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报告人刘传新于当年底畏罪自杀）
刘传新，文革中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文革初期，协同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诬陷迫害大批知名人士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谢富治的授意下，残酷迫害冯基平、邢相生等原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同年5月18日，自杀身亡。
关于天安门事件，当时的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首都体育馆作过一个题为《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报告。报告人虽然站在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但读一下这个报告，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天安门事件的真实情况还是很有帮助的，现根据当时的记录整理如下：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市委统一部署指挥，依靠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紧密配合，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支持，迅速粉碎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及时作出了两项英明决议，由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为了使大家了解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彻底追查反革命，现在把有关情况分作五个问题，向同志们作个汇报。
第一个问题，阶级敌人是如何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疯狂表演的。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暴乱，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大暴露，是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大表演。
这一事件是全国解放以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其严重性在于：一是在首都．二是在天安门广场，三是又烧又打。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疯狂表演，采取了反革命的两手，从三月底开始，到四月五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发展的过程看，大体有三步：
第一步，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敌人进攻的方式是比较隐晦的。他们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含沙射影地诽谤中央领导同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三月三十日上午，北京市机械配件公司宣传干部曹志杰等人，盗用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名义，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份所谓“悼词”，别有用心地叫嚷要“披荆斩棘”，“血战到底”，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些反革命分子如获至宝，用打电话、写信、传抄、围观等各种方式，大肆渲染，无耻吹捧。当天，还有一个坏家伙，采用念“悼词”的手法，当众造谣说“中央有人反对总理”，进行反革命煽动。接着，写影射攻击的“悼词”、“祭文”、“挽联”等情况大量出现。
四月二日上午，中国科学院一0九厂常存玉、宋胜均等人，到纪念碑送了四块近一尺宽、六尺高的反动大诗牌，用铁丝绑在纪念碑座的最高处。上面别有用心地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制造反革命舆论。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首反动诗第三句中的“倘若”二字，原来写的是“既出”，他们觉得太露骨了，又把它改为“倘若”二字。这四块反动诗牌，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愤慨，当即有人质问：“你们写的是什么意思？！”他们作贼心虚，吱吱吾吾地回答：“这不好说，这不好说。”反革命分子对这四块反动诗牌也极力吹捧，有的还谱成歌曲，在广场教唱，大肆传播。
这四块反动诗牌在广场纪念碑一摆出来，什么“白骨精”、“闪鬼影”，“擒妖魔”、“斩鬼怪”、“挥刺刀”、“剑出鞘”之娄杀气腾腾的反动叫嚣，顿时增多。一篇署名“薛战”(实际是“血战”)的反动誓词中写道：“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把刺刀给敌人准备好了，我们也把自己的头颅给敌人准备好了。我们是一定胜利的，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再来到纪念碑前，用敌人的头来祭您。”听！这不是阶级敌人在磨刀霍霍吗？
那些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摇唇鼓舌的反动文人、跳梁小丑，也跑了出来，．大加表演。什么“呜呼噫兮悲夫哀哉扫墓有感”啦，什么“野心家祸国殃民生不如死”啦，什么“有人阴谋杀害周总理，西伯利亚的严寒挣扎不了很久啦”等反动诗词，纷纷出笼。有个冒充“红卫兵”的反革命分子，写了一首打油诗，攻击什么“北大不大中华大，清华不清八亿清，斩尽妖魔祭英灵，自有革命后来人”。这首打油诗与悼念周总理毫不相干。谁都知道，清华、北大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亲手培养的光辉典型，他们攻击清华、北大，实际上就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有个反动家伙，在一篇所谓“墓前抒怀”的《七律》中，极力发泄反革命仇恨，写道：“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夜半妖星寒气重，关山座座锁清明。”这首反动诗的矛头所向，不是也明明白白吗！
