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蓥山游击队

华蓥山游击队是指1947年至1949年由中国共产党南方局所领导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所组织一系列革命武装起义，因其起义和活动地点靠近或在川东平行岭谷最西侧-华蓥山，因此统称这些地下武装为华蓥山游击队。

华蓥山游击队遗迹现有"阳和之战"遗址、阳和碗厂遗址、界牌巧夺军车遗址等，现已成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华蓥山游击队遗迹

华蓥山区紧邻重庆市，解放前是国民党兵源、粮源要地。为牵制敌人，迎接解放军入川，1947年至1949年，华蓥山区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巨澜。

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华蓥山区开展武装斗争，牵制敌人力量，支援解放战争"的指示，1947年10月，成立了中共川东临委，由王璞任书记，统一领导上川东、川南和重庆地下党的工作。1947年11月，在广安建立了中共上川东地方临委，分别在岳池、武胜、广安、邻水、大竹、渠县、合川等地建立了8个临时工作委员会，发动群众，进行"三抗"（抗丁、抗粮、抗税）。经过组织发动，华蓥山区革命斗争如火如荼。1948年4月，重庆市委《挺进报》被破坏，由于叛徒出卖，华蓥山区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中。川东临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在华蓥山周围的广、岳、武、渠、合、营等县举行联合起义，并将上川东所辖各工委领导的武装力量统一组成"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即华蓥山游击队，下设支队，以工委番号为序。他们在1948年8月，分别举行代市观阁起义、三溪起义、伏龙起义、真静金子起义。起义队伍与敌人作战，辗转华蓥山，但在敌人的疯狂镇压下，起义很快陷入低潮，而游击队员们仍在华蓥山一带坚持斗争，迎接解放。^[1]

华蓥山游击队遗迹现有"阳和之战"遗址、阳和碗厂遗址、界牌巧夺军车遗址等，现已成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华蓥山游击队的是非功过

    八年抗战，四川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抽调了352万名兵员去前线作战，前线每5个士兵中就有一名川军，后方节衣缩食，缴纳了8200余万石粮食，8000万元税款，保证了抗战的需要。胜利后，《新华日报》特发表《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蒋介石也说：“抗战八年，苦了我四川同胞。重庆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已决定修筑成渝铁路和两江大桥来答谢四川父老。

”
    抗战胜利后，人民亟须休养生息、医治战争的创伤。然而蒋介石集团却悍然发动内战，并把四川作为其兵、粮源的主要基地，全省壮丁几乎征掉一半，连孤丁独子亦不能幸免。每年全省人民拿出要2400万市石粮食，这是四川有史以来征粮最高额，比过去多征一倍以上。

    敲骨吸髓，丁尽财竭，除揭竿而起，还有什么活路？

    1947年10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王璞由上海回到重庆，传达了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同志指示：鉴于解放战争已转入反攻阶段，川东应以农村武装斗争为重点，开展小型游击战争，配合前线反攻，牵制敌人兵力，破坏国民党兵源、粮源的供应。并决定成立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由王璞任书记，涂孝文任副书记，彭咏梧、肖泽宽、刘国定为委员，在川东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1948年，由中共川东临委领导的下川东奉大巫和上川东虎南大、华蓥山武装起义相继爆发。三次武装起义中，尤以1948年8月至9月暴发的华蓥山武装起义规模最大，涉及六县，历时最久，前后一个半月时间，参加人数多，前后达二千多人。

    在敌人的残酷围剿下，华蓥山起义最后失败了，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原来的大队缩小成一些精干的武工队，在群众的掩护下，仍继续战斗在长江之滨、嘉陵江畔、华蓥山上，直至迎来四川的解放。

    冬去春来，五十多年过去，华蓥起义的枪声早已沉寂。如何正视这一段血与火写成的历史，如何对这一历史给予正确的平价，如何从这一段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却是摆在每个党史工作者面前的一道严肃的课题。解放初，有领导曾有过这样一段讲话：大意是，华蓥山武装起义是左倾盲动。长期以来，这段历史在党内、在人民内部议论纷纭，看法不一。文革中，江青更是捕风捉影，利用权势，对川东游击队极尽诬蔑，说什么“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华蓥山游击队是活见鬼！”历史被歪曲，烈士英名被蒙上污垢，不少幸存的同志和烈士家属遭到残酷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各地党史工作部门本此原则，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批翔实可信的革命史著作。

    客观地讲，三次武装起义的条件并不成熟，在领导上存在着主观急躁的情绪。当时，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主观地认为四川的农村就象一堆干柴，只要一遇火星，就会形成燎原之势。事实上，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虽已进入战略反攻，三大战役正在运筹之中，解放军主力并没有在大巴山北面，在那时也不可能进入四川，四川特别是重庆在抗战八年中，一直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局部地区仍是敌强我弱。搞小型的武装斗争，以小型游击战争，骚扰敌人，达到牵制敌人兵力，破坏国民党兵源粮源，是比较实际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华蓥山武装起义，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血的祭奠。1948年3月，川东临委刚把“虎南大”起义失败后转移到重庆的同志隐蔽下来，还来不及总结前两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重庆又发生了严重波及上下川东的《挺进报》事件。

    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相继被捕叛变。事件发生后，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在上川东各县部署应变，处理善后。但破坏不断扩大，上川东各县组织普遍暴露，难以隐蔽掩护。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拯之。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多要求拖上山，以策安全。8月，王璞在岳池罗渡乡召集上川东七、八工委干部会议，提出发动华蓥山起义计划。尽管会上有同志也认为：当前尚不具备发动大规模起义的条件。可是在当时情况下，也没有比起义更好的办法。经王璞说服，会议决定：在华蓥山区域的广安、岳池、武胜、合川、渠县发动联合起义，起义队伍统称“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因而从一定角度上来讲华蓥山武装起义，是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被迫发动的。

    华蓥山武装起义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他的历史功绩却不容抹杀。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实现了破坏国民党的兵源、粮源的目的。华蓥山起义时，中国革命正处于战略决战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战役在紧张的运筹之中，特别需要开辟第二战场，拖住国民党的部份兵力，以利正面战场的决战。华蓥山游击纵队的活动，对正面战场起到了支援的作用。华蓥暴动初起，官府并不在意，及见起义烈火由广安而武胜，而岳池、合川，势如燎原，这才如梦初醒。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惊呼“华蓥山区成了四川的盲肠”。不得不亲赴岳池坐镇指挥“清剿”。

    西南最高军事长官、重庆绥署主任朱绍良先后指派少将高参樊龄和内政部第2警察总队长彭斌出任“华蓥山区剿匪指挥部”指挥官，10月初，又加派第七编练部中将司令兼108军军长罗广文组成“川东北清剿指挥部”，以108军驻大竹，110军驻达县，加强辖区“剿匪”行动。这样华蓥山游击纵队拖住国民党两个主力军的兵力不能投入到前线，从而有利于我军在解放战场上展开全面反攻。

    历史不会忘记，华蓥山游击纵队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游击纵队政委王璞，一生为革命东奔西走，生活清贫，和左绍英结婚时，家徒四壁，寒冬腊月，连床被子都没有，还是彭咏梧送去一床被子，才渡过难关，但他却从不计较，一直为革命奔忙，将自己的青春、才华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巴蜀大地。他牺牲一月后，其妻子也被捕关进重庆渣滓洞监狱，在次年11月大屠杀中，连同遗腹子“监狱之花”一同被害。纵队七支队政委杨奚勤新婚3天，就告别妻子，走上起义战场，从此一去不返，终年29岁。游击队员徐永培、徐相应既是战友，又是叔侄。他们在敌人的清乡中不幸双双被捕，叔侄同关在敌军营部，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敌人在枪杀前夕，将他们游街示众，二人抓住最后机会，在刑车上大声向沿途围观群众演讲，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敌人吓得目瞪口呆，仓皇将他们杀害。

    历史更不忘记，华蓥山人民为革命所付出的巨大支持和牺牲。据有关资料，华蓥山起义前后，周围各县在敌人围剿、清乡中牺牲的游击队战士、人民群众即达400余人。捕送渣滓洞、白公馆杀害的达72人，除此之外，敌人还在合川设立了一座法西斯“感化”集中营，关押了数百男女。直到当地解放，这些人才获自由。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少人仍甘冒杀身之祸，奋起保护游击队战士。如观阁暴动后，游击队员龙天翰、肖幼芳等10余人，转移到邓小平同志老家协兴乡。小平同志之妹邓先芙、邓先蓉，马上禀报母亲夏培根老人。老人将他们掩护在家住了一月，每日茶饭供应。后派人带路，将他们送出敌军封锁线。

    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几十年后，我们重提这段历史，不应该纠缠于是是非非，功功过过，重要的是要记住那些英勇斗争和壮烈的牺牲精神，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川东三次武装起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历史不应忘记，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历史将永远记住，川东地下党屡扑屡起、前仆后继的英勇壮举，历史将永远记住，在中国革命斗争岁月里，川东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重庆华蓥山游击队司令员逝世享年89岁

2008年01月17日华龙网-重庆晨报

　　本报讯 4日中午,家住成都三倒拐街1号3单元5楼的陈伯纯老人捧着一本书,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研读。沉迷书中的老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这一睡,就永远没有醒来。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华蓥山游击纵队司令员,这位89岁高龄的传奇英雄,就这样捧着书本,走完了他89年的传奇人生。

　　陈伯纯逝世后,为缅怀这位合川人民敬重的老英雄,合川区委、区政府发去了唁电。

　　传奇人生

　　华蓥山游击队司令员

　　看过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的永生》的人,都知道解放前夕有一只威震敌胆的华蓥山游击队。而知道华蓥山游击队的一些人中,只晓得这支革命队伍的“司令”是一位会用双枪的老太婆。而华蓥山游击队的真正司令,是合川人陈伯纯。

　　陈伯纯,1919年出生于原合川县金子乡,原名陈明锽,曾用陈天露、周玉陶、陈仲良、张慧云等化名。1937年在武胜县读初中时,陈伯纯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张泽浩、谢志光、任志等同学组织“细流社”、“讯论社”等进步团体。1938年,考入成都天府中学读高中,后转南充中学,于1939年5月在学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下半年,因身份有所暴露,先后转移到南充与蓬溪交界的金凤小学、岳池县尚用小学教书。1941年,断绝家庭联系的他去到广安县,以私立小学教师的社会职业为掩护,担任党支部书记。1944年,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指派,回到老家金子沱作长期埋伏,建立“两面政权”,任合川县金子乡乡长。

　　1948年8月,中共川东临委举行华蓥山联合大起义,陈伯纯先后组织或参加了4个支队起义,特别是他从金子乡带出的第四支队堪称这次联合大起义的重要力量。起义中,他先后担任五支队二总队政委、四支队司令员和三、四、八支队合编的华蓥山游击纵队(即华蓥山游击队)司令员兼副政委,是当时武装起义中出色的领导人之一,国民党反动派登报通缉他,特务四处捉拿他,并多次悬赏要他的人头。

　　嗜书如命

　　家中满屋都是书

　　解放后,转移川南的陈伯纯先后担任泸州专署财委秘书、科长、经理,四川省计委综合处处长,四川省计委物价局副局长,四川省物价委员会研究室主任等职,1983年7月离休。

　　陈伯纯同时又是一位嗜书如命的“书虫”。原地下党老同志黄绍鹏说：“伯纯同志太爱看书了,他家满屋是书,藏书起码有1万册。”不论是解放前从事地下斗争,或是解放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陈伯纯除了工作之外,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以书为友。

　　黄绍鹏介绍,在成都三倒拐街陈伯纯家里,那间20平方米的书房里整整齐齐码着各类书籍,其中与书房相连的一个废弃厨房也被改造成了书房。在他睡的床上,约有1/4的地盘被书占据着。除此之外,阳台上、其它房间里也用纸箱陈放着书。

　　在笔者几次采访中,陈伯纯总是书不离手。每次采访结束之后,他总要以书相赠。目前在笔者手里,还保存着陈伯纯亲自签名赠送的两本书。一本是《血火铸丰碑——解放前夕中共川东、川康地下组织斗争纪实》,一本是《非常道——1840至1999的中国话语》。

