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四川社会经济状况

辛亥革命前后的四川社会经济状况

从一九00年义和团运动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十一年中，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深和清王朝进一步的向外投靠，迫使全国各地人民，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反压迫斗争，这些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无数次大小的抗捐、抗粮、抢米以及武装起义，在全国各省日益激烈地开展起来，革命大风暴的时机逐渐 成熟了。在相继不断的斗争中，首先举起武装旗帜并使清王朝遭 到沉重打击的，便是一九一一年四川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这一斗争，直接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四川是全国著名富庶地区之一，清王朝就把四川当着残酷剥 削的主要对象。到了一九一一年，广大四川人民，已面临着无法生活下去的境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苦农民，已全部丧失了土 地，而封建地租却较过去增加了七八倍。在田赋、契税、肉、烟、酒、糖、盐等赋税以外，还有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

例如:在一九一0年，清王朝于四川筹款二百万两，作为继续推行所谓“新政”之用，事实上，却是准备在全省各乡镇创办巡警以镇压人民。并且，“仿直隶举办公债，表面劝民购买，实际强迫摊派。”于是，直接压在人民头上的各级官吏，就借此无止境地穷搜滥刮。一九一0年八月，四川谙议局主办的《蜀 报》揭露的消息说:

“剑州经征委员蒋中，于州属之山下寺两场，私立肉厘卡，以家人为卡丁，穷搜滥罚，民不堪扰。”（1）

同时，各州县创办的“戒烟会”，也作为榨取的一种方式。“为戒烟而多方苛派，”故民皆称之为“因利局”。(2)并且为了“厉行禁烟，停止收口税，又盐一斤，加收四文。”(3)

由此可知，各州县乡镇人民，特别是贫民群众所遭受的压榨，就更为沉重了。

清王朝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后，每年必须向外支付 大量赔款。如“川省每年摊派赔款银六十余万两”。“除伤各邑共增解契税银十万两外，每猪一只加收肉厘钱二百文。”到了庚 子赔款时，四川每年又派解新案赔款银二百万两。(4〕以后“又援案照每猪一只，再加肉厘钱二百文。盐税每斤加收钱二文，烟酒 税加收一倍。 (5)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是如何通过清王朝统治者，用残酷的手段掠夺四川人民。这样，就更加速了广大四川农 村自然经济的破产，而清王朝为了苟延残喘，也就不顾一切地尽 量压榨，继续其一贯媚外的政策，并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紧密地勾结在一起。

在这样疯狂掠夺下的四川农村，完全无力抵抗自然灾害。堰塘沟渠多年失修，水旱之灾连年不断，如一九一0年秋收前，成 都平原久雨成灾，“成都自七月以来，霖雨绵缀，禾头生耳，不 得收获，斗米突贵四五百钱，近日檐溜尚涂涂未息也。农民负担力已尽矣，又值此奇灾，将何以为生耶!”(6)

到了次年(一九一一年)青黄不接的六七月，成都坝上的广 大农民，迫不得已，只有揭竿而起，用武力来反对清王朝统治 者。此外，在其他各州县，其灾情也是颇重的。如连年不断干旱的南充县，已经到了“颗粒无收，道路死亡枕藉”(7〕的严重地步。夹江也是“连年饥死者甚多，棺木施尽，改用蔑笆填葬。〔8〕

散属川西西南边界的藏、彝等少数民族，也是同样处在长期 的超经济剥削之下，并随时都可能遭到公开的武力掠夺与凶暴的屠杀。如赵尔丰在办理“川边时，曾征三岩蛮，掳喇嘛寺金佛数 百尊。(9)使得少数民族的宗教寺庙也遭到破坏，引起了极大的反抗情绪。

由以上所述可见，到了一九一一年时，广大的四川人民，已不能再象原来那样生活下去，而清王朝统治者也不能再象原来那样统治下去了。苦难深重的四川农民群众，势不可免地，只有拿起武器来争取生存。这时就是清王朝在一九一一年初的“上谕”里也了解到“现在人民浮动，伏莽甚多”的原因是“连年荐饥，灾民遍野。”(10〕同时，赵尔丰也看到“取民之利益繁，而养民之实未举，贫乱之源，实肇于此。”(11)

