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辛亥革命概述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一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这场伟大的历史洪流中，新疆虽然地处偏远，闭塞落后，但也未能置身事外，先后爆发的迪化、伊犁和喀什起义，成为这场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革命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为推翻帝制以及“共和”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辛亥新疆迪化起义与伊犁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宣布“独立”。接着，全国纷纷响应，清朝统治摇摇欲坠。于是，当时的陕甘总督长庚、伊犁将军志锐以及新疆巡抚袁大化等进行密谋，打算裹挟宣统皇帝西迁，然后再以蒙古、甘肃、新疆为基地，徐图再举。因此，湖北军政府很快致电新疆伊犁的革命党人，要他们迅速响应武昌起义，以破坏清廷西迁，偏安西北的阴谋。

伊犁位于新疆西部，一直是天山北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908年，杨缵绪奉命率湖北新军600多人调防伊犁，而冯特民、冯大树、李辅黄等革命党人就是在此时来到伊犁的。他们达到伊犁以后，立即成立了革命组织机关——伊犁同盟会，还创办了革命机关报《伊犁白话报》，用汉、满、蒙、维四种文字向各族群众宣传革命。伊犁同盟会是新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革命党人还广泛联络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伊犁知府贺家栋、维族富商玉山巴依等人以及当地哥老会都同情革命。1911年，清政府以志锐为伊犁将军。武昌起义爆发后，志锐下令查封了《伊犁白话报》并强令新军解散，导致广大官兵饥寒交迫，极为愤懑，革命情绪不断高涨。

按照冯特民等人的布置，革命党人准备先在迪化发动起义。当时，新疆巡抚袁大化大力向内地招徕人才，以加强迪化新军。于是，同盟会员、湖南人刘先俊应召来到迪化。在此前后，他以各种关系联络和发展了一批革命党人，并与伊犁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陕西“独立”后，刘刘先俊开始秘密联络社会各界，准备起事。刘先俊原本计划在12月29日起事，但由于消息泄露，革命党人陈守堂、唐晓云等被捕杀害。刘先俊不得已决定提前起义。28日晚10时，刘先俊率领新军中的哥老会员100多人起事，先后攻击了巡抚衙署、炮营、警察一区以及城守协营等目标，但由于仓促起事，组织不利，很快失利。袁氏很快组织清军反击，将起义镇压下去。最后，刘先俊等人被俘并遭到处决，另有200多人被遣散。迪化起义宣告失败。

迪化起义失败后，冯特民决定改变既定方针，“先取伊犁，再图全疆”。于是，革命党人很快成立了以冯特民为总干事，李辅黄为总指挥的起义领导机关。由于伊犁起义的准备时间比较充分，而且由于革命党人的宣传工作比较到位，革命得到了当地穆斯林群众的积极响应。 1912年1月7日，由汉、回、维吾尔等各族军民组成的暴动队伍兵分五路，分别攻击将军署、副都统署、东门以及南、北军械库等目标。志锐调集满蒙军队进行抵抗。很快，民军攻下了除北库外的所有目标。为了减少伤亡，杨缵绪请原伊犁将军广福出面进行斡旋。于是，在广福的调停下，守将蒙库泰率部放下武器，交出了北库。志锐被俘，后被押往鼓楼处决。民军占领了整个惠远城。翌日，伊犁成立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由杨缵绪担任会长。12日，“中华民国军政府新伊大都督府”正式宣告成立，杨缵绪为总司令部部长，冯特民担任外交部长兼民政部长，贺家栋任参谋部兼财政部长等。广福则被推举为都督，以便借用他的威望维护地方稳定，与袁大化进行周旋。新政府的实权掌握在贺家栋和冯特民手里。至此，新疆的辛亥革命达到了高潮。

新伊大都督府成立后，广福立即致电袁大化，要其赞助“共和”，遭到拒绝。1月21日，杨缵绪任命李辅黄为前敌总指挥，率民军2000余人东征，新伊战争爆发。双方主力在精河一带激战，清军大败。袁氏通过长庚策动民军营长钱广汉、蔡乐善等人叛变，导致民军溃败。2月，杨缵绪亲赴精河前线督战，民军再度反败为胜。不久，南北议和达成，清帝宣布“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于是，2月4日与16日，广福两次致电袁大化与长庚等人，要他们遵从清帝诏书，从速停战。3月19日，在袁世凯一再催促下，袁大化被迫通电表示承认“共和”，并将巡抚改为“都督”。 22日，袁大化正式回电广福，表示愿意停战和谈。新伊战争结束。