第二步，也就是四月三、四两日，阶级敌人感到再用隐晦的手法已经不够劲了，便抛去伪装，撕掉面纱，明目张胆地书写反革命诗词，张贴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发表反革命演说，他们丧心病狂地叫嚣什么“秦皇的封建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极端恶毒地咒骂“善始无终君主多，伟业败绩一身合”。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是什么“阴谋家”、“野心家”，叫喊“骨灰未寒妖风起，吠日恶犬狂叫急”，“赫鬼再演红场戏，擒来奋斩祭周公”。反动气焰，令人发指。
同时，他们公然无耻吹捧邓小平，为邓小平涂脂抹粉，鸣冤叫屈。说邓小平上台后是什么“面貌大改观，领导下基层，抓纲又抓线，任务明确方向对，很短时间卫星上了天。”还说什么“老革命，老革命，可怜大权旁落去，到头来落得个走资派、牛鬼蛇神。”
总政管理局电工、反革命分子赵清芳，冒充清华工农兵学员，一手拿着白花，一手拿着反革命传单，造谣煽动说：“就是这样一朵小白花，他们也不让我们拿出校园，就是这朵小白花，也不让我们扎啊！我们只能到校外扎成这朵平常的、普通的白花，把我们全部的爱，金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之中”。请看，这个家伙多么卑鄙无耻，竟然栽赃诬陷，这哪里是在悼念周总理，分明是在搞反革命煽动。就是这个反动家伙，还在反动传单上连写三句“敬爱的周总理，您是能理解我们的”，简直是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极大侮辱，真是反动透顶。还有的反革命分子冒充“梁效”、“任明”等名义，写诗作词，甚至手捧所谓“血书”，声嘶力竭地进行反革命煽动。
有些反革命分子，混杂在人群当中，上窜下跳，鬼哭狼嚎。有的围着念反动诗词的家伙，拍手狂叫：“好！好！用记录速度，再来三遍！”有的狂叫：“谁反对周总理就把他们揪出来，在纪念碑前绞死他们！”“挖他的心，尝他的肉”。有的拿着录音机，进行录音。广播事业局有个家伙，连续四天去广场，专录反动演说，还挑选最反动的诗词，自念白录。还有些家伙，专门拍摄反革命的镜头。他们狂妄地说：要把这些所谓“史无前例的盛况”，作为“历史的一页”记载下来，以便扩大反革命影响。但是，今天已经变成了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有力罪证。
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出现在纪念碑周围的各种反革命毒草就有四百多起，其中有一半是四号一天抛出来的。这里面，有反动诗词、传单、标语，有反动散文、快板、顺口溜，有反动呼吁书、倡议书、誓词，有反动歌曲，还有反动政治笑话。真是形形色色，乌七八糟，无奇不有。突出的是书写反动诗词，占全部反革命毒草的百分之七十八。有旧体诗词，有新体诗，还有文字游戏的宝塔诗。旧体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旧体词有《清平乐》、《满江红》、《忆秦娥》、《抛球乐》、《诉衷情》、《江城子》、《十六字令》、《西江月》、《卜算子》、《石州慢》等二十六个词牌。他们利用这些形式大作反革命文章，可算是用尽了反革命的心机，耍尽了反革命的伎俩。有个反革命分子，经过精心琢磨，炮制了所谓“四绝字头”的反动诗，共十六句，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念，就是：“怀念总理，良弓不离，誓除魔患，神州称奇。”真是绞尽了脑汁。
有些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分子，也把魔爪仲向天安门广场。他们炮制的反革命毒草，无论是含义情调、引用典故，还是表现手法，都是煞费苦心的。有个反革命分子用《石州慢》这个词牌作词，发泄反革命仇恨，恶毒攻击什么“朝堂尽鼠辈，奸权横操同室戈”。用《石州慢》这个词牌是什么意思呢7，这里边也大有文章。据说，北宋有个叫张元干的，作过朝廷命官，他因为秦桧当国，不愿和奸佞同朝，弃官而去。后来惯用《石州慢》这个词牌作词，发泄对当时的统治的悲愤。今天，反革命分子选用这个词牌作文章，显然是把自己比作张元干，借以发泄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根．，用心十分险恶。湖南省桃江县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家伙，挖空心思地用人物画组成一幅反动对联，让人专门带到北京，贴到天安门广场，蓄意诽谤中央领导同志，手段极其恶毒。
第三步，就是五号这—天，一小摄反革命分子，不但继续使用大造反革命舆论的这一手，叉施展了反革命暴力的一手。他们在三、四两日遭到打击之后，狗急跳墙，凶相毕露，又烧又打，又抢又砸，甚至冲击人民大会堂，威逼警卫战士降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反革命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拿打来说，他们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警卫战士，打革命群众，像地主“还乡团”一样，穷凶极恶。被他们打伤的，就有二百七十五人之多。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有的眼睛被打肿，腿被打骨折，鼻梁骨被打断，有的耳朵被撕裂。对交通广播车上的宣传员、救火的消防战士，他们也不放过，围攻殴打。过路的群众说了几句义愤的话，也惨遭毒手。他们不仅打中国人，还围攻殴打外国人，蓄意制造国际事端．被打的外国人就有五名之多。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田索竹彦，被他们打得满脸是血，两架照相机和钱包、证件都被抢走。在这些行凶作恶的亡命徒中，就有姚登山的儿子姚健，他也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怀里揣着反革命传单，窜到天安门广场，大打出手，煽动一伙人，殴打公安人员，狂叫“打便衣”，“打密探”，“打死他！打死他！”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
