制内一批具有“人民性”的高中级干部对于体制外力量的扶植与宽容。例如强调新闻事业“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人民日报社长胡继伟，积极支持农村“包产到户”的农村政研室主任杜润生，提出“三宽”的中宣部长朱厚泽，自然还有两个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万里等人。四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两次鼓吹政治体制改革，人们对他还抱有希望。

“四五联盟”的彻底破裂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1989年“六四”镇压后，邓小平对社会力量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对党内具有“人民性”的干部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中国文化书院和《走向未来丛书》的代表包遵信、金观涛，《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文化：中国与世界》主编甘阳，《二十世纪文库》负责人李胜平，《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何家栋、副总编辑王军涛，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万润南，均在通缉、逮捕、判刑之列。体制内被清洗的有：中央书记处五名书记中的四人——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部级干部、中顾委委员鲍彤、胡继伟、杜润生等；局级干部严家其、陈一谘、张炜、吴稼祥等。邓小平由此证明，他是和毛泽东一样的暴君。从坦克上街这一点来说，他比毛泽东还要凶恶。

超越“四五共识”

本文所说的“四五共识”，是指“四五联盟”在“四五运动”时期的共同追求：温饱、安全、现代化。“四五共识”从外延来说是官民共识，从内涵来说是改革共识。

“四五联盟”破裂以后，“四五共识”还存在吗？有人认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有人认为，运动的镇压者有时候会成为运动遗嘱的执行人，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就是在执行1980年代的两大共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之一，经济市场化最终会导致政治民主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后一种说法（例如李泽厚）占了上风。但是到了最近几年，这种说法开始销声匿迹了。因为二十年的实践证明，片面的、局部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使中国接近“高度民主、高度文明”（胡耀邦语）的目标，反而凝固成为一种“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语）、“资本-官家主义”（吴思语）的“后极权社会”（李慎之语）、“断裂社会”（孙立平语）。

在2012年12月1日天泽所与“共识网”召开的“重启共识”座谈会上，与会者都认为，现在最要紧的不是左右共识，而是官民共识。此后不久，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也呼吁“凝聚共识”。由此可见，官民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因而需要“重启”“凝聚”，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民间知识分子和官家都在讲“共识”，他们说的是同一种共识吗？

官家所鼓吹的是经过扭曲的“四五共识”。所谓“小康”，无非是从消费主义的角度对“温饱”的升级版。国民生产总值赶超美国，仍然是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待现代化。他们现在所说的“安全”，与四五运动时期官民共同追求的政治平安（罗斯福所谓“免除恐惧的自由”），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他们重新回到列宁、毛泽东、陈云的“帝国主义论”，因为感到“特色中国”在“民主世界”中不安全；他们把“维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因为感到“党国”面临“维权”与“革命”的威胁。

“四五共识”带有三十多年前笼罩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已经被时代的发展所超越。现在的中国民众，追求的是一种普世价值，他们最需要的是自由、公正、尊严。中国人至今还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生育自由。中国人面对特权肆虐、两极分化的现实，强烈呼唤公正、平等。“后四五运动”提出以“第五个现代化”（魏京生语）来补充“四个现代化”，当时没能成为一种共识。现在，民众已经认识到：没有政治民主化，就不能摆脱“屁民”的命运，就不能享有“主人翁”的尊严，也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甚至不能像台湾、香港居民那样免签证去世界多数国家旅行。而中国人要实现这些普世价值，成为值得尊敬的“世界公民”，首先需要搭建一个“宪政平台”，实行大陆的政治民主化。

前面讲的是价值观，接下来讲利益关系。在毛时代，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皇家”（毛泽东和他身边的一个小圈子），同样感觉到受迫害、受欺骗的官僚和民众，比较容易结成反对“秦皇”的联盟。在邓时代，由于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分肥机制（特权离退休制度、领导人禅让制度、常委分赃制度等），中国成为党官僚的天堂（这是空前绝后的“中国特色”）。重建官民联盟和凝聚官民共识的前提是，必须有一批具有“人民性”的官僚从既得利益集团中分化出来。

我在2012年初发表的《从“改革”到“革政”——近三十年话语与思想史片论》一文中指出：为什么在“改革”三十年后，要用“革政”来取而代之？因为社会现实要求我们必须突破“邓氏改革”的底线——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及其核心——“党国体制”。现阶段中国革政的基本目标是“废除党国，回归民国”。在确定革政目标后，手段和途径可以是多样化的，要因人、因时、因势而定。最理想的方式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和蒋经国的“解严转型”，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革命”。笔者注意到，李克强担任总理后，在记者见面会上使用了“自我革命”一语。然而，仅仅有“自我革命的精神”是不够的，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切实行动。

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的决心与行动，首先应当体现在全面落实1989年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赵紫阳提出并得到乔石和万里支持的六条：1. 就反腐败、反官倒问题，由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务院的专门汇报，审议时邀请各界人士旁听，审计结果通过新闻媒介予以公布。如果人大常委会认为有必要，还可根据宪法规定成立调查委员会进一步调查。2. 公布中央和国家机关现任正部级以上干部的身世、经历，并允许新闻界采访报道以上人员的生活。3．抓紧制订并公开现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制度，取消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生活特殊供应。4.由国家监察部的人民举报中心，直接受理涉及省、部级以上干部亲属问题的举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有关人士，对举报中心的立案和销案工作进行监督。 5．抓紧制定《新闻法》，争取年内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在《新闻法》通过公布之前，对新闻的管理尺度应适当放宽，保证新闻机构在宪法规定的原则下进行客观报道的权力，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6．人大常委会制定《游行集会法》，使宪法规定的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得到保障。如果说这几条还嫌多，那么当前万众瞩目的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可以作为检验新领导人是否愿意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的试金石。

“四五一代”的历史责任

“四五一代”这个概念，由刘小枫在1980年代提出，后来又由已故何家栋先生和笔者多次加以阐发，并提出了“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八九一代”的代际划分（这里缺失了“五一九一代”，即1957年5月从北京大学扩散到全国各大院校的“五一九运动”的参与者）。“四五一代”大致包括“45后”到“65后”，其主体是“50后”。

我的朋友，“八九一代”、“70后”的陈永苗，近年来多次撰文抨击“四五一代”。我作为“四五一代”的一员，一直未予表态，据我所知，也没有其他“四五一代”表过态。在此，我想作出一个回应。“四五一代”目前仍然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还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四五一代”过去是“四五共识”的主要载体，如果他们的思想没有进步，仍然死抱着“四五共识”不放，那么他们的的确确就是没有出息的一代。然而，最早超越和扬弃“四五共识”，提出用“宪政”取代“改革”的，也正是“四五一代”。现在中国学界、商界、政界持牛耳者，均为“四五一代”，从生理上说，他们还有三十年寿数，从政治上说，他们只有十几年的机会了。时不我待，如果“四五一代”不能使民主化转型破局，那么“自我革命”这条路径就会封闭；那么就只有靠下一代人在社会溃败、腐烂到极点后，重新再造一个“新中国”了。当然，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我们相信中国文明的生命力，相信人类全球化的历史合力。

五柳村2013年4月10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