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何以如此不同：对秘鲁光辉道路和萨尔瓦多法解阵历史演变的比较分析
拉美政治研究生 郭存海
秘鲁的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SL）和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arabundo Marti Liberation Front：FMLN以下简称“法解阵”）都是在1980年发动武装斗争的游击队组织。1980—1992年的12年里，这两支游击队对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几近夺取政权，上台执政。法解阵在1980—1981年和1989年发动的两次总攻势几乎每次都给萨尔瓦多政府以毁灭性的打击；而光辉道路在1991—1992年也曾将武装斗争的浪潮席卷全国，使当时的藤森政府几成瓦解之势。然而岁月沧桑，也正是在1992年，声势日增的光辉道路局势陡转，其创始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和最高领导层几乎被一网打尽。在另一个12年里该组织虽依然开展活动但其规模和政治影响力却早已江河日下，光辉不再。同时该组织也因其所主张的激进的暴力斗争和实施的恐怖、爆炸暗杀活动而两次登上美国所颁布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黑名单。与光辉道路相反，法解阵在这两个12年里却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演变过程。1992年，法解阵在进行了近十年武装斗争后逐渐转向寻求和解与和平，并最终与政府签订全面和平协议。
而萨尔瓦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受军人独裁专制统治，人民生活在极端压抑的政治环境下。虽然在军人统治期间，军政府实行过一定程度的政治开放，承认1960年成立、鼓吹“第三条道路”的萨尔瓦多基督教民主党（PDC）并允许其参加选举竞争，但这种允许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会和地方政府的做法是以官方党能够继续控制选举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当以基督教民主党为首的全国反对派联盟在1972年和1977年有望取得大选胜利而威胁到官方党的政治命运时，军政府便采取了政治欺诈和残酷镇压的手段，继续维持军人的独裁政治。结果使具有改良主义政党的合法政治诉求通道被堵塞，各派政治力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了由改良主义转向武装斗争的抉择。相比之下，经济因素在推动法解阵发动武装起义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二战后，萨尔瓦多在美国支持下积极推行中美洲一体化政策，鼓励私人和外国投资，从中获益良多。从1960—1970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1%，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4.5%上升到18.3%。[李春晖等：《拉丁美洲史稿》下卷，商务印书馆 2001 北京，P181]1950—1980年间，GDP从3.796亿美元上升到15.26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为5.2%，同期的人均GDP也从185美元增加到289美元。[ 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美史》第7券，第268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不同的历史背景对法解阵和光辉道路在斗争方式的选择上具有影响作用，是推动两个组织最终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光辉道路起因于经济因素，而经济因素却是一个历史的、需要长期努力而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的贫困和难以改善的生活环境促使光辉道路在武装斗争和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坚持不懈，然而，长期内战和大规模暴力活动又破坏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安定和稳定基础，从而使经济问题不但不能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这样，光辉道路最终陷入了自己制造的恶性循环的泥沼。起初为生计所迫而追随光辉道路的人们也被卷进了一场巨大的暴力旋涡中而得不到真正的救助。其结果是，从光辉道路最初的斗争中得到过实际利益的支持者对该组织的支持越来越少，光辉道路不可避免地走向覆灭之路。与诱发光辉道路武装斗争的经济因素不同，合法的政治诉求通道被堵塞成为法解阵发动武装起义的主导因素。由于民主政治问题的解决与国内政治的改善和国际环境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一旦条件成熟，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80年代末，一方面，当时刚就任的克里斯蒂亚尼总统受到国内日渐高涨的和平呼声压力，提出了政治解决国内冲突的口号；另一方面正在实行向全球输出民主政策的美国政府也对政府和法解阵施加压力，促使双方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从1989年开始，法解阵与政府重开谈判并于1992年1月签署《最终和平协议》，历时12年的内战至此结束，而法解阵从此走了议会斗争道路。
二 民众基础、领导体制与斗争策略
光辉道路和法解阵虽然都以武装斗争起家，都曾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拥护，但他们在民众基础、组织结构和斗争策略上也存在诸多差异。
（一）民众基础。