　　深切怀念

　　“他是合川人民的骄傲”

　　合川区老干局介绍,根据陈伯纯生前的风格及亲属意见,陈伯纯同志的丧事从简,并于10日上午在成都北郊殡仪馆火化。

　　陈伯纯的逝世,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不少市民说：“陈伯纯是个堂堂正正的英雄,是我们合川人民的骄傲,合川人民永远怀念他！”

　　陈伯纯人生

　　-1919年出生于原合川县金子乡

　　-1939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回到老家金子沱作长期埋伏,建立“两面政权”,任合川县金子乡乡长

　　-1948年8月,中共川东临委举行华蓥山联合大起义,他先后组织或参加了4个支队起义。起义中,他先后担任五支队二总队政委、四支队司令员和三、四、八支队合编的华蓥山游击纵队(即华蓥山游击队)司令员兼副政委

　　-解放后,他先后任泸州专署财委秘书、科长、经理,四川省计委综合处处长,四川省计委物价局副局长,四川省物价委员会研究室主任

　　-1983年7月,离休

《红岩》背后惊心黑幕:大多地下党被中共整死

“双枪老太婆”家人爆家族悲惨遭遇

因革命小说《红岩》出名的华蓥山女游击队长“双枪老太婆”，其原型人物陈联诗，在中共上台后被驱逐出党，追随她加入中共革命的女儿女婿一家惨遭迫害。其外孙女林雪来到香港中文大学痛说家史，揭露中共革命的残酷真相。

据调查，一九四九年，四川有中共地下党员一万八千人，到一九六八年文革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县团级地下党员被打成右派和反党分子，成为社会贱民，仍留在中共党内的只有几百人。被送往劳改劳教的十之七八被整死饿死或病死。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已私下制定了一个处理地下党的十六字秘密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据动向杂志的报导，有别于《红岩》正统革命叙事虚构的伟大和崇高，林雪家族的革命史透视的是中共革命无情的残酷真相：当年怀抱理想主义投身革命的青年如何先是被革命利用，然后再被胜利了的革命政权抛弃和出卖。

已退休的新闻工作者，现从事民间历史写作的林雪女士，其家族中有八口人是中共川东地下党员，其中包括她的外婆陈联诗。这八位中共地下党员，有三人死在国民党时代。出生入死为共产党打江山侥幸活到革命成功这一天的另外五位家族成员(外婆陈联诗、父亲林向北、母亲廖宁君、舅父、及姑母和她第二任丈夫)，后来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陆续遭到整肃，家人受到牵连，饱受苦难，都没有好结果。林雪在中文大学的演讲题目是“我的父亲是右派”。

陈联诗出生书香望族

陈联诗出生于四川岳池县一个祖上曾出过翰林的书香望族，岳池县女师毕业，一九二三年与丈夫廖玉壁考进南京东南大学读书，和那个时代的很多激进的知识青年一样，受到革命热潮的感染，卷入了一九二五年国共两党合作发起的五卅运动。

廖玉壁加入中共后，一九二六年被共产党派遣带着妻子陈联诗回到家乡华蓥山脚下的四川岳池县，组织起一只中共武装，打游击反对军阀。陈联诗于国民党清共后的一九二八年加入共产党。丈夫廖玉壁一九三五年二月被杨森杀害后，杨联诗带领丈夫的手下组成四十人的双枪队活跃在华蓥山一带，继续干革命，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

陈联诗受过高等教育，容貌出众，多才多艺，能诗会画(晚年成为专业画家)，而且文武双全，有胆识，讲义气，成功周旋于当地三教九流人士之间，入过四川帮会组织袍哥，还考上过国民政府的县长。她为革命打游击、办军需、找经费、做生意、搞统战，无所不能。在当时女性地位不高的时代受到无数男性的仰慕，视她为侠女。四川著名军阀范绍增即很敬佩她，称她陈三姐(因她排行第三)。而当地民间则称她双枪陈三姐，年长后就成了双枪老太婆。

一九三五年出生盐商家庭的林雪祖父林佩尧和父亲林向北认识了陈联诗，父子两人对她崇拜不已，受其影响投靠了中共革命。林佩尧并因崇拜而生爱慕，对这位侠女一生倾心，至死不渝。因为陈联诗曾对她手下的游击队员立誓继承丈夫遗志及终身不再嫁人，两人不能结合，林佩尧遂让自己的儿子娶了陈联诗的女儿廖宁君，两人成为亲家。

中共建政后惨遭抛弃

虽然陈联诗一九二八年就加入共产党，丈夫为党牺牲，她自己为党出生入死，曾坐监八次，陪过杀场，但共产党上台两年后，就在三反运动中被她效忠的党以“立场不稳”“社会关系复杂”等口实“劝退出党”，被无情抛弃。心有不甘的双枪老太婆想回到党的怀抱中，生前不断向党写申请书要求恢复党籍，一共写了四十二封，直到她一九六○年郁郁寡欢去世前，还向党组织递了最后一封申请信，但党置之不理。

不过，好在陈联诗死在文革之前，避过了一场残酷的结局。被她带入中共革命的女儿女婿一家命运就很悲惨。女婿林向北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共，以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在川东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参加华蓥山的武装起义。但中共建政不久，林向北就先是在三反运动中被打成大老虎，被审查两个月。然后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从此掉入地狱，时年才三十九岁，正当壮年。

林向北晚年的回忆录讲，作为四川地下党员他的遭遇并非个案，他的地下党家人和战友绝大多数和他一样下场都非常悲惨。林向北的妹妹第二任丈夫也被打成右派。据他们在文革中的调查，一九四九年，四川有中共地下党员一万八千人，到一九六八年文革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县团级地下党员被打成右派和反党分子，成为社会贱民，仍留在中共党内的只有几百人。被送往劳改劳教的十之七八被整死饿死或病死。

林向北的回忆录说，华蓥山游击队甚至还不获承认，被指为土匪势力，许多游击队员和家属受到打击迫害，甚至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文革中，那部为中共革命历史唱赞歌的红色小说《红岩》被打成叛徒小说，作者之一罗广斌(地下党员)被迫害跳楼而死。

最初这些受迫害的中共地下党员以为，迫害他们只是四川当局排斥本地干部的土政策造成，是走资派李井泉整人心太黑。因此文革开始李井泉倒台，他们遂燃起翻案的希望，以为毛主席要为他们撑腰。于是起来造反，成立“华蓥游击战团”和“四川地下党问题联合调查小组”等造反组织，声称要争取第二次解放。

文革中江青一句话 地下党九死一生

谁知这次造反给自己招来更大的灾难。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江青接见四川造反派组织，说“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川东地下党叛徒太多，没一个好人”，还说四川有个由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组织的“三老会”很反动，要镇压。江青此番话，将四川地下党一网打尽，原来幸免于难的地下党员也因此遭到灭顶之灾。如曾担任过川东游击纵队司令的四川文史馆馆长刘孟伉，一直安然无事，这时也被打倒，拉出来残酷批斗致死。

出来造反希望翻案的更是祸上加祸。本来是右派的林向北和半右派的妻子廖宁君，又多了叛徒特务、为川东地下党翻案、为华蓥山游击队翻案、为地主、土匪的父母翻案、为右派翻案几顶反革命帽子。

林向北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夫妻被关进牛棚，“被挂上黑牌，天天游街揪斗，写不完的检查，做不完的交代，孩子遭受毒打，家里数次被抄⋯”，一九七五年五月，跟随母亲双枪老太婆和丈夫参加革命的廖宁君被折磨致死。

直到文革之后，林向北才知悉迫害四川地下党的就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他们后来的命运早在四川被“解放”的前夕已被内定。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已私下制定了一个处理地下党的十六字秘密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可怜当时双枪老太婆和她的革命儿女们尚蒙在鼓里，不知“革命”胜利之日，也就是他们利用价值归零，将开始被抛弃被整肃之日。

听到“十六字秘密方针”才醒悟

林雪在中文大学的演讲中说，父亲林向北被打成右派后，对共产党仍然是愚忠，劳改时曾躲在被盖里哭述他的委屈，到文革才开始醒悟，但真正的恍然大悟，是他首次听说到这个狰狞的十六字秘密方针，才知被革命者视如母亲的党如此阴险功利无情无义，自己一腔热血竟被玩权谋的党欺骗了。悲愤的林向北不禁脱口大骂：他妈的!

二十年的苦难为林老先生留下终身不渝的心灵创伤，和永远挥之不去的内在恐惧。对过去他本来不敢回忆，怕留下文字给自己再次招来灾祸，但后来读到马识途的回忆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受到鼓舞，在女儿的帮助下提笔回忆了自己的一生。

女儿林雪说。虽然如此，父亲仍然未能彻底突破心障，私下谈话大胆直白，但一到公众场所言谈就如另一个人，有明显的双重人格。被中共革命摧毁的不仅是他的人生，也是他的心灵。

近年中共又开始大举纪念华蓥山游击队，在华蓥山为双枪老太婆塑像，在陈联诗故乡为她和丈夫廖玉壁建墓立碑，重新打造红色传奇。但这一切证诸陈联诗和林向北的人生悲剧，实在是很大的讽刺。

（责编：林诗远）

《自由欧洲电台》非暴力革命的输出：从东欧到中东

Posted: 28 Jun 2011 10:36 AM PDT

核心提示："我们只是想试着让世界相信，实现变革的唯一正确途径是非暴力的，且有策略的抗争。"每一场起义都在本土成长，但非暴力的原则可以被传授，还有那些躲避催泪弹和网络审查的技巧。

原文：Exporting Nonviolent Revolution, From Eastern Europe To The Middle East
时间：2011年2月21日
作者：Courtney Brooks, Milos Teodorovic

本文由"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图：在推翻米洛舍维奇的过程中，Otpor（抵抗）组织使用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幽默的形式嘲讽当局以赢得公众的支持。译注：图中女孩手拿的标语是模仿Facebook上加好友时弹出的问题，上写：如果你认识阿拉伯独裁者穆巴拉克，可以送一个私人消息给他吗？】

斯尔贾・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有一个梦想：有这样一个地方，在这儿政治变革是通过非暴力斗争实现的。

他最初是一位民主活动人士，在他的祖国塞尔维亚组建了Otpor（抵抗）组织。而正是这个组织领导了十年前推翻独裁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抗议运动。

随后，波波维奇开始输出自己的非暴力战术，帮助训练来自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活动人士，而这些活动人士后来领导了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和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

而现在，波波维奇开始部署他的新组织，Canvas。这次，他走得更远——向最近推翻了埃及和突尼斯专制政权的民主活动人士提供帮助。

波波维奇说，"我们只是想试着让世界相信，实现变革的唯一正确途径是非暴力的，且有策略的抗争。"

"我认为，这些天我们在整个中东地区抗议中看到的那些世俗化（译注①）的年轻人是这一地区的新面孔。我愿意相信，他们足够强大，也足够聪明，能打败极端主义，包括伊斯兰极端主义。"

类似Canvas等组织的工作和不断涌现的社交网站，如脸书和推特，还有正在出现的一代网络青年（他们也越来越不受影响）结合起来，创造出的完美风暴，威胁到了从欧洲到北非，再到中东的独裁政权。

传授非暴力

波波维奇说，Canvas成立于2003年，已经培训过来自37国家，包括津巴布韦、北韩、白俄罗斯和伊朗的异见人士。关于他的组织是否培训过例如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的这些现在正在举行抗议，试图推翻专制政府的活动人士，他说除非活动人士们自己说出来，他自己不能透露这个信息。

波波维奇的思想体系，同时也是Canvas的思想体系，受到了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基恩・夏普等人的思想影响。美国人基恩・夏普写了几本关于非暴力斗争的书，包括著名的《从独裁到民主》。（见此篇）

