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大清朝的一切似乎都按部就班，新政在有条不紊地展开着，海外的革命党人远远没有形成气候，而康梁为首的保皇派势力却是非常强大。没有丝毫迹象能够表明这个王朝会在短短的7年后就行将灭亡。
而在山西太原，在经历了庚子年可怕的肃杀后，一股新的气象正在涌现。在20世纪的头几年，山西上下涌现出一股办学的浪潮，太原街头到处都是招生的广告。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所学校：山西大学堂、山西武备学堂、山西师范学院。
1904年，山西第一次派出的留学生，就是以这三所学校的学生为主。其中，山西武备学堂20名，山西大学堂20名，山西师范学院10名。这个名单的依据是时任山西巡抚张曾敭的一份奏折，他在这份奏折中诉苦说：“(山西)学识未尽开通，兴学则无堪教学之人，练兵更少精习新操之士，自非选派生徒出洋留学，无以开风气而育人才。”
这50人中的大多数，都在山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清朝官员在选送这些人离开时，谆谆告诫他们和革命党人保持距离，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投入了革命党人的怀抱。失去年轻人的拥戴，对这个王朝未来的命运无疑是致命的。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就国家而言，面临着立宪与革命的选择，至于继续坚持现有的体制，连清政府也意识到绝无可能。而就每个个体国民而言，他们在这种历史的大潮中也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晚清的国家所遭受的种种磨难，更使得每个个体的思想更趋激进，改良的道路太过漫长和曲折，而这是那些前往日本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们所不能等待的。
他们有理想，有朝气，有着普遍的民族情怀，革命相对而言更容易为他们接受。于是，清政府派出那些用来挽救自己没落的人反而成了自己的掘墓者。
这些学生们，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推动了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就在清王朝步履蹒跚地徘徊在立宪的门前时，他们已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暗流，而这股暗流将洗涤这个民族千百年的黑暗，这就是辛亥革命。
潜流涌动之异国求索
易水萧萧东海苍茫一腔热血酬国
辛亥英烈影像
一九零四年七月，俄日战争正在黄海和中国东北境内激烈地进行着。两个敌对国家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上交战，而政府却无动于衷，这无疑是继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又一场令清政府倍感尴尬的战争。一艘客轮从天津起航，船上至少有五十名操着山西各地方言的学生。没有人能够料想到，这些当年不过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改变山西的历史进程。在日本，保皇派和革命派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而山西学生最终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他们跟送自己来日本的清王朝宣告决裂。一股潜流开始激荡开来，要不了几年，它就将洗涤神州大地。
睡在上铺的兄弟：
颠覆清政府的文武两手
1904年7月，21岁的阎锡山和他的同学们扬帆出海，前往日本。这艘船上，至少有50名山西籍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山西武备学堂、山西大学堂和山西师范学校。名单的依据是时任山西巡抚张曾敭的一份奏折，20世纪的头几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派出留学生是这次新政的重要内容，也是许多地方官员迫切的需要。张就在这份奏折中诉苦说：“(山西)学识未尽开通，兴学则无堪教学之人，练兵更少精习新操之士，自非选派生徒出洋留学，无以开风气而育人才。”而第一批选送的50人就很严格地按照这个标准。