还值得特别提出的，便是清王朝对一四川的搜括程度远远超过其它各省。历年来，清王朝一直把四川作为统治西南、西北的重心。凡有关邻省所需的军晌，多取自川省。再加上摊派到四川的“中日战后赔款”、“铁路借款”、“庚子赔款”等所谓的“新捐输”，而历年所捐纳的所谓“常捐输”又仍旧不变，人民负担极其沉重。“除四川以外，各省只有新捐输而已”。(12)

仅以一九一一年四川全省的“岁出”项目来看，便包括有:“甘肃、新疆协晌银二百万两，贵州协晌银五十万两，又代贵州口庚子赔款银二十万两，云南协晌银三十万两。(13)所以统治四川的清朝将军玉昆，在一九一一年的电奏稿中也承认说:“近年各省，因加税滋事者，十一省，独川民负担较重。(14)就连赵尔丰也承认:“川省地大人繁，其各税捐输纳于国者为数至巨。 (15)

由上可见，四川人民的反清斗争，之所以较他省发动得最早、规模最大、一也最剧烈，其原因就在此了。辛亥革命前四川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

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自义和团运动以来，不仅没有间断过，而且声势日益激烈。一八九八年由余栋臣领导的四川农民反帝斗争，曾扩大到川东十余州县;义和团运动展开后，红灯教 织，更遍及全川各地。如一九00年“红灯教会率数十人，白昼入成都，游行街市，夺刀开枪，而竟得逞去。”(16)

这些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其组织及大多数成员，旧潜伏四川各地进行活动。其中余栋臣率领的部下，便曾继续分股，在川东南一带进行游击式的斗争。这些富有斗争经验的农民战士，到了一九一一年，又逐渐重新汇聚，成为川东南地区反清斗争的骨干力量。有的还充任了保路同志军的有名统领。

红灯教也继续保存着秘密组织和力量，等待有利时机，便实行起义。一九0六年十月，红灯教徒曾集合入城，迫使成都宣布戒严。其它如眉山、健为、嘉定等州县，均先后发生红灯教徒集合与清军战斗，及打毁天主教堂和打击天主教徒等事件。另外，还有“官逼民反”(17〕的自发性“民变”，也不断发生。

更值得注意的，便是以各种不同名称所组织起来的“会党”势力，已遍及全省各地，并在不断与清王朝斗争中强大起来。如一九0四年，新津县“哥老” 首领侯保斋，便集合了附近的“九府哥老”在一个大庙会里，秘密组织了“九成团体”，其势力散布十分广泛，包括“蜀西南一带，江湖游士，无不知其名者。” (18)会党的最大特点，是能够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也能获得下层群众的热烈支持。

这些自发性的群众斗争，逐渐汇聚成巨大的洪流，普遍采取游击形式，开展了零星的武装斗争。如大批清军到时，则立即“失散无踪，军队去后，又复集聚。”群众性的斗争，逐渐成为清王朝难以抵抗的革命力量了。    其次，一九0五年，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的“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正式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政 治纲领，这完全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也适合正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所以，这个代表革命资产阶级的组织，得到群众广 泛的支持。

四川的“同盟会”组织，由熊克武、谢持等主持工作，接受 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以重庆为中心，积极地展开了革命活动。最初，他们采用了由少数人举行暴动的方式，如一九0七年张培 爵、谢持等欲谋占成都。接着，杨庶堪、黄复生等在重庆，熊克武等在叙州各地，都先后准备组织起义，结果均“因事机先泄，或少数人的战斗而失败。”(19) 同年秋，同盟会员黎元振准备“乘慈禧太后生辰，官吏咸集”的机会起义，亦告失败。一九0七年，王天杰、胡御阶等“在嘉定、叙州、自贡三路大举”(20)，也未成功。

“同盟会”组织的起义不断失败，使他们得到不少的经验教 训。同时，又看见各地群众在反清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因此，许多革命党人，逐渐认识到必须通过会党组织以联络群众的重大作用;对个人恐怖手段和少数人暴动的错误行动，作了一定的纠正。一九一0年后，革命党人发动群众的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开展，如熊克武、张治祥等在川东一带，“奔走各地，联络哥老”。在宜万段的筑路工人中，也有革命党人宣传演讲，尽力鼓动路工起义。如党人黎怀瑾，改名换姓，充当工头，并把工人聚集的地方，当作“大好根据，，，而且认识到“路工者，我之士兵也，彼路款者，我之晌粮也。”(21)这样，“同盟会”在四川境内，才有了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一九一一年春，熊克武、杨维、黄复生等，才有可能拟定较为周密和规模巨大的起义计