2009年夏末，Canvas和其它几个非政府组织合作，把约20名埃及活动人士带到了贝尔格莱德，进行了关于促进埃及变革的为期一周的战术培训。这当中的一些人有后来成立领导最近反政府抗议的四六运动的创始人。

佩塔尔・米利塞维奇（Petar Milicevic）是非政府组织欧洲没有选择的创立者，他也帮助进行了培训。他说，他和埃及人谈论组织运动和激发年轻人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来实现这两个目标。

"在抗议的过程中，我每天都和在埃及的朋友联系。他们在此期间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米利塞维奇说。

"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其它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也筹集了一些救援资金，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他们说】我们只想让世界都知道，这是我们埃及公民的革命，不是其它什么伊斯兰革命或者政变。"

笑对监牢

在推翻米洛舍维奇的过程中，Otpor使用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幽默的形式嘲讽当局以赢得公众的支持。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他们把一个有米洛舍维奇画像的油桶滚下街道，旁边的人轮流用棒球棒敲击油桶。活动人士们经常受到逮捕和殴打，但是据报道，他们很少在监狱里过夜。

【图：示威不是请客吃饭】

但是在培训那些来自诸如埃及、伊朗和白俄罗斯的异见者的时候，Canvas也认识到，自己正在培训的这些活动人士将来可能会因他们的抗议活动而被关进监牢。

格鲁吉亚人妮妮（Nini Gogoberidze）参加了2003年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她现在是Canvas的一名培训师，主要同伊朗的异见人士合作。她说，每种抗争都不相同，各个政权对付异见者时使用暴力的程度也不同，而这正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异。

"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我怀疑是安全部队，甚至是武装部队发起了街道上最初的流血冲突。但是我很确信，这样的情况不会出现在伊朗或者任何其它暴力的政权，"妮妮说。"使用暴力的程度差异将各个国家的斗争区分开来。"

她认为培训就象"头脑风暴"，活动人士以他们自己的创造力来发展对抗其政府镇压的办法。

"没有人比当地人更清楚如何发起动员，你明白我的意思。而这也是非暴力斗争的主要思想，"她说。你不能输出斗争，我不会【派】10个人，塞尔维亚人、格鲁吉亚人、或者乌克兰人去其它国家制造一场革命。革命完全是一件由本土催生和在本土成长的事。"

'斗争必须在本土成长'

2007年，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的主席杰克・杜瓦尔（Jack DuVall）也在埃及举办了一场为期一周的关于非暴力抗争的教育研讨会。他强调说，外国机构不能去"培训"如何在某个特定国家对抗镇压——而应该提供一个非暴力对抗的模板。

【图：2000年3月，Otpor的成员站在一个由报纸做成的笼子里，抗议塞尔维亚政府对独立媒体的压制。】

"外人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向那些想参加民众抵抗的某个国家的人提供行动建议，"杜瓦尔说。"能讲授的只是这种斗争形式的概念和普遍实质；但是最终还是要那个国家的人自己去实践。而那些人都是担着风险的。"

83岁的基恩・夏普，被称作非暴力抵抗战略界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  译注②）。他认为埃及人的革命"非常勇敢。"他说，他很高兴自己的作品对埃及人有用，但是所有的荣誉应属于埃及人自己。

"如果人们不再害怕，那么独裁者就有大麻烦了。而且他们也做到了，把非暴力的原则保持在一个了不起的水平——不是完美的，但是是一个了不起的水平——甚至是在他们遭受攻击的时候。"基恩・夏普说（点此查看访谈全文）。

"有些人总是说，也许人们对使用暴力更有兴趣，但是埃及人却一直在说，和平，和平，和平。而这一切在示威的规模超过一百万的人的时候仍能被保持住，这实在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也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不幸的原因各不相同

通过口耳相传和社交媒体，Canvas的讲义中北非和中东地区广泛流传。

巴尔的摩县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Zeynep Tufekci说， 团结起来的消息和实用的知识——从如何处理催泪瓦斯到如何逃避网络审查——在突尼斯，埃及和其它处于政治动乱中的国家之间流传。

"这真是一场非常完整的运动，即使这些起义都非常有民族性，也非常有组织，"Tufekci说。"他们不仅受到外界的启发；也因他们自己的痛苦而受到激励，但是关于革命的技术方面的考则则受到了其它地方的启发。"

格鲁吉亚的活动人士Gogoberidze说，她所培训的伊朗人没有一个来自像绿色运动这样的正式的活动人士组织。她说，她教授过家庭主妇，学生，还有记者，告诉他们如何参与非暴力斗争。

我问她，Canvas是怎么同这些人联系的，她的回答很简单，"是他们找到了我们。"

欧洲自由电台/解放电台巴尔干事务处的斯洛博丹 科斯蒂奇（Slobodan Kostic）和艾娜 斯特瓦诺维奇（Ena Stevanovic），还有欧洲自由电台/解放电台格鲁吉亚事务处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译注① 这里的世俗化是"宗教化"的反意，为防中文中的语义外延差异引起误会，特此说明。

译注②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1年－1831年），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曾著《战争论》

社会边缘的红色：秘鲁”光辉道路”的余晖

    文/黄泓翔

图：光辉道路成员艾迪丝·拉格斯在1980年面对媒体

1980年代，因秘鲁社会矛盾激化尤其是首都利马以外的民众被边缘化，毛派共产主义武装“光辉道路”兴起并与政府军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内战。这场动乱导致了69000人死亡。据对此进行调查的“真相委员会”称，尽管光辉道路造成了其中半数，同样滥伤无辜的政府军警也要对三分之一的死亡负责。今天，光辉道路已经被国际社会定义为恐怖组织，而它最后的党徒也沦为丛林里的小撮毒枭。但是，共产主义的信仰在秘鲁并没有彻底消失。——题注 

“他们太年轻，不知道历史。”利马一个旅店老板里卡多尝试解释为什么“穆法德”组织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年轻支持者。

穆法德（MOVADEF，“宽恕与基本权利运动”）被认为是秘鲁武装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的政治左右臂，持激进左派信仰，一直在主张释放1992年起坐牢至今的光辉道路领导人古兹曼。在他们看来，光辉道路进行的爆炸与暗杀并不是恐怖活动，而是一场呼唤全民真正平等、不得不通过武装斗争来实现的革命。 

当然里卡多和大多数秘鲁人并不这么认为—对里卡多而言，十年前发生在他家附近的炸弹袭击仍然是一段挥之不去的心理创伤。

据穆法德首席律师马努埃·法赫德称，该组织现在拥有秘鲁15%人口的支持，有4000名注册成员。其中，60%的成员是学生。

红色学生

光辉道路的最早支持者便有大量的青年学生。

1982年9月2日，刚刚19岁的少女艾迪丝·拉格斯在阿雅可查一场光辉道路与军警的冲突中死亡。在这个光辉道路的发源小镇，上万人参加了她的葬礼，抗议政府、军警对人民的暴行。

在秘鲁的国家历史博物馆，艾迪丝17岁面对媒体的照片被陈列着。她姣美而稚嫩的面庞里充满着坚毅和肃穆。那时，她已经是光辉道路的最年轻骨干成员之一。面对严重的农村边缘化及政府腐败失职，她参加了这场旨在实现社会正义的运动。

今天，学生仍然是参与这场红色运动的主体。

“我们是私立大学，学生多是来自上层社会，所以穆法德在这里没有支持者。但是我知道在公立大学如圣马可斯大学，穆法德有很大的学生基础。那些人被称为‘红色学生’。”在利马圣马丁大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管理人员对笔者说。

“光辉道路和穆法德现在都是敏感词，尤其是学校，因为现在他们在开除他们的支持者。”马莉，一名利马的新闻工作者告诉笔者。

据马努埃承认，圣马可斯大学，这所他的母校现在有一百名左右的穆法德支持者。

这所南美洲历史悠久的名校有多年学生运动的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的学生运动在秘鲁内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军警曾多次进入这片校园并逮捕怀疑为光辉道路恐怖分子的学生，导致了众多死亡与“强迫失踪”。1988年，当冲突激烈时，军警对圣马可斯大学示威的大学生开枪。赫南·波佐·巴里安妥思，一名社会科学部的学生在此中死去。

“在社会科学部，人类科学部和法学部，现在都有着穆法德的学生成员。你无法轻易辨认出他们，除非你听到他们的政治讨论。”安东尼，移民圣马可斯大学社会科学部的教授说。据他描述，穆法德的学生成员在学校里活动非常隐秘，经常在厕所之类的地方签署文书等。

“那些人会在经过你时突然塞给你传单。”阿隆·曼迪奥拉是圣马可斯大学的四年级学生。他声称自己并不认识任何穆法德的成员，但是听说过他们的结社方式。“他们通过个人关系吸纳成员，尤其是来自安第斯山脉的学生。”据阿隆描述，之前穆法德社团在学校里也曾经高调过，然而，随着三个月前三名成员被学校开除，这个社团又再次把自己藏了起来。

“这是一个何其愚蠢的做法。那些学生很多来自并不富裕的家庭所以才对社会上层充满了怨恨，如果他们毕业了进入工作，便自然会脱离这种组织。然而，随着被开除，他们离中产阶级社会离得更远了。”在阿隆看来，用这种方式限制学生的思想，并因为一些思想而开除来此求学的学生，是既不正确也不理智的。

无独有偶，“秘鲁今日”网站的一篇专栏也指出过，这种高压政策不仅相当于把穆法德的活动逼向地下，而且还把这个组织塑造成一个“受政府迫害者”，让它更容易受到愤世嫉俗年轻人的欢迎。

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对光辉道路“恐怖主义”的谴责便失去了效果。

“在一场战争中，政府当权派的舆论宣传战争不是很可以理解吗？”马努埃说。

高压对恐怖

由于穆法德势力近年来的活跃，秘鲁政府决定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它试图注册为正式政治政党的申请被驳回之外，总统胡马拉正在提议实施一项严格的新法律：对任何“否认，最小化或者提供解释”光辉道路罪行的个人实现四到八年的监禁。

“这让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恐怖分子狩猎’。”伊斯潘拉兹是一名利马的中年妇女。对于一些年纪大的秘鲁人尤其是农村居民而言，秘鲁政府公开表明旨在“检查思想”的法律与九十年代的“恐怖分子狩猎”如出一辙。在那一次对光辉道路的镇压运动中，成千的无辜者被指责为与光辉道路有关或支持他们，因而受到监禁、折磨，其中死者不计其数。

“那个年代，对光辉道路的强硬手段被认为是必须的。”在国家历史博物馆关于那段历史的纪录片中这么说道。

对恐怖主义的强硬应对在九十年代的秘鲁便已经带来过道德困境。早在1990年一份提供给美国国防部的研究中，学者哥顿麦克康密便指出了秘鲁政府的两难抉择：如果对席卷全国的光辉道路进行宽容，那么秘鲁的政权便岌岌可危；如果对获得一定民心支持的光辉道路进行镇压，那么它本身在动摇的执政合法性便更加被削弱。

秘鲁政府最终决定了采取后者。它通过了一部较之前广泛的反恐怖主义法，对任何有意支持或者协助“恐怖分子”的人或组织施以严厉惩罚。这部法律为他们武力清除游击队奠定了基础。“它被证明是一个逐渐受困的政权绝望的举措。”麦克康密说。

这种强硬手段确实是有效的。1992年，光辉道路的首领古兹曼在利马被逮捕，而他的组织也迅速陨落，从当时席卷秘鲁的红色武装沦落成今天在丛林里与毒贩勾结的一小撮武装力量。

也许因为这段历史，直到今天，对恐怖主义的强硬态度在秘鲁仍然盛行。

秘鲁驻阿根廷大使尼古拉斯·林奇在2012年11月在公众舆论中被迫辞职，其原因是他接见了在阿根廷向他请愿的穆法德成员。尼古拉斯对公众予他的指责很不服气：“穆法德的人们来了，我允许他们进来，坐下来听他们讲他们的想法和愿望。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大使馆是所有秘鲁人的家。”