这是山西第一次，也是清政府第六次派出学生赴日留学，在人数上这一次要比前五期的总数还多，达260多人。而这期学生，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一部分在日后成了推翻清王朝的骨干，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
武备学堂的学生去向非常明确。他们首先要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开办的东京振武学校补习日语和文化课，然后下部队实习，之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是入日本学习军事的中国留学生都熟知的一条路线图。在山西籍学生中，阎锡山显得非常显眼，他和姚以价还有张维清都是清政府给的公费，其他人则是省里给出的公费。并且来到日本的同学中，张瑜、黄国梁是他的结拜兄弟，温寿泉是他的同乡，张瑜还算是他“睡在上铺的兄弟”，在武备学堂时，他们都同在“信”字号第五宿舍里。阎锡山在人际关系上的善于经营此时已经表露无遗。而姚以价显得鹤立鸡群，姚在民初的书记官姚兴礼回忆他的性格时说：“他在文学上很有基础，军事上学科术科都有一套，聪明才智外露，佩服的人很少，交朋友讲义气，情投意合怎么也行，但和人相处，总叫别人听他的，话不投机，立刻和你翻脸；高傲自大，住在什么地方，门上总要挂个姚将军府的牌子。”据他所言，姚是太原起义时临时拉出来做司令官的，可以想象，由于姚的性格过于孤傲，他始终是在阎锡山那帮人的圈子之外的。
他们大都刚刚21岁，不过几年之后，他们就成了太原起义中的主角，比如张瑜，太原起义时是阎锡山手下的二营管带，曾担任敢死队长；来自阳曲的乔煦，民国初年的河东检阅使；黄国梁，太原起义后任山西副都督；温寿泉，太原起义后任山西省副都督兼山西军政部部长。姚以价则被推为起义的司令官，且在太原起义后曾率军在娘子关同清军激战。其他的人大都承担了不同的角色。比如，孔庚在太原起义时正在吴禄贞的第六镇任职，吴被杀后跑回太原，阎锡山委任他统一指挥晋北军事。也有一些人事迹不详，比如，忻州人焦滇考入日本陆地测绘学校。1906年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同盟会，但回国后就没了消息。
相较而言，山西大学堂的学生走向比较多元化，很多都在不同的大学选择了法学专业。他们中也有许多佼佼者，景耀月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武昌起义后为孙中山草拟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并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他在民初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次长。在学术界，景耀月也颇有成就。王用宾先入日本盐仓铁道专科学校，后来转入日本大学改学法律兼学军事。李庆芳是在日本东京庆应大学法学系。冯司直毕业于东京明治大学，这是个让人不齿的人物，在民国时他担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在帮助阎锡山镇压学生运动时不遗余力，一直升到山西省教育厅长的位置，而抗战时，他凭借着在日本留学的关系当上了汉奸，1942年到1944年，还过了一把伪省长的瘾。冀贡泉则是山西法学教育的开创者，他曾经做过山西司法厅长、国民党政府山西省高等法院院长，还在山西大学和北京大学主持法学院。可以说是中国法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还有个大名鼎鼎的儿子——曾经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
这些人大都也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的工作主要在宣传和鼓动方面，比如王用宾，他在“交文惨案”中直接利用舆论力量驱逐山西巡抚丁宝铨，使得阎锡山等人顺利掌握了兵权。
现在回顾起来我们才发现，这样的安排太具有讽刺意味了，清廷向日本派出的学生，文武兼备，很合理地构成了颠覆自己的文武两手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们想得似乎很周到。
同盟会：
山西学生向革命转身
