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
“小平头”刘迪是我的战友。1976年4月5日，当我进入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小楼（现已拆除）与当局谈判时，刘迪带领群众在小楼外喊口号，并负责保护几位“群众谈判代表”的安全——如果出现不测，就带领群众冲进小楼，抢回代表。2011年10月19日，刘迪因病去世，享年61岁。一些老朋友在网络上贴文章纪念他，不是被删除，就是被“加密”。当局为什么这么害怕几十年来始终是一介草民的“小平头”？
由当局对于刘迪的态度，不禁联想起当局对于四五运动的态度。四五运动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不亚于五四运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写道：“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写道：“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着中国的大地。它作为中华民族的骄傲、社会主义史上的壮举、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不朽丰碑，带着传遍人间、沁人心脾的革命诗文而永垂史册。”“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运动，不仅预示着‘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而且揭开了一个新的历史转变的序幕”。“让我们永远铭记人民在这次运动中建树的丰功伟绩，在‘人民万岁’这个历史真理的召唤和鼓舞下胜利前进吧！”
四五运动挽救了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并赋予了邓小平改革的合法性，但是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应当感激和铭记这个“伟大革命群众运动”。1986年四五运动十周年的时候，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过一次小规模的纪念会，但是却没有邀请四五运动的风云人物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刘迪等人出席。四五运动的始作俑者曹志杰倒是被邀请了，但是他的发言稿直到开会前十几分钟，还在被当时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徐维诚修改，不许使用“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群众运动”等话语，只许用“丙辰清明”。
由百万人参加的四五运动又联想到一举“粉碎四人帮”。2011年10月6日，首都各界200余人集会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由叶剑英的后人、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召集，参加者包括华国锋的儿子、李先念的女儿、张爱萍的儿子、纪登奎的儿子、苏振华的女儿，当时中办副主任李鑫的儿子、汪东兴的儿子、马文瑞的女儿、彭冲倪志福等人的后代，以及周恩来的两个秘书高振普和季东等。”与会者指出，这次集会竟然是35年来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第一次纪念活动。
为什么当局在纪念改革开放的时候，只提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提1976年的两个“序幕”——4月5日和10月6日？首先是要篡改历史，抹煞“人民运动”的历史作用，抹煞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的历史贡献，把一切功劳归于所谓“第二代领导核心”、“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
司马迁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在“六四”开枪之后，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已经变质。民众的不满情绪正在蓄积。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现在中国的政情与思潮，有点像1971年“九一三”以后，正在向1976年“四五”前夕靠拢。“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口号，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自然更加恐惧四五运动及其象征性人物。
无数历史事实说明，“人民运动”或者说国民运动，有其萌生、发展的逻辑和规律，不是任何人想要“煽动”就可以煽动得起来，也不是任何人想要“遏制”就能遏制得住的。多少统治者想要把革命运动扼杀在摇篮中，最后都难以逃脱身败名裂的下场。如张木生所说，“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也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唯一的出路是如章太炎所说：“今之亟务，以革政挽革命。”我在《革命与革政》一文中指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主张改良或者改革，因为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需要的是一种体制性的变革，而不是体制内的修补。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革政的基本目标是‘废除党国，回归民国’。这里要重申梁启超的一句老话：‘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所谓‘回归民国’，不是说一定要恢复1912年或者1947年的法统，而是必须建立符合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制度。”
20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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