在尼古拉斯眼里，他的做法是一种很开明的态度，而会面本身并不说明他支持穆法德的任何主张。

只是秘鲁人不能接受他的“开明”。

“光辉道路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任何支持者都应该进监狱。”奥拓拉是一名纽约的秘鲁移民。五十岁的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光辉道路的任何危害，但是他根深蒂固地相信光辉道路是一个罪不可恕的组织，并且不能允许任何人替它辩护。

“同情光辉道路和穆法德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诶，他们一定是罪犯吧，所以都在监狱里。”玛丽安娜是一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秘鲁留学生。

边缘的声音，边缘化的声音

穆法德组织位于利马郊区一个破落的小巷里，只占据一幢三层楼房的二楼，并且没有任何标识。这个社区在利马的富人看来，其治安不好和贫穷是闻名的。

“穆法德？是我们楼上那个政党吗？”穆法德组织的楼下是一户看上去并不富裕的普通人家。在他们看来，穆法德只是一家普通的政治组织。他们和穆法德的成员并没有多少来往，也对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看法—和绝大多数秘鲁的上层阶级不同。“我只知道他们白天经常去大学，晚上才在。”那户人家的一个大妈对笔者说。 

“我们的组织是社会底层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努埃说过社会底层民众构成了他们占15%人口的支持者。这个说法并不一定是空穴来风。只是在秘鲁的主流社会中，那些人的声音并不是容易听见的。

“我一次搭便车时见过一个支持穆法德的人，那个人听着秘鲁的红歌，对着我抱怨政府有多不好和他们有多好。但是我当时心里在想的只有怎么跳车。”索菲亚是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员工，在她友人位于利马富人区的洋房露台上，她对笔者讲起那段对她而言心惊肉跳的经历。“他说要保持联系还给我名片，我一跟他分开便把那名片扔了，谁愿意跟他们这些人来往！” 

像索菲亚这样的人是秘鲁的多数。在笔者采访的数十个秘鲁人中，只有阿隆表述了理解穆法德成员的必要。

“那些安第斯地区来的学生很可能见过被称为‘恐怖分子’的好人。”根据阿隆描述，来自安第斯山区的学生们在二十年前很可能有亲人在那场对于光辉道路的镇压中被作为恐怖分子逮捕甚至是处决了的。因而，在他们的记忆中，没有光辉道路的恐怖，只有政府军的残暴。这样的状况下，他们如何还会相信媒体和“社会主流”对于光辉道路和穆法德的一边倒谴责呢？

“穆法德是恐怖组织？我们的政府和那些上层权贵才是！看看利马，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奥兰多是一名利马边缘社区的居民，也是穆法德的支持者之一。抚养着两个孩子的他，每个月只有打工得来的750索尔，接近于秘鲁最低工资。在他看来，秘鲁经济发展的好处丝毫没有落到他这样的底层贫民那里，而光辉道路及其背后的共产主义理想便是打破这个社会现状的希望。他真诚地盼望着古兹曼能够出狱，能够用革命改变这个国家的分配不均。

“作为一个文盲和赤贫者，我不抱怨自己的贫穷，但是我会全力战斗，从而让我的孩子进入社会里的上流社会。”奥兰多说。

“如果他们能够争取到对现总统胡马拉失望的人们，穆法德会变得极具威胁。”共扎罗是秘鲁的社会学大学教授，也是光辉道路运动的主要研究者之一。他指出，随着本来倡导解决分配不均问题的胡马拉在上台后逐渐右转并拥抱外国投资和“自由市场”，秘鲁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成为了穆法德组织抬头的重要契机。

发于利马，秘鲁

历史何以如此不同：对秘鲁光辉道路和萨尔瓦多法解阵历史演变的比较分析

历史何以如此不同：对秘鲁光辉道路和萨尔瓦多法解阵历史演变的比较分析
        
                           拉美政治研究生    郭存海
        
        秘鲁的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SL）和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arabundo Marti Liberation Front：FMLN以下简称“法解阵”）都是在1980年发动武装斗争的游击队组织。1980—1992年的12年里，这两支游击队对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几近夺取政权，上台执政。法解阵在1980—1981年和1989年发动的两次总攻势几乎每次都给萨尔瓦多政府以毁灭性的打击；而光辉道路在1991—1992年也曾将武装斗争的浪潮席卷全国，使当时的藤森政府几成瓦解之势。然而岁月沧桑，也正是在1992年，声势日增的光辉道路局势陡转，其创始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和最高领导层几乎被一网打尽。在另一个12年里该组织虽依然开展活动但其规模和政治影响力却早已江河日下，光辉不再。同时该组织也因其所主张的激进的暴力斗争和实施的恐怖、爆炸暗杀活动而两次登上美国所颁布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黑名单。与光辉道路相反，法解阵在这两个12年里却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演变过程。1992年，法解阵在进行了近十年武装斗争后逐渐转向寻求和解与和平，并最终与政府签订全面和平协议。

此后的12年，法解阵从一支游击队组织改造成为一个政党，积极参与议会政治选举，努力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尤其在2004年3月的总统大选中，虽然由于美国的干涉和恐吓政策使呼声最高的法解阵候选人沙菲克·安达尔在第一轮选举中以微弱劣势被淘汰出局，但法解阵在萨尔瓦多国会依然占有多数席位，成为该国最大、也是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反对党，在21世纪初拉丁美洲左派重新崛起的趋势下，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几乎在同一时间、同样采取武装斗争策略的两支武装组织却经历了不同的演进过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支组织的历史演变的比较分析，揭示出在时代主题已经由战争和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反映社会底层民群呼声的左派力量如何做到与时俱进，在改革和稳定的框架内提出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主张、适宜政策和策略，从而以更现实和更有效的方式推动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
        20世纪80年代初，几乎同时发动武装斗争的秘鲁光辉道路（SL）和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从同样的历史起点出发经历了迥异的发展道路、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究竟是为什么？或许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光辉道路和法解阵发动武装斗争的起因、两支组织自身的特点以及影响其发展的外部因素等三大方面的比较分析来找到答案。
        
        一    发动武装暴动的起因
        
        光辉道路与法解阵发动武装暴动的时间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当时的时代主题是斗争和革命，他们发动武装暴动的根本性原因却不完全相同。对光辉道路来说，其决定性推动力量是经济因素，可以说是“穷则思变”；而对法解阵来说，其决定性推动力量则是政治因素，可以说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与经济因素相比，政治因素对光辉道路发动武装暴动的影响显然是比较次要的。因为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秘鲁的选举政治和民主发展虽然受军人干预政治的影响而一度中断，但在大部分时间里，秘鲁的政治民主和多元化都较其拉美他国家更胜一筹。即使在军人执政的12年里，开放党禁，允许政党活动以及立宪议会选举也都得到了实施。更重要的是，也正是在1980年结束军人统治后的第一次民主选举的前夕，光辉道路为抵制这次选举而采取了暴力行动。所以说，把政治压制作为促使光辉道路发动武装暴动的因素显然不足为道。而在经济方面则不然，秘鲁除了在独立以后有过短暂的鸟粪繁荣之外，经济一直停滞不前。

        到了60—70年代，经济的倒退速度竟比增长速度还要快。1977年和1978年GDP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物价上涨了近4倍，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占经济自立人口的比重由36%上升到53.8%，造成一半左右的工厂停业或倒闭，2/3的工人失业，[ 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下卷，商务印书馆，2001，北京，第493页]而政府实施的土地改革也没有得到彻底落实，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民受益，农村的恶劣情势没有得到改观，社会问题依然严重。这种日益恶化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在安第斯山区表现得更为突出。那里是土著印第安人的主要聚居地，不仅生存条件恶劣，经济不发达，而且交通极为不便，使得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历史上的殖民掠夺和屠杀遗留下来的民族情结在贫穷压顶的环境下也更容易接受武装斗争组织者的宣传与鼓动。

        而萨尔瓦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受军人独裁专制统治，人民生活在极端压抑的政治环境下。虽然在军人统治期间，军政府实行过一定程度的政治开放，承认1960年成立、鼓吹“第三条道路”的萨尔瓦多基督教民主党（PDC）并允许其参加选举竞争，但这种允许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会和地方政府的做法是以官方党能够继续控制选举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当以基督教民主党为首的全国反对派联盟在1972年和1977年有望取得大选胜利而威胁到官方党的政治命运时，军政府便采取了政治欺诈和残酷镇压的手段，继续维持军人的独裁政治。结果使具有改良主义政党的合法政治诉求通道被堵塞，各派政治力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了由改良主义转向武装斗争的抉择。相比之下，经济因素在推动法解阵发动武装起义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二战后，萨尔瓦多在美国支持下积极推行中美洲一体化政策，鼓励私人和外国投资，从中获益良多。从1960—1970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1%，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4.5%上升到18.3%。[李春晖等：《拉丁美洲史稿》下卷，商务印书馆 2001 北京，P181]1950—1980年间，GDP从3.796亿美元上升到15.26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为5.2%，同期的人均GDP也从185美元增加到289美元。[ 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美史》第7券，第268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不同的历史背景对法解阵和光辉道路在斗争方式的选择上具有影响作用，是推动两个组织最终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光辉道路起因于经济因素，而经济因素却是一个历史的、需要长期努力而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的贫困和难以改善的生活环境促使光辉道路在武装斗争和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坚持不懈，然而，长期内战和大规模暴力活动又破坏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安定和稳定基础，从而使经济问题不但不能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这样，光辉道路最终陷入了自己制造的恶性循环的泥沼。起初为生计所迫而追随光辉道路的人们也被卷进了一场巨大的暴力旋涡中而得不到真正的救助。其结果是，从光辉道路最初的斗争中得到过实际利益的支持者对该组织的支持越来越少，光辉道路不可避免地走向覆灭之路。与诱发光辉道路武装斗争的经济因素不同，合法的政治诉求通道被堵塞成为法解阵发动武装起义的主导因素。由于民主政治问题的解决与国内政治的改善和国际环境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一旦条件成熟，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80年代末，一方面，当时刚就任的克里斯蒂亚尼总统受到国内日渐高涨的和平呼声压力，提出了政治解决国内冲突的口号；另一方面正在实行向全球输出民主政策的美国政府也对政府和法解阵施加压力，促使双方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从1989年开始，法解阵与政府重开谈判并于1992年1月签署《最终和平协议》，历时12年的内战至此结束，而法解阵从此走了议会斗争道路。

        
        二    民众基础、领导体制与斗争策略

        
        光辉道路和法解阵虽然都以武装斗争起家，都曾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拥护，但他们在民众基础、组织结构和斗争策略上也存在诸多差异。


        （一）民众基础。


        与工农民众结合程度上的差异，对光辉道路和法解阵不同的演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光辉道路发源于安第斯山脉的阿亚库乔地区，主要以青年学生和古柯种植农为力量基础。其最初的发展对象以大学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为主，后日益扩展到印第安古柯农民，而工人从来没有成为光辉道路的重要支持力量。秘鲁政府在60—70年代进行的教育改革，虽然增加了民众受教育的机会，然而严重的经济困难造成许多学生无业可就，从而堵塞了把教育作为通向主流社会的通道。结果使得这些愤世嫉俗、就业无门青年学生更加倾向于激进和根本性的结构性改革，他们纷纷参加游击队以暴力手段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同时秘鲁社会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种族、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和地理的分野：白种的克里奥尔人生活在首都利马，混血的梅斯蒂索人居住在沿海城市，土著印第安人则被遗弃在安第斯山区。安第斯山区的丘陵和多山的地形阻碍着安第斯高原省和首都利马以及其他沿海城市的经济交流。这种高原省作为“外围”与首都利马作为“中心”的历史的自然的政治经济权利分割，使安第斯地区的居民长期处于被边缘化、被排斥在国家权力和公益服务之外的境地。土地问题是印第安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但秘鲁两届军政府（1968—1980）的土地改革仅仅使沿海地区的农民获益，而在安第斯中南部山区却成效甚微，印第安人依然面临着严重的生计危机，解决生计问题成为印第安农民追随光辉道路的主要原因。