他们烧了一些什么呢？烧毁汽车四辆，砸毁宣传车、救火车各一辆，烧毁自行车近百辆。他们踩着警卫战士和人民警察的头冲进解放军营房放火，把营房里的大量家俱、衣物扔进火堆。甚至扬言要“火烧天安门城楼”。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坏事，但也变成了好事。暴露了敌人，教育了群众，使人们擦亮了眼睛，进一步认清了邓小平的反动本质，彻底戳穿了敌人所谓“悼念总理”的大骗局。
第二个问题，我们是怎样同这伙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
大家都知道，清明扫墓是个旧习惯，早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就要求破除，市委根据群众的意见，曾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清明时不再进行扫墓活动，经周总理亲自批示，中央批准，并在全市进行过工作。今年清明节周总理逝世不久，广大群众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进行悼念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阶级敌人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蓄意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进行斗争。
怎样进行斗争的呢？总的说来，敌人有个暴露的过程，我们也有个认识的过程，只能根据当时情况的发展，遵照中央的指示，采取相应的对策。大体做法是：
第一，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认真做好工作。三月三十日，在广场上出现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影射攻击以后，市委立即对敌人的动向进行了分析研究，四月一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领导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号召全市人民提高警惕，严防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四月二日，传达了中央处理南京政治事件的电话通知，戳穿了敌人的阴谋。经过工作，绝大多数单位和群众，提高了认识，看出了“花圈背后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顶住了这股反革命逆流，没有受骗上当。有些原来要做花圈，送花圈的群众，就不做，不送了。这样，不但孤立了敌人，也为后来的反击，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统一部署指挥，密切掌握敌人的动向。这次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群众怀念周总理的心情，混杂在群众中，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作掩护。根据这种情况，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紧紧抓住战机：揭露和打击故人。但当时民兵、民警也不能公开出面，维护广场秩序，如果那样做，就会使敌人的活动合法化，在客观上起到支持故人的作用。为此，在市委领导下，组织了统一的指挥部，抽调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在现场分片包干，隐蔽进行观察，把阶级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起来，为开展反击做好行动上的准备。
第三，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就地揭露和打击敌人。三、四两曰，敌人已经充分暴露，我们当即采取措施，给以迎头痛击。一是依靠群众，当场揭露批驳：二是盯住敌人，相机扭获；三是现场取证，抓紧查获；四是对出现的反动诗词标语，当日除掉。在这几天中，共获取实物罪证二百多件，把干得最凶的抓了几十个，及时打击了敌人。
第四，移走花圈，不给阶级敌人继续活动的场所。四日清明一过，就连夜把花圈全部移出天安门广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说，天安门事件是由于对花圈处理不当而引起的。事实很清楚，五号以前敌人活动那么猖狂，花圈并没有移走嘛！那么，清明已过，花圈如果还不移走，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不是等于纵容、支持敌人继续搞反革命活动吗！毛主席早就指出：“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对这伙反革命暴徒，并不存在刺激不刺激的问题，他们为了搞反革命暴乱，总是要制造各种借口的。
第五，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展开反击。在三、四两日，敌人遭到打击后，到了五日，这帮家伙的狰狞面目更加暴露无遗。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断然措施，进行反击。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坚决实行镇压。当时，在天安门广场聚集有十来万人，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是受蒙骗的，搞反革命活动的只是少教。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打乱仗，伤害群众；又不能畏首畏尾，不敢下手。为了把大多数群众与一小撮坏人分开，吴德同志在下午六点半发表了广播讲话，明确指出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戳穿敌人的阴谋，号召群众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骗上当。大多数群众听到讲话就立即离开了。当好人坏人大体分清以后，市委一声令下，五万名严阵以待的首都工人民兵，手拿自卫木棒，浩浩荡荡地开进天安门广场，顿时士气大振。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密切配合下，把继续在广场负隅顽抗的二百多个反革命分子和重大嫌疑分子团团围住，隔离开来，进行审查。这伙猖獗一时的坏蛋，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充分暴露了阶级敌人的虚弱本质。广大人民群众对首都工人民兵的反击拍手称快，连声称赞：好！好！好！
