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4日星期日

为什么不让纪念四五运动


陈子明
“小平头”刘迪是我的战友。197645日,当我进入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小楼(现已拆除)与当局谈判时,刘迪带领群众在小楼外喊口号,并负责保护几位“群众谈判代表”的安全——如果出现不测,就带领群众冲进小楼,抢回代表。20111019日,刘迪因病去世,享年61岁。一些老朋友在网络上贴文章纪念他,不是被删除,就是被“加密”。当局为什么这么害怕几十年来始终是一介草民的“小平头”?

由当局对于刘迪的态度,不禁联想起当局对于四五运动的态度。四五运动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不亚于五四运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写道:“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19781221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写道:“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着中国的大地。它作为中华民族的骄傲、社会主义史上的壮举、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不朽丰碑,带着传遍人间、沁人心脾的革命诗文而永垂史册。”“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运动,不仅预示着‘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而且揭开了一个新的历史转变的序幕”。“让我们永远铭记人民在这次运动中建树的丰功伟绩,在‘人民万岁’这个历史真理的召唤和鼓舞下胜利前进吧!”

四五运动挽救了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并赋予了邓小平改革的合法性,但是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应当感激和铭记这个“伟大革命群众运动”。1986年四五运动十周年的时候,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过一次小规模的纪念会,但是却没有邀请四五运动的风云人物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刘迪等人出席。四五运动的始作俑者曹志杰倒是被邀请了,但是他的发言稿直到开会前十几分钟,还在被当时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徐维诚修改,不许使用“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群众运动”等话语,只许用“丙辰清明”。

    由百万人参加的四五运动又联想到一举“粉碎四人帮”。2011年10月6日,首都各界200余人集会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由叶剑英的后人、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召集,参加者包括华国锋的儿子、李先念的女儿、张爱萍的儿子、纪登奎的儿子、苏振华的女儿,当时中办副主任李鑫的儿子、汪东兴的儿子、马文瑞的女儿、彭冲倪志福等人的后代,以及周恩来的两个秘书高振普和季东等。”与会者指出,这次集会竟然是35年来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第一次纪念活动。

    为什么当局在纪念改革开放的时候,只提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提1976年的两个“序幕”——4月5日和10月6日?首先是要篡改历史,抹煞“人民运动”的历史作用,抹煞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的历史贡献,把一切功劳归于所谓“第二代领导核心”、“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

    司马迁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在“六四”开枪之后,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已经变质。民众的不满情绪正在蓄积。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现在中国的政情与思潮,有点像1971年“九一三”以后,正在向1976年“四五”前夕靠拢。“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口号,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自然更加恐惧四五运动及其象征性人物。

    无数历史事实说明,“人民运动”或者说国民运动,有其萌生、发展的逻辑和规律,不是任何人想要“煽动”就可以煽动得起来,也不是任何人想要“遏制”就能遏制得住的。多少统治者想要把革命运动扼杀在摇篮中,最后都难以逃脱身败名裂的下场。如张木生所说,“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也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唯一的出路是如章太炎所说:“今之亟务,以革政挽革命。”我在《革命与革政》一文中指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主张改良或者改革,因为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需要的是一种体制性的变革,而不是体制内的修补。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革政的基本目标是‘废除党国,回归民国’。这里要重申梁启超的一句老话:‘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所谓‘回归民国’,不是说一定要恢复1912年或者1947年的法统,而是必须建立符合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制度。”
20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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