当这些年轻人离去时，先是山西巡抚张曾敭在太原，接着是清陆军部侍郎姚锡光谆谆告诫他们“遇见同盟会千万要躲开”。这些官僚至少是不完全了解日本的情况的。中国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体是新知识，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考学以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接触各种新思潮，所以他们的思想非常活跃。宣传革命和改良的中文报刊满大街都是，怎么能指望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在对留日学生的工作中，我们不曾见到清政府有什么作为，他们甚至也很少了解学生中发生的情况。当那些学生们，尤其是武备学堂出身的学生们加入同盟会，密谋推翻自己时，这个政府竟然一无所知，还放心地把自己的兵权交给他们。这恐怕是辛亥革命中最古怪的一个现象。
在去日本两三个月后，阎锡山等人已经忘记了巡抚曾经给他们的提醒，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很接近革命了。阎锡山回忆说：“逐渐由所听到的话到所看的书，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派出刊之《中国魂》，益知清廷之腐败无能……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很多人都有相对类似的经历，比如赵戴文，他本来是一个老秀才，去日本的时间比阎锡山晚一年，即1905年，那一年他已经38岁，可是，他定格在四书五经和梁启超《变法通议》上的人生观很快被《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这些鼓吹革命的书籍所改变。和他一同前往日本的徐一清也类似，他仅仅比赵戴文小两岁，23岁就考中秀才，可是，到日本后不久，他君君臣臣的那些念头就变成了另一个截然相反的词语——革命。
在日本的保皇党和革命党人一直在争取留日学生，除了革命思潮本身的说服力和清政府努力争当反面教员之外，孙黄的亲和力对争取山西留日学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相较而言，康梁的姿态就显得有点高高在上。阎锡山曾经回忆自己与孙中山探讨平均地权的问题，孙中山不厌其烦地给他解释，那种“亲切态度”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而黄兴也是如此，同盟会成立时，山西加入同盟会的大多数人，都是由黄兴亲自主盟加入的，而这些，是自视甚高的康梁所不屑于做的。
在山西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过程里，谷思慎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谷思慎是辛亥革命中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去日本之前，他就有了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他是哥老会的大佬，“三元堂”的龙头大哥，北路哥老会的领袖人物。哥老会具有很强的反清色彩，也就是说，在去日本之前，谷思慎已经把反清视为己任了。据说，在1900年庚子年，谷思慎19岁时，他就企图伏击逃亡中的慈禧。一些资料甚至说他能够动员数万人，这恐怕有点夸张。谷思慎还是那种“上面有人”的人物。他的伯父谷如墉时任山西大学监督，在他的劝说下，谷思慎暂别江湖进入到山西大学中斋就读，接着被选为山西首批公派留学生赴日本大学攻读政法专业。
孙中山一直都非常重视会党的作用，当谷思慎到达日本后，他立即引来了孙的关注。1905年7月14日，经安徽留学生程家柽介绍，孙中山和谷思慎相见。双方经过一番密谈，谷思慎当场剪辫以示拥护中山先生，建议兴中会、大刀会、哥老会三会合一，共同抗清。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共有八个部，经理部负责人为谷思慎。当年刚刚24岁的谷思慎算是同盟会的创立者之一。接着，荣福桐、荣炳、赵戴文、阎锡山、温寿泉、何澄等山西学生才先后入会。