划:“首先取川南叙永、江安、叙州等地，再下据重庆，西取成都。东出关，则摇动中原，广东豪杰必出，云贵闽浙乘时响应。

这些计划，说明了同盟会在四川的组织工作，是联系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对于提高四川人民的革命热情，坚定斗争意志与明确革命目标等方面，都发生了积极作用。就“同盟会”本身而言，也只有在群众中扎根，在共同斗争中，与群众打成一片，形成血肉关系，才能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量。但同盟会在这方面，始终是做得不够的。

总之，到了一九一一年，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已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只待一触，革命的大风暴便会猛烈地爆发起来。

由保路运动转变为武装起义

一九一一年前，四川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部分地区的商人和官吏，已开始投资于工业，但这些逐渐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商，依然保存着相当数量维持封建剥削的土地。由于他们比沿海一带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晚，许多工业资本家，刚刚才开始从地主或商人转化过来，所以在政治态度上，其落后的封建色彩，也更为浓厚。虽然他们在发展工业方面与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有一定的矛盾，但本质上，他们都是不愿根本推翻清王朝的，只不过希望清王朝作有限的让步而已。这样性质的矛盾，也十分明显地在保路运动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王朝正式公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实质上就是把川汉、粤汉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以换取大量的贷款，并宣布以股票抵收人民大众所筹集的筑路资金，由此，便促使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六月十七日，以“四川省语议局”为中心的立宪派代表在成都开会，宣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他们一面利用为争回路权而被激怒了的群众，作为向清王朝讨价还价的资本;一面又紧紧掌握着“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企图使群众的激烈行动，能始终被约束在一定范围内，以避免他们不愿走的革命道路。

这时，坚持卖国路线的清王朝，采用了盛宣怀、端方奏定的方法:“对待川民，纯用武力”;并发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指示:“匪徒煽惑，意在作乱，照惩治乱党例，格杀勿论”。(23)这样杀气腾腾的高压手段，却更激起了全川人民争路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接着全川各州县都相继成立了“保路分会”，就是雷波、屏山 等边远县分也不例外。这样的公开组织，很便于发动和团结广大群众，因而发展迅猛，如崇庆县七个区的同志会会员便在三万人 以上。在各地“分会”之下，又有商、农、学等“协会”。成都 的大街小巷，还成立了最基层的保路组织，聚居的回民，也组织起来，并在通告中表示态度: “清真回民，亦国民之一分子……誓死靡他。”(24)

四川的“保路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因此，不分男女老幼及宗教信仰，一切爱国的广大群众，都积极热忱地投身其中。虽然当时有人挑拨: “此次保路同志会，实为保皇党所倡办。”(25〕但形势的猛烈发展，已非任何力量所能遏止。这样的形势为革命党人及会党分子的活动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革命党人趁保路运动的发展即加紧进行工作。他们深入农村 鼓动宣传，“仿金田起义故事，远近同情者百余处。”有的党人，还直接到新军中去活动，这就是当时所谓“川人争路，党人 乘机鼓荡，使激成乱。”(26)

各地会党分子，更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并对行将爆发的武装 斗争，作了充分周密的部署。七月，新津会党首领侯保斋，藉口为自己庆祝六十寿辰，召集了“九成团体”的“四方同志百余 人”，在王爷庙举行紧急会议;华阳县同盟会员秦载赓也应邀参加。会上通过了决议:“各回本属，预备相机应召，一致进行。” 对起义步骤也作了周密计划:“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下成都，则 先据川东南，扼富庶之区，再窥进取。”遂推秦载赓为川东南一带同志军首领，侯保斋领导川南起义工作。”(27)

会党直接联系的群众，大多是贫苦农民与城市乡镇的破产小私有者，所谓“江湖游荡之士”或“亡命之徒”，这类人是最坚强的基本群众。至于一般会党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一些革命思想，在反清的共同目标下，能与革命党人达成合作。如温江县冯道昌是“会党之有势力而具有革命思想者，也尝从余切、汪泽聚招集亡命，谋发难。”(28)

一些青年革命党人，也渐渐体会到只有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才能发动群众，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如“罢课风潮日急，冯志仁假作轿夫，”(29〕以深入群众，参加斗争。

