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5日星期日

毛澤東的世界遺產:秘魯的「光輝道路」

文 □ 記者 胡賁
  1980年6月的一天清晨,秘魯首都利馬的居民們從夢中醒來,猛然發現在大街小巷的電線杆子上都貼着一模一樣的宣傳海報,上面用侮辱性的語言攻擊一個大部分利馬市民都十分陌生的名字--鄧小平。
  鄧小平是誰?一個中國人,何以在秘魯這個拉美國家煽動起如此大的仇恨?利馬市民的問題很快有了答案。他們從那一天開始,認識了毛澤東主義遊擊隊--「光輝道路」,此後20多年,一直與其為伴。
  據秘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該國20年內戰死亡的6萬余人中,54%是被「光輝道路」殺害的。
  而之所以會有反鄧標語出現,是因為光輝道路認為鄧偏離了毛的路線,而他們則自封為毛澤東的忠實信徒。
  「上山打遊擊去!」
  在宣傳海報事件過後,「光輝道路」迅速成長為秘魯第一大反政府武裝,此後與政府軍展開多年的遊擊戰爭,至今未絕。而策劃海報事件的前大學哲學教授阿維梅爾·古日曼(Abimael Guzmán)後來成為該組織的精神領袖。
  實際上,「光輝道路」遊擊隊組織從來沒有自稱為「光輝道路」,他們正式的名稱為「秘魯共產黨(毛派)」,是從秘魯共產黨紅旗派中分裂出來的。
  在1980年代,「光輝道路」在自己的報紙上一直把秘魯共產黨創始人何塞·卡洛斯·瑪麗亞特加的一句名言「馬克思列寧主義將打開通往革命的光輝道路」放在通欄標題的位置,而由於秘魯的共產黨組織一度多如牛毛,各組織的正式名稱又都很相似,人們只能通過他們的出版物來辨別這些組織。於是,一個在「武裝鬥爭」和「鎮壓反革命」方面最不留情的組織就這樣被冠以了一個充滿異國情調和烏托邦色彩的名稱。
  1960年代,當古日曼還在大學教書的時候,就已經接受了毛澤東思想,並開始在秘魯的大學校園中廣泛傳播。到了1972年以後,古日曼及其領導的毛派共產黨組織一度成為秘魯各大學中最為強勢的政治團體,但很快又在意識形態競爭中敗北。黨的領袖們意識到,搞學生運動和罷工並不能「取得政權」,根據毛澤東的遊擊戰和人民戰爭思想,古日曼決定放棄大學校園這一陣地--「槍杆子裏面出政權」,「上山打遊擊去!」。
  決定作出後不久,1980年5月,「光輝道路」就開始在南方省份焚燒大選投票箱,號召人民杯葛「資產階級的選舉欺騙」,歌頌偉大的「民主集中制」,但這一運動很快被鎮壓下去。
  1980年5月的秘魯大選順利舉行。光輝道路的影響僅僅局限於南方的少數身份。此後古日曼所策劃的行為藝術一般的「利馬行動」大獲成功,迅速為光輝道路打開了全國知名度。
  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搞藝術並不能帶來革命勝利,遊擊戰爭需要根據地,需要錢。這一切,顯然不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秘魯首都利馬」獲得。而安第斯山區,則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在秘魯的貧困山區,偷牛是非常嚴重的罪惡,通過處死「偷牛賊」之類的「地主惡霸」,光輝道路獲得了一些農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光輝道路發展的早期,秘魯當局並不在乎農村到底發生了什麼。利馬的政局並不穩定,民選總統被軍事政變推翻,而軍人政府則更注重於維護首都利馬的統治。在開始的幾年中,光輝道路在「白區」的夾縫中艱難而卓有成效得生長着。
  與此同時,光輝道路也在加強自己的組織建設,在「第二次中央全會」期間,所有的領導人都聚集起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但顯然,古日曼本人是只能「自我批評」而不能被「批評」的。
  第二次中央全會還決定成立第一軍事學校,黨政幹部在那裏學習武器的使用和遊擊戰理論,主要的教材自然是古日曼對毛澤東思想的「注解」,這樣的「組織生活」提高了光輝道路核心團隊的凝聚力和政治素養--除了從大學中直接投身革命的知識青年,大部分光輝道路新補充的幹部都是安第斯山區的農民,政治學習在當時顯得異常重要。
領導層覆滅
  當在農村站穩腳跟以後,古日曼放棄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教條」,而是直接在資本主義統治的核心--首都利馬展開「武裝暴動」,汽車炸彈襲擊,謀殺政府官員和其他左翼政黨領袖,而利馬當局顯然對這樣的「非常規」手段無計可施。用「武裝暴動」擴大影響力,用「遊擊戰爭」擴大根據地,到了1991年,「光輝道路」已經控制了南部和中部的大多數農村。
  就在此時,1992年,鐵腕強人、「中國男孩」藤森通過選舉上台執政(在拉美人看來,日本人和中國人沒有什麼區別,他們都來自地球的另一端,日裔的藤森從政伊始就獲得了「中國男孩」的外號)。此時,不滿光輝道路後來所推行的「土改」政策的秘魯農民又自發組織起自衛武裝,藤森上台後很快給他們以合法地位,據秘魯政府統計,有7000多個此類武裝前往政府登記。另一方面,藤森整頓軍隊,使得一度因軍紀廢弛而聲譽掃地的政府軍形象有所好轉,美國中央情報局也與藤森當局展開合作,提供情報和反遊擊戰訓練方面的支持。光輝道路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壓力。
  而古日曼的對策是在利馬發動更多的「武裝暴動」--當然,這種行動被「資產階級」稱為「恐怖襲擊」。1992年9月12日,光輝道路包括古日曼本人在內的主要領袖,在利馬舉行秘密會議策劃下一步暴動的時候被警方一網打盡。光輝道路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迅速崩潰,而此後接替古日曼的拉米雷斯也於1999年被捕,此後的光輝道路幾乎銷聲匿跡。
為什麼是秘魯?
  進入21世紀,唯一還在活動的光輝道路武裝是其一個軍事小派別「前進」,並制造過一些「麻煩」,但秘魯整體的局勢正越來越趨向安定與和平,「前進」的活動也越來越少,他們最後一次見諸報端是今年2月,「前進」的軍事領袖亞曆山德羅·托雷多被政府軍擊斃,秘魯政府表示,托雷多的死標志着「光輝道路」的威脅被徹底清除。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曆史係教授,拉美曆史專家Steve.J.Stern分析說,光輝道路的崛起和衰落一樣充滿着神秘色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革命,這些神秘的、異國情調的誘惑符合秘魯的民粹主義政治傳統。
  現總統阿蘭·加西亞曾於1985年上台執政,他當時的意識形態與光輝道路並無本質不同--民粹政治,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不同的只是誰更激進。這或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光輝道路能獲得如此廣泛支持的原因,即使是在1992年上台執政,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藤森的上台,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秘魯人民對這位神秘的東方人感到好奇,而他自己依然是威權統治的典範,他給秘魯帶來的改變並不是根本性的,這也是他即使政績突出,也最終被政變推翻的原因。
  現在的秘魯共產黨依然活躍,即使光輝道路失敗了,毛澤東主義還是在秘魯擁有廣泛的支持者。或許有一天,另外一個「光輝道路」又會通過某種令人驚奇的方式崛起。

2013年12月12日星期四

《 民族》非暴力战士――吉恩・夏普

Posted: 28 Jun 2011 10:34 AM PDT
核心提示:埃及的领袖们认为吉恩・夏普的理论深深地影响了他们,不过他自己倒不这么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夏普的著作《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等已经成为此次中东革命中的人们谋求和平地进行政治转型的重要指南。

作者Sasha Abramsky
发表时间:2011316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Freeman7777

 Lessons from Gene Sharp
【吉恩・夏普 译者志愿编辑配图】

在吉恩夏普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在默默无闻的工作。但在过去几周,他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在媒体的报道中,他被赞颂为世界顶尖的非暴力战略理论家,而推翻穆巴拉克政权运动的领袖则宣称,是夏普给了其灵感。他现在被称作"非暴力的克劳塞维茨(19世纪初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也被看做列夫托洛茨基(另一位嗜好精辟警句的杰出战略家)的非暴力版,托氏的理念(虽然在构建框架上完全不同)为定期性的、变革式的全球革命提供了可能性。