谷思慎对于阎锡山并不看好，这源于他们的一段对话，当谷思慎鼓动阎锡山参加同盟会时，阎锡山问他：“你是宦官子弟，不愁吃穿，不愁出路，为何还要加入同盟会，另谋他途？”谷思慎回答说：“我入会不是为了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了民族谋出路！”在谷思慎看来，这证明阎锡山参加同盟会有很浓厚的投机成分。这也给他们在辛亥革命之后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另一个重要人物景定成的加入要晚一些，他和阎锡山同时到达日本，在帝国大学预科学习。同盟会成立时，他正在国内过暑假，在太原各校讲演宣传。此时，他还在安邑积极提倡禁烟与妇女放足，并在运城和好友李岐山筹设回澜公司，专售戒瘾药丸。当年秋他返回东京，听说有同盟会组织，即毅然参加。景定成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山西同乡会会长。山西留学生同乡会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实际上，作为乡谊性组织，当时各省同乡会都将“笃厚乡谊”、“同乡互助”作为重要宗旨，这是留日山西学生最大的聚集地，是吸纳革命成员最理想的组织。早先的同盟会与各省的同乡会有着不可抹杀的联系。山西同乡会在同盟会之外，组织了一些活动，李培仁蹈海事件和山西保矿运动，背后都有着同乡会的身影。景定成还利用同乡会，创办了《第一晋话报》、《汉帜》、《晋乘》等报刊，大力宣传革命。
铁血丈夫团：
被忽略的山西人何澄
在同盟会成立后，山西学生的集会变得非常频繁，他们常去景梅九的“明明社”，后来又去何公馆，何公馆的主人就是何澄，何澄的家族在山西灵石地区非常有名，他们家是五世的科举望族，青灯古卷伴随着几代何家人度过，漫长的岁月里，何家出了15名进士，这在清代的山西是非常罕见的。1902年，22岁的何澄自费东渡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考虑到当时的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在这样一个家族做这样一个选择是相当了不起的。比起两年之后才到达的阎锡山，他要算是老前辈。1909年，何澄回国后在陆军部通国速成武备学堂(即后来的保定军校)任职，武昌起义后南下，协助陈其美光复南京。之后便定居于南方，与山西同志联系很少。值得一提的是，何澄的女儿何泽慧嫁给了钱三强，后者是新中国尽人皆知的两弹元勋。
为了保证安全，何澄想了个办法，同盟会的同志来了，他说请坐吃水，别的人来了，他说请坐喝茶。常来这里的有赵戴文、王用宾，以及后来到达日本的南桂馨等人，他们经常在这里密谋宣传鼓动。
何澄还有一个在当时极为隐秘的身份，他也是“铁血丈夫团”的成员。1906年由黄郛、李烈钧等在东京组织“铁血丈夫团”。团名取自孟子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参加者多属同盟会员中留日陆军士官学生，共计28人，蔡锷、唐继尧、蒋作宾都是它的成员，这些人中，有五位来自山西，除了何澄之外，分别是阎锡山、温寿泉、乔煦、张瑜。奇怪的是，山西许多史料往往忽略“铁血丈夫团”何澄的山西人的身份，这可能是由于他长期在南方活动给人造成的印象。即使在阎锡山的回忆中也没有提到何澄。他只提到，孙中山指示“学军事的同学不可参加外部活动，以保身份之机密，但应在内部建立以纯军事同志之组织，负担革命实施之责”。他们的责任，就是在清政府的建军运动中努力掌握兵权。阎锡山说这个时候他“时常与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绶光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独独没有提到同是同乡的何澄。
在东京的留学生们，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分野已经很清楚了，一部分人负责宣传鼓动，一部分人负责潜伏新军，还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们以自己的风格影响着革命进程。以后几年的历史，就顺着这个脉络演绎。
李培仁事件：
山西革命的预演
李培仁，山西阳高县人，他比阎锡山等人晚一年到达日本。1905年冬他进入日本政法大学。也就是在这一年，英国笛福公司与清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拟设山西熔化厂并合办山西潞、泽、平、盂矿务合同》。这份合同的要旨是将盂县、平定、潞安及泽州的采矿权垄断。1905年，为维护国家主权，保全山西矿产，山西社会各界人士、海外留学生和晋籍京官奋起抗争，拉开了我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保矿运动”的序幕。