以上事例，说明了在反清的武装斗争中，革命党人与会党分子，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彼此“互通声息”。各州县乡镇的“保路同志会”层层组织，也绝大多数为“党人实阴主之”，所以四川人民的大起义，在准备工作上，较它省比较完善。这一点就是赵尔丰也看到了，他说:“平日非有预谋，仓卒岂能糜集?” (30)当时各省的情况是“湘鄂风潮渐熄，粤亦无大争执矣，三省事势渐熄，而川省倍加有力。”(31)在这样的形势下，四川的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够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其原因正如上面的种种叙述。

八月二十四日“成都铁路股东大会”在群众的压力下召开，到会旁听者约达万人，“全场愤激痛哭失声”。当日下午，成都开始了罢市罢课及抗捐抗粮的斗争。并且很快波及到全川各地。但是，被革命形势所吓倒的“语议局议长蒲殿俊与副议长罗纶”等人，表现得十分动摇和畏缩，尽力号召，务必坚持“文明争路”，“切勿妄动”，反对“过激”和“不轨”的行动，坚决主张仍用请愿方式解决“路权”问题。而清王朝统治者，仍继续采取高压政策，并痛斥了赵尔丰与玉昆联名“请求铁路暂归商办的电奏”，又令，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率领驻武昌的“第三十一与三十二标之一营新军入川勘乱。”因此，赵尔丰在成都加紧了军事布置，对待帮助“维持秩序”(32)的立宪派代表也转趋强硬态度。

当时清军驻四川的主力部队是“第十七镇”，共三十二个营，约一万人左右，由“统制”朱庆澜率领，大部分驻在成都周围，并没骑、炮、工兵及轴重等兵种，所有营连排长等重要职位，一律由“日本士官学校”、“武备学堂”或“军官速成学堂”毕业生分任，士兵多数由外省抽调。至于分布在各州县的兵力，就远不如成都，每每“一营分驻数县，一军分驻十数县，往往哨官距管带二三百里。”(33)

成都开始罢市后，赵尔丰就慌忙调动各地“防军”迅速集中 省城。但奉调回成都的崇庆县“防军”，行到三渡水一带，便为同志军勒令缴械投降。(34)来自西昌县的“防军”及康藏“戍军”， 也被同志军阻击在雅州一带。可见各州县的武装斗争，早在“成都屠杀案件”发生之前已开始了。驻成都凤凰山的新军，也表现动摇，“军士大多不同情政府”。端方率领入川的清军，也并不 如清王朝所希望的，是具有强大镇压力量的队伍，其中已潜伏了革命党人，在荆州与宜昌时，便已密谋起义。总之到了此时，四 川的局势已进入清王朝“紧急部署”准备大规模屠杀和人民积极 准备反屠杀的紧张阶段。但是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包含着深刻的危机，而人民的武装力量日益壮大。这是于对人民十分有利的 形势。

赵尔丰企图以暴力来挽回全川的危局，他于九月七日以“煽惑滋事”首犯的罪名，逮捕了语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和邓孝可……等人，希望借此恫吓并震慑四川人民。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是日午后，数万成都市民，聚集在弩署衙门外高呼请 愿，要求释放所捕诸人。赵尔丰凶相毕露，竟下令“营务处”田 征葵向赤手空拳的请愿群众开枪射击，当时便有三十二位工匠、小贩及未成年的学徒等劳动贫民倒入血泊之中。赵又命骑兵挥刀向人群冲击。全城市民为赵尔丰疯狂的屠杀所激怒，各街巷都大    量聚集着愤怒的群众，入夜仍未散。

这时“协议局”的成员大都着慌了，他们用尽了各种欺骗手 段，劝阻群众的抗议行动，同时，又极力维护赵尔丰在成都统治的“威信”。尽管清统治者和“议员”们使用了凶暴屠杀和无耻 欺骗的手段，但丝毫也不能扭转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人民从这 个血腥的惨案中，更进一步看清了统治者的凶恶面目，他们化悲愤为力量，点燃了全川武装起义的烈火，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在四 川的统治。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权，在一段时期内，是立宪派控制着的， 但是，人民群众冲破了他们的约束，把运动步步推向高潮。只有广大人民群众与革命党人的结合，才逐渐把运动引向推翻清王朝 统治的革命道路上去。昊玉章同志在讲到四川保路运动时曾说: “语议局议员们虽然是一些改良主义者，并不赞成革命，可是最后，他们还是做了革命不自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