与工农民众结合程度上的差异，对光辉道路和法解阵不同的演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光辉道路发源于安第斯山脉的阿亚库乔地区，主要以青年学生和古柯种植农为力量基础。其最初的发展对象以大学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为主，后日益扩展到印第安古柯农民，而工人从来没有成为光辉道路的重要支持力量。秘鲁政府在60—70年代进行的教育改革，虽然增加了民众受教育的机会，然而严重的经济困难造成许多学生无业可就，从而堵塞了把教育作为通向主流社会的通道。结果使得这些愤世嫉俗、就业无门青年学生更加倾向于激进和根本性的结构性改革，他们纷纷参加游击队以暴力手段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同时秘鲁社会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种族、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和地理的分野：白种的克里奥尔人生活在首都利马，混血的梅斯蒂索人居住在沿海城市，土著印第安人则被遗弃在安第斯山区。安第斯山区的丘陵和多山的地形阻碍着安第斯高原省和首都利马以及其他沿海城市的经济交流。这种高原省作为“外围”与首都利马作为“中心”的历史的自然的政治经济权利分割，使安第斯地区的居民长期处于被边缘化、被排斥在国家权力和公益服务之外的境地。土地问题是印第安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但秘鲁两届军政府（1968—1980）的土地改革仅仅使沿海地区的农民获益，而在安第斯中南部山区却成效甚微，印第安人依然面临着严重的生计危机，解决生计问题成为印第安农民追随光辉道路的主要原因。
法解阵则是一个松散的、由多个组织组成的联合体，[① 1980年10月由四支游击队组织萨尔瓦多人民解放军、全国抵抗武装力量、人民革命军、中美洲劳工革命党和萨尔瓦多共产党组成的革命联合阵线。后法解阵又与革命民主阵线（FDR）共同组成革命联盟（FMLN-PDR）。参见 Elliott Abrams（1992）；An American Victory；National Review；New York: Vol.44, Iss.2.]①各个组织往往主张不一，利益冲突，没有人处于绝对权威地位，也因此而缺乏有效的协调和统一。然而，也正是因这种松散联合的性质所造成的力量均势和权力制约，使其在重大问题和战略转向的决策方面更容易选择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达成妥协。因此，当民众和平的呼声渐高而条件又适合时，法解阵便对政治解决表现出积极的姿态。
（三）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方面。
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的不同也影响着两支组织的最后政治归宿。光辉道路坚持，武装斗争是最彻底也是惟一可行的道路，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捣毁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才能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门，恢复印加帝国时期的原始集体农业制度；认为，秘鲁社会存在着三座要推翻的大山（即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反抗帝国主义、推翻官僚资本主义和进行土地再分配是光辉道路的历史使命。[②李春晖等：《拉丁美洲史稿》下卷，商务印书馆 2001 北京，P183]②同时，光辉道路主张彻底的革命只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光辉道路来领导、发动和组织，认为劳工社会运动组织、左派党以及苏联、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纯粹的共产主义者，指责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而拒绝与他们建立联盟，协调行动。古斯曼将光辉道路的武装革命划分为五个阶段：1.广泛动员和宣传阶段（1970—1980）；2. 开展破坏和军事行动阶段（1982年起）； 3.普遍的暴力和游击战阶段（1984年开始）4.开拓并占领根据地阶段；5.转向城市斗争（切断城市供应引发城市危机和政府内部恐慌，促使国家全面崩溃）。[② http://168.96.200.17/ar/libros/lasa98/Dreyfus.pdf]②这种一直视暴力为主要手段的斗争策略在高度集权的个人领导体制下很难做出任何重大转变，而且其坚决推翻秘鲁现政权的要求也使得任何政治解决之道都成为不可能，其结果只能使光辉道路走上不归之路。
法解阵由于其武装斗争乃被迫之举，而且其政治诉求也主要是要求对萨尔瓦多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因此该组织并不将恐怖作为主要策略，法解阵的政治领导人也从未彻底放弃选举道路或完全信奉通过暴力获得国家政权，更倾向于采取非暴力的集体行动来迫使政府厉行改革。该组织提出的革命纲领包括：实行政治多元化，组成国有主要经济部门和私有农业企业、合作农业企业以及零售商业相结合而成的混合经济，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等。与古斯曼排斥其他左派组织和社会运动组织不同，法拉本多不仅注意和本国的中左力量联合，而且广泛获取苏联、古巴以及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由于法解阵各派领导人均来于首都，有全球和国家意识，受各种左派思潮的影响并能积极予以吸纳，因而在大的方针战略上具有全球眼光并能积极谋求古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
三 外部影响因素
外部的影响因素对于推动法解阵和光辉道路的演变结果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法解阵的历史演变过程主要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从武装斗争爆发伊始，它就成了美苏冷战链条上的一环，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双重影响。从社会主义方面来看，法解阵的武装斗争不仅受到尼加拉瓜革命胜利的鼓舞而且得到桑地诺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同时还从苏联、古巴得到了政治和军事援助。80年代晚期，戈尔巴乔夫搬出了“外交新思维”，与美国签署了《双零点方案》，承认拉美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并于1989年初停止向尼加拉瓜桑蒂诺政府提供援助。这一姿态向法解阵敲响了警钟，最终导致法解阵因为失去外援而与政府军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并在此压力之下不得不重新思考和谈问题。法解阵的战略方针发生了由社会主义革命向多元化民主的转变，同意放弃武装夺取政权和厉行激进的经济改革的主张，放弃在参加未来的选举之前权力分享的要求并接受大赦和现行宪法。