     这种民众基础构成特点使光辉道路的主要活动范围局限在安第斯地区的农村，而居住在沿海城市和首都利马的民众并不支持光辉道路的武装斗争，这是因为两个区域的民众生活水准相对较高，即使生活在城市外围的贫民窟民众也主要是因为躲避光辉道路和政府军的交战而逃出来的，他们并不大赞同光辉道路所持的主张。因而当光辉道路的武装活动转移到沿海城市和首都利马之后，其所实施的断电、破坏公共设施等暴力活动遭到了诸多民众的反对。与此同时，藤森政府也改变了此前对古柯种植农的武力清洗政策，实行引导和救助并举的方针，并宣布民间半自卫组织—朗达合法化，从而有效地切断了民众对光辉道路的支持。因此，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该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古斯曼开始不切实际地实施其计划中的第四和第五阶段即“农村包围城市”阶段时，光辉道路大限将至已经是不远的现实了。毕竟斗争的目标转移到沿海城市和首都利马并没有伴随着支持力量的同步转移，这种战略转向和民众基础的异位现象预示着光辉道路在1991—1992年在首都利马发动的凌厉攻势也不过是其最终覆灭之前的“回光返照”罢了。


        与光辉道路不同的是，法解阵最重要的基础力量一直是农民和工人，并得到了萨尔瓦多大中学生、进步人士以及激进的罗马天主教牧师的广泛支持，因此可以说法解阵是一个有着坚实支持力量的广泛的联合阵线。广泛而强大的民众基础不仅增强了法解阵武装斗争的军事后备力量，使法解阵无论在1984年武装斗争受挫而被迫转入农村游击战，还是1989年在首都掀起第二次总攻势，都能得到有力的群众支持；而且增加了法解阵以后在政治谈判及政治选举中的砝码和分量。


        (二)领导体制。


        与法解阵松散的集体领导体制不同，光辉道路高度集权的个人领导体制往往导致重大战略决策上的独断专行。光辉道路一开始就实行高度集权的个人领导体制和严酷的铁血纪律，建立了一整套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垂直管理制度,推行从地方到大区再到全国的波浪式的发展战略。古斯曼是最高领导人，其下设有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区域指挥官、游击小分队。这种高度极权、专制的领导体制造成民主决策的缺失，其结果是，尽管90年代以后世界已进入和平和发展的新阶段, 停止暴力、实现和平已成为广大民众的共同心愿，但古斯曼偏执、僵化的思想不能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不能得到及时纠正。武装斗争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而是更沉重的灾难。

        法解阵则是一个松散的、由多个组织组成的联合体，[① 1980年10月由四支游击队组织萨尔瓦多人民解放军、全国抵抗武装力量、人民革命军、中美洲劳工革命党和萨尔瓦多共产党组成的革命联合阵线。后法解阵又与革命民主阵线（FDR）共同组成革命联盟（FMLN-PDR）。参见 Elliott Abrams（1992）；An American Victory；National Review；New York: Vol.44, Iss.2.]①各个组织往往主张不一，利益冲突，没有人处于绝对权威地位，也因此而缺乏有效的协调和统一。然而，也正是因这种松散联合的性质所造成的力量均势和权力制约，使其在重大问题和战略转向的决策方面更容易选择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达成妥协。因此，当民众和平的呼声渐高而条件又适合时，法解阵便对政治解决表现出积极的姿态。

        （三）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方面。


        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的不同也影响着两支组织的最后政治归宿。光辉道路坚持，武装斗争是最彻底也是惟一可行的道路，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捣毁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才能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门，恢复印加帝国时期的原始集体农业制度；认为，秘鲁社会存在着三座要推翻的大山（即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反抗帝国主义、推翻官僚资本主义和进行土地再分配是光辉道路的历史使命。[②李春晖等：《拉丁美洲史稿》下卷，商务印书馆 2001 北京，P183]②同时，光辉道路主张彻底的革命只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光辉道路来领导、发动和组织，认为劳工社会运动组织、左派党以及苏联、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纯粹的共产主义者，指责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而拒绝与他们建立联盟，协调行动。古斯曼将光辉道路的武装革命划分为五个阶段：1.广泛动员和宣传阶段（1970—1980）；2. 开展破坏和军事行动阶段（1982年起）； 3.普遍的暴力和游击战阶段（1984年开始）4.开拓并占领根据地阶段；5.转向城市斗争（切断城市供应引发城市危机和政府内部恐慌，促使国家全面崩溃）。[② http://168.96.200.17/ar/libros/lasa98/Dreyfus.pdf]②这种一直视暴力为主要手段的斗争策略在高度集权的个人领导体制下很难做出任何重大转变，而且其坚决推翻秘鲁现政权的要求也使得任何政治解决之道都成为不可能，其结果只能使光辉道路走上不归之路。


        法解阵由于其武装斗争乃被迫之举，而且其政治诉求也主要是要求对萨尔瓦多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因此该组织并不将恐怖作为主要策略，法解阵的政治领导人也从未彻底放弃选举道路或完全信奉通过暴力获得国家政权，更倾向于采取非暴力的集体行动来迫使政府厉行改革。该组织提出的革命纲领包括：实行政治多元化，组成国有主要经济部门和私有农业企业、合作农业企业以及零售商业相结合而成的混合经济，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等。与古斯曼排斥其他左派组织和社会运动组织不同，法拉本多不仅注意和本国的中左力量联合，而且广泛获取苏联、古巴以及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由于法解阵各派领导人均来于首都，有全球和国家意识，受各种左派思潮的影响并能积极予以吸纳，因而在大的方针战略上具有全球眼光并能积极谋求古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

        
        三   外部影响因素

        
        外部的影响因素对于推动法解阵和光辉道路的演变结果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法解阵的历史演变过程主要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从武装斗争爆发伊始，它就成了美苏冷战链条上的一环，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双重影响。从社会主义方面来看，法解阵的武装斗争不仅受到尼加拉瓜革命胜利的鼓舞而且得到桑地诺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同时还从苏联、古巴得到了政治和军事援助。80年代晚期，戈尔巴乔夫搬出了“外交新思维”，与美国签署了《双零点方案》，承认拉美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并于1989年初停止向尼加拉瓜桑蒂诺政府提供援助。这一姿态向法解阵敲响了警钟，最终导致法解阵因为失去外援而与政府军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并在此压力之下不得不重新思考和谈问题。法解阵的战略方针发生了由社会主义革命向多元化民主的转变，同意放弃武装夺取政权和厉行激进的经济改革的主张，放弃在参加未来的选举之前权力分享的要求并接受大赦和现行宪法。

      法解阵的这一转变化解了政治僵局，为和平解决冲突打下了基础。而克里斯蒂亚尼总统也吸取基督教民主党的前车之鉴，放弃了传统的政治压制和暴力镇压政策。从资本主义方面来看，美国在萨尔瓦多的国家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样也成为影响法解阵历史演变的重要因素。作为萨尔瓦多的主要投资国，美国垄断资本在萨尔瓦多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中美洲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美国唯恐萨尔瓦多成为第二个尼加拉瓜，就向萨尔瓦多右翼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美国政府大力宣扬“历史终结论”同时积极向外输出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念，在东欧和拉美塑造民主的橱窗。基于此，美国向萨尔瓦多政府和法解阵双方施加压力，对政府以停止援助相威胁，对法解阵则实施恐吓政策，最终在美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主导下双方签署和平协议，结束内战。


        光辉道路基本上没有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或影响微乎其微。这是因为，一方面，光辉道路本身发端于闭塞、孤立的崇山峻岭之间，与外部很少发生联系，而且其武装斗争的主张因脱离了国际共产主义主流而没有得到其他共产党国家的认可。另一方面，对法解阵产生极大影响的美国因素也几乎没有在光辉道路身上产生什么影响。首先，由于光辉道路本身的战略思想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分歧，美国并不太重视光辉道路的发展。其次80年代人民党政府执政时期，加西亚总统推行的限制美资和国有化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造成秘美关系紧张。即使1984年美国政府基于扫毒战争的需要而改善秘美关系之后，美国也只关心反毒而不热心于支持秘鲁政府的反游击政策。甚至当1992年秘鲁政府在光辉道路的恐怖袭击下已处于风雨飘摇时，克林顿政府还以藤森总统的“自我政变”为由指责秘鲁民主的倒退，并暂时取消了对秘鲁的经济援助。因此，光辉道路所受的外部影响不大。但也正是光辉道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缺乏，限制了光辉道路领导层的政治视野，导致光辉道路不能及时根据国家的发展趋势、民心向背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调整斗争策略，选择可行的斗争方式。


        另外还须提到的一点是，1981年8月墨西哥和法国政府宣布给予法解阵以外交支持，承认法解阵是一支有代表性的合法的政治力量，而光辉道路则由于其所持的激进立场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承认和支持。
        
        四    结束语


        通过对影响光辉道路和法解阵演变的内外部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的引发因素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光辉道路的历史发展具有内敛性，可以说内部因素在光辉道路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正是这种内部因素导致了光辉道路的最终崩溃。首先，光辉道路长期进行暴力活动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其领导层也主要生活在农村而与外部世界绝缘，这种地域狭隘性不仅使整个组织的发展受到严受限，而且使整个领导层缺乏国家和全球意识，最终导致光辉道路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陷入严重的孤立。其次，该组织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80年代中后期，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时代的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新的时代要求重新审视解决矛盾的方式，正确认识新的时代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新内容。而古斯曼及其领导的光辉道路却固步自封，多次拒绝加西亚政府提出的和谈要求，仍然固执的采取暴力革命、武装夺权的极端策略，这种政治上的僵化不仅违背广大人民要求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美好愿望，而且为国际社会所不齿，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不和谐之音。最后，光辉道路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实行高度集权的垂直领导体制，奉行个人主义和领袖崇拜，崇尚极端暴力。其对参加政治选举的左派组织领导人和与政府合作的平民进行的暗杀活动，引起更多民众的反对，越来越失去民众的支持，严重动摇了力量基础。因此，古斯曼被捕之后，光辉道路出现“树倒猢狲散”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


        对法解阵的历史演变过程起决定作用的则主要是外部因素。法解阵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联盟，五大组织领导人均来自于首都，吸收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具有国际主义和全局意识。在国内，法解阵与其他群众运动组织和左派团体采取各种形式的联盟政策。在国际上，法解阵积极争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力量的支持，并努力谋求国际社会对其斗争合法性的承认。但是，这种策略在增加法解阵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使自己被束缚在美苏争霸的战车上。当国际环境发生巨变时，法解阵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调整斗争策略。进入90年代后，要求和平已经成为国内各阶层人民和国际社会的一致愿望，继续维持“打破一个旧世界”的政治主张显然不仅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而且与历史发展的潮流相左。法解阵顺势而动，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调整斗争策略，打破和平谈判的僵局，从而得以在和平框架内实现本党的变革要求，以一种新的斗争形式推动着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公正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个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穷人并且在过去的10年中（指80年代——引者注）更加贫穷的大陆上，拉美左派以自己的语言，按自己的纲领（民主、主权、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代表本大陆那些被排斥在经济繁荣之外的拉美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而去竞争”[①祝文弛等：《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北京 P354]①，已成为一个极为现实的政治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过去所持的简单的暴力革命已为时代所淘汰，拉美左派应该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应从广大民众所关心的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出发，将自己的政治目标与广大民众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为他们谋求其本应享有的民主权利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秘鲁的“光辉道路”兴衰史

2009-12
1980年6月的一天清晨，秘鲁首都利马的居民们从梦中醒来，猛然发现在大街小巷的电线杆子上都贴着一模一样的宣传海报，上面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一个大部分利马市民都十分陌生的名字——邓小平。

邓小平是谁？一个中国人，何以在秘鲁这个拉美国家煽动起如此大的仇恨？利马市民的问题很快有了答案。他们从那一天开始，认识了毛泽东主义游击队——“光辉道路”，此后20多年，一直与其为伴。

　　据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该国20年内战死亡的6万余人中，54%是被“光辉道路”杀害的。