事情到了1906年10月出现了变局，清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企图向英方妥协。消息传到日本，李培仁纵身跳入东京新宿海二重桥下，溺水而亡。这在当时是一个轰动性的事件，它发生的时机非常敏感，同盟会则抓住这一点，大肆宣扬，王用宾特意为李培仁起草了一份《蹈海绝命书》。
这是一份慷慨激昂的文字，我们今天读来还能听见24岁的王用宾那振聋发聩的呼喊：“我非同胞学我死，惟愿率敢死之气，抱决死之心，出而与卖矿者激战，死中求生，枯海可翻。”“某今当与诸君永别，请立一誓：……山西人未全死，决不令外族侵占我尺寸土！记之，记之，勿忘吾此言……余恨未能手臂巨奸，唯有一死请罪同胞。而此后得失存亡之责任，则诸君负之。”
海内外的山西同盟会第一次实现了合流大合流，李培仁的遗体被运送回太原，在波光粼粼的文瀛湖畔，一场规模很大的群众追悼大会召开，赵戴文、王用宾即是组织者之一。甚至山西巡抚丁宝铨也亲自为李培仁撰写了挽联：“青主后一人，三晋多才，后先麟凤自辉映；白登有志士，重阳独吊，满城风雨助悲哀。”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国内的保矿运动已经和国外的革命党人存在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革命党人的渗透已经远及山西，甚至就在清政府的眼皮底下；第二，它对人心的震撼是极其强烈的，至少对赵戴文如此，死去的李培仁正是他在弘文学院师范科的同班同学。他对时局的悲愤可想而知。
最重要的是，这是太原起义前革命党人力量的一次预演。1906年后，在日本留学的那些兄弟们先后回国。这股潜流开始在国内激荡起来。
平瑞方／文
潜流涌动之天平倾斜
立马汾水修我戈矛从头收拾山河
辛亥英烈影像
历史的必然性是由一段段的偶然性组成的。在每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背后，都有或多或少的个体存在，他们或者有共同的目的，或者有不同的动机，他们向着不同的方向前进，他们之间所形成的“历史合力”就是未来历史发展的方向。一九零六年起，在中国国内，在山西省境内，都出现了两股潜流。一些从日本回来的士官学校的学生开始在新军中任职，一些报纸被创办，前赴后继的起义也让清王朝深感不安。潜伏者和鼓动者还有行动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挖着这个王朝的根基。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一九一零年时，一切都看似平静，但天平已经开始倾斜。
两颗炸弹：
放弃的暗杀策略
在赵戴文和阎锡山的回忆里，都提到一次炸弹事件，1906年，赵戴文和阎锡山一起回国，孙中山指示两人各带炸弹一枚，返国布置华北及山西的革命运动。
这似乎很难理解，但在1906年前后，同盟会的确将暗杀当成革命的重要手段，《新湖南》的作者、华兴会骨干之一杨毓麟就大声疾呼：“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1905年，“北方暗杀团”支部长吴樾在《民报》增刊上发表的《暗杀时代》：“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甚至孙中山对暗杀也不抱排斥的态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让赵戴文和阎锡山带炸弹回国。
这是一次冒险，两人一起坐船，在上海上岸，快出站口时，阎锡山突然叫赵戴文将他的那颗炸弹也交给自己。并说，“如果检查出来，我一人当之。”还说：“检查的时候我站前列，你站在后面。”赵戴文坚决不同意，他表示要站在前面掩护阎锡山。阎锡山说：“你错了，站到后排显得畏惧检查，容易被注意。前排才是安全的。”而他们通关的过程果然如阎锡山所说。阎锡山还对赵戴文说：“愈是危险之处愈不可畏缩。”赵戴文从此便对阎锡山佩服万分。而这几乎影响了以后几十年间山西政治的格局，在阎锡山执政山西的日子里，他和赵戴文一武一文，主导了山西政局十多年。