二、戕官运动以及杨增新上台

新伊“停战”以后，双方就和谈的具体问题展开了交涉，最后确定以塔城为谈判地点。同时，双方达成协议，确定省方谈判代表为张绍伯、杨增新、周得金以及朱瑞墀四人，而伊方为贺家栋、冯大树与李辅黄三人，其中张绍伯与贺家栋分别为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5月10日，伊犁谈判代表抵达塔城。而这时南疆的戕官风潮却愈演愈烈，搞的省方焦头烂额，于是，谈判不得已被推迟了。

南疆的戕官事件是由哥老会发动的，是辛亥革命的余波。哥老会原为清代民间秘密结社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长期活跃于长江中下游各省。19世纪70年代，哥老会组织随着左宗棠的西征军流入新疆。到清末，哥老会在新疆已是遍地开花。由于哥老会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往往将其视为重要团结对象和依靠力量。新疆辛亥革命的发生乃至发展，都是与哥老会的巨大作用分不开的。

迪化起义失败后，袁大化将新军中的哥老会员赶出了迪化。他们中的一部分被发往南疆巡防营效力，戴“罪”立功，从而促进了哥老会组织在南疆的发展。伊犁起义爆发后，袁氏以南疆为基地继续与民军对抗。“南疆一带，为全省富庶之区，饷源所出，关系重要。”如果革命党人在南疆起事，等于断了袁大化的财源，将会彻底动摇他在新疆的统治基础。于是，1912年春，贺家栋开始派人到南疆各地联络哥老会，准备起事。在这种情况下，4、5月间，哥老会先后在阿克苏、焉耆、轮台、库车、巴楚、喀什等地起事，斩杀了多位清朝高官，夺取了当地政权，其中以戕杀袁鸿佑的影响最大。

喀什道尹袁鸿佑思想保守，反对革命。新伊战争期间，他替袁大化筹集粮饷，镇压革命。宣统退位后，袁鸿佑仍保留清朝年号、服饰仪规不变。阿克苏戕官案发以后，南北疆交通中断，以至于迪化“协饷断绝，百物昂贵”，很快陷入了危机。而贺家栋又策动喀什哥老会另立袁鸿佑为都督，与袁大化分道扬镳。袁大化害怕南疆“脱离”新疆，便于4月25日上书北京政府提出辞职，并愿将都督一职让与袁鸿佑。为防止迪化、喀什反动势力重新合流，革命党人决定除掉袁鸿佑。5月7日，喀什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等人率众冲入道署，杀死了袁鸿佑夫妇及其部属多人，控制了喀什，并推举知府王炳堃为道尹，是为喀什噶尔起义。

袁鸿佑的被杀为杨增新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杨增新，云南蒙自人。1907年，他来到新疆，先后担任阿克苏道尹、镇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陆军学堂总办等职。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以镇压革命为名，招募迪化附近的回民当兵，组成回队五营，称为“新军”。然新伊战争爆发后，袁氏让他带兵到精河参战，他百般敷衍，按兵不动。新伊停战后，他又积极摆出拥护“共和”，力促新伊“和解”的姿态。因此，袁大化被赶下台后，不少伊犁军民都十分属意杨氏出任都督。然而，袁大化却举荐袁鸿佑为都督，这让他们很不满。袁鸿佑遇刺后，南疆基本上成了革命党人的天下，迪化也是“风声鹤唳，人心惶骇”。于是，袁大化再也坐不住了，只得向袁世凯举荐杨增新为都督。5月18日，北京政府发布命令，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

袁氏卸任以后，袁世凯命他“剿抚”南疆，继续镇压各地的革命运动。然而，袁大化去职以及主和派杨增新上台，却在军队中引发了不小的骚动。新疆陆军因为受到杨增新的排挤而极度不满，尤其是原先叛变伊犁的蔡乐善部，非常害怕和谈成功后遭到伊犁方面的报复，因此情绪激愤。于是，有人建议蔡乐善发动兵变，制造紧张空气，甚至杀掉杨增新，以破坏袁大化东归企图。6月3日，蔡部官兵在迪化骑马绕城，大呼开枪，制造混乱。杨增新则添募回队千人，准备镇压，战争一触即发。袁大化担心局势进一步恶化，决定从速离开迪化。于是，6月5日清晨，他带领部属多人悄悄出城，离开省城，后经哈密回到关内。至此，杨增新正式接管了新疆。