夏普承认,那些关于他对中东所发生事件产生影响的大胆宣称让他稍有不安;他不觉得他可以证实那些事情。不过,确实,他的早期作品——包括他最著名的三卷本《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帮他在非暴力研究的小圈子里建立起所在领域领导者的声誉。近些年来,一本于1993年出版,融合了他诸多重要研究成果的影响巨大的小册子《从独裁到民主》被翻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对非暴力抗议的组织者来说,这本书类似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反叛手册》(Rules for Radicals)

夏普也是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爱因斯坦研究所是一个不加渲染、由私人资助运作的机构,它已经传播非暴力思想近三十年。该组织认为它更多是在对所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而并非推动特定国家的人民去采取特别的行动。尽管研究所及其掌舵人一直低调谦逊,但是,毫无疑问,夏普的思想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从缅甸到巴尔干地区的反对派团体,而最近,他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中东的反对派团体。

认识夏普的时候,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正在哈佛大学靠所获陆军奖学金完成其学业,彼此结识之后赫尔维就进入了爱因斯坦研究所的董事会。他说夏普"对制止或减少战争中人民(尤其是平民)遭屠杀的力量有深刻的见解,而他着迷于跟别人分享他的这种见解。"

在上个月的埃及,夏普的解放性思想的力量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长期以来被认为被动地承受暴政的桎梏被动的一群人,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对突尼斯和埃及的发展感到惊讶,"夏普说。"我从来没想过阿拉伯人可以做到这些,穆斯林可以做到这些。而现在,穆斯林就在这么做。在有些例子中抗议活动不是很有纪律性,而其它的例子都非常的有纪律性。这是在埃及,简直难以置信。过去的刻板印象全都不成立了。"

他补充说,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美国总统能说,为了使一群受压迫的穆斯林免于独裁统治,美国有必要进行干涉。他说,"这些人有能力使自己获得自由,不需要外来的救星。这真是一次伟大的觉醒。"

尽管对民主的热情似乎已经传遍中东,但是夏普认为,埃及周边的国家不一定也能取到同样的成功。他解释说,"埃及的例子势必会激发其它国家人民的灵感,但是光有灵感是不够的。"夏普同样不赞成历史决定论。他说,"我不觉得非民主政权垮台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有一股横扫世界的神秘力量一类的东西。我不以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

本质上,非暴力起义是政治运动。根据夏普多年辛苦研究总结出的对权力所作的综合分析来看,任何一场和平起义的成功或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运动是否能做到这几点:削弱公务员、警察和士兵对政权效忠;劝告中立者加入反对派阵营;防止专制政权对平民抗议实施暴力反应——抑或如果实施了,也要避免损害非暴力运动的战略博弈计划。他解释说,"一旦人们知道了这种诀窍,那他们就很有可能会熟练地使用它,而不仅是激发灵感或偶尔地取得一些意外的胜利。这将为深层次的改变做出贡献——并非因为所谓命运的必然,而是因为人们让新的可能性成为可能。"

当然,有人会说,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已经在利比亚显现了出来,残暴的(有人会说是疯狂的)独裁者卡扎菲上校在使用大规模军队打击他的反对者时并没有表现出内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批评者——甚至夏普的一些朋友——说,严格遵守非暴力让抗议者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比如,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的时候号召犹太人保持非暴力会是什么样子。英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夏普的老朋友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爵士说,也许存在有限的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暴力既是合法的,又是阻止快速演变的暴行方面必须要做的。

夏普不同意这一说法。尽管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pacifist,),但他也不愿去划定在哪些特殊情况下暴力是合适的。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的第一卷,他认为,"只有当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命令,遵守统治者的命令完成的时候,权力关系才会存在""甚至国民希望改变现有的秩序,他们也许仍然会保持顺从,因为他们缺乏能带来所渴望的改变的信心。只要人民缺乏自信,他们就只顺从于统治者,与其合作。"

按照这个逻辑,现在利比亚的非暴力抗议之所以没有效果,并非源自卡扎菲攻击性的使用武力这种举动,而是因为反叛者缺少事先规划、辨识并利用政权弱点的能力。利比亚的事件就是发展得过于迅速了,以至于来不及确立一个周详的非暴力战略。夏普说,关键在于"将非暴力斗争可以显现威力和效力的领域最大化",而"将暴力似乎让唯一能起作用的选项的发挥领域缩小了"

夏普说,所有的政权都有根本上的弱点。非暴力斗争"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这些弱点变得更弱,并切断它们的力量来源上",直到政权解体。"这是终极目标。但它不会轻易或快速或经常发生。"

 ******

吉恩夏普生长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保守的共和党家庭。二战故事、死亡集中营的恐怖画面、冷战的开始和原子弹占据了他的成长岁月。在理解那些画面的过程中,他对暴力和极权主义产生了憎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因拒绝军队征召而坐牢。

从监狱释放出来不久,夏普就写了一本关于刚刚被刺杀的圣雄甘地的书。他认为,甘地被人误解了。也许正如被广泛描述的那样,甘地是一个圣人;但也许并非如此。对夏普来说,这个问题不是重点。对他来说,甘地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甘地意识到,印度人在军事上无法战胜大英帝国,于是他精心起草了一个非暴力战略并最终推翻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当夏普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给爱因斯坦写了一个便条,问他是否愿意给这本书写个序言;让他高兴的是,这位传奇的物理学家兼和平活动家答应了他的请求。夏普的人生道路也由此确定。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当他住在英格兰(他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奥斯陆;在波士顿(他在哈佛办讲座,随后则在此座城市领导爱因斯坦研究所)的时候,他一直在从事皇皇巨著《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的撰写工作。紧随夏普这本巨著而来的则是大量战略与反抗方面的文章和政策报告,以及一大卷名为《发动非暴力抗争》(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的新书。

作为半个历史学家、半个社会学家、半个心理学家的夏普开始对在早期生涯的一些非暴力抗争的例子——从甘地对抗英国统治的食盐游行,到挪威教师在二战时抵制强加而来的法西斯主义课程,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再到南非的种族隔离斗争——产生了兴趣。他也对权力理论产生了兴趣:统治者如何统治,被统治者以何种方式同意被统治;顺从如何被灌输给大众;通过结合特定的非暴力战术,仔细寻找统治者所仰赖的支撑性支柱,非暴力运动可以打破不经思考就顺从的束缚从而解放大众的原理。

他告诉自己的读者,"独裁国家尤其存在一些特定的特征,会让它们在面对巧妙的政治违抗时极其脆弱。"它们有阿喀琉斯之踵,比如依赖大众的配合和持续的顺从;不灵活的指挥控制结构;领导者周围全是应声虫,只会告诉领导者想听的内容,而不会告诉真正发生的事情;统治精英之间敌对的可能性,而精明的脚踏实地的反对者可以利用这一点;一种朝向区域主义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权力掮客发出了要对不义之财分一杯羹的要求。

一旦一个社会中有足够的人民和组织(工会,宗教团体,体育俱乐部,公务员,甚至是警察和军队)拒绝同政权合作,夏普写道,"那么独裁者的权力就会因为政治失血或缓慢或快速地消亡。"如果抗议者与非暴力密切合作,那么这个过程将会"导致事实上(de facto)的自由,从而让独裁政权垮台,使一个不可阻挡的民主体制正式建立。"

相反,对夏普来说,暴力不仅在道德上有问题;而且也是一种对付暴君的特别无效方式。毕竟,政府拥有更多,更精良的武器。政府的军队也在如何使用这些武器上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政府通常控制着分发武器,部署军队的基础设施。夏普说,用暴力来对抗独裁统治,是主动送给它们动用武力的机会。而非暴力则迫使政权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进行战斗。在很多方面,非暴力的看法近似于传说中著名的组织研究者Marshall Ganz(译者注:Marshall Ganz,哈佛大学国家政策讲师,曾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为奥巴马阵营设计了实地组织者和志愿者培训系.)在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上持有的观点,Ganz认为与其说是大卫打败了歌利亚,不如说是前者在机智上胜过了后者。[see Abramsky, "A Conversation With Marshall Ganz," February 21]

政权越糟糕,反对派就更应坚定对非暴力的承诺。最后的结果将是"权力的割裂",这是一个政治柔道(注释:研究如何把议程主导权抢过来,主控传播权,在美国被称为"政治柔道")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统治者的行动会反作用到自己头上,他会变得越来越被人民和社会上各种机构所孤立,而他却需要这些人民与机构的同谋来保持政府的运作。把这层同谋关系拿走的话,统治者就如《绿野仙踪》中奥兹国的魔法师一样赤身裸体,其实毫无神力。与此同时,普通民众越反抗,他们就越能意识到自己内在的力量,正如《绿野仙踪》女主角桃乐丝所发现的那样,他们一直都掌握着塑造自身命运的手段。(译注:此处出现的《绿野仙踪》的比喻可参考该故事中魔法无边的角色如何被不经意地戳破了脉门,以及桃乐丝其实一直都拥有实现梦想的能力等情节。)