拉美政治研究生 郭存海
秘鲁的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SL）和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arabundo Marti Liberation Front：FMLN以下简称“法解阵”）都是在1980年发动武装斗争的游击队组织。1980—1992年的12年里，这两支游击队对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几近夺取政权，上台执政。法解阵在1980—1981年和1989年发动的两次总攻势几乎每次都给萨尔瓦多政府以毁灭性的打击；而光辉道路在1991—1992年也曾将武装斗争的浪潮席卷全国，使当时的藤森政府几成瓦解之势。然而岁月沧桑，也正是在1992年，声势日增的光辉道路局势陡转，其创始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和最高领导层几乎被一网打尽。在另一个12年里该组织虽依然开展活动但其规模和政治影响力却早已江河日下，光辉不再。同时该组织也因其所主张的激进的暴力斗争和实施的恐怖、爆炸暗杀活动而两次登上美国所颁布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黑名单。与光辉道路相反，法解阵在这两个12年里却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演变过程。1992年，法解阵在进行了近十年武装斗争后逐渐转向寻求和解与和平，并最终与政府签订全面和平协议。
此后的12年，法解阵从一支游击队组织改造成为一个政党，积极参与议会政治选举，努力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尤其在2004年3月的总统大选中，虽然由于美国的干涉和恐吓政策使呼声最高的法解阵候选人沙菲克·安达尔在第一轮选举中以微弱劣势被淘汰出局，但法解阵在萨尔瓦多国会依然占有多数席位，成为该国最大、也是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反对党，在21世纪初拉丁美洲左派重新崛起的趋势下，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几乎在同一时间、同样采取武装斗争策略的两支武装组织却经历了不同的演进过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支组织的历史演变的比较分析，揭示出在时代主题已经由战争和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反映社会底层民群呼声的左派力量如何做到与时俱进，在改革和稳定的框架内提出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主张、适宜政策和策略，从而以更现实和更有效的方式推动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
20世纪80年代初，几乎同时发动武装斗争的秘鲁光辉道路（SL）和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从同样的历史起点出发经历了迥异的发展道路、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究竟是为什么？或许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光辉道路和法解阵发动武装斗争的起因、两支组织自身的特点以及影响其发展的外部因素等三大方面的比较分析来找到答案。
一 发动武装暴动的起因
光辉道路与法解阵发动武装暴动的时间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当时的时代主题是斗争和革命，他们发动武装暴动的根本性原因却不完全相同。对光辉道路来说，其决定性推动力量是经济因素，可以说是“穷则思变”；而对法解阵来说，其决定性推动力量则是政治因素，可以说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与经济因素相比，政治因素对光辉道路发动武装暴动的影响显然是比较次要的。因为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秘鲁的选举政治和民主发展虽然受军人干预政治的影响而一度中断，但在大部分时间里，秘鲁的政治民主和多元化都较其拉美他国家更胜一筹。即使在军人执政的12年里，开放党禁，允许政党活动以及立宪议会选举也都得到了实施。更重要的是，也正是在1980年结束军人统治后的第一次民主选举的前夕，光辉道路为抵制这次选举而采取了暴力行动。所以说，把政治压制作为促使光辉道路发动武装暴动的因素显然不足为道。而在经济方面则不然，秘鲁除了在独立以后有过短暂的鸟粪繁荣之外，经济一直停滞不前。
20世纪80年代初，几乎同时发动武装斗争的秘鲁光辉道路（SL）和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从同样的历史起点出发经历了迥异的发展道路、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究竟是为什么？或许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光辉道路和法解阵发动武装斗争的起因、两支组织自身的特点以及影响其发展的外部因素等三大方面的比较分析来找到答案。
一 发动武装暴动的起因
光辉道路与法解阵发动武装暴动的时间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当时的时代主题是斗争和革命，他们发动武装暴动的根本性原因却不完全相同。对光辉道路来说，其决定性推动力量是经济因素，可以说是“穷则思变”；而对法解阵来说，其决定性推动力量则是政治因素，可以说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与经济因素相比，政治因素对光辉道路发动武装暴动的影响显然是比较次要的。因为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秘鲁的选举政治和民主发展虽然受军人干预政治的影响而一度中断，但在大部分时间里，秘鲁的政治民主和多元化都较其拉美他国家更胜一筹。即使在军人执政的12年里，开放党禁，允许政党活动以及立宪议会选举也都得到了实施。更重要的是，也正是在1980年结束军人统治后的第一次民主选举的前夕，光辉道路为抵制这次选举而采取了暴力行动。所以说，把政治压制作为促使光辉道路发动武装暴动的因素显然不足为道。而在经济方面则不然，秘鲁除了在独立以后有过短暂的鸟粪繁荣之外，经济一直停滞不前。