　　而之所以会有反邓标语出现，是因为光辉道路认为邓偏离了毛的路线，而他们则自封为毛泽东的忠实信徒。
　　“上山打游击去！”
　　在宣传海报事件过后，“光辉道路”迅速成长为秘鲁第一大反政府武装，此后与政府军展开多年的游击战争，至今未绝。而策划海报事件的前大学哲学教授阿维梅尔·古日曼（Abimael Guzmán）后来成为该组织的精神领袖。

　　实际上，“光辉道路”游击队组织从来没有自称为“光辉道路”，他们正式的名称为“秘鲁共产党（毛派）”，是从秘鲁共产党红旗派中分裂出来的。

　　在1980年代，“光辉道路”在自己的报纸上一直把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何塞·卡洛斯·玛丽亚特加的一句名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打开通往革命的光辉道路”放在通栏标题的位置，而由于秘鲁的共产党组织一度多如牛毛，各组织的正式名称又都很相似，人们只能通过他们的出版物来辨别这些组织。于是，一个在“武装斗争”和“镇压反革命”方面最不留情的组织就这样被冠以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和乌托邦色彩的名称。

　　1960年代，当古日曼还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并开始在秘鲁的大学校园中广泛传播。到了1972年以后，古日曼及其领导的毛派共产党组织一度成为秘鲁各大学中最为强势的政治团体，但很快又在意识形态竞争中败北。党的领袖们意识到，搞学生运动和罢工并不能“取得政权”，根据毛泽东的游击战和人民战争思想，古日曼决定放弃大学校园这一阵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上山打游击去！”。

　　决定作出后不久，1980年5月，“光辉道路”就开始在南方省份焚烧大选投票箱，号召人民杯葛“资产阶级的选举欺骗”，歌颂伟大的“民主集中制”，但这一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

　　1980年5月的秘鲁大选顺利举行。光辉道路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南方的少数身份。此后古日曼所策划的行为艺术一般的“利马行动”大获成功，迅速为光辉道路打开了全国知名度。
www.stnn.cc

世界左翼游击队现状（四）：秘鲁“光辉道路”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2012年10月7日，一队据信属于“光辉道路”的武装人员潜入秘鲁库斯科地区的一个建设工地，焚毁了一家跨国石油财团的三架直升机。此前一年，在同一地区还曾有40名石油公司工人被绑架，稍后得到释放。这是媒体上所能看到的关于“光辉道路”的最新报道。

“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是秘鲁一个毛派反政府游击队组织，在80年代，该组织在秘鲁的活动颇为活跃，时常制造事端。1992年，在CIA的协助下，藤森政府的在清剿行动中逮捕了该组织首脑古兹曼，其后该组织其活动开始日渐减少。不过，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与策略被其他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所效法，例如在尼泊尔支持毛泽东思想的尼泊尔共产党。

秘鲁共产党2010年制作的日历封面

从学生运动到上山打游击

实际上，“光辉道路”游击队组织从来没有自称为“光辉道路”，他们正式的名称为“秘鲁共产党（毛派）”，是从秘鲁共产党红旗派中分裂出来的。

在1980年代，“光辉道路”在自己的报纸上一直把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何塞•卡洛斯•玛丽亚特加的一句名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打开通往革命的光辉道路”放在通栏标题的位置，而由于秘鲁的共产党组织一度多如牛毛，各组织的正式名称又都很相似，人们只能通过他们的出版物来辨别这些组织。于是，一个在“武装斗争”和“镇压反革命”方面最不留情的组织就这样被冠以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和乌托邦色彩的名称。

“光辉道路”的精神领袖阿维梅尔•古兹曼（Abimael Guzmán）曾是一位大学哲学教授。1960年代，当古兹曼还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并开始在秘鲁的大学校园中广泛传播。到了1972年以后，古兹曼及其领导的毛派共产党组织一度成为秘鲁各大学中最为强势的政治团体，但很快又在意识形态竞争中败北。

1980年以后，党的领袖们意识到，搞学生运动和罢工并不能“取得政权”，根据毛泽东的游击战和人民战争思想，古兹曼决定放弃大学校园这一阵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上山打游击去！”。

“光辉道路”的宣传海报。在“光辉道路”的队伍涵盖了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的广泛阶层。

在秘鲁的贫困山区，偷牛是非常严重的罪恶，通过处死“偷牛贼”之类的“地主恶霸”，光辉道路获得了一些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光辉道路发展的早期，秘鲁当局并不在乎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利马的政局并不稳定，民选总统被军事政变推翻，而军人政府则更注重于维护首都利马的统治。在开始的几年中，光辉道路在“白区”的夹缝中艰难而卓有成效得生长着。

与此同时，光辉道路也在加强自己的组织建设，在“第二次中央全会”期间，所有的领导人都聚集起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显然，古兹曼本人是只能“自我批评”而不能被“批评”的。

第二次中央全会还决定成立第一军事学校，党政干部在那里学习武器的使用和游击战理论，主要的教材自然是古兹曼对毛泽东思想的“注解”，这样的“组织生活”提高了光辉道路核心团队的凝聚力和政治素养——除了从大学中直接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大部分光辉道路新补充的干部都是安第斯山区的农民，政治学习在当时显得异常重要。

到80年代中晚期，光辉道路已实际控制秘鲁国土三分之一强。

“光辉道路”在不同时期的活动区域

领导层覆灭

当在农村站稳脚跟以后，古兹曼放弃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教条”，而是直接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首都利马展开“武装暴动”，汽车炸弹袭击，谋杀政府官员和其他左翼政党领袖，而利马当局显然对这样的“非常规”手段无计可施。

就在此时，1992年，铁腕强人、“中国男孩”藤森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在拉美人看来，日本人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来自地球的另一端，日裔的藤森从政伊始就获得了“中国男孩”的外号）。此时，不满光辉道路后来所推行的“土改”政策的秘鲁农民又自发组织起自卫武装，藤森上台后很快给他们以合法地位，据秘鲁政府统计，有7000多个此类武装前往政府登记。另一方面，藤森整顿军队，使得一度因军纪废弛而声誉扫地的政府军形象有所好转，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与藤森当局展开合作，提供情报和反游击战训练方面的支持。光辉道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古兹曼的对策是在利马发动更多的“武装暴动”——当然，这种行动被“资产阶级”称为“恐怖袭击”。1992年9月12日，光辉道路包括古兹曼本人在内的主要领袖，在利马举行秘密会议策划下一步暴动的时候被警方一网打尽。光辉道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迅速崩溃，而此后接替古兹曼的拉米雷斯也于1999年被捕，此后的光辉道路几乎销声匿迹。

进入21世纪，唯一还在活动的光辉道路武装是其一个军事小派别“前进”，并制造过一些“麻烦”，但秘鲁整体的局势正越来越趋向安定与和平，“前进”的活动也越来越少。2006年2月，“前进”的军事领袖亚历山德罗•托雷多被政府军击毙，秘鲁政府表示，托雷多的死标志着“光辉道路”的威胁被彻底清除。

古兹曼被捕后，秘鲁军方将其关在铁笼中押送至一处海军基地。

2004年，在法庭上受审的古兹曼（右）

拉美革命走向何方？

事实上，不仅是秘鲁，整个拉美地区都长期被“美国后院”和“革命策源地”的双重身份所困扰。

在秘鲁邻国哥伦比亚，也曾活跃着一支强大的左翼游击队。成立于1964年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算得上是整个拉美地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反政府武装，其现有成员8000余人。

FARC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8-1958年之间的哥伦比亚内战。当时倾向于左翼的自由党落败于代表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保守党。落败后的一部分自由党人转向共产主义，其中的一支游击队，由带有传奇色彩的曼纽尔·马鲁兰达(Manuel Marulanda)领导。1966年，马鲁兰达将其手下武装改组为现在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并树起了“打倒寡头统治、均贫富和土地革命”的大旗。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前领导人马鲁兰达

多年后，马鲁兰达曾回忆说：“那时，我和多数起来反对政府的农民武装一样，只想对抗当地的警察，并没有长远的革命理想与政治追求。后来，我受到了哥伦比亚共产党的全面影响，特别是共产党把政治委员路易斯·马兰蒂斯派到我的队伍中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什么是政治理想。”

直到上世纪80年代，FARC还是一支相对纯粹的左派武装，主要活动于贫苦的农村。因为其挑战哥伦比亚社会种种不公的形象，而曾经获得过国际社会的支持。

1984年，FARC曾经试图与哥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成立了名为“爱国同盟”的合法政党，并且加入了国会。但是和平并没有到来，右翼势力、敌对毒品贩子和军方秘密暗杀小队不断暗杀爱国同盟成员，惨遭毒手者达3000人，包括多名议员和总统候选人。1994年，“爱国同盟”解散，武装斗争再度爆发。

FARC在哥伦比亚南部小城San Vicente del Caguan举行的阅兵活动

2002年，阿尔瓦罗•乌里韦•贝莱斯(Alvaro Uribe Vélez)当选哥伦比亚总统。1983年，乌里韦的父亲、一个富裕的牧场主被FARC绑架并杀害，使得乌里韦在执政后誓以彻底清剿FARC为己任。乌里韦的清剿计划有两个关键支撑，一是组建精英特种武装，二是依靠美国的强力支持。美国不但提供了高达30亿美元的援助，并且派遣军事顾问直接指挥哥政府军的行动，有超过900名美国军事人员被部署在哥伦比亚，包括情报专家、技术人员和特种兵。

在名为“Plan Patriota”(爱国计划)的清剿之下，FARC的势力开始萎缩，目前仅仅活动于靠近委内瑞拉的西南部山区。进入21世纪，FARC更是逐渐开始从事贩毒、绑架和种种恐怖主义的行为，以毒资和绑架赎金充当活动经费，组织开始变质。不过，去年2月，FARC宣布将摒弃长达数十年的绑架人质获取赎金的做法，并且将释放所有关押在丛林监狱里的人质，这也被视为FARC有可能迈向和平的迹象。

尽管拉美地区的武装革命如今正在销声匿迹，但以查韦斯、莫拉莱斯为代表的新一代拉美政府领导人却继承了他们的左翼色彩。巴西今年爆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也被拉美媒体视为年轻一代无产阶级的亮相。

现在，秘鲁共产党依然活跃，即使光辉道路失败了，毛泽东主义还是在秘鲁拥有广泛的支持者。或许有一天，另外一个“光辉道路”又会通过某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在拉美崛起。

世界左翼游击队现状（三）：贯彻毛泽东思想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印度的纳萨尔派(Naxalites)是印度毛主义革命武装的一支，之所以被称为纳萨尔派分子，是因为其发端于西孟加拉邦一个叫纳萨尔巴里的村庄。纳萨尔派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一支南亚革命武装，其革命活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印度12个邦的125个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纳萨尔派毛主义者活动的影响。

纳萨尔派毛主义者所到之处，驱逐恶霸地主及其私人武装，把土地和粮食分给农民，推行男女平等，通过枪杆子来确保当地农产品的价格，从而保证了当地穷人的收入。纳萨尔派尤其赢得了居住在印度偏远的丛林地区、生活最贫穷的民众的强烈支持。在这里，根本就没有电，不要说电脑了，有个手电筒就算家用电器了，由于印度妇女地位低下，妇女构成了这支军队的中坚力量。

政府军穷追猛打 纳萨尔派“愈战愈勇”

纳萨尔派的势力范围在印度东部地区形成一条“红色走廊”(据Bloomberg Businessweek)

纳萨尔派武装成立于1967年，刚开始流窜时军力曾达到86000人。经过与政府武装的长期作战后，这支武装已经精减到了4000人。尽管人变少了，战斗力却越来越强。

与当年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不断强大的中共红军一样，纳萨尔派也在印度政府军的穷追猛打下创造了不少奇迹，故有“第二个红军”之称。

1969年4月，纳萨尔各派合并组建了印共(马列)。然而，好景不长，这个政党就陷入了分裂。在查鲁•马宗达总书记1972年去世后，这种分裂进一步加剧了。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由印共(马列)分裂出来的几个主要党派均希望能重新合并，以带领农民运动走出低谷。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9月，印共(毛)正式成立，由贾纳帕蒂出任总书记。