当夏普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理论时,这些理念都讲得通。但是这些理论是如此地和直觉相悖,以至于他的作品被世人严重地忽视了几十年。他就像是一瓶好酒:隐匿在大众的视线之外,只有少数的人懂得欣赏。甚至他的朋友和同事都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同风车作战。

但是这些天来,随着对独裁政权及其所压迫的人民之间相互作用的长期假设被埃及革命所颠覆,夏普的观点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堂吉诃德式的异想天开。夏普的朋友赫尔维说,夏普所面对的对象也许只是从风车变成了巨人。(译注:此处可参考小说《吉可德》,书中一名迂腐到可爱得骑士因为把风车当巨人而英勇地与之搏斗,显得荒唐可笑,而如果他的敌手不是风车,却是真正的巨人的话,堂吉诃德不愧是一名真正的骑士。)

 译注①:经校对者说明,The Nation 杂志以后的译名统一改为《民族》。"nation-state一般翻译为民族国家或国族国家,我认为应该把The Nation刊物名翻译为《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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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革命蓝图

2013年12月2日星期一

D打印机被收 美激进组织打印步枪泡汤

您听说过打印机可以打印出能发射子弹的枪支吗?这可不是科幻,最近,美国一个激进组织正计划用三维立体打印机打印出可供使用的步枪。不过这一计划最终泡汤,原因是打印机生产厂家怀疑步枪的用途不合法,决定不提供打印机。
三维立体打印机厂商Stratasys在维基武器网上发表的声明信中说,该公司不允许它的打印机被用于非法用途。
美激进组织“分布式防御”计划在网络上公布用3D打印机打印步枪的说明,目前在美国家庭无执照自制枪支还不属于非法。
“分布式防御”组织在网络上筹集了2万美元企图启动这个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制作一个用来制造枪支的工具包,个人可以下载这个工具包,然后用3D打印机在家里打印自己的武器,根本不用考虑枪支执照。该组织声称,如果有一天政府知道每个公民都可以在网上下载文件,然后在家里打印枪支的话,政府将如何应对枪支控制和消费问题呢?
但该计划由于Stratasys 3D打印机公司收回打印机而破产,该公司说由于“分布式防御”组织没有持枪执照而且他们已经公布他们使用这个打印机的用途,所以他们收回打印机,他们公司的政策是不能在明明知道的情况下继续让他们的打印机用于非法用途。
犯罪科学研究所未来犯罪机构负责人古德曼认为,美国政府应该针对3D打印技术而就制作枪支制定新的法律。
“根据美国的法律和其他国家的法律,这似乎是一个灰色地带。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控制可以做违法事情的技术。”
“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做得非常公开的,并试图证明这一点,谁能不宣传它,这是我更关心的。”
古德曼先生预测,三维打印技术可能是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下一个战场。它不只是可以将武器打印出来。
他说,“当你能够自己制造一块劳力士手表,Gucci手袋,耐克运动鞋的时候,这将是知识产权盗窃的下一个前沿阵地。”
新唐人记者白兰综合报导 

2013年12月1日星期日

如何革命政党建设?


左到右: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列宁和拉狄克描绘
探路者的壁画。关于上面的图片信息,请点击 这里