第三个问题，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怎样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起来的？
第一，大造反革命舆论，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思想基础。早在去年七、八、九月，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社会上谣言四起时，这伙反革命就与邓小平一唱一合，紧密呼应，煽阴风、点鬼火，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中央领导同志，造谣诽谤中央有什么“老派”、“新派”，“温和派”、“激进派”。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和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制造所谓“总理遗言”，胡说什么“批邓就是反周总理”，妄图制造混乱，扭转批邓的大方向。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最猖狂的，就是那些散布谣言最凶的家伙。反革命政治谣言泛滥的单位，群众思想混乱，批邓就批不起来，坏人活动嚣张，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也跳得最高，干得最凶。
他们无耻地吹捧邓小平，为把邓小平抬出来当中国的纳吉，大造舆论准备。当去年邓小平大刮吉倾翻案风时，这些家伙就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认为只有邓小平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胡说什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们预感到末日来临，拼命顽抗，诬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什么“天骤变，乌云布，起阴风”、“突如其来”，“争权夺利”；攻击批邓是什么“无端弄笔出诽言”，“用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以反倒退的名义搞倒退”，“是把老干部打下去的信号”等等。他们竭力为邓小平辩护，胡说什么“搞阶级斗争阻碍生产的发展”，“抓不住老鼠的猫能是好猫吗？”说邓小平被批判是“遭了暗算”、“坐以待毙”。有个反革命分子竟疯狂叫嚣说，他要是邓小平的秘书，就要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下毒手。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散布邓小平是什么“党政军全拿得起来的唯一的人”，“当然的接班人”，还造谣说，邓是周总理“提议的总理接班人”。直到天安门广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妄想“对中央施加压力”，“把邓小平抬出来”当中国的纳吉。
他们恶毒攻击大好形势，制造混乱，以便混水摸鱼。用林贼《“571工程”纪要》中的恶毒语言，攻击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是什么“政局不稳”，“经济搞得乱七八糟”。还诬蔑现在是什么“山河变色，虎狼猖獗”，“五洲峰峦暗，环宇竟哀鸣”，是什么“风雨飘摇水火深，四方黎民不安生”。煽动“有志不如趁势”，要“在这急风暴雨到来的时刻”充当“英雄”，要“不怕风险，不怕杀头”，用“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亡命精神”，“大干一场”。
他们还为在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暴乱直接制造舆论，别有用心地进行反革命煽动。散布什么“周总理逝世时悼念活动受到了限制，群众的意志没表达出来”。公然叫嚣到清明节“要用花圈表达出人民的意志，有热闹可看”。在清明节前夕，他们大肆传播所谓“总理遗言”，故意歪曲南京事件真相，造谣说“南京有几十万人上街示威”，“全国已经乱起来了”，胡说中央对南京事件“态度很软”。还造谣广州有人在大街上召开会议，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公安局也不敢抓人等等，为制造反革命事件大造舆论。
第二，组织上早就互相串联，结成了帮伙。
在天安门广场跳得最高，干得最凶的，台前幕后都有一帮子人，已经查明的就有几十伙，少者四、五人，多者几十人。从初步调查的情况看，他们搞组织串联，大体有以下集中情况：
一是策划于秘室，搞“裴多芬俱乐部”，早已结成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分子徐漓，在去年就与本单位的一些人结成同伙，经常在一起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从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四日，他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宣传，并精心策划在厂内贴出十八条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嚣什么“誓与党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策应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活动。他们还供认，阴谋搞四○火箭筒，伏击红旗牌轿车，对中央负责同志下毒手。