到了60—70年代，经济的倒退速度竟比增长速度还要快。1977年和1978年GDP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物价上涨了近4倍，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占经济自立人口的比重由36%上升到53.8%，造成一半左右的工厂停业或倒闭，2/3的工人失业，[ 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下卷，商务印书馆，2001，北京，第493页]而政府实施的土地改革也没有得到彻底落实，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民受益，农村的恶劣情势没有得到改观，社会问题依然严重。这种日益恶化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在安第斯山区表现得更为突出。那里是土著印第安人的主要聚居地，不仅生存条件恶劣，经济不发达，而且交通极为不便，使得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历史上的殖民掠夺和屠杀遗留下来的民族情结在贫穷压顶的环境下也更容易接受武装斗争组织者的宣传与鼓动。
而萨尔瓦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受军人独裁专制统治，人民生活在极端压抑的政治环境下。虽然在军人统治期间，军政府实行过一定程度的政治开放，承认1960年成立、鼓吹“第三条道路”的萨尔瓦多基督教民主党（PDC）并允许其参加选举竞争，但这种允许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会和地方政府的做法是以官方党能够继续控制选举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当以基督教民主党为首的全国反对派联盟在1972年和1977年有望取得大选胜利而威胁到官方党的政治命运时，军政府便采取了政治欺诈和残酷镇压的手段，继续维持军人的独裁政治。结果使具有改良主义政党的合法政治诉求通道被堵塞，各派政治力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了由改良主义转向武装斗争的抉择。相比之下，经济因素在推动法解阵发动武装起义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二战后，萨尔瓦多在美国支持下积极推行中美洲一体化政策，鼓励私人和外国投资，从中获益良多。从1960—1970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1%，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4.5%上升到18.3%。[李春晖等：《拉丁美洲史稿》下卷，商务印书馆 2001 北京，P181]1950—1980年间，GDP从3.796亿美元上升到15.26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为5.2%，同期的人均GDP也从185美元增加到289美元。[ 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美史》第7券，第268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不同的历史背景对法解阵和光辉道路在斗争方式的选择上具有影响作用，是推动两个组织最终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光辉道路起因于经济因素，而经济因素却是一个历史的、需要长期努力而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的贫困和难以改善的生活环境促使光辉道路在武装斗争和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坚持不懈，然而，长期内战和大规模暴力活动又破坏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安定和稳定基础，从而使经济问题不但不能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这样，光辉道路最终陷入了自己制造的恶性循环的泥沼。起初为生计所迫而追随光辉道路的人们也被卷进了一场巨大的暴力旋涡中而得不到真正的救助。其结果是，从光辉道路最初的斗争中得到过实际利益的支持者对该组织的支持越来越少，光辉道路不可避免地走向覆灭之路。与诱发光辉道路武装斗争的经济因素不同，合法的政治诉求通道被堵塞成为法解阵发动武装起义的主导因素。由于民主政治问题的解决与国内政治的改善和国际环境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一旦条件成熟，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80年代末，一方面，当时刚就任的克里斯蒂亚尼总统受到国内日渐高涨的和平呼声压力，提出了政治解决国内冲突的口号；另一方面正在实行向全球输出民主政策的美国政府也对政府和法解阵施加压力，促使双方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从1989年开始，法解阵与政府重开谈判并于1992年1月签署《最终和平协议》，历时12年的内战至此结束，而法解阵从此走了议会斗争道路。
二 民众基础、领导体制与斗争策略
光辉道路和法解阵虽然都以武装斗争起家，都曾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拥护，但他们在民众基础、组织结构和斗争策略上也存在诸多差异。
（一）民众基础。