这份文件是在芝加哥,2004年2月68,该组织的惯例提交美国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指导委员会。沿着这些路线的报告,提出了由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主编艾哈迈德Shawki和前景进行了约定采用。
1。革命运动的整个历史决定性,更常常被证明是否定的比肯定的,除非革命政党都建立了革命形势出现之前,成功是不可能的。“研究[D] uring的一次革命,即当事件移动更迅速,一个弱势的一方可以迅速成长为大能者,只要它清晰地理解革命的过程中,具有不变得陶醉的短语和不通过恐吓干部坚定迫害“,托洛茨基写道。“但是,这样的人必须是生死时刻革命之前,作为教育干部的过程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革命也买不起的时候。 “
等待建立这样一个组织,直到能够出现在群众斗争的热量为“有机”,即邀请经验不足,不成熟,可厄运该组织以致命的错误,导致失败的一个水平。这肯定是1918年和1921年之间的德国革命高潮的经验。在此之前的一战,德国革命家甚至没有组织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别。“即使没有后来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定神新兴左翼组织的痕迹战前”,写罗莎·卢森堡的传记JP荨麻,“能够使任何情况下,一个有组织的激进组织的存在”。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在德国革命的失败作为一系列的错误的战术轮流由新,没有经验的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关键转折点的结果。相反,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表明招募并通过或多或少漫长的时期阶级斗争的训练有组织的革命干部,通过wideranging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各种进与退,1903年和1917年之间的利益。
2。在建设期间不革命革命组织,但是,承载着宗派分离和/或政治改编的双重危险。问题是,很多时候左历来提出的问题,因为如果选择的是这两个极端-要么你适应当前斗争,因为它是或你建立一个革命性的教派之间。大多数人选择了前者,适应了“可能”。这个想法是由什么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成功的尝试较少,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几乎每一个离开的倾向(即,从毛泽东时代到托洛茨基主义),1968年以后建立革命政党加强。许多左派的结论是,在“建党”这样的努力是必然教派和无果而终。由于这些失败的结果,“防,新闻自由”是影响新radicalising人的整层不仅仅由现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当事人的仇恨驱动的。
还有如何革命党创建没有一般公式。但它必须涉及有意识的革命者的有组织的活动和任务,理由是条件尚未“成熟”,这将是迫于条件,因为他们都没有对如何超越他们积极的方向不是他们放弃。正如列宁指出在他的辩论的经济学家,谁主张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协助”的工人运动,而不是通过试图给它任何铅“超越”意识在类的级别,
说......说思想家(即政治意识的领导人)不能从环境和要素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路径转移的运动是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有意识的元素参与这种互动和路径的确定。
足够的规模和影响力的革命组织,组织得当,可以有奋斗的形状,当然了巨大的影响,只要他们努力团结起来,加强各奋斗成功的机会,并利用每一个斗争,推进一般原因社会主义。我们的口号仍然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人争取实现的直接目标,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强制执行,但在当前的运动中,他们同时代表了运动的未来的照顾。
3。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我们站立的地方”规定:“要实现社会主义,最激进的工人必须被组织成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提供政治领导和组织了ISO的活动都是针对采取初步措施,建设这样一个党。 “。国际标准化组织,自成立以来,已经明白,这不是一个革命党(更不用说革命党),它有没有足够的规模,工薪阶层在阶级斗争中获得头衔会员或影响。任何组织确实,对于许多原因,而不是其中最重要的是阶级斗争和工人之间的历史微弱的政治传统,仍然是有待克服的低水平。
在美国的一个革命政党不会仅仅通过添加成员ISO标准的创建,直到我们有足够的规模和影响力来声明自己的一方。它很可能会通过分裂,融合和部队集结的斗争刺了新的力量和新配置的工艺。因此,目前的激进化已初具规模要求
将ISO现在更重视我们在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左边,我们对其他组织和势力在左边关系的作用。
这不是贬低我们的成就。国际标准化组织参加了一个时期留下撤退的那些“初始步骤”。当左侧的其余部分被迅速远离革命组织,并进入民主党,工会官僚,团结委员会或干脆辍学的政治 - 的ISO维护,这是不是不过唯一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以保持,谦虚,一个革命组织基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出来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在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的形式和程度较轻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对一个革命性的替代建设的巨大负面影响,我们放置了一个溢价的正确认识苏联,工人阶级的中心和视角重新引入了“理智”精于心,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和国际社会主义传统的noncaricatured演示,同时始终密切关注机会参与斗争的资本主义性质。
我们的方向,以新的力量,而不是留下的分解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隔绝我们从左边的其余部分,但它有,它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干部面向现实世界的积极分子,政治上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但不是向内看。
4, 从历史上看,革命政党已经形成,根据具体情况,通过融合,分裂和各党派,团体和倾向在社会两极分化时期的重新组合。这是在俄国革命后形成的共产党的情况。在许多情况下,共产党形成时的各种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翅膀分裂出来后这些政党把自己的身后支持他们“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努力。这是发生在意大利和德国为例。但在英国,共产党形成了若干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合并的:英国的社会党,在车间代表和工人委员会运动,社会主义劳工党(主要集中在苏格兰),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工人社会主义联合会总部设在伦敦,并南威尔士州社会主义社会。后来在德国,左翼Spartakusbund(其此前与分裂的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合并与联合社会主义党(美国药典,已被驱逐出德国社民党一个非常困惑的中间派政党)的左翼,以形成共产党。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与融合几千工人和知识分子,在跨校区委员会,在彼得格勒的组织后,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而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结束了与社会革命党的左翼紧密合作。
问题的关键是,任何时期的阶级斗争上升抛出了工人的新的分组和组织的压迫,地方和国家,以及现有的组织radicalising部分。一般向左反过来又创造了建设统一战线,共同组织,在某些情况下,不同力量的联合,正朝着共同的政治目标的融合,但它们的起源的可能性。这将是宗派的革命组织,从这些发展墙上自行关闭。但适当定向到他们需要的方法和途径。
首先,集结必须在向前运动的背景下,并在评估其结果将是步调一致较大的革命力量。这样的集结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在一组被另一个吸收;两个组织的合并,并在其领导班子和编辑委员会立场的一个部门,招募恩本地新兴工人或学生群体的集体。
如果我们有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干部,深谙我们的政治和传统,然后合并和与其他势力重新组合可以有助于推进我们的运动,而不是“稀释”了。
典型的例子是托洛茨基的跨校区委员会合并和布尔什维克上述。从布尔什维克的长期努力,加强与基层干部在群众斗争为能够团结和果断采取行动的统一革命党此次合并流入。这就是为什么有干部1903-1905又一次在1907-1912缓慢,个人积累和融合托洛茨基的组之间没有矛盾。在这困难时期,建立革命组织经常带着个人的串行招聘的形式通过共同工作和社会主义的宣传赢得了时间。然而最终,革命工人运动本身的发展澄清了许多的那分了社会主义革命团体在过去几年的问题:俄国革命的工人阶级性质,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以及帝国主义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举几例。斗争的动态创建一个上下文中,托洛茨基的组可以加入布尔什维克集体和加强革命党。
5, 通常一个时期的政治骚动的抛出了改革和革命之间摇摆不定的组织,或者至少模糊的区别(如USP上面提到的)。在某些时候这些组织可以充当避雷针活动家谁是向左移动,但尚未打破了改良主义。托洛茨基,写在1930年代中期,定义的现象:
的条件下,当传统的群众组织都在崩溃和分解的过程中,中心主义代表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必然的过渡阶段,即使是渐进式的工人阶级分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能够找到访问所有这种倾向,为了通过例子和宣传,以加快他们的通道,以革命道路。
这些组织是由定义不稳定,容易在外界的事件在他们身上,迫使尖锐决定的压力分手。“中间派”排兵布阵可以爆发,并成为群众组织的发酵类和革命时期的危机,但它们反映异质力量朝着不同的方向暂时收敛。这样的政党,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样,可以因为他们带入他们的行列工人和谁被惊醒挣扎活动家和正在向左是很积极的。
我们的标准评估中间派形成和当事人是不论他们推进的过程中自由基化是他们的产品,并且帮助,转移工人阶级,学生和激进的活动家向左?这就是为什么,例如,我们拒绝了集结的角度在20世纪80年代,在一段失败的,集结项目往往充当垫脚石的左派人士对他们的出路革命政治,不是管道为那些正在走向它。
6, 全球正义运动,阶级斗争的再度出现(虽然防御)和主要改革派政党在欧洲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适应的成长创造了一个政治空间就留给新老势力汇集成新的政治结构(部分选举,部分movementoriented),这是社会民主的左侧和新时期赋予的政治表达。
苏格兰社会党(SSP)就是一个例子。力宝华润(革命共产主义联盟)在法国计划组织一次联合选举平台,带有LO(工人斗争),并且还推出了一电一新的“反资本主义”党的形成在法国:
对LCR的地址本身所有那些谁想要一个左的替代方案,与所有的socialliberal进行的政策离开,以及由右打破。我们要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团结截至目前与所有这些,当然谁愿意,制定斗争和群众动员,还要建立一个新的广泛的,多元的政治力量,从根本上反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坚决。
在希腊,力量大约成立于2001年倡议联盟“,为对话和左派的共同行动的空间”,也发出号召,这Synaspismos汇集“的倡议左的集结宣言” ,向左移动,改革派选举党赢得刚刚超过三成的选票,在2000年,并获得6个议会席位,cp和离开团体从CP分裂,以及激进的绿色和最左边的组织像我们的姐妹团DEA(国际工人左),以及与毛派根组。
默里·史密斯,SSP的一名前成员及力宝华润现在是一个成员,概述了新的政党政治方面的理由:
该部队的一个新的政党会在其所有的碎片,重新组合/分解真的现有workers'movement出来,混合了旧的和新的元素:传统政党,工会积极分子,新社会运动的武装分子的武装分子反全球化运动的最左侧,的。
史密斯认为,建立新的政党的必要性
是社会民主的转型(和在PCI意大利[共产党])到各方公开捍卫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通过旋转对自己的社会基础,有其选举基础所产生的积极分子的不满和。幸存的CP都陷入了衰退的螺旋,tailending社会民主和无菌宗派主义回落之间徘徊。这是新的,这就是让我们讲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危机。
我们可以质疑其中史密斯概述了这些发展的轨迹,对这些新的政党,联盟和组织形式仍然是如何悬而未决的精确字符的分类方式。在斗争中在不同的国家水平和组织特点和双方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组合和可能性。我们可以说的是,这些都是积极的事态发展,创造机会,建立更强大的左环绕拒绝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团结。革命者将自己切割开来新radicalising力量,如果他们没有参与其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革命力量的清算到这些更广泛的组织。与这些发展是战略和战术的问题,而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的社会主义组织。我们不能和不应该落入论点的改良主义和革命组织之间的组织和政治划界的问题不再是相关的。史密斯,例如,承认在SSP是“战略上未分隔”,但它是“人工”“使激进左派和革命左派之间的区别”。他认为,“中心主义”的概念不再有效,因为没有尖锐的两极分化的今天,作为共产国际的革命时期,改革派和运动的革命性两翼之间。“一个新的政党,必须从最左边的传统的组织不同”,史密斯认为,“它的运作及其与群众的关系,而不是由它的实用程序”。讽刺的是,史密斯自己的政治纲领和他的拒绝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区别的重要性折旧本身是中间派。
我们可以积极参与自己在这些新的政治结构没有,正如斯密在这里所做的,模糊的改革和革命之间的重要区别,尽管这种区分是作为尚未(因为运动是年轻人)仍然没有显着的。
7。左边这些新的发展并不像沿远在美国。但是,我们采取的方法应该是一样的,这基本上是采用一贯的统一战线,共同工作和协作,加强斗争,推动事物向左和,内,建立吸引的远左极的方法。阶级斗争仍然处于低潮,虽然有生活的重要标志。全球正义运动才刚刚开始9月11日灾难后恢复。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战运动走进一个平静,但没有倒塌,伊拉克入侵结束了它的第一阶段,将重建为占领上不去人们越来越伊拉克抵抗后。不像其他地方,左边仍然是由它的一个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这已经到了北美社会论坛从离开地面,例如缓慢贡献因素支撑阻碍。然而,我们也清醒地在一个新的激进之中。在这方面,我们感兴趣的是建立两个ISO以及更广泛的左新兴运动的上下文中。这包括两种事态发展,一是更加宽广和一个“窄”。
我们在建造反战委员会和联盟,以及建立北美社会论坛和正在出现,在美国当地的社会论坛活动,工作构成的,我们参与泛左翼发展的几个例子,并应继续参与我们自己。我们也参加了讨论,并探讨合作与左派组织各种方式更狭义的可能性。例如,我们在几个月前采访了团结工会领导人对他们的选举各地合作的可能性,因为这两个组织拒绝民主党(虽然什么也还没有到这个),并在洛杉矶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团结工会成员教师工会有过合作。我们亦与其他左翼组织和集团作为左党团在美国和平与正义的一部分。
在西海岸,我们的同志都参与了统一社会网络(在圣迭戈和旧金山湾区),在这个阶段涉及到通讯的民主社会主义(COC)委员会,美洲,ISO,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者党和团结(的和平和自由党也参与进来,但没有正式关联)。通过COC五月开始,网络已经主办了关于削减预算,反战和一个托管迈克·戴维斯在旧金山湾区三个论坛。这些都是主要的论坛留下的讨论。
这是远远为时过早什么会出现(如果有的话)从任何这些倡议和左派组织之间的讨论。但是,我们通过参与他们失去什么。事实上,我们获得鼓励,促进在左边健康协作而不轻描淡写的政治辩论和清晰度的重要性的气氛。
什么是重要的,这一切是我们得到正确的做法。由于安东尼Davanellos写在最近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
革命左派应该承担双重责任。在一方面,它应该接受参与和组织的政治阻力的广泛电流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挑战。拒绝或低估这项任务是纯宗派主义。在另一方面,它不应该忘记的瞬间,无法建立资本主义的抵抗这样的电流,除非存在它的心脏更强大和更好地组织革命左派。期间充满了我们的假设显著政治角色的挑战。我们必须这样做,知道得很清楚,这不是一个替代品,而是要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的最佳方式。