一种是早就纠集一伙人，在天安门广场又乘机扩充或建立新的反革命组织，打出所谓“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全国罢工委员会”“临时造反委员会”“杀妖战斗队”等旗号，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网罗党羽。反革命分子侯玉良，从今年一月开始，就搞反革命串联，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又积极物色对象，发展反革命组织，采取特务手段，规定联络暗语，建立单线联系，炮制反动地下刊物《大众报》。先后网罗几十人像林彪的小舰队一样，开列了名单，划分为骨干、可靠和不可靠三类。四月五日早晨，侯玉良一伙在纪念碑周围贴出“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通知”，发表反革命演讲，用半导体话筒声嘶力竭地叫嚷“火烧得越旺越好”，带头指挥冲击人民大会堂，还组织了五名所谓“谈判代表”，侯玉良自命为“首席代表”，踩着警卫战士和人民警察的头冲进解放军营房。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后，他们又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转入地下，侯玉良与同伙总结三条“失败的教训”：一是没有联合起来，二是大学生没有发动起来，三是没有一个像样的首领。还给同伙打气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什么“进军的第一炮”，是解放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力量，“妄图卷土重来”。
一种是到外地搞反革命串联。炮制反动诗词、造谣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反革命分子周忠铉，今年一月到桂林参加四机部召开的业务会议时，与上海、河北、广西、四川、贵阳、南京等省市一些工厂的十五、六个技术人员串通一气，传播了大量的反革命政治谣言，周忠铉还和其中的五个人集体收听敌台广播，记录敌台伪造的所谓“总理遗言”。回京后保持联络，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一种是外地的坏人来京搞反革命串联。吉林省劳改释放的坏分子李广德，三月二十日窜来北京与一内蒙来京的坏人王铎勾结在一起，串通了十六、七个所谓上访人员，从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接连召开了五次黑会，密谋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所谓“呼吁书”“告上访人员书”，叫嚣到北京“不是来烧香的是来拆庙的”，“贪官我也反，皇帝我也揪，不拆城隍庙，宁死不回头”，煽动要组织起来，到中南海静坐、绝食向中央施加压力，冲击中南海。
第三，到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活动，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就拿第一个在纪念碑贴出影射攻击“悼词”的反革命分子曹志杰来说，早在三月十三日就纠集同伙，密谋策划，先后开了四次黑会，指定专人起草悼词。三月底写出悼词之后，他看了嫌太平淡，“没劲”，特意加上“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等影射攻击的反动词句。四月二日还到北大法律系进行煽动，遭到工农兵学员的驳斥，市总工会要他揭下反动悼词，他坚持不揭，后来看形势不妙，又私下对同伙说：“先退回来，等待时机以后再进攻”。
在天安门广场猖狂表演的这伙反革命，幕后也大都有人煽风点火，出谋献策，在天安门广场用半导体话筒宣讲反动诗《今日在何方》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早就呕心沥血地炮制了反动诗词，并四处拉同伙，请军师。有个宣传部门的人为他写的诗反复琢磨，一边修改，一边赞赏，并陪他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还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他的诗修改了三天，凡恶毒攻击的字眼，都用红笔划出来，肉麻地写道：“大作拜读，构思巧夺可取，感情真挚，有激情”，并为他献策说：“应写得含蓄一点，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让别人看得出来，又不能让别人抓住，望君注意”。还有个家伙为他出谋划策说，如果公安局把你抓住，你绝不能承认攻击中央的，因为你的诗从字面上怎么解释都可以。
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闹得最凶的单位，大都有领导人纵容支持，直至亲自出马，中国科学院109厂送四块反动诗牌和花圈的活动，就是在某些领导人参加下精心策划的，他们早在一月底就酝酿清明节送花圈，二月买纸作准备，三月中旬制定了花圈图案，经某负责人批准制作，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把反动诗牌做得越大、越醒目，越好”。他们一共做了四个花圈，两个给周总理，一个给陈毅同志，一个给杨开慧同志，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有一个家伙，在制作花圈的时候就说过：“准备被抓起来坐牢”。三月三十一日，他们还专门开会研究送反动诗牌“走那一条路影响最大”，确定绕道走“外地人多，外国人多”的王府井，路过北京饭店送往广场。四月一日，该厂一些领导人亲自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窥测形势，并抄录反动诗词，回去进行煽动。四月二日上午，这个厂的领导为了掩人耳目，还特意设计了一个所谓批邓大会，会上只有一个人发言，接着煽动组织了三百多人，指定了正副总指挥，从工厂所在地德胜门外祁家豁子出发，用四辆汽车在头前开道，抬着花圈，举着诗牌，招摇过市，到北京饭店门前故意停留了五分钟，以便让外国人拍照，他们还指定专人把送反动诗牌的各种场面都一一拍成照片，蓄意扩大反革命影响。还有一些单位也有类似情况。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突出表现，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修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疯狂反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挂帅人物。一小撮阶级敌人胆敢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制造反草命暴乱，就是因为有邓小平在那里挂帅，给他们撑腰。