与工农民众结合程度上的差异，对光辉道路和法解阵不同的演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光辉道路发源于安第斯山脉的阿亚库乔地区，主要以青年学生和古柯种植农为力量基础。其最初的发展对象以大学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为主，后日益扩展到印第安古柯农民，而工人从来没有成为光辉道路的重要支持力量。秘鲁政府在60—70年代进行的教育改革，虽然增加了民众受教育的机会，然而严重的经济困难造成许多学生无业可就，从而堵塞了把教育作为通向主流社会的通道。结果使得这些愤世嫉俗、就业无门青年学生更加倾向于激进和根本性的结构性改革，他们纷纷参加游击队以暴力手段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同时秘鲁社会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种族、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和地理的分野：白种的克里奥尔人生活在首都利马，混血的梅斯蒂索人居住在沿海城市，土著印第安人则被遗弃在安第斯山区。安第斯山区的丘陵和多山的地形阻碍着安第斯高原省和首都利马以及其他沿海城市的经济交流。这种高原省作为“外围”与首都利马作为“中心”的历史的自然的政治经济权利分割，使安第斯地区的居民长期处于被边缘化、被排斥在国家权力和公益服务之外的境地。土地问题是印第安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但秘鲁两届军政府（1968—1980）的土地改革仅仅使沿海地区的农民获益，而在安第斯中南部山区却成效甚微，印第安人依然面临着严重的生计危机，解决生计问题成为印第安农民追随光辉道路的主要原因。
这种民众基础构成特点使光辉道路的主要活动范围局限在安第斯地区的农村，而居住在沿海城市和首都利马的民众并不支持光辉道路的武装斗争，这是因为两个区域的民众生活水准相对较高，即使生活在城市外围的贫民窟民众也主要是因为躲避光辉道路和政府军的交战而逃出来的，他们并不大赞同光辉道路所持的主张。因而当光辉道路的武装活动转移到沿海城市和首都利马之后，其所实施的断电、破坏公共设施等暴力活动遭到了诸多民众的反对。与此同时，藤森政府也改变了此前对古柯种植农的武力清洗政策，实行引导和救助并举的方针，并宣布民间半自卫组织—朗达合法化，从而有效地切断了民众对光辉道路的支持。因此，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该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古斯曼开始不切实际地实施其计划中的第四和第五阶段即“农村包围城市”阶段时，光辉道路大限将至已经是不远的现实了。毕竟斗争的目标转移到沿海城市和首都利马并没有伴随着支持力量的同步转移，这种战略转向和民众基础的异位现象预示着光辉道路在1991—1992年在首都利马发动的凌厉攻势也不过是其最终覆灭之前的“回光返照”罢了。
与光辉道路不同的是，法解阵最重要的基础力量一直是农民和工人，并得到了萨尔瓦多大中学生、进步人士以及激进的罗马天主教牧师的广泛支持，因此可以说法解阵是一个有着坚实支持力量的广泛的联合阵线。广泛而强大的民众基础不仅增强了法解阵武装斗争的军事后备力量，使法解阵无论在1984年武装斗争受挫而被迫转入农村游击战，还是1989年在首都掀起第二次总攻势，都能得到有力的群众支持；而且增加了法解阵以后在政治谈判及政治选举中的砝码和分量。
(二)领导体制。
与法解阵松散的集体领导体制不同，光辉道路高度集权的个人领导体制往往导致重大战略决策上的独断专行。光辉道路一开始就实行高度集权的个人领导体制和严酷的铁血纪律，建立了一整套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垂直管理制度,推行从地方到大区再到全国的波浪式的发展战略。古斯曼是最高领导人，其下设有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区域指挥官、游击小分队。这种高度极权、专制的领导体制造成民主决策的缺失，其结果是，尽管90年代以后世界已进入和平和发展的新阶段, 停止暴力、实现和平已成为广大民众的共同心愿，但古斯曼偏执、僵化的思想不能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不能得到及时纠正。武装斗争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而是更沉重的灾难。
与光辉道路不同的是，法解阵最重要的基础力量一直是农民和工人，并得到了萨尔瓦多大中学生、进步人士以及激进的罗马天主教牧师的广泛支持，因此可以说法解阵是一个有着坚实支持力量的广泛的联合阵线。广泛而强大的民众基础不仅增强了法解阵武装斗争的军事后备力量，使法解阵无论在1984年武装斗争受挫而被迫转入农村游击战，还是1989年在首都掀起第二次总攻势，都能得到有力的群众支持；而且增加了法解阵以后在政治谈判及政治选举中的砝码和分量。
(二)领导体制。
与法解阵松散的集体领导体制不同，光辉道路高度集权的个人领导体制往往导致重大战略决策上的独断专行。光辉道路一开始就实行高度集权的个人领导体制和严酷的铁血纪律，建立了一整套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垂直管理制度,推行从地方到大区再到全国的波浪式的发展战略。古斯曼是最高领导人，其下设有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区域指挥官、游击小分队。这种高度极权、专制的领导体制造成民主决策的缺失，其结果是，尽管90年代以后世界已进入和平和发展的新阶段, 停止暴力、实现和平已成为广大民众的共同心愿，但古斯曼偏执、僵化的思想不能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不能得到及时纠正。武装斗争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而是更沉重的灾难。
法解阵则是一个松散的、由多个组织组成的联合体，[① 1980年10月由四支游击队组织萨尔瓦多人民解放军、全国抵抗武装力量、人民革命军、中美洲劳工革命党和萨尔瓦多共产党组成的革命联合阵线。后法解阵又与革命民主阵线（FDR）共同组成革命联盟（FMLN-PDR）。参见 Elliott Abrams（1992）；An American Victory；National Review；New York: Vol.44, Iss.2.]①各个组织往往主张不一，利益冲突，没有人处于绝对权威地位，也因此而缺乏有效的协调和统一。然而，也正是因这种松散联合的性质所造成的力量均势和权力制约，使其在重大问题和战略转向的决策方面更容易选择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达成妥协。因此，当民众和平的呼声渐高而条件又适合时，法解阵便对政治解决表现出积极的姿态。
（三）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方面。