3D打印技术发展现状及前景

译者: Henrish 原作者:Clay Dillow
当你能够“打印”几乎所有的东西时,还有哪些东西是不能“打印”的呢?
当你能够“打印”几乎所有的东西时,还有哪些东西是不能“打印”的呢?
3D打印技术发展现状及前景
随着3D打印技术在各个领域中的普及,人们发现有越来越多不可思议的东西通过这种技术制作出来。今天向大家展示的就是德国专业小提琴制作公司EOS3D打印技术制作出来的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复制品,此外还有Thingiverse公司3D打印技术制作出来的两个AR-15突击步枪所需的零件。前者所挑战的是传统手工制琴方法,而后者则直接挑战了人类的法律制度规范。
对于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复制品来说,其实并不是人们看到的第一把通过3D打印技术制作出来的乐器,今年早些时候,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就已经用3D打印技术制作出来了一支能够正常吹奏的长笛。不过,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采用了更为独特和复杂的激光烧结技术,这种技术可以让复制品看起来更加接近手工制品的水平,即便它所使用的原料是工业聚合物,而不是木材。
制作小提琴听起来还不错,不过利用3D打印技术还能制作出许多位于法律边缘的东西,让我们来看一看Thingiverse(一个分享制作及数字化设计项目的博客网站)上现在所发布的一些内容吧。这个网站上的用户所挑战的并不仅仅是那些传统工艺和知识产权,还有人类社会的结构化法律制度。在Thingiverse的两个网页上,分别发布了如何使用3D打印技术制作容量为5发子弹的弹夹和AR-15半自动步枪下机匣的教程,虽然AR-15在美国是允许被公民持有的,但是要知道,AR-15是美国军用步枪M16的前身,它完全能对人们的生命构成威胁。
这并不是说用3D打印技术制作出来的东西都是非法的,只不过引发了人们对这种影响整个世界的前沿技术的关注。毫无疑问,3D打印技术将会改变整个世界,人们在将来可以用自己的打印机制作出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不仅为公司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配送商品的方法,而且也为发明家们提供了呈现自己的创意的绝佳途径。
但是,对于那些普通人并不应该拥有的东西来说(如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东西或法律规定禁止和限制使用的东西),3D打印技术仍然有可能制作出来。例如普通人都要经过若干法律程序才能够使用AR-15上的专用零部件。Thingiverse用户KingLudd对此进行了如下说明:
下机匣是一般枪支用来安装其它零件的重要框架,在美国,枪支上所有其它的零件都可以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购得(包括柜台或邮局),而只有在购买下机匣之前,需要办理相应的审查手续。
一般情况下,下机匣是由铝制成的,不过使用塑料下机匣组装而成的步枪能够拥有更为完美的性能。
在法律程序之外购买下机匣将被视为是非法的,但是如果你用3D打印机自行制作一个呢(问题是用ABS工程塑料制成的下机匣是否安全)?一个容量为5发子弹的弹夹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有人用3D打印机自行制作了容量更大的弹夹呢?这种类似的问题都在和法律打着擦边球,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处理方法。
当然了,同样的问题也可能会发生在那些熟练的车间工人身上,他们也能在车间里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一些零配件出来,但是3D打印技术大大提高了这种问题发生的概率,在制作难度大幅下降之后,几乎每个人都能做一个出来。在网上下载一个CAD的文件,点击“打印”,然后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自己想要的东西被慢慢制作出来。在Thingiverse这个博客网站上逛了逛之后我们发现,苹果公司通过使用特制螺丝来防止iPhone4被拆解的方法好像马上就要过时了,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能“打印”出与之相匹配的工具出来。当然,对于用户们来说,他们自然有权利针对自己的iPhone为所欲为。
但是,应该如何处理那些制作武器和侵犯知识产权的零件的人们呢?如果连工艺复杂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都能复制出来,还有什么是不能复制的呢?你甚至可以把iPhone的所有零件都“打印”并组装起来,这样可以省掉一笔购买手机的费用。
显然这并不是一回事,但这些问题探讨起来相当有趣。随着3D打印技术的逐步普及,包括桌面创新、产品定制和制造业等领域都有可能因此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在这场变革之中,我们肯定要遇到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此外,如果这项技术被推而广之,那么人类对物品的管理难度将会更高(从专业设计的乐器到AR-15),因为那时候的产品生产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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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复制品:除了琴弦和弦轴箱不是被“打印”出来的之外,这把小提琴的其余部分都是由德国的一家专业的小提琴制作公司通过3D打印机用工业聚合物制作并组装起来的。

【图
2】一个AR-15半自动步枪的下机匣3D视图,正在准备进行打印。

2013年9月1日星期日

三种方法的革命纲领

宗派主义,改良主义和革命方法
这些谁声称有一个革命性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目前的计划之一三种方法:宗派主义,改良主义(或中心主义),和一个真正的革命(或过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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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方法的革命纲领

宗派主义,改良主义和革命方法

革命组织是围绕它的计划。它体现了它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加入。该方案包括其最终的目标,那就是它的一个新的,自我管理,社会的憧憬。该方案包括现有的社会是什么的分析,它是如何工作的。它包括一个策略,从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想要去得到。我不是指工人在革命的过程中如何开始建立新的社会(如面包的克鲁泡特金的征服)只是讨论,但如何从现有的,不革命,情况得到了革命。这些都是一个程序革命的重要部分,工薪阶层,自由意志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我将其称为“无政府主义”,但是,对于这篇文章的目的,我包括自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左派,pareconism等)概括地说,有三种可能的方法:山头主义,改良主义或中心主义,而一个真正革命性的方法。

1)宗派主义

这也被称为超左的方法,虽然没有通过我。(“超左倾主义”通常是滥用左派对于那些谁是进一步剩下的一个术语。)这种方法也开始甚至如何革命可以开始建立它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愿景和。这一设想可能是优秀的,这是不是与它的问题。但它缺乏一个策略从一种情况,大多数人,甚至当他们的斗争,不瞄准无政府主义,到一个地方,他们将参加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革 ​​命获得。,相反 的宗派方法说来不革命的人:停止挣扎你想要的东西。忘记你的目标。相反,你应该争取我们的目标,这是好多了。你的工人可能要住你的家人一个更好的标准,但我们说消费是腐败,这些都只是面包屑给你买了。相反,我们希望你的需求是什么,我们认为作为一个解放的生活。你想成立工会,以赢得效益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但工会是老板,不值得争取的机构。
你想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结束性别或种族歧视,但这些都只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与资本主义相一致,而不是社会主义。工人和小农户利用国家要决定自己的未来,没有外国的统治,但我们希望你能忽略帝国统治赞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是我们要对立民族自决的。这同样适用于任何其它目标,如清洁的空气,生态平衡,结束核能,从直接退出战争,等等。由于这些大概是不一样的自由意志论共产主义,把它们支持我们的最终计划。 
例如,最近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叛乱在伊朗由于舞弊的选举。的愤怒已经通过很多社会蔓延,从中产阶级到有组织的劳工。不过,据我所知,某些伊朗左派共产主义者已经拒绝支持对被盗选举的斗争。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被留在家里,但它们对示威从为诚实的选举的需求显着(尽管事实上,他们的机会来调动仅仅是由于大众叛乱)。当然,革命性的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能同意任何候选人(均为公开亲资本主义和“伊斯兰共和国”的支持者)的。但他们可以选择支持伊朗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政府(或非政府有一天)的权利。他们可能已经对资产阶级政治家或工会的要求打电话给总罢工政治民主,以揭露政客和工会官员。 这种情况出现反复。眼下对人民选举他们的政府的权利类似的斗争发生在洪都拉斯。应该无政府主义者“太单纯”,以寻求新的方式参与这些斗争?这只是这引起了共产党拒绝让20年代和反抗纳粹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反对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30年代这种宗派逻辑。(见2007价格;第11章,“德国反纳粹的战斗”)。 

