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蓥山游击队的是非功过

    八年抗战，四川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抽调了352万名兵员去前线作战，前线每5个士兵中就有一名川军，后方节衣缩食，缴纳了8200余万石粮食，8000万元税款，保证了抗战的需要。胜利后，《新华日报》特发表《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蒋介石也说：“抗战八年，苦了我四川同胞。重庆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已决定修筑成渝铁路和两江大桥来答谢四川父老。

”
    抗战胜利后，人民亟须休养生息、医治战争的创伤。然而蒋介石集团却悍然发动内战，并把四川作为其兵、粮源的主要基地，全省壮丁几乎征掉一半，连孤丁独子亦不能幸免。每年全省人民拿出要2400万市石粮食，这是四川有史以来征粮最高额，比过去多征一倍以上。

    敲骨吸髓，丁尽财竭，除揭竿而起，还有什么活路？

    1947年10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王璞由上海回到重庆，传达了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同志指示：鉴于解放战争已转入反攻阶段，川东应以农村武装斗争为重点，开展小型游击战争，配合前线反攻，牵制敌人兵力，破坏国民党兵源、粮源的供应。并决定成立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由王璞任书记，涂孝文任副书记，彭咏梧、肖泽宽、刘国定为委员，在川东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1948年，由中共川东临委领导的下川东奉大巫和上川东虎南大、华蓥山武装起义相继爆发。三次武装起义中，尤以1948年8月至9月暴发的华蓥山武装起义规模最大，涉及六县，历时最久，前后一个半月时间，参加人数多，前后达二千多人。

    在敌人的残酷围剿下，华蓥山起义最后失败了，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原来的大队缩小成一些精干的武工队，在群众的掩护下，仍继续战斗在长江之滨、嘉陵江畔、华蓥山上，直至迎来四川的解放。

    冬去春来，五十多年过去，华蓥起义的枪声早已沉寂。如何正视这一段血与火写成的历史，如何对这一历史给予正确的平价，如何从这一段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却是摆在每个党史工作者面前的一道严肃的课题。解放初，有领导曾有过这样一段讲话：大意是，华蓥山武装起义是左倾盲动。长期以来，这段历史在党内、在人民内部议论纷纭，看法不一。文革中，江青更是捕风捉影，利用权势，对川东游击队极尽诬蔑，说什么“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华蓥山游击队是活见鬼！”历史被歪曲，烈士英名被蒙上污垢，不少幸存的同志和烈士家属遭到残酷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各地党史工作部门本此原则，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批翔实可信的革命史著作。

    客观地讲，三次武装起义的条件并不成熟，在领导上存在着主观急躁的情绪。当时，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主观地认为四川的农村就象一堆干柴，只要一遇火星，就会形成燎原之势。事实上，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虽已进入战略反攻，三大战役正在运筹之中，解放军主力并没有在大巴山北面，在那时也不可能进入四川，四川特别是重庆在抗战八年中，一直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局部地区仍是敌强我弱。搞小型的武装斗争，以小型游击战争，骚扰敌人，达到牵制敌人兵力，破坏国民党兵源粮源，是比较实际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华蓥山武装起义，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血的祭奠。1948年3月，川东临委刚把“虎南大”起义失败后转移到重庆的同志隐蔽下来，还来不及总结前两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重庆又发生了严重波及上下川东的《挺进报》事件。

    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相继被捕叛变。事件发生后，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在上川东各县部署应变，处理善后。但破坏不断扩大，上川东各县组织普遍暴露，难以隐蔽掩护。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拯之。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多要求拖上山，以策安全。8月，王璞在岳池罗渡乡召集上川东七、八工委干部会议，提出发动华蓥山起义计划。尽管会上有同志也认为：当前尚不具备发动大规模起义的条件。可是在当时情况下，也没有比起义更好的办法。经王璞说服，会议决定：在华蓥山区域的广安、岳池、武胜、合川、渠县发动联合起义，起义队伍统称“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因而从一定角度上来讲华蓥山武装起义，是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被迫发动的。

    华蓥山武装起义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他的历史功绩却不容抹杀。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实现了破坏国民党的兵源、粮源的目的。华蓥山起义时，中国革命正处于战略决战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战役在紧张的运筹之中，特别需要开辟第二战场，拖住国民党的部份兵力，以利正面战场的决战。华蓥山游击纵队的活动，对正面战场起到了支援的作用。华蓥暴动初起，官府并不在意，及见起义烈火由广安而武胜，而岳池、合川，势如燎原，这才如梦初醒。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惊呼“华蓥山区成了四川的盲肠”。不得不亲赴岳池坐镇指挥“清剿”。

    西南最高军事长官、重庆绥署主任朱绍良先后指派少将高参樊龄和内政部第2警察总队长彭斌出任“华蓥山区剿匪指挥部”指挥官，10月初，又加派第七编练部中将司令兼108军军长罗广文组成“川东北清剿指挥部”，以108军驻大竹，110军驻达县，加强辖区“剿匪”行动。这样华蓥山游击纵队拖住国民党两个主力军的兵力不能投入到前线，从而有利于我军在解放战场上展开全面反攻。

    历史不会忘记，华蓥山游击纵队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游击纵队政委王璞，一生为革命东奔西走，生活清贫，和左绍英结婚时，家徒四壁，寒冬腊月，连床被子都没有，还是彭咏梧送去一床被子，才渡过难关，但他却从不计较，一直为革命奔忙，将自己的青春、才华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巴蜀大地。他牺牲一月后，其妻子也被捕关进重庆渣滓洞监狱，在次年11月大屠杀中，连同遗腹子“监狱之花”一同被害。纵队七支队政委杨奚勤新婚3天，就告别妻子，走上起义战场，从此一去不返，终年29岁。游击队员徐永培、徐相应既是战友，又是叔侄。他们在敌人的清乡中不幸双双被捕，叔侄同关在敌军营部，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敌人在枪杀前夕，将他们游街示众，二人抓住最后机会，在刑车上大声向沿途围观群众演讲，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敌人吓得目瞪口呆，仓皇将他们杀害。

    历史更不忘记，华蓥山人民为革命所付出的巨大支持和牺牲。据有关资料，华蓥山起义前后，周围各县在敌人围剿、清乡中牺牲的游击队战士、人民群众即达400余人。捕送渣滓洞、白公馆杀害的达72人，除此之外，敌人还在合川设立了一座法西斯“感化”集中营，关押了数百男女。直到当地解放，这些人才获自由。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少人仍甘冒杀身之祸，奋起保护游击队战士。如观阁暴动后，游击队员龙天翰、肖幼芳等10余人，转移到邓小平同志老家协兴乡。小平同志之妹邓先芙、邓先蓉，马上禀报母亲夏培根老人。老人将他们掩护在家住了一月，每日茶饭供应。后派人带路，将他们送出敌军封锁线。

    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几十年后，我们重提这段历史，不应该纠缠于是是非非，功功过过，重要的是要记住那些英勇斗争和壮烈的牺牲精神，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川东三次武装起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历史不应忘记，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历史将永远记住，川东地下党屡扑屡起、前仆后继的英勇壮举，历史将永远记住，在中国革命斗争岁月里，川东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