有证据表明山西的同盟会会员也试图采用暗杀这种手段。阎锡山曾经回忆说，那两颗炸弹，本来打算一颗由“王建基、徐翰携绥远”，另一颗留在太原，“俟秋季祭孔时，同时分炸绥远将军和山西巡抚。”但这个计划并没有实行，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毫无把握的计划，相对而言，回国以后的同盟会会员已经成功潜伏在清王朝的新军中，并且有可能取得所有的兵权。当然没有理由去做此冒险一击。其实，这也与阎锡山本人的性格有关系，阎锡山的谨慎使得山西的革命党人没有过早地暴露，这才使得之后他们能够顺利接管兵权，使得太原起义能够如期发动。
阎锡山正式毕业回国是在1909年，他特意绕道朝鲜，目睹了亡国奴的悲惨生活。他看到朝鲜大臣下朝之后人人沿墙边小道疾行，回头见到西装革履的阎锡山误以为日本人，“其状如鼠之畏猫然”。朝鲜记者采访阎锡山时，听其为中国人，双目顿时含泪。这给阎锡山震动极大，他回国后发动山西各界赴朝鲜参观，“以是山西人民对亡国惨痛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4月，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被安排在山西陆军小学堂任教官。在此之前，同盟会员荣炳、山东曲阜县杨彭龄都曾在新军中做过大量的工作。此时，第六期学员先后回国，1909年11月23日，清政府陆军部对留日回国的士官生进行考核，山西的会试者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温寿泉名列优等，奉上谕赏给陆军炮兵科举人并授副官校(中尉)；黄国梁、阎锡山、姚以价、张瑜、乔煦，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少尉)；金凤巢、张维清、马开崧，赏给陆军马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焦纯礼赏给陆军辎重兵得举人并授协军校。这些人都在新军中担任要职。
阎锡山的地位上升，还跟他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当年去日本时，陆军部侍郎姚锡光曾经告诫他们远离革命党。这算是一面之缘，阎锡山回国后特意拜会姚锡光，给他一个极好的印象。姚的儿子姚鸿法正任山西新军协统，阎锡山借此跟姚鸿法达成某种默契。他跟山西政界的上层人物，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副议长杜上化也都套上了交情。这些都给他掌握军权铺平了道路。之后，经历了交文惨案之后的人事变动。他终于很成功地造成了山西的新军军权的易手。
两家报纸：
利用舆论战场宣传革命
就在阎锡山和赵戴文揣着炸弹回国那一年。谷思慎已经到了山西晋北的宁武准备办学。他遇到的难题是没钱，但他却遇见另一个奇人——南桂馨。南桂馨建议他，朔县一带的教民，依赖教会的势力，由宁武拉煤，不交捐税。应该找他们去想办法。谷思慎懂了，他们找到当地的教会，设法筹到一笔资金，谷对南便刮目相看。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谷思慎在晋西北一带的活动引来了清政府的注意，但他毕竟“上面有人”，当地官员便通知谷迅速离开宁武。谷、南二人连夜逃避，在宁武、静乐一带的乡村鼓吹反满。不多日，从东京回国的荣福桐来信叫他们去五台相见。几人密议后，谷、南二人转道去了日本。
1906年，22岁的南桂馨考入日本警察学校。不久，他就做了一件很惊人的事情。
梁启超要搞政闻社，几百个人开会，同盟会闻讯去了二三十人砸场子，张继、宋教仁这些大人物领头，南桂馨、谷思慎、景定成这些“勇敢干练”之士随后，当梁启超刚上台说了几句“满汉一家”之类的话时，南桂馨一马当先，上了主席台将梁打退。台下的人一起动手。杨度和梁启超还比较淡定，其他人早如鸟兽散。接着，宋教仁上台，宣讲非革命不可的道理。听者动容。梁启超叹息不已。
南桂馨之后的作为也非常大。当山西辛亥革命之初，姚以价败于娘子关，阎锡山退走绥远，南桂馨以一介书生南下求救，山西革命地位终得保全。又北伐之际，阎锡山为众多军阀拉拢，“南桂馨驻北京，忽焉联张，忽焉联蒋，奇货可居，尽显纵横术。”于是，他又有了一个别的称号，“山西纵横家”。
忻州人梁俊耀也是一个奇人，他出身于商人之家，幼时喜读书，当听先生讲到《后汉书·范榜传》中“滂登东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矣”时，突然疾声大呼：“丈夫应当如是矣！”先生一怔，不知哪位学子出此惊人之语，仔细察看，方知是梁俊耀，不由走下讲台，拍拍梁的肩膀说：“你少萌大志矣！”190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次年应学部考试，例授举人。在文瀛湖追悼李培仁时，梁慷慨激昂的演讲，让赵戴文都为之动容，同年被赵戴文介绍加入同盟会。
