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7日，一队据信属于“光辉道路”的武装人员潜入秘鲁库斯科地区的一个建设工地，焚毁了一家跨国石油财团的三架直升机。此前一年，在同一地区还曾有40名石油公司工人被绑架，稍后得到释放。这是媒体上所能看到的关于“光辉道路”的最新报道。
“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是秘鲁一个毛派反政府游击队组织，在80年代，该组织在秘鲁的活动颇为活跃，时常制造事端。1992年，在CIA的协助下，藤森政府的在清剿行动中逮捕了该组织首脑古兹曼，其后该组织其活动开始日渐减少。不过，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与策略被其他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所效法，例如在尼泊尔支持毛泽东思想的尼泊尔共产党。
秘鲁共产党2010年制作的日历封面
从学生运动到上山打游击
实际上，“光辉道路”游击队组织从来没有自称为“光辉道路”，他们正式的名称为“秘鲁共产党（毛派）”，是从秘鲁共产党红旗派中分裂出来的。
在1980年代，“光辉道路”在自己的报纸上一直把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何塞•卡洛斯•玛丽亚特加的一句名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打开通往革命的光辉道路”放在通栏标题的位置，而由于秘鲁的共产党组织一度多如牛毛，各组织的正式名称又都很相似，人们只能通过他们的出版物来辨别这些组织。于是，一个在“武装斗争”和“镇压反革命”方面最不留情的组织就这样被冠以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和乌托邦色彩的名称。
“光辉道路”的精神领袖阿维梅尔•古兹曼（Abimael Guzmán）曾是一位大学哲学教授。1960年代，当古兹曼还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并开始在秘鲁的大学校园中广泛传播。到了1972年以后，古兹曼及其领导的毛派共产党组织一度成为秘鲁各大学中最为强势的政治团体，但很快又在意识形态竞争中败北。
1980年以后，党的领袖们意识到，搞学生运动和罢工并不能“取得政权”，根据毛泽东的游击战和人民战争思想，古兹曼决定放弃大学校园这一阵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上山打游击去！”。
“光辉道路”的宣传海报。在“光辉道路”的队伍涵盖了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的广泛阶层。
在秘鲁的贫困山区，偷牛是非常严重的罪恶，通过处死“偷牛贼”之类的“地主恶霸”，光辉道路获得了一些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光辉道路发展的早期，秘鲁当局并不在乎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利马的政局并不稳定，民选总统被军事政变推翻，而军人政府则更注重于维护首都利马的统治。在开始的几年中，光辉道路在“白区”的夹缝中艰难而卓有成效得生长着。
与此同时，光辉道路也在加强自己的组织建设，在“第二次中央全会”期间，所有的领导人都聚集起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显然，古兹曼本人是只能“自我批评”而不能被“批评”的。
第二次中央全会还决定成立第一军事学校，党政干部在那里学习武器的使用和游击战理论，主要的教材自然是古兹曼对毛泽东思想的“注解”，这样的“组织生活”提高了光辉道路核心团队的凝聚力和政治素养——除了从大学中直接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大部分光辉道路新补充的干部都是安第斯山区的农民，政治学习在当时显得异常重要。
到80年代中晚期，光辉道路已实际控制秘鲁国土三分之一强。
“光辉道路”在不同时期的活动区域
领导层覆灭
当在农村站稳脚跟以后，古兹曼放弃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教条”，而是直接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首都利马展开“武装暴动”，汽车炸弹袭击，谋杀政府官员和其他左翼政党领袖，而利马当局显然对这样的“非常规”手段无计可施。