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的不同也影响着两支组织的最后政治归宿。光辉道路坚持，武装斗争是最彻底也是惟一可行的道路，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捣毁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才能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门，恢复印加帝国时期的原始集体农业制度；认为，秘鲁社会存在着三座要推翻的大山（即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反抗帝国主义、推翻官僚资本主义和进行土地再分配是光辉道路的历史使命。[②李春晖等：《拉丁美洲史稿》下卷，商务印书馆 2001 北京，P183]②同时，光辉道路主张彻底的革命只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光辉道路来领导、发动和组织，认为劳工社会运动组织、左派党以及苏联、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纯粹的共产主义者，指责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而拒绝与他们建立联盟，协调行动。古斯曼将光辉道路的武装革命划分为五个阶段：1.广泛动员和宣传阶段（1970—1980）；2. 开展破坏和军事行动阶段（1982年起）； 3.普遍的暴力和游击战阶段（1984年开始）4.开拓并占领根据地阶段；5.转向城市斗争（切断城市供应引发城市危机和政府内部恐慌，促使国家全面崩溃）。[② http://168.96.200.17/ar/libros/lasa98/Dreyfus.pdf]②这种一直视暴力为主要手段的斗争策略在高度集权的个人领导体制下很难做出任何重大转变，而且其坚决推翻秘鲁现政权的要求也使得任何政治解决之道都成为不可能，其结果只能使光辉道路走上不归之路。
法解阵由于其武装斗争乃被迫之举，而且其政治诉求也主要是要求对萨尔瓦多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因此该组织并不将恐怖作为主要策略，法解阵的政治领导人也从未彻底放弃选举道路或完全信奉通过暴力获得国家政权，更倾向于采取非暴力的集体行动来迫使政府厉行改革。该组织提出的革命纲领包括：实行政治多元化，组成国有主要经济部门和私有农业企业、合作农业企业以及零售商业相结合而成的混合经济，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等。与古斯曼排斥其他左派组织和社会运动组织不同，法拉本多不仅注意和本国的中左力量联合，而且广泛获取苏联、古巴以及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由于法解阵各派领导人均来于首都，有全球和国家意识，受各种左派思潮的影响并能积极予以吸纳，因而在大的方针战略上具有全球眼光并能积极谋求古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
三 外部影响因素
外部的影响因素对于推动法解阵和光辉道路的演变结果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法解阵的历史演变过程主要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从武装斗争爆发伊始，它就成了美苏冷战链条上的一环，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双重影响。从社会主义方面来看，法解阵的武装斗争不仅受到尼加拉瓜革命胜利的鼓舞而且得到桑地诺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同时还从苏联、古巴得到了政治和军事援助。80年代晚期，戈尔巴乔夫搬出了“外交新思维”，与美国签署了《双零点方案》，承认拉美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并于1989年初停止向尼加拉瓜桑蒂诺政府提供援助。这一姿态向法解阵敲响了警钟，最终导致法解阵因为失去外援而与政府军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并在此压力之下不得不重新思考和谈问题。法解阵的战略方针发生了由社会主义革命向多元化民主的转变，同意放弃武装夺取政权和厉行激进的经济改革的主张，放弃在参加未来的选举之前权力分享的要求并接受大赦和现行宪法。
法解阵的这一转变化解了政治僵局，为和平解决冲突打下了基础。而克里斯蒂亚尼总统也吸取基督教民主党的前车之鉴，放弃了传统的政治压制和暴力镇压政策。从资本主义方面来看，美国在萨尔瓦多的国家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样也成为影响法解阵历史演变的重要因素。作为萨尔瓦多的主要投资国，美国垄断资本在萨尔瓦多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中美洲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美国唯恐萨尔瓦多成为第二个尼加拉瓜，就向萨尔瓦多右翼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美国政府大力宣扬“历史终结论”同时积极向外输出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念，在东欧和拉美塑造民主的橱窗。基于此，美国向萨尔瓦多政府和法解阵双方施加压力，对政府以停止援助相威胁，对法解阵则实施恐吓政策，最终在美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主导下双方签署和平协议，结束内战。
光辉道路基本上没有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或影响微乎其微。这是因为，一方面，光辉道路本身发端于闭塞、孤立的崇山峻岭之间，与外部很少发生联系，而且其武装斗争的主张因脱离了国际共产主义主流而没有得到其他共产党国家的认可。另一方面，对法解阵产生极大影响的美国因素也几乎没有在光辉道路身上产生什么影响。首先，由于光辉道路本身的战略思想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分歧，美国并不太重视光辉道路的发展。其次80年代人民党政府执政时期，加西亚总统推行的限制美资和国有化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造成秘美关系紧张。即使1984年美国政府基于扫毒战争的需要而改善秘美关系之后，美国也只关心反毒而不热心于支持秘鲁政府的反游击政策。甚至当1992年秘鲁政府在光辉道路的恐怖袭击下已处于风雨飘摇时，克林顿政府还以藤森总统的“自我政变”为由指责秘鲁民主的倒退，并暂时取消了对秘鲁的经济援助。因此，光辉道路所受的外部影响不大。但也正是光辉道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缺乏，限制了光辉道路领导层的政治视野，导致光辉道路不能及时根据国家的发展趋势、民心向背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调整斗争策略，选择可行的斗争方式。