印共(毛)甫一成立，便显露出凌厉的攻势。其采取的第一个比较大的行动是在北方邦金道利县进行的伏击战，共打死19名警察。之后，类似的袭击活动就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

2005年11月，1000多名毛主义分子袭击了比哈尔邦的杰哈纳巴德监狱，释放了大约350名毛主义囚犯，其中包括该党领导人之一的A•卡努，并抢走了几百条枪和大量弹药。这一年印共(毛)共发动了1608起暴力事件，造成了566人死亡。

2006年印共(毛)发动的暴力事件次数虽略有下降，为1509次，但造成的死亡人数却上升了，为678人;2007年其发动的暴力事件又有所增加，为1565起，造成了696人死亡。

2008年印共(毛)进一步加大了袭击力度。2月，毛主义分子袭击了奥里萨邦一座警察训练学校兼军火库，打死了10名警察，抢走了一批武器弹药;6月，警方特种部队在渡江追剿毛主义分子时遭遇袭击，有39名特种部队官兵溺亡;7月，一辆满载警察特种部队人员的装甲车触雷爆炸，乘员24人悉数丧生，地雷系由毛主义分子埋设。

随着袭击活动的不断增多，印共(毛)控制的地盘也迅速扩大。据估计，印共(毛)的武装人员有2.5万人，在村一级的外围成员有5万人，拥有的武器超过了2万件，大多是步枪、冲锋枪和火箭弹。

印共(毛)并非只是一介草莽。它有着完整的指导武装斗争的理论框架。在《党章》中，印共(毛)决心以“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印共(毛)将自己的奋斗目标划分为3个阶段：近期目标是建立一个紧凑的红色革命区域，这个区域从尼泊尔边界到比哈尔邦再到安得拉邦；中期目标是推翻以“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为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深入贯彻毛泽东游击战思想

纳萨尔派袭击中损坏的警车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印度的情报人员估计，目前的毛派武装人员大概有20000人之多，仅2011年一年就造成了将近1000人丧生，他们毁坏铁路，抢银行，劫狱，让自己经常出现在印度报纸的头版。

印度研究毛派的专家Talik Gupta说，印度媒体总是将毛派称为毫无群众基础的“幼稚恐怖主义组织”，这歪曲了事实。他们一直在为穷人战斗，并已经发展出了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如何突破毛的思想框架，建立符合印度情况的战略，同样是一个课题。

在1990年代，毛派内部就有人主张，不要再指责改革开放的中国为修正主义。之前，他们认为，中国的后继领导人背弃了毛泽东的思想。

印度毛派领袖相信，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而他们的理论变化是，不再用上所有的力量去打赢一场战争，而是一边采取偷袭战术，一边巩固自己的根据地，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很深。

短短时间内，从尼泊尔边境到印度东部，一条红色走廊已然形成。在这条红色走廊上，聚集着像比哈尔邦这样印度最穷的地方，山脉险峻、丛林连绵，游击队在许多地方面对的都是缺员多达35%的印度警察和他们落后的武器。

在许多地区，毛派游击队已经取代政府来管理当地，并依靠税收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比如恰蒂斯加尔邦的丛林里盛产竹子，毛派就向往来于丛林的竹子商人收取赋税，并要求当地的道路建设公司同样为之。

而当政府带领军队来到山区清剿毛派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受到当地农民的保护。印度毛派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建立了严密的地下组织，这使得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军队和警察很难对他们有所行动。

印度“红军”为何能红

一名纳萨尔派武装人员正在阅读有关毛泽东思想的书籍

在短短4年多的时间里，印共(毛)就从一个四分五裂的小角色迅速成长为印度政府的头号威胁，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其能在印度这么一个大国里撑起一片“红天”的呢?

一是印度普遍存在的贫困。印度(毛)的支持者大都是贫困的民众，特别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这两部分人占到了印度总人口的1/4，他们绝大部分生活在边远的农村地区。在印共(毛)影响比较大的比哈尔邦、奥里萨邦、中央邦、北方邦和西孟加拉邦。这5个邦都是印度最贫穷的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40%，而全国为28%。由于过于赤贫，民众根本无法生存，为了填饱肚子，他们只好投身于印共(毛)，从而为印共(毛)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后备大军。

二是土地改革的不彻底。虽然印度在独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但是进行得很不彻底，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其中之一就是仍然有大量的农民没有土地或拥有的土地非常少。印度全国现在估计有1.7亿人没有土地，另有2.5亿人拥有的土地不到1/5公顷。没有了土地，农民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导致农民贫穷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也为印共(毛)开展活动提供了一个基础条件。

三是严重的种族歧视。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世界上等级结构最为森严的制度。这种制度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对各个种姓之间的往来和通婚进行了严格限制，低种姓的人不得与高种姓的人同饮同吃同住，每个种姓只能从事祖辈遗传下来的职业，轻易不得改变。现在的种姓制度已与古代有所不同，各个种姓之间的限制不再那么严格，但作为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种姓制度依然在印度盛行不衰。例如在安得拉邦，低种姓必须要为高种姓提供免费的劳动和服务，虽然这是宪法明文禁止的行为，但在这里却大行其道。

四是政府警力不足。印共(毛)多以偏远的深山密林为根据地，这些地区人烟稀少，政府鞭长难及。在印共(毛)的影响区域，政府设置的警察站大都境况不佳，不但人手不够，整体缺员率高达35%，而且装备也比较落后，许多警察甚至连自卫的枪支都没有，一旦遇到袭击，别说逮捕毛主义分子，就连自己的小命也难保。

五是印共(毛)采取的一些适当措施。针对贫困民众关心的问题，印共(毛)适时提出了一些颇具吸引力的口号，如“重新分配土地”、“推翻剥削阶级”、“人人平等”、“反对压迫”等。而针对自己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情况，印共(毛)则实施游击战术，依靠深山老林反复运用“打了就跑”的作战方法，且昼伏夜出，神出鬼没，使装备落后又不熟悉当地地形的警方根本无法准确掌握其行踪。

印度政府：“两条腿走路”铲除毒瘤

2004年9月30日，海得拉巴，印共毛派组织举行3万人集会。

2004年6月，安得拉邦政府与印共(毛)组建前的一个分支——“人民战争集团”达成了停火协议，双方同意进行和谈。为此，邦政府接受了人民战争集团提出的一些停火条件，如停止清剿活动，收回对人民战争集团领导人的悬赏追捕，撤销对人民战争集团及其6个外围组织的禁令等。

2004年10月，安得拉邦政府与人民战争集团在海德拉巴举行了第一次和谈。会谈前，人民战争集团宣布，该集团已并入印共(毛)，并以新组织的名义参加会谈。然而，由于分歧过大，虽经过4天的艰苦谈判，双方最后还是没能达成协议。政府指责印共(毛)要价太高根本无法满足，并要求其放下武器。而印共(毛)则反指政府缺乏诚意，对贫苦民众漠不关心，并拒绝缴械投降。

谈判破裂后，印度有关各邦纷纷要求政府出台统一的政策，并向各邦派遣中央警察部队，联合各邦共同打击印共(毛)。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中央政府2005年8月宣布印共(毛)及其外围组织为非法组织，冻结其资产，限制其活动。2006年3月，印度内政部印发了题为《毛主义目前情况》的政策声明，要求各邦不得与印共(毛)进行单独谈判。部长帕提尔在向议会作证时说：“毛主义分子最初使用的是斧头和弓箭，后来使用手枪，然后他们开始使用AK-47冲锋枪，现在他们使用手榴弹和地雷，当然还有火箭弹……面对他们的进攻，我们决不能妥协，也不能与之进行谈判，除非他们放下武器。”

然而，政府的这种政策却招致了广泛的批评。批评者指出，单靠武力并不能解决问题，应该从事情产生的根源上寻找出路，将工作重点放在对贫困民众的关注和保护上，解决其生存及平等问题，这样才能剥离民众对印共(毛)的支持，使印共(毛)成为无源之水，最后干涸而亡。

有鉴于此，2006年4月，总理辛格专门召开了有关印共(毛)的安全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对策。“一条腿”是强化警察力量，继续武力打击印共(毛)，同时创造一种宽松的招安环境，吸引更多的毛主义分子“弃暗投明”;“另一条腿”是设法减轻或消除民众被剥夺被抛弃的心情，为此，将加大对农村的投入，确保各项农村建设和改革计划的顺利实施。

然而，“两条腿走路”的实际落实情况并不理想。政府下拨给各邦的农村发展资金被各级官员层层贪污或挪用，真正落到实处的少之又少(印度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一名普通印度人平均每年支出的行贿金高达2.1万卢比，约合人民币3800元)。

招安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不仅“弃暗投明”的人数极少，而且许多人被招安后由于政府安置不善又重新投向了印共(毛)，这让印度政府头痛不已。2007年12月20日，辛格总理在有关印共(毛)的安全会议上说：“我已讲过，左派极端主义是印度国内安全的最大单一威胁，现在依然如此，他们没有一天不发动袭击。除非我们消除这个毒瘤，否则，我们不可能取得和平。”

然而，在打谈均难奏效的情况下，要想取得和平，不太容易。

世界左翼游击队现状（二）：永不终结的菲律宾毛派共产党“新人民军”

菲律宾被有些学者称为“亚洲惟一的拉美国家”。独立60多年来，经济增长缓慢，社会矛盾尖锐，有非常适合游击队生存的独特土壤。

在菲律宾国内，一直活跃着一支左翼游击队——菲律宾新人民军。目前，新人民军共有超过4000名武装人员，在菲律宾全国80个省份中的60个省都有武装活动。成立40多年来，菲律宾“新人民军”一直坚持游击战，既未夺取政权，也没被政府军剿灭。

而如果从抗日战争时期菲律宾共产党首次拿起武器开始计算，共产主义者的游击战争已经在这个国家里持续了超过70年，也见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起起落落。

菲律宾毛派游击队“新人民军”战士。他们身上穿的是纪念新人民军成立40周年的服装。

前身是“虎克军”

菲律宾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菲律宾抗日战争中，菲律宾共产党于1942年组织了“虎克军”(直译为抗日人民军)以游击战对抗日本。战后，菲律宾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镇压左翼运动，菲共相应于1945年成立了人民解放军，也可简称虎克军，该部队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以建立新政府为目标，运用游击战与政治手段打击菲律宾政府，势力迅速扩大。

20世纪50年代中期，菲律宾的游击战一度陷入低潮。1969年，在中苏分裂的背景下，分裂后的菲共中的一派，以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指导，由施顺领导组建了“新人民军”。

在1970年代马科斯纵容亲信贪腐，引起广大不满，新人民军势力因而迅速扩张。新人民军在政府无法控制的地方收税治理，并且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NLF)合作。政治上则以民族主义为立场，反对日本投资、以经济为由排斥华裔菲律宾人、并且反对美国干涉。

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人民军”约2000人，2002年发展到1.2万人，控制了1671个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乡村，其中有的就在马尼拉周边地区。

自1989年以来，新人民军与政府军警的战斗已造成约4万人死亡。“新人民军”被菲律宾政府称为恐怖主义组织，也被美国、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但联合国并未将其列为恐怖组织。而“新人民军”则指责菲政府没和谈诚意，血腥镇压群众，因而不得不自卫。

历届菲律宾政府与新人民军都是打打停停。最近的一次袭击事件是今年5月27日，一支菲警察特种部队当天在北部卡加延省遭到“新人民军”伏击，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

新人民军士兵

曾想过被“招安”

在1985大选中，菲律宾共产党透过小党巴扬(Bayan)参选，政见是要求美军撤出菲律宾与土地改革。1986年，马科斯下台，科拉松夫人当选总统。科拉松总统任内曾和菲律宾共产党进行和谈，但共产党要求的停止美国军事与经济援助以及土地改革，与科拉松政府利益冲突太大。另外，菲律宾部分军官因为强烈反对和谈与其他原因，于1987年8月28日发动兵变。兵变虽未成功，但和谈因此停止。

1986年，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人流亡荷兰，不断与政府接触，寻求和解。但双方时谈时战，谈判一度宣告破裂。2004年，在挪威政府的斡旋下，菲政府与菲共领导下的全国民主阵线在奥斯陆曾重启和谈，但最终又陷入停顿。

2009年7月8日，菲律宾总统发言人爱德华多·埃尔米塔对媒体说，菲政府将与菲共恢复和谈，以结束“新人民军”长达40年的反政府武装活动。

2013年1月起，新人民军取消与政府的停火协议，改采取攻击态势。

西方研究机构大多对菲律宾实现和平不抱太大希望，美国《时代》周刊在一篇题为《无穷无尽的战争》的文章称，“柏林墙倒了，苏联垮了，但是新人民军没有终结”。

美国《时代》周刊在一篇题为《无穷无尽的战争》的文章称，“柏林墙倒了，苏联垮了，但是新人民军没有终结”。

为何能坚持40多年?