1906年梁同山西大学中西两斋毕业的同学武绍先、庞东生、郭可阶等集资创办《晋学报》，其目的是：“欲发扬旧学，启迪新知，唤醒国魂，以振风化。”南桂馨回国后，和景定成在北京搞起了《国风日报》，梁硕光在《国风日报》的影响下，整顿《晋阳公报》，充实内容，由北京聘回王用宾为主笔，此后，它和《国风日报》相呼应，专门拆山西巡抚丁宝铨的台，让丁非常头疼。景梅九在1908年曾到陕西西安，他和陕西同盟会人杜羲在街头喝豆浆时，东西两星现于白昼。杜羲脱口而出：“彗星东西现，宣统两年半。”这在景定成的传播下到达晋南。景耀月则在帮助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鼓吹革命，不遗余力。
这是另一股潜流，在阎锡山控制军权之前，山西革命党人开辟了一个清政府意想不到的战场——舆论。孙中山说，一家报纸的力量，胜过“三千毛瑟精兵”，内有阎锡山等人搞潜伏，外有景定成、南桂馨之流搞纵横。清王朝却浑然无觉，其气数将近可知也。
平亦凡/文(作者系山西大学新闻系研究生)
或南或北：
几个山西人的远见
在1906年前后，留日的学生们终日高谈阔论之际，话题离不了未来革命的战略。他们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四个字：“南响北应”。阎锡山讲述其中的理由时说：“中山先生与同志们研究发动起义的地点，大家都主张在江南，因为一方面江南离北京远，发动起来，北方的清军不容易集中反击，一方面南方有海口，易于输入军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且江南的革命潮亦较北方为高。因此，江南江北所负的任务就不同了。当时决定山西所负的任务是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援革命军北上。”
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证实。景定成回忆时还提到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太平天国的教训。他认为：“(太平天国)当年失败的理由，固然在于意见不齐，病根由于诸人权利心重，责任心轻……洪、杨倡议南方，虽说据了一半天下，北方到底没有一省相应，所以清政府能缓缓地用北方的财力、兵力去平灭它。”所以他说：“要从南响北应上下工夫。”同盟会员杨少石补充说：“革命若从南方举起，不知几时才能到北京。我们从陕西、山西下手，出来一支兵，出井陉截京汉铁路的中心，一支兵出函谷直据洛阳，与南师握手中原，天下不难立定。”
可以说，这些想法都是很有见地的，后来的辛亥革命从武昌起，虽然充满了偶然性，但它的发展脉络都是沿着这个既定的战略的。即便是1926年的北伐战争，其成功的态势也跟先辈们预料的差不多。
但在山西当地，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颇不以此为然。续西峰就是其中一位。这是一位充满慷慨悲歌之气的人物。他12岁的时候，正好刘永福在越南和法国人打得正热闹。续西峰听说后很羡慕刘永福，就想跑去找他，一直从家乡山西省崞县西社村(现属定襄县)跑到五台山才被家人找回。进入山西大学后，他不好好学习课程，偏偏喜欢议论古今成败得失。谷思慎的那位伯父谷如墉称之为奇才。他也不好好在学校呆着，专门跑出去认识一些当时的“豪侠”。当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续西峰函告东京友人，代为申请，加入同盟会。他告诉那些有幸去日本的同学们：“归而举事，3000劲卒，我独任之。”毕业后他跑到家乡，办了所学校，不教别的，单教兵法。当景梅九告诉他南响北应时，他独独说了一句话：“北响南应如何？”
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不是说空话。
1905年，他派李荣、宋庭桢等举行起义，失败。
1907年，他派王建屏、王建基等20多人出杀虎口到归化、包头一带，图谋暴动，再次失败。
1909年，他到太原，托杨彭龄、南桂馨劝诱新军，托李成林等密结警察，准备举事。也失败。之后，他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