就在此时，1992年，铁腕强人、“中国男孩”藤森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在拉美人看来，日本人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来自地球的另一端，日裔的藤森从政伊始就获得了“中国男孩”的外号）。此时，不满光辉道路后来所推行的“土改”政策的秘鲁农民又自发组织起自卫武装，藤森上台后很快给他们以合法地位，据秘鲁政府统计，有7000多个此类武装前往政府登记。另一方面，藤森整顿军队，使得一度因军纪废弛而声誉扫地的政府军形象有所好转，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与藤森当局展开合作，提供情报和反游击战训练方面的支持。光辉道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古兹曼的对策是在利马发动更多的“武装暴动”——当然，这种行动被“资产阶级”称为“恐怖袭击”。1992年9月12日，光辉道路包括古兹曼本人在内的主要领袖，在利马举行秘密会议策划下一步暴动的时候被警方一网打尽。光辉道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迅速崩溃，而此后接替古兹曼的拉米雷斯也于1999年被捕，此后的光辉道路几乎销声匿迹。
进入21世纪，唯一还在活动的光辉道路武装是其一个军事小派别“前进”，并制造过一些“麻烦”，但秘鲁整体的局势正越来越趋向安定与和平，“前进”的活动也越来越少。2006年2月，“前进”的军事领袖亚历山德罗•托雷多被政府军击毙，秘鲁政府表示，托雷多的死标志着“光辉道路”的威胁被彻底清除。
古兹曼被捕后，秘鲁军方将其关在铁笼中押送至一处海军基地。
2004年，在法庭上受审的古兹曼（右）
拉美革命走向何方？
事实上，不仅是秘鲁，整个拉美地区都长期被“美国后院”和“革命策源地”的双重身份所困扰。
在秘鲁邻国哥伦比亚，也曾活跃着一支强大的左翼游击队。成立于1964年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算得上是整个拉美地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反政府武装，其现有成员8000余人。
FARC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8-1958年之间的哥伦比亚内战。当时倾向于左翼的自由党落败于代表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保守党。落败后的一部分自由党人转向共产主义，其中的一支游击队，由带有传奇色彩的曼纽尔·马鲁兰达(Manuel Marulanda)领导。1966年，马鲁兰达将其手下武装改组为现在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并树起了“打倒寡头统治、均贫富和土地革命”的大旗。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前领导人马鲁兰达
多年后，马鲁兰达曾回忆说：“那时，我和多数起来反对政府的农民武装一样，只想对抗当地的警察，并没有长远的革命理想与政治追求。后来，我受到了哥伦比亚共产党的全面影响，特别是共产党把政治委员路易斯·马兰蒂斯派到我的队伍中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什么是政治理想。”
直到上世纪80年代，FARC还是一支相对纯粹的左派武装，主要活动于贫苦的农村。因为其挑战哥伦比亚社会种种不公的形象，而曾经获得过国际社会的支持。
1984年，FARC曾经试图与哥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成立了名为“爱国同盟”的合法政党，并且加入了国会。但是和平并没有到来，右翼势力、敌对毒品贩子和军方秘密暗杀小队不断暗杀爱国同盟成员，惨遭毒手者达3000人，包括多名议员和总统候选人。1994年，“爱国同盟”解散，武装斗争再度爆发。
FARC在哥伦比亚南部小城San Vicente del Caguan举行的阅兵活动
2002年，阿尔瓦罗•乌里韦•贝莱斯(Alvaro Uribe Vélez)当选哥伦比亚总统。1983年，乌里韦的父亲、一个富裕的牧场主被FARC绑架并杀害，使得乌里韦在执政后誓以彻底清剿FARC为己任。乌里韦的清剿计划有两个关键支撑，一是组建精英特种武装，二是依靠美国的强力支持。美国不但提供了高达30亿美元的援助，并且派遣军事顾问直接指挥哥政府军的行动，有超过900名美国军事人员被部署在哥伦比亚，包括情报专家、技术人员和特种兵。
在名为“Plan Patriota”(爱国计划)的清剿之下，FARC的势力开始萎缩，目前仅仅活动于靠近委内瑞拉的西南部山区。进入21世纪，FARC更是逐渐开始从事贩毒、绑架和种种恐怖主义的行为，以毒资和绑架赎金充当活动经费，组织开始变质。不过，去年2月，FARC宣布将摒弃长达数十年的绑架人质获取赎金的做法，并且将释放所有关押在丛林监狱里的人质，这也被视为FARC有可能迈向和平的迹象。
尽管拉美地区的武装革命如今正在销声匿迹，但以查韦斯、莫拉莱斯为代表的新一代拉美政府领导人却继承了他们的左翼色彩。巴西今年爆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也被拉美媒体视为年轻一代无产阶级的亮相。
现在，秘鲁共产党依然活跃，即使光辉道路失败了，毛泽东主义还是在秘鲁拥有广泛的支持者。或许有一天，另外一个“光辉道路”又会通过某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在拉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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