大量事实充分证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完金是邓小平一手挑起来的。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一旦大权在握，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党发起全面进攻，拚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妖风，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一举，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纷纷聚集在这面黑旗下，亦步亦趋，紧密呼应。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叫嚷什么：“春天来了，空气新鲜，精神爽快”，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光明路线”，争当吹鼓手、马前卒。邓小平大造反革命舆论，争夺“思想阵地”，带头制造政治谣言；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拼命摇旗呐喊，为其篡党夺权做舆论准备。邓小平大叫“各方面，问题都很严重”，“积重难返”，一再部署要“全面整顿”；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鹦鹉学舌，大肆叫嚷各方面问题“日久积年”，“不下重药，恐难收效”，必须“大刀阔斧”，“改弦更张”。邓小平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修正主义口号；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狂叫“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邓小平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胡说什么“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狂叫要“真正的马列主义”，“要打倒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所有这些，都清清楚楚地表明，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完全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是邓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的必然恶果。
大量事实还充分证明，邓小平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地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复辟愿望；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暴乱的这伙反革命分子，就是邓小平反革命复辟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让我们剖析一下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被抓获的都是些什么人物，就看的更清楚了。
一种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切齿痛恨。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兴高采烈，得意忘形。邓小平受到批判，他们兔死狐悲，狂叫要“豁出去”，要用“希特勒的胆量和冒险精神”，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有一个老子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人，在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几乎全家出动，东窜西跳：这个家伙拿着半导体喇叭，站在广场纪念碑的台阶上，声嘶力竭地朗读他自己写的反动诗，他妹妹、未婚妹夫和姐夫在一旁观战，他哥哥在一旁给他拍照、打气，不断叫好，煽动他“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如，搞反革命组织的齐国治，文化大革命中是混进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因思想反动，搞打砸抢，被拘留审查近两年，一直怀恨在心。这次跑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串连，妄图成立“全国罢工委员会”，狂叫要“占领电台”，“左右中央”，“把邓小平抬出来”。
再一种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阻碍了这些人升宫发财、成名成家的道路，他们恨之入骨。有的就直言不讳地说，邓小平搞物质刺激，白专道路，扩大三大差别，“能给自己的家庭和个人带来好处”，可以“住上好房子，找个好工作”，在城市“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反革命分子周忠铉，早就幻想成名成家，一心盼着邓小平当权，说，“只有邓小平上台，才有出头之日”，还说什么“不管什么路线，只要能提高工资，提高生活水平，能成名成家就行”。对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十分反感。他除了进行反革命串连外，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还连夜书写五首题为《清明有感》的反动诗，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公然写出“东风无力”，“坑灰未冷”，“煎豆相煎“，“王莽篡权”的反动词句，恶毒地进行攻击。还有一个参加冲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营房的坏家伙，认为只有邓小平才重用象他父亲那样的“技术干部”，邓小平不垮台，他父亲“还有提拔的希望”，“自己也有出头之日”，因而希望天安门广场事件闹得越大越好。