1911年，得知黄花岗起义的消息后，续西峰秘密派人到太原、绥远及晋南等地，联络革命同志，准备同时起义。其间，他让李嵩山商量劫夺巡防队运送的几百支新式快铳，再次失败，李嵩山遇害。他痛苦地说：“我负嵩山，恨当日令其一人去也。”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激进派，从他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他没有得到同盟会在财力上和物力上的支持，甚至，他不知道山西新军已经掌握在同盟会手中，他只是孤独地战斗着，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但正是靠着他坚忍不拔的毅力，在太原起义之后，他靠着在晋北一带的群众基础，组建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这就是著名的忻代宁公团，这支队伍出其不意地占领大同。
赵戴文的好友王建基也想别开蹊径。他也是留学生之一，1905年去的日本，在日本入体育专科学校，据说他对于统率行军、攻城、野战之法，无不深究，尤精于击剑。他的企图是，在塞外鄂尔多斯一带招募豪侠，将来革命爆发，以奇兵之势，径取北京，结果机密泄露而被捕，逃脱后返回太原。
梁际蓉也是第六期的留日学生，他是忻县温村人，日本手工业学校毕业。他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是1906年5月14日，回国后在乡间由训练小学生做柔软操法到组织温村全村壮丁练习武术，兼教新的操法，梁始终为领队人，并具体进行技术督导。后来发展到邻村的孙家湾和奇村一带，并已筹措购买来复枪等武器40余支，加入“保甲”训练，并且准备在全县推行，这招来了当局的怀疑。梁际蓉组织与训练民众之事即行夭折。他的尝试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在辛亥革命时代，整个同盟会从未尝试过深入发动过群众，更不要说武装他们。策反新军，依托会党，始终是同盟会所走的廉价革命道路。
天平在倾斜：
老兵的愤怒
1910年结束的时候，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摄政王载沣有理由为自己取得的巨大成绩感到高兴。这一年，他表示将缩短立宪时间，不仅国内的士绅阶层欢欣鼓舞，还赢得了欧美银行家的欢迎，他们因此借贷给了中国一大笔资金。就连他最讨厌的革命党此时也因为内讧不断而显出穷途末路的征兆。他宽大处理汪精卫更为他挣得了全世界的喝彩。此时恐怕全世界都不会想到，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寿命其实只剩短短1年了。
而孙中山发动革命起义已经9次失败，士气严重受挫。“吾党此举义复遭失败，则于当无下次再忧诸同志再向诸同志捐款矣，倘或能生存，亦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矣，是则此后之未竟革命事业，亦惟有赖之诸同志诸君一肩担起矣，总之吾党无论如何险阻，成败利钝，实在此一举，而于言亦尽于此。”
在山西，温寿泉等人也承认，此时“立宪派在各省的活动是比较活跃而且占优势的。”
然而，许多人都觉察不到，天平正在倾斜，1911年初，姚鸿法和黄国梁、阎锡山等人商量整顿军队，决定让一些老兵退伍，补充一些新兵。新兵补充是有利于同盟会的，他们借机在社会上发动更多有志青年，入伍当兵。可是旧兵当中，参加同盟会的人多，叫他们散去后，再集合可就比较困难了。而且那些老兵也不愿意退伍，在他们看来，退伍就是失业。南桂馨此时正在太原，他跟阎锡山商量，阎锡山表示很麻烦。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筹集几千两白银，在绥远一带购买土地，建设农庄，并且在到太原的路上，开设客栈，这样就能容纳许多人，大家也不至于分散了。这个主意得到了阎的首肯，老兵们也很赞成。等中秋节的时候，同盟会的一些会员以给老兵们送行为名，歃血结盟。不几天，武昌城头的枪声就响起来了。姚鸿法急忙终止了他的整顿计划。可是，他已经失去军心了，同盟会则赢得了军心，正是这个“整军计划”，起到了同盟会许多宣传所达不到的效果。那些老兵们和革命党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革命成了他们最大的利益。在几天后的起义中，被裁撤的老兵，恰恰是最勇敢最积极的。
到此时此刻，清王朝的局势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许 勇／文(作者系长治县工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