三、新伊和谈及其影响

杨增新上台后，立即着手展开新伊和谈。5月29日，双方正式展开谈判。对于此次谈判，杨氏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他表示：“共和成立，彼此一家，所有贵代表提出条件，只须力顾大局，不碍公理，皆能允从。”因此，会谈进行的很顺利。7月8日，双方订立了协商条件十一条，主要内容是：（一）新疆实行共和、承认共和宪法；（二）新伊对内外政策进行合治，以省垣为全疆行政、立法最高机关，阿尔泰、塔城均在全疆范围之内；（三）新疆都督杨增新现经大总统任命，应由双方公认；（四）所有组织各项机关，双方人员均应公同推举产生。（五）新伊统一以后，应切实调查伊犁财政，一方面设法维持，一方面请政府予以补助。（六）钱广汉、蔡乐善等反复无常，应视为公敌，不再留于新伊军界等。新伊十一条的达成，标志着杨增新的统治地位在全疆范围的正式确立，也成为新疆辛亥革命结束的标志。

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民族民主革命。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最终被地主阶级所夺取。而在当时的伊犁政府内部，实际上就存在着以冯特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以广福、贺家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旧官僚派之间的矛盾。因此，杨氏被任命为都督，让贺家栋等人欢呼雀跃。新伊和谈的达成，实际上是以杨增新与贺家栋为代表的新伊官僚派的合流。而革命党人却逐渐失势，最终为杨增新所剪除。特别是随着“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公然举起反革命屠刀，杨增新也跟革命党人翻脸了。1913年8月，杨氏将杨缵绪明升暗降，剥夺了他的兵权。杨缵绪自知处境不妙，不久便以“奔丧”为名逃离迪化，入关东归。随后，喀什哥老会头目边永福等人也被驱逐出新疆。10月，杨氏通过收买冯特民的谋士匡时，策动伊犁回族军官马得元等人叛变，杀害了冯特民、李辅黄等20多名革命党人。冯大树因为当时身在北京而幸免于难，最终也不得已于1915年避难日本。至此，新疆革命党人基本上被杨氏清除。而贺家栋、广福等人则选择了投靠杨增新的道路。1912年5月，贺家栋先是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伊犁知府，不久又被杨氏任命为新疆民政司长。广福则被任命为伊犁镇边使。1914年2月，广福病死，杨增新奏请北京政府改伊犁镇边使为镇守使，彻底完成了新、伊统一。

另外，当时的伊犁政府之所以选择与杨增新妥协，也与当时国内外大环境有关。1912年1月伊犁起义成功时，全国的辛亥革命已经接近尾声。当时全国人心思定，百废待兴。革命党人放弃武装斗争，通过谈判实现新疆的和平统一是合乎历史潮流的。同时，革命爆发后，沙俄加紧了对新疆的侵略，新疆外患空前严重。1912年6月—8月，沙俄先后以护侨为名，派遣大批侵略军入侵了伊犁和喀什。另外，沙俄还鼓动外蒙“独立”，并且派兵围攻科布多，严重威胁新疆北部门户阿尔泰的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新疆迫切需要结束内部纷争，并推举一位有资望的政治人物出来收拾残局，应对复杂内外形势。最后，伊犁起义以后，伊犁协饷断绝，同时军费开支剧增，很快陷入了财政危机，乃至于因时常拖欠军饷，使得军队 “几致哗溃”。而沙俄则趁机以贷款为诱饵，向伊犁政府其提出了诸多有损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给伊犁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外交压力。因此，伊犁政府也急需修复与新疆以及中央政府的联系，以便尽快结束内外交困的状况。事实证明，新伊和谈的顺利达成，对于尽快结束革命后新疆分裂与混乱的局面，维护边疆的稳定以及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是非常必要的。

总之，杨增新是新疆辛亥革命的最终受益者。然杨氏虽然登上了新疆都督的宝座，但清朝的瞬间倾覆以及革命所造成的动荡局面却让他心有余悸。因此，如何防止新的革命以及社会动乱的发生，维护新疆的稳定，成为他施政的出发点。为此，他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清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得出了“无为而治”的结论。首先，他把革命的发生归根于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上实行“愚民”政策，抵制新思想的渗透，其次，他认为社会分化导致流民增加，从而引发社会动乱，因此大力整顿吏治，推行轻徭薄赋，力求缓和阶级与民族矛盾，维护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同时，他认为辛亥革命是由汉人特别是两湖人发动的，而汉人之所以造反，是因为“人心之坏”，其中尤以两湖人与云南人为甚，他们思想激进，喜欢鼓吹革命，于新疆稳定不利，因此，他当政期间主要重用回族人以及陕甘汉人，最后，鉴于新军和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角色，杨氏对于军队有很强的防范心理，因而在军事上实行“弱兵”政策，同时极力剿灭会党。因此，“无为而治”的政策在客观上维护了新疆的“稳定”，但也造成了新疆的长期封闭落后，拉大了新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