2)改良主义和中心主义

一个明显的替代方法是改良主义的。不同于自由派,改革派瞄准一个新的,更美好的社会比资本主义。像自由派,改革派希望改善社会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逐步地改变,而不需要资本家阶级的颠覆和它的状态。然而,也有一些谁是(真诚)的一场革命,但在像改革派实践行为。他们是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政治中心和过往一直被称为“中间派”。不少无政府主义者此类别中:革命者词,但在行动上改良主义者。(虽然这有时被称为“机会主义”,它不是个人的诚意和完整性的问题,而是程序。) 改革派和温和派似乎是宗派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肤浅。像宗派主义,他们没有战略,从unrevolutionary目前要革命的目标。这两者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实践中,宗派主义和中间派只是选择的差距不同侧面。(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人可以中间派在一个问题上,如工会,但宗派另一个,如民族自决权。) 他们的方法是从那里大多数人都开始和,顶多主张只是移动有点向左,到“下一步”改革派和温和派看到自己作为工会或反战运动或什么的“最佳建设者”,并宣称他们的计划仅仅是工联主义的逻辑延伸,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等,他们不会带来革命性的方案从企业工会主义,民族主义,还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有质的突破。 改革派很可能会证明这是由于需要保持与工会官员和运动的领导人的良好关系-自由派谁是资本主义的公开支持者。由于改革派可能会指出,工会官员有时队伍的左侧,至少在他们的正式程序。这也许是这样,但工会官僚,作为一个层,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工人阶级之内。他们配合工会的民主党,并致力于保持系统的工作。当推来推去,他们会忍住斗争。要与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这当然是有用的,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平等的,但不能以放弃宣传革命。的牺牲 另外,中间派有可能通过指向工人的不革命的意识来证明一个不革命的办法。如果我们的自由基太偏左,按说工人不会听我们的。我们绝不能出人头地的工人,他 ​​们说。渐渐地,工人会一步一个脚印的左侧,直到他们成为革命性的。
 这是假设对工人的部分静态的意识。它忽略了其中的危机推动的工人重新思考他们的假设,并成为开放的,他们先前拒绝了,所以,意识的跨越式转变,不是渐进的步骤想法的方式。它忽略了以何种方式工作的人改变,不是每个人都在一次,但在工人层次。如果革命党人试图留在最保守的工人的水平,我们可能会错过最激进的,先进的,工人的运动。 流行意识参差不齐。工人和被压迫的人持保守和激进思想。他们是爱国和反战,为全民保健,但反“社会主义”,公民自由,但对镇压“恐怖分子”,等等,这是对资本主义意识的影响,预期的结果。工人的少数和被压迫到了一个始终如一的革命觉悟。他们的工作是组织起来,并教育其他工人。否则,先进工作者将是适度和保守工人群众的后面,而不是前面。(这个中间派方法被称为“尾巴主义”,有很好的理由。) 毛派称这种做法“群众路线”,这意味着要找出员工想要什么,然后组织了点。他们利用这种方法,正是因为他们不敢告诉工人和农民有什么毛派真的会“给”他们,即极权国家资本主义。因此他们自称是为人民想要的东西。同样是改革派的真实,当它涉及到它。他们不能说他们打算维持资本主义剥削,战争,生态破坏,种族主义和父权制。因此,他们“给工人,他 ​​们想要的东西。” 

3)革命或过渡方法

在共产党宣言(一个工作,这革命性的无政府主义者可大多同意),马 ​​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共产党人争取实现的直接目标,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强制执行,但在运动目前,他们同时代表了运动的未来照顾.... 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对事物的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他们带来的前面,在每种情况下的主导条件下,财产的问题......“(第IV部分,第45-46页)。160年之后,这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实际上,在这一段,也大多写的是需要参加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使“工人可能立时使用[他们]为这么多的武器攻击资产阶级“。第45页)。 在1907年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有皮埃尔Monatte和ERRICO马拉泰斯塔之间的纠纷。Monatte认为,是时候无政府主义者结束他们的存在,小团体的宣传,更遑论主张暴动和恐怖主义,主张建筑群工会(集团,因此“工团主义”)的。在这方面,他是对的。但马拉泰斯塔,而对于工会,关注的是革命性的无政府主义者将解散自己作为一个力成工会。
因此,他主张无政府主义保持革命组织将工作内部和工会外,支持罢工等行动,但也被卷入每一个可能的斗争,而总是提高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 “无论可能的斗争直接的实效性收益最大的价值在于奋斗本身。为使员工知道老板的利益是反对他们的,他们不能改善他们的条件,更不解放自己,除非团结变得比老板强.... 他们将在最后明白,让他们的胜利安全的和明确的,既要消灭资本主义...... “虽然......苛求完全的自由,我们必须支持所有的斗争局部的自由,因为我们深信,一个人学会通过斗争....我们必须始终与人民,当我们让他们需求很多,我们仍然必须设法让他们想要的东西没有成功,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让他们明白,不过多还是少,他们的需求应该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Malestata,1984,页191&195), 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桥梁(或“局部,有限的,斗争和最终需求之间的过渡”,因此“过渡”)对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我们必须找出人们想要什么,而不是为了从该启动程序,但为了向人们表明,以肯定能赢他们想要的方式是通过无政府主义革命(“靠自己的努力”), 该程序将启动不从目前的意识,但是从需求的客观评价。
如果人类要避免大萧条,法西斯主义,核战争和生态灾难,然后由工人国际革命和一切被压迫是必要的。这既是一个客观的分析(即人类的威胁与这些罪恶)和价值判断(即萧条,战争等都是罪恶)。任何人谁的结论是,有战争或破坏很少或根本没有威胁,应坚持改良主义的方法。 没有保证的技术进行适当的“过渡需求。”我们的目标是提高有限的问题,类范围的,社会性的,要求。在几个地方工作或收入的损失,应给予还击,对所有保障的工作要求,由政府提供的(号称代表社会)和由工人管理。当企业都倒闭了,需求应该是为业主的征收和翻转,将企业职工和社区合作社。等等。虽然这样的要求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在它的完整形式,它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社会的一部分......因此,一些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不能认同! 斗争的方法应该加以提倡,如植物的职业和总罢工,这是多少更有效(如果比较难做到),比工会的斗争(尤其是游说资产阶级政客!)的电流形式。同样,这些不是方法的亲资本主义的工会官员能够使用任何一致的时尚。 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对于不能赢得目标而战。一些改革总是可以获胜。和整体,鉴于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下降,NO的改革可以赢得一致和稳定的基础。其目的是提高斗争的深入和战斗力。 没有保证教科书的方法。(该“过渡方案”的方式被编入,而不是起源,托洛茨基,但他在分析期间及道德评价提出了一些错误。)在其本质上是革命性的方法是尝试连接一个承诺一天到一天斗争,需要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我们必须在它的工作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


参考文献

克鲁泡特金,彼得(2008)。面包的征服。奥克兰,CA:AK出版社 。马拉泰斯塔,ERRICO(1984)ERRICO马拉泰斯塔,他的生活和思想。(编辑五理查兹)。伦敦:新闻自由 马克思,卡尔,恩格斯,弗里德里希(1955)。共产党宣言。(编辑塞缪尔H.啤酒)。布鲁克IL:AHM出版 。价格,韦恩(2007年)废除国家: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布卢明顿:AuthorHouse。

*为www.Anarkismo.net写http://www.anarkismo.net/article/14569

2013年8月18日星期日

再谈秘密活动和公开活动


再谈秘密活动和公开活动
   徐水良

   一、一般原则
   前几天,我在评论一个朋友论述秘密活动不可能一文时,曾经说,作者对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问题的分析,有一点误解,把事情本身的性质风险问题,与公开秘密两种策略的选择问题,两个不同问题混淆起来。但我认为,作者提出的问题,非常值得大家重视。因为一般人不清楚共产党统治下秘密活动的艰难。由于共产党眼线遍布,检查一切信件、电子邮件和电话,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很难从事秘密活动。普通人组织那些共产党害怕的秘密组织,暴露危险随人数增加呈几何级数增加,例如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平均暴露的可能如果是20%,三十个人不暴露的可能就是(1-20%)的30次方即千分之一左右,(暴露的可能就是99.9%)。到二三十人,几乎没有不被共产党破获的。但一般说来,同样性质的、政府不喜欢的活动,公开活动的风险,比秘密活动大得多。例如,你在家里说共产党是土匪,现在即使当局知道了,也没有多大风险,但在公开场合讲共产党是土匪,那风险就要大很多很多。作者关于秘密活动不可能的理由,对公开活动同样适用。而且,除非秘密活动本身也被定罪,否则,公开活动的风险总比秘密活动大。所以我觉得作者的有关论述,是一种误解。其实,你适合选择公开活动还是秘密活动,只是取决于你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如果你从事风险不大的事情,一般就没有必要选择秘密活动。