还有一种是受过打击，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有的本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有的是多次被关押的罪犯。他们唯恐无产阶级的天下不乱，早就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又苦又涩”，“简直无法忍受”，“咬着牙根活着”。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本能地感到给自己带来了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在邓小平的身上，疼在他们心上。这些家伙反革命本性大发作，也跑到天安门广场推波助澜，趁火打劫。前边说的吉林的李广德，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家伙四十岁，十三岁就开始犯罪，曾被判刑两次，加刑一次，劳动教养一次，现在还戴着坏分子帽子。就是这样一个坏分子，也跑到北京来搞反革命串连，在天安门广场“大显身手”。再如，被开除党籍的蜕化变质分子姬传贤，四月四日纠集几个人到中山公园，策划成立什么“工农兵反修红旗兵团”，公然提出“取消阶级，不要成分，放出罪犯”的反革命口号。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反动阶级要实行复辟，总要推举他们的政治代表，作为他们的领袖和靠山。而反动阶级的代袭人物，必然要提出和推行一整套反动纲领和路线，作为“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把一切反动势力集合在这面黑旗之下。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按照邓小平的煽动，跟地主“还乡团”一样，又烧又打，疯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有的还直接向邓小平“上书”，献计献策，说什么“君若姑息，身必自危”，要邓小平“奋袂而起，登高而呼”，“组织起自己的人和他们干”。有的甚至狂叫“干柴已备，待点燃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自己比作“干柴”，把邓小平当作反革命邪火的“点燃者”，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出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后台和打手、主帅与喽罗的密切关系。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显，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必须进行到底。
第五个问题，帝修反和国内地主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
这次，邓小平挑起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闹得最凶的时候，帝修反特别是苏修新沙皇，喜形于色，兴高采烈，认为他们所谓的“中国的健康力量”，这一回可要“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来了。克里姆林宫从四月七号到现在，一直忙个不停地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什么《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汽笛报》，还有“塔斯社”、“和平和进步广播电台”等等，又写文章，又发报道，又登照片，不遗余力地给邓小平撑腰打气，说什么邓小平的路线受到了“热情支持”，很多人“要求邓小平当总理”。过去，苏修新沙皇曾经寄希望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幻想都破灭了。这一回又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满以为就要成气候了。可是他们高兴的太早了，还没来得及鼓掌，这股反革命逆流就很快被粉碎了，邓小平也完蛋了。勃列日涅夫之流大为丧气，情不自禁地叫喊，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令人吃惊的”，是“感到失望的”。于是便歇斯底里大发作，叫嚷：“邓小平被撤职不是内战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五月十八日，苏修“塔斯社”这个造谣公司，瞪着眼睛说：“上月底，枪毙了一个天安门广场游行的参加者，十人游行者被法院判处了十年徒刑”，这是多么拙劣，多么卑鄙！苏修对天安门事件这么热心，一喜一惊，一捧一骂，无耻造谣，就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总是把赌注压在党内走资派身上，邓小平这一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也错误估计形势，欣喜若狂，兴风作浪。就连盘踞在台湾的政治僵尸蒋经国，也像扎了一针强心剂一样，有气无力地嚎叫起来。四月六号，也就是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第二天，蒋经国就急不可捺地在伪立法院会议上叫嚷，说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什么“大陆同胞抗暴行动的新开始”，狂叫要给予“全力支持”，还提出所谓“特别预算”，“全力供给”。四月七号，蒋经国又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会，制定所谓“精神入党”办法，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叫嚷什么“大陆所有同胞不分地域，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信仰”，都可以“自动地成为中国国民党的精神党员”。台湾、香港的反动报刊、电台，也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动文章和广播，造谣诽谤，攻击诬蔑。狂叫“现在是反共的良好时机”，煽动要“发挥冒险犯难的精神，开展大陆工作”。邓小平挑起的这场反革命暴乱，连蒋帮都这样卖力地吹捧，不是很发人深省吗？