另外还须提到的一点是，1981年8月墨西哥和法国政府宣布给予法解阵以外交支持，承认法解阵是一支有代表性的合法的政治力量，而光辉道路则由于其所持的激进立场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承认和支持。
四 结束语
通过对影响光辉道路和法解阵演变的内外部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的引发因素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光辉道路的历史发展具有内敛性，可以说内部因素在光辉道路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正是这种内部因素导致了光辉道路的最终崩溃。首先，光辉道路长期进行暴力活动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其领导层也主要生活在农村而与外部世界绝缘，这种地域狭隘性不仅使整个组织的发展受到严受限，而且使整个领导层缺乏国家和全球意识，最终导致光辉道路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陷入严重的孤立。其次，该组织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80年代中后期，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时代的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新的时代要求重新审视解决矛盾的方式，正确认识新的时代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新内容。而古斯曼及其领导的光辉道路却固步自封，多次拒绝加西亚政府提出的和谈要求，仍然固执的采取暴力革命、武装夺权的极端策略，这种政治上的僵化不仅违背广大人民要求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美好愿望，而且为国际社会所不齿，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不和谐之音。最后，光辉道路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实行高度集权的垂直领导体制，奉行个人主义和领袖崇拜，崇尚极端暴力。其对参加政治选举的左派组织领导人和与政府合作的平民进行的暗杀活动，引起更多民众的反对，越来越失去民众的支持，严重动摇了力量基础。因此，古斯曼被捕之后，光辉道路出现“树倒猢狲散”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
对法解阵的历史演变过程起决定作用的则主要是外部因素。法解阵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联盟，五大组织领导人均来自于首都，吸收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具有国际主义和全局意识。在国内，法解阵与其他群众运动组织和左派团体采取各种形式的联盟政策。在国际上，法解阵积极争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力量的支持，并努力谋求国际社会对其斗争合法性的承认。但是，这种策略在增加法解阵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使自己被束缚在美苏争霸的战车上。当国际环境发生巨变时，法解阵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调整斗争策略。进入90年代后，要求和平已经成为国内各阶层人民和国际社会的一致愿望，继续维持“打破一个旧世界”的政治主张显然不仅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而且与历史发展的潮流相左。法解阵顺势而动，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调整斗争策略，打破和平谈判的僵局，从而得以在和平框架内实现本党的变革要求，以一种新的斗争形式推动着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公正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个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穷人并且在过去的10年中（指80年代——引者注）更加贫穷的大陆上，拉美左派以自己的语言，按自己的纲领（民主、主权、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代表本大陆那些被排斥在经济繁荣之外的拉美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而去竞争”[①祝文弛等：《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北京 P354]①，已成为一个极为现实的政治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过去所持的简单的暴力革命已为时代所淘汰，拉美左派应该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应从广大民众所关心的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出发，将自己的政治目标与广大民众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为他们谋求其本应享有的民主权利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光辉道路基本上没有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或影响微乎其微。这是因为，一方面，光辉道路本身发端于闭塞、孤立的崇山峻岭之间，与外部很少发生联系，而且其武装斗争的主张因脱离了国际共产主义主流而没有得到其他共产党国家的认可。另一方面，对法解阵产生极大影响的美国因素也几乎没有在光辉道路身上产生什么影响。首先，由于光辉道路本身的战略思想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分歧，美国并不太重视光辉道路的发展。其次80年代人民党政府执政时期，加西亚总统推行的限制美资和国有化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造成秘美关系紧张。即使1984年美国政府基于扫毒战争的需要而改善秘美关系之后，美国也只关心反毒而不热心于支持秘鲁政府的反游击政策。甚至当1992年秘鲁政府在光辉道路的恐怖袭击下已处于风雨飘摇时，克林顿政府还以藤森总统的“自我政变”为由指责秘鲁民主的倒退，并暂时取消了对秘鲁的经济援助。因此，光辉道路所受的外部影响不大。但也正是光辉道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缺乏，限制了光辉道路领导层的政治视野，导致光辉道路不能及时根据国家的发展趋势、民心向背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调整斗争策略，选择可行的斗争方式。