  风险大的秘密活动,在共产党统治下很难做大,你就必须使它保持分散的小规模。但如果全国人都来做分散的小规模的秘密活动,例如在家里和亲友圈子中宣传结束共产党专制,组织二三个人的读书组,等等,那对共产党的冲击就会非常大。但你要做大,就必须减低风险,就是选择合法,温和的活动。你要做得很大,你就要接受党的领导,与共产党保持一致,但这时你对共产党专制的冲击就会很小。所以,采用什么办法,做到什么程度,完全是一种采取好的策略和权衡利弊,争取达到最大效果的选择。我们既反对冒险,把风险很大的秘密活动做大,也反对机会主义,为了做大抛弃原则。不顾一切提倡合法公开正面,当作原则,本身是片面的。共产党搞四个坚持,不允许别人反对共产党,如果不讲条件,不管什么地方,即使在家里及亲友中,或者共产党要完蛋的时候,也要坚持合共产党的这种法,这合适吗?我想,我们只能坚持一个原则,这就是:按照客观情况和需要,尽可能减低风险,尽可能增大效果。
   以最小风险达最小损失到最大效果,这就是我们选择策略的基本原则。

   二、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组织和活动
   在满清以前的社会,县衙是最下层政权,官民比例非常小,在几千分之一到几百分之一。(不象现在的中共,达到几十分之一,有的地方甚至到十几分之一。)国家政权对广大城乡地区的控制非常有限。国民党政权向下延伸程度及官民比例略大一点,但其控制力仍然有限。并且由于辛亥革命以後自由民主的制约,保留了经济,言论,结社,新闻,迁徙等等基本自由,给秘密组织留下了巨大的活动空间。这些基本自由,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只有中共几乎完全取消,其他朝代最多只有低程度的限制。因此,历史上,中国社会曾经有过大规模秘密组织,特别是以宗教或者帮会等形式或外衣掩盖存在的大规模秘密组织。而中共由于很早就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可以统一指挥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而国民党专制与中国传统专制差别不大,又由于共产党组织严密,共产党地下组织极度扩大。最后,控制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绝大多数媒体,国民党党政军也遭到共产党全面渗透。结果,国民党统治区的舆论,几乎全是反国民党的,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蒋介石还没有看到,就已经到达毛泽东周恩来桌子上。东北,原来杜聿明指挥,打得林彪四处逃窜。後来换上卫立煌,一家子都是共产党,他要求率几十万军队起义,毛泽东还不同意,结果卫立煌就设计把几十万军队奉送给共产党消灭。及到中共建政後很久,卫立煌表面上还是战犯。现在共产党还利用西方的自由民主,比渗透国民党更加轻松地渗透西方。

   三、在中共极端专制条件下,大规模秘密活动不可能
   共产党建政以後,建立了既没有民主,又没有自由,并且对人民实行血腥统治的法西斯专制。中共又非常清楚地下力量地下活动的威力,因此极度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严控秘密活动和秘密组织。中共把其控制下伸到每一个生产班组和居民小组,甚至深入到许多家庭。在中共控制最严密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积极分子,甚至每个“革命群众”,都成了共产党的义务线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稍有规模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都不可能存在。在这个期间,中共破获的秘密“反革命集团”,人数往往只有几个人,很少有五六个人以上的。其中大部分还不是真的“反革命集团”,而是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小组。
   到後来,尤其是六四以後,老百姓和中共党员开始反对共产党,为其当义务线民的人数急剧减少。中共就以大大扩大官民比例,大大扩大其地下特情耳目的办法,来加强控制。我当浙大革委会常委的时候,浙大保卫部门不相信当时的革委会主任,特意找我汇报工作。中共对“敌情”的监控和线民的安排,使我大为震惊。但据我所知,与现在中共的安排控制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中共目前的规模,是那时的许多倍。我工作的工厂,文革前一千五六百人,据说公安机关只安插了几个专门的线人。而现在,公安,国安,甚至还有总参及其他机构,纷纷安插特情、线民。据说几乎每个单位,甚至十几个人的单位,都有他们的人。大量商店,旅馆,企业,公司,往往都由这些情报机构建立。据说有的地方,如深圳,大量单位由他们控制,有人甚至说占一半。
   在中共对社会极度控制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地下组织和地下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公开的但中共不太喜欢的组织,中共渗透的人,往往也占多数。其实,一个国家政权,如果法律允许,并且政府愿意,一般总是能够控制反对派组织。苏联东欧中国不用说,即使在民主的美国,FBI对共产党的渗透有时也达到共产党总人数60%。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组织形象上往往也就小丑化。并且,象萨达姆这样的独裁政权,及到垮台前,也是非常有效的控制了伊拉克国内和海外的反对派组织,连在美国和西方的伊拉克反对派侨民,及到萨达姆垮台,才敢上街庆祝。

   四、用概率说明大规模秘密活动不可能
   因为没有书写数学公式的软件,本部分只好用文字表述。
   中共对“反革命案件”的破案率,在一半以上。对“反革命集团”的破获率,则更是异常高,凡是被中共发现的,几乎没有不破获的。我们这里以中共破获能力和一般民众暴露可能的下限计算。假定中共对“反革命案件”的破获能力为50%,每个“反革命案件”的作案次数,一般很少超过4次,以上限平均4次计算,50%的开4次方,84%,每次活动暴露可能大约16%。实际高于此数。一个组织如果达到5个人的规模,每人平均作案活动6次,5×6=30,(1-16%)的30次方,不暴露可能只有5.5‰,暴露可能99.45%。如果活动次数或者人数再增加一倍,5人乘12次,或者10人乘6次,达到60人次,则不暴露的可能只有10万分之3,暴露的可能为99.997%。
   一个秘密组织,即使不从事公开“反革命活动”,由于成员活动及通信,联络,暴露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由于国内老百姓不知道中共大规模检查几乎所有邮件,电子邮件,监听所有电话,过去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大量是由于通讯联系暴露。更何况这些组织还要从事“反革命活动”,它暴露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当然,秘密组织或秘密活动,其成员和每次活动的暴露可能性也各各不同。但不暴露可能性就是所有因数的乘积。例如,五个人的一个组织,一段时间或几次活动的暴露可能分别是10%,20%,30%,20%,30%,则不暴露或秘密性的总可能性为(1-10%)(1-20%)(1-30%)(1-20%)(1-30%)的乘积,大约是28%,暴露的可能性为72%。随着时间的延长,活动次数的增加,成员增加,暴露可能性不断增加。如果其中混入一个线人,告密的可能接近100%,则上述因数中一个因数接近0,总乘积也就接近0。
   因此,在中共专制条件下,单个组织的大规模秘密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五、分散的或特殊情况下秘密活动的可能性和意义
   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完全否定中共专制条件下一切秘密活动的意义。如前所述,同样性质的活动,秘密活动的风险,毕竟比公开活动要小得多。如果全国老百姓都开展分散的小规模的秘密活动,尤其象私下传递中共不让发表的消息和文章之类的事情,那中共防不胜防,又没有合法,合理和符合道义的理由,来加以限制,那对中共的冲击,仍然是极其巨大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松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活动的结果。尤其下一代普遍的反中共情绪,主要是私下里全国家庭及日常生活不知不觉影响和教育的结果。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在海外存在一个强大组织,通过适当方法,来领导,指导,和指挥国内分散的,小规模的,但是大范围大量存在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那么,这种分散的小规模的活动,在客观上就将是统一而大规模的强大活动。这种情况及到目前还没有产生,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以反对一切秘密活动的方式,来反对这种可能。相反,我们可以通过舆论,通过宣传,使全国人民以读书组,研究组,沙龙,诗社,聊天室等等各种中共难以阻止的办法,促进公民社会和反对派势力的组织化。这也是迫使中共实行结社自由,开放党禁,报禁,把反对活动纳入和平、公开、合法轨道的重要压力手段。
   至于行之有效的基本是公开的和小部分活动秘密的公民维权行动,我们更应该大力推广。

   六、大规模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和平、公开、合法策略
   由于组党等政治活动,是大规模的政治活动,在中共统治下,不可能以秘密方式存在。凡以秘密方式存在的所谓“政党”,都不过是密谋小组。这些年,我所知道的这类密谋小组织,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大概有几十人,分布于多个省市,但及到被破获,甚至到现在,对外界没有什么影响。
   在中共专制条件下,要使公开的大规模的反对派组织能够存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 中共专制的宽松化,尤其在结社自由方面的宽松化。
   2、 反对派组织采取和平、合法、公开的活动方式。
 组织大规模政治组织,我们必须一律采用和平、合法、公开的策略,反对一切冒险的和恐怖主义的方式。
   当然,这是适用中共专制一般情况下的策略。不适用大变动时期中共采用武力镇压和屠杀,而反对派有足够力量采取不同策略时对抗中共的情况。
   其实,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取和平转轨的可能,也应该创造条件,允许结社,把反对派活动纳入和平、合法、公开、理性的轨道。这也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共愿意开放党禁,我相信,绝大多数反对派人士,一定会坚持和平合法公开的策略。
(再谈秘密活动和公开活动 全文完)

2013年8月17日星期六

联合战线—《变局策》同城圈今后要做什么?