新人民军既没有夺取政权、也没有接受招安融入政府，更没有被菲律宾政府彻底镇压，为何能坚持游击战40余年?　有专家认为，夺不了权的原因是，菲律宾位于太平洋第一岛链上，战略位置重要，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前哨。美国长期向菲政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培训菲律宾军官，打击菲共领导的武装，甚至曾直接参战。另外，游击武装难以发展海空军力量，而菲律宾岛屿众多，这让“新人民军”很难拓展势力。当然，“新人民军”曾暗杀官员，征召未成年人当兵，这让“新人民军”在菲律宾民众和国际舆论中失分不少。

“新人民军”没被政府军剿灭，同样是菲律宾国情的产物。菲律宾岛屿林立，丛林密布，便于游击武装生存。菲律宾民族构成复杂，最大的族群仅占总人口的28.1%，南部又存在穆斯林武装的分离主义运动，这让菲政府分身乏术，客观上有利于“新人民军”坚持作战。

新人民军的一名指挥官Leoncio Pitao

导演Mark Boulos拍摄的新人民军战士。Boulos曾于2012年跟随新人民军的一支部队，拍摄了反映新人民军生存状况的纪录片《No Permanent Address》。

Mark Boulos拍摄的新人民军战士

新人民军的一名发言人

世界左翼游击队现状（一）：从游击到执政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枪杆子出政权”、“彻底砸烂旧世界”，这些对新生代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怎么熟悉的口号，却依然在美洲、亚洲很多贫穷山村残破的墙上用各种文字被人不断重复。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秘鲁光辉道路、尼共(毛主义)游击队、菲律宾新人民军、印度纳萨尔派，这些左翼游击队武装，在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的字典里是恐怖主义组织的代名词。但在很多边缘贫困的人心中，它们却是公平正义的化身。

尼共(毛)武装人员住处一瞥

在岁月的流逝中，在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中，理想和实现、迷失和堕落、壮大和凋零、对抗还是和解也都时时伴随着这些左翼游击队。

有些左翼游击队，如曾经显赫一时的秘鲁“光辉道路”，便因为秘鲁政府的打击和领袖的被捕而日渐式微。

而在风云际会中，有些游击队却迅速壮大，甚至走出山林，融入主流政治，如尼共(毛)游击队。短短10年内，尼共(毛)重出江湖，从一股由出走的散兵游勇组成的落魄政治势力，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纪律严密、能量巨大的反政府组织并最终成为尼泊尔议会第一大党。

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却没那么幸运，在岁月的消磨中，他们丧失理想，随波逐流，沦落为绑匪毒贩。上世纪80年代，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还是一支相对纯粹的左派武装，它挑战哥伦比亚社会种种不公，受人尊敬。后来，该组织却开始涉足贩毒、绑架和种种恐怖主义行为，慢慢变质。该组织的一名士兵这样描述：他们教你马克思主义哲学，然后又把你当奴隶使唤。

当然，也有游击队仍在彷徨，在被“招安”还是继续“占山为王”间摇摆……

（一）尼泊尔游击队：从流亡山林到进入庙堂

走进尼共(毛)领袖普拉昌达的办公室，桌上那个被擦得锃亮的毛泽东铜像格外显眼。一侧的墙上，挂着五个人的肖像，依次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

早年，尼共(毛)的队伍一共不到800人，极度缺乏枪支弹药，也没有国外支持。很多人认为一两年内，他们就会失败。但是，到2004年，尼共(毛)已控制了广大农村地区，兵临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说，尼共从丛林进入城市后，普拉昌达首先找来印有毛泽东头像的T恤衫，马上穿在身上并分别送给党内其他领导人。

普拉昌达：“枪杆子理论”的追随者

尼共(毛)领袖普拉昌达

1949年，尼泊尔共产党在印度加尔各答建立，创立之时提出其目标为：“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在尼泊尔实现社会主义。”随后，尼泊尔共产党逐渐分离为多个互不隶属、相互独立的政党，比如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尼共(团结中心)等组织。

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尼泊尔一直是个君主制王国，经济情况恶劣，社会底层农民对王权统治和森严的种姓制度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绝大多数农民因无土地成为“失业或未充分就业农民”。

1994年，尼共(团结中心)领导人普拉昌达，因不满该组织几大派别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道路”，决定另辟蹊径，建立“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展开人民战争。普拉昌达宣称自己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道路。

“普拉昌达”其实只是一个化名，意思是“凶猛的人”，他的本名叫普施帕·卡马尔·达哈尔。普拉昌达当过中学教师，后因受够了贫困和野蛮盘剥，于1979年放弃教职成为一名政治人物，此后迅速崛起。

对尼泊尔人而言，现年57岁的普拉昌达是个传奇人物，对于更多的人而言，由于10多年钻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他也很神秘。

2012年年初，《凤凰周刊》记者丁大伟曾经探访过普拉昌达的办公室。负责接待她的是尼共(毛)秘书处官员Nabarj Pudasain Gurans。尼共(毛)所谓的总部其实就是个简陋而整洁的小庭院。不需要登记，也不限制拍照。

在普拉昌达办公室外的会客厅里，整齐地摆放着几个不算新的普通沙发和茶几。用玻璃板隔开的办公室内，一个办公桌和一个椅子就占去一半的空间。

普拉昌达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几份尼语文件，一个被擦得锃亮的毛泽东铜像格外显眼。连铜像脖子上系的红领巾，都像是刚刚洗净佩戴上去的。办公室一侧的墙上，挂着五个人的肖像，依次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普拉昌达办公室的上层，是尼共中央委员会开会用的会议室，一番70年代大陆内地乡村大队部的模样。

尼共(毛)的外事局里堆放着一些杂志和光盘，基本都是其他各国时政内容。其中一份光盘上边印着：Report to Seven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秘书处官员Gurans看到光盘，拿起用衬衣擦拭几遍后，小心翼翼地放入文件柜，并说道：“中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左派革命成新鲜事物 中国青年加盟

据信是尼共毛派游击队成员的中国青年严良斌(右)

十几年前只有一百来号人、两支二战年代老式步枪的游击队却在今天占据了尼泊尔四分之三的土地。这是一场受到最底层人民欢迎的反抗斗争，就连男女平等这种已为外部世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在尼泊尔只有依靠武装才能实现。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将尼泊尔共产党(毛派)领导的反政府游击队列为恐怖组织，但美国《时代》周刊相当中肯地指出，这一组织的壮大和这场“革命”的兴起自有着其内因，现代人可能觉得左派革命在全球已成过去式，但在尼泊尔这个贫穷且闭塞的山国，这还是新鲜事物。

尼泊尔的末代国王贾南德拉生于1947年，那时候尼泊尔还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内陆王国，拒绝对外开放，对内则由一群地主控制，他们开着劳斯莱斯在自己的领地上巡游。尼泊尔1951年才允许外国人入境，但加德满都以外的地方还是与世隔绝，那里没有电、没有电话，也没有道路。

因此，一位西方外交官曾对《时代》周刊记者说，西方人也许认为这场政府与游击队之间的战争“怪异”且“陈旧”，但“请记住，这个国家大部分地方还活在中世纪”。19世纪的革命理论绝对代表着进步。

游击队甚至还吸引了中国青年前来加盟。严良斌生于湖南，毕业于西北大学。2004年，他以旅游签证进入尼泊尔，并且辗转加入了尼泊尔的毛派游击队，成为游击队中唯一的中国人。2005年，他亲自参加毛派袭击当地一个警察局的武装活动，并且受了伤。当他的消息传回国内时，人们对现在仍然存在这样一位充满浪漫主义的年轻中国人感到惊讶!

而严良斌的回答言简意赅：“在尼泊尔，你可以用武器追求你自己认定的真理和正义。”

退居山林 以农村包围城市

尼共(毛)游击队员

1996年，普拉昌达带领部分人员，进入尼泊尔深山丛林，开始发展军事武装。从那时起，尼泊尔陷入了长达10年的内战冲突漩涡。

尼共(毛)所带领的“游击队”因“消除种姓、地区、宗教、妇女歧视”的口号，得到基层农民的青睐。甚至其通过暴力手段抢劫“银行”、商人和类似于税收的“暴力募捐”都得到基层农民的响应参与。据了解，游击队在10年内战中，武装士兵人数高达3万人，而其他人员和民兵达10多万人。

最初，普拉昌达手下只有几百人，他们的装备是斧头、锄头和二战时代的老式步枪。在尼泊尔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形中，有许多偏远地区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而普拉昌达就在这些地区建立起了几乎独立的天地。普拉昌达领导的尼泊尔反政府军以农村为基地，以社会底层作为基本支持力量，势力逐步增强。他们把地主财产和土地分给农民，取消种姓政策，设立关卡自行征税。

普拉昌达的父亲穆克提拉姆·达哈尔说，他的儿子只是个被社会不公所刺激的“好心男孩”。

达哈尔说：“他真正关心着村里的人，他和他们分享食物，告诉他们不应受到达官贵人们的剥削。”

反政府军的势力在尼泊尔农村地区日益扩大，到2006年和谈前夕，尼泊尔反政府军已经控制了尼泊尔70%以上的地区。

入主庙堂 尼共(毛)成为第一大党

普拉昌达佩戴花环，走上街头为议会选举造势

2006年，在尼共(毛)支持的加德满都城内的大规模人民民主运动之后，5月18日尼泊尔国会一致通过，剥夺国王贾南德拉包括军权在内的权力，使尼泊尔日后不受王室控制。尼共(毛)与七党联盟达成十二点共识，并承诺实行民主改革后停止武装斗争。

当年6月，普拉昌达重返加德满都，这是10年后他的首次公开亮相。

往后的三个月，尼共宣布停火，11月7日，尼共(毛)和政府达成协议，放弃武装斗争，加入临时政府，军队被收编入政府军，而党组织亦会改组成政党，准备在2007年6月参加大选。至此以后，普拉昌达脱下了军装，开始以彬彬有礼的政治家的形象出现。

2008年4月，尼共(毛)在尼泊尔立宪议会选举中成为立宪议会中的最大党。四个月后，由尼共(毛)领袖普拉昌达领导的尼泊尔共和国新政府正式成立，普拉昌达当选为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首任总理。

走向共和后，普拉昌达与其他尼泊尔政党领袖之间仍有着诸多分歧，而誓言不会再回到武装斗争中去的普拉昌达也还保持着游击队员般的警觉——据悉，为了躲避随时可能发生的袭击，他每隔一两周就要换一家旅馆住，而且住处周围保安严密。

但是，作为一个来自底层并有民意支持的领导人，普拉昌达也深知尼泊尔需要什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着重表示，会尽力发展由于多年内战而千疮百孔的尼泊尔经济。尼泊尔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而对于普拉昌达而言，能否顺利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则是对其及其所在党派的重大考验。

谈到执政，普拉昌达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理念恐怕是将尼泊尔经营成“亚洲的瑞士”了。

不过，普拉昌达只当了一年的总理，便因与总统关系激化，于2009年5月宣布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