另外还须提到的一点是，1981年8月墨西哥和法国政府宣布给予法解阵以外交支持，承认法解阵是一支有代表性的合法的政治力量，而光辉道路则由于其所持的激进立场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承认和支持。
四 结束语
通过对影响光辉道路和法解阵演变的内外部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的引发因素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光辉道路的历史发展具有内敛性，可以说内部因素在光辉道路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正是这种内部因素导致了光辉道路的最终崩溃。首先，光辉道路长期进行暴力活动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其领导层也主要生活在农村而与外部世界绝缘，这种地域狭隘性不仅使整个组织的发展受到严受限，而且使整个领导层缺乏国家和全球意识，最终导致光辉道路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陷入严重的孤立。其次，该组织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80年代中后期，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时代的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新的时代要求重新审视解决矛盾的方式，正确认识新的时代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新内容。而古斯曼及其领导的光辉道路却固步自封，多次拒绝加西亚政府提出的和谈要求，仍然固执的采取暴力革命、武装夺权的极端策略，这种政治上的僵化不仅违背广大人民要求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美好愿望，而且为国际社会所不齿，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不和谐之音。最后，光辉道路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实行高度集权的垂直领导体制，奉行个人主义和领袖崇拜，崇尚极端暴力。其对参加政治选举的左派组织领导人和与政府合作的平民进行的暗杀活动，引起更多民众的反对，越来越失去民众的支持，严重动摇了力量基础。因此，古斯曼被捕之后，光辉道路出现“树倒猢狲散”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
对法解阵的历史演变过程起决定作用的则主要是外部因素。法解阵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联盟，五大组织领导人均来自于首都，吸收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具有国际主义和全局意识。在国内，法解阵与其他群众运动组织和左派团体采取各种形式的联盟政策。在国际上，法解阵积极争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力量的支持，并努力谋求国际社会对其斗争合法性的承认。但是，这种策略在增加法解阵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使自己被束缚在美苏争霸的战车上。当国际环境发生巨变时，法解阵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调整斗争策略。进入90年代后，要求和平已经成为国内各阶层人民和国际社会的一致愿望，继续维持“打破一个旧世界”的政治主张显然不仅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而且与历史发展的潮流相左。法解阵顺势而动，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调整斗争策略，打破和平谈判的僵局，从而得以在和平框架内实现本党的变革要求，以一种新的斗争形式推动着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公正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个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穷人并且在过去的10年中（指80年代——引者注）更加贫穷的大陆上，拉美左派以自己的语言，按自己的纲领（民主、主权、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代表本大陆那些被排斥在经济繁荣之外的拉美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而去竞争”[①祝文弛等：《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北京 P354]①，已成为一个极为现实的政治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过去所持的简单的暴力革命已为时代所淘汰，拉美左派应该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应从广大民众所关心的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出发，将自己的政治目标与广大民众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为他们谋求其本应享有的民主权利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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