一些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还有那些老右派，也从阴沟里爬了出来，暗中庆幸，大放厥词。当一小摄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行凶作恶的时候，他们手舞足蹈，妄想变天，胡说什么现在是“形势不稳”，已经是“一触即发”，“现状不好维持，局面不好收拾”，“前途演变正未可知”，甚至叫嚷什么“政权也得变一变了”。有的使劲地吹捧邓小平“威武不屈”，“真有骨气”。请大家听一听，这是什么腔调，这又是为什么？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一小撮阶级敌人遭到灭顶之灾，不甘心失败，仍在垂死挣扎，继续较量。从四月六日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近百起反革命案件，与往常相比大约增加五、六倍。其中，针对中央两项决议进行捣乱破坏的，就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四月十一日，七○六厂有个反草命分子，在厂里公开跳出来狂呼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中央两项决议，被制止时竟接连对三名职工拳打脚踢，疯狂地行凶报复。四月十二日，北京粮食局马连道仓库有个反革命分子，公然打出“要造反”的旗号，狂叫“文化大革命坑了我，也坑了邓小平”，穷凶极恶地闯进办公室，接连砸坏了三张办公桌。四月十四日，中央民族学院有个反革命分子，竟在集体宿舍，公然将《党的基本知识》一书中引用的毛主席教导，全部涂毁或撕掉，并当众书写了三条反革命标语，为邓小平扬幡招魂。四月二十日，从太原市流窜来京的反革命分子尚久大，跑到前门大街，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恶毒攻击周总理，无耻吹捧邓小平，狂呼反革命口号，当场被工人民兵抓获。五月一日凌晨，从新疆潜逃来京的反草命分子李林泉，连续在前门、西单、王府井、南长街等八个地方散发反革命传单，公然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邓小平和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进行辩护，当夜被北京站民兵、民警抓获时，从他身上搜出了同样的油印反革命传单三百九十三张，反动日记三本，已投寄给中央一领导同志的反革命信件底稿十四份。五月七日，大兴县一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子弟，连续书写五条反革命标语，疯狂叫嚣“坚决支持右倾翻案风”，胡说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徒的活动是什么“自己解放自己”。五月十七日，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子弟王益民，从山西跑来北京，明目张胆地要往天安门东标语塔上贴反革命大字报，以《不理解这个纲》为题，猖狂攻击以阶级斗争为纲，胡说什么“为何以粮为纲，是不是有总纲、大纲、小纲，游击纲、临时纲”，“这究竟是不是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这个家伙被抓起来以后，还继续攻击，无耻吹捧邓小平“当个总理也应该”，诬蔑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故意闹意见”，攻击我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犯了错误”，咒骂社会主义制度“不自由，不如过去那样：海阔由鱼跃，天高任乌飞”，猖狂叫嚣“来京的目的就是为邓小平翻案”，“制造第二次大混乱”。这个反动家伙还恬不知耻地说：“大丈夫要有沉机独断之志”，“青云有路终需上，宇宙无名志不休”，“不能留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真是反动透顶。
上述这些情况，对于我们认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颇有启发，耐人寻味。对这一反革命事件，谁支持，谁反对？对粉碎这场反革命暴乱，谁害怕，谁高兴？对邓小平搞翻案复辟，谁赞成，谁抵制？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吗！
同志们！今天向大家汇报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二十六号文件精神，掀起一个继续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具体地说：一是要学好。就是继续认认真真地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加深理解，武装头脑，掌握强大的思想武器。二是要批透。就是狠批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罪行，进一步认清邓小平的反动实质，提高觉悟，划清界限，肃清流毒。三是要深追。就是认真追查反革命，前一段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发动群众，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形势很好。截至五月十日，全市共揭发出可疑线索两千多件，有近七千人，主动交出抄录的反动诗词和所谓“总理遗言”近四万件，交出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拍摄的照片、底片四千多张。特别是所谓“总理遗言”这起反革命谣言，经过在全国开展追查，制造者已经有了着落，可以不再追查制造者了。但是，追查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反动诗词、传单和其他反革命谣言的制造者，把这些家伙统统挖出来，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还需要进行艰巨的工作。为了不使反革命漏网，各级党委要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集中一段时间，集中精力，狠抓一下。特别对重点单位、重要案犯、重大线索，要抓住不放，不管追到谁，一追到底，一定要追个水落石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学、批、追、促，最重要的是学和批，要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认认真真地抓紧抓好。要深入批邓，彻底揭穿邓小平的画皮和极右实质。只有学好批深，才能把追查反革命和各项工作很好地开展起来。因此，各级领导要站在斗争的前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把学、批、追、促抓紧抓好。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批，带头揭，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