作者:孟渊沛

与期望中共当局主动改良不同、也与通过公民抗争和施压使当局有良性互动和逐步改变的“新公民运动”不同,《变局策》提出了一条彻底结束专制、准备最后总决战、“以求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道路。当然这条革命不一定是暴力的,如《变局策》一再提出不是自己组织武装力量,而是“以民意赢得军心。运用强大民意争取到军队的支援,结束专制”。革命与改良的区别不在是否有暴力上,而是在是否对旧有体制还抱有幻想上。
1989年学运之被镇压,其中一个原因是领袖们都抱有中共会在压力下改变的幻想,也在于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没有做好反体制、结束专制的准备。64枪响,实际上已经宣布当局改良和在民众压力下会逐步改变的不可能性。基于这种不可能性,彻底反体制的民主运动应该早就在日程之内。而此类彻底反体制运动如何开始,有哪些方法论?以前王炳章先生的《中国民主革命》有很多论述,现在,《变局策》作出了杰出贡献。
《变局策》的总体战略是:“以圈子动员民众,以民意赢得军心。时机成熟时公民同城圈子在各地同时实施民众动员和组织,形成全国性的反抗运动。然后运用强大民意争取到军队的支援,最终目标是结束专制集权,建立民主宪政”。据《变局策》的海外著者估计,全国目前同城圈子已经铺开,数十个圈子已经建立。下一步的问题是,这些圈子要做什么?
跟许志永公开化、固定时间地点的同城“饭醉”圈子不一样,《变局策》同城圈有三项基本原则:合法、低调、分散。无组织、无中心、不一定公开,避免现时与当局的任何抗争,任何如“新公民运动”一样的签名信联署、举牌、个案维权、民生问题的抗议和示威,都是不应该轻举妄动的。而要把一切的活动指向定在未来要爆发的最后总决战中。
根据《变局策》的文字,圈子形成之后,目前要做的主要是两件事:“找人和社交活动”。找人就是不断地发展新人,形成新的小圈子,不断繁殖、以至无穷。社交活动也是为了找人,并联络各圈子、普及基本理念。这两件事情基本上没有法律和政治风险,所以同城圈子被摧毁的可能性不大(也许有个别城市被遏止),但如此发展下去,有可能变成为找人而找人,最后同城圈会变成清谈馆,或者就是有许多的圈子和人,但发起的最初主题流失了,最后成为跟社会上的钓鱼协会、书法协会、驴友登山协会一样的组织。就如民运理论家胡平曾说:革命派没有条件搞暴力组织和斗争,又不屑阶段性公民抗争,于是时间长了,(公民抗争和革命)什么都做不出来。
针对这个局面,笔者认为在圈子形成后要做的工作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没有提出来,那就是类似中共统一战线的“联合阵线”工作。统战工作是中共排在前位的重点工作,但是海内外民运界真正熟悉中共党务运作的人员不多,所以对中共的统战工作没有足够的重视,也没有从中吸取经验。
虽然中共的共产主义社会革命与我们的宪政革命又天壤之别,但在颠覆旧体制、结束旧政权这一点上有共同性。所以中共革命时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和运用。
众所周知,中共自己津津乐道并宣之于众的夺得政权的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其中统一战线被列为首位,可见其重要性。统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术,通过各种手段,化敌为友、化友为同志,在敌占区打造对我有利之形势和氛围,渗透、控制各个社会阶层、界别和群体。统战部门,无疑也是中共的情报部门和军事部门的外围组织。当年中共打败国民党夺权政权,统一战线工作立下了头功。
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大搞统战,渗透进国统区的知识界、学生界、工商界、甚至民主党派界、政界和军界,从而使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如在知识界,除了殷海光、胡适等少数知识分子外,其他的都被中共拉拢、收买,为中共说话,导致1940年代末的知识界整个都倾向于共产党;民主党派界的各个党魁,也悉数被中共掳去;政界的很多名人如宋庆龄、沈钧儒都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的发言人,将国母也被拉拢过来,足见中共统战手段之高明;国民党高官如陈布雷、傅作义的子女也被其拉拢、控制,这些人为共党卖命,为其提供政治、军事情报。
笔者在国内时对其统战浑然不知,但到海外后,才领略到其统战之厉害。美国华人社区在1989年时,几乎全部是反共的,但仅仅过了几年,悉数被中共统战过去。中共对海外华人,主要通过控制华人商会、教会、学生会实现的,如旧金山很多商会,从原来悬挂青天白日旗改为五星红旗;华人教会被他们渗透,红色牧师占据讲台,而民运和异议人士出身的牧师被他们排挤和打压,目前海外华人教会大部分都非常亲共、不谈社会关怀和公义、可以批评奥巴马但不能批评习近平。学生会有中国领事馆的资助,受其控制。另外,近年来的海外的孔子学院、促统会,也在大搞渗透、拉拢、统战之能事。
对于台湾来说,中共统战之毒害威力,绝不亚于海峡对岸的几千支导弹。以连战为代表的权贵阶层,几乎都在大陆有投资产业。学界、企业界、宗教界,都成为中共渗透的重点。统战的秘诀在于寻找共同点,虽然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但在一个中国上有共识,那我们联手;虽然你主张台湾独立,我主张统一台湾,但我们都是基督徒或都是佛教徒,那我们可以交往。通过这个共同点,加强联系,最终扩大共同点,消灭掉不同点。
以上就是中共夺取政权的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大致特征,这对《变局策》同城圈运动有什么启示呢?首先,同城圈今后除了找人和进行社交活动外,要把“联合战线”(在名称上与统一战线区别开,但方法论基本一致)放在首位。这是无形的战争、软实力的较量,也特别适合没有武装力量的民主人士运用。
其次,中共统战的各种方法,同城圈也可以采用,如进入各种已有的协会、商会、教会等社会团体,结交各界人物,找朋友、通过共同点建立关系。有条件可以组织各种协会、论坛、读书会,主题不限,重点是认识朋友、发展圈子。最关键的是,要瞄准一些重要人物,进行“联战”,如各界名人、政府公务员、公检法人员,共产党员等等。联合战线的秘诀也在于寻找共同点,虽然你是共产党员,我是民主人士,但我们都对钓鱼有兴趣,在此可以交往。通过这个共同点,加强联系,最终扩大共同点,消灭掉不同点。
最后,建议各同城圈的核心力量,仔细研究中共统战部的运作、历史和重大事件。经常浏览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http://www.zytzb.cn),加强我方的“联合战线”工作,写文章、订计划、切实去实施。此工作,就够《变局策》同城圈忙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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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4日星期三

辛亥革命中的九江起义,九江起义的历史背景,九江起义的酝酿与准备


辛亥革命中的九江起义,九江起义的历史背景,九江起义的酝酿与准备
九江在辛亥革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即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军发动武装起义,成立湖北军政府,九江率先于10月23日(农历九月初二)积极响应,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接受军政府领导,公开竖旗,号称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声震海内外,为创建民主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其功不仅在江西一省,实有大造于东南半壁。孙中山先生对此曾有高度评价。1912年10月,孙中山先后来赣视察途径九江,接见各界人士时十分高兴地说:“武昌起义,九江最早响应,鼎力支援,使革命得以顺利发展。如此之功,吾人佩甚。”然而,取得这场革命的胜利,真所谓惊心动魄,曲折艰辛。
九江起义的历史背景
  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结合部之要冲,扼鄱阳湖之咽喉。上控武汉、重庆,下联南京、上海,中通省内各地,素称江西的北大门,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为历代兵家之必争之地。辛亥革命光复前,清政府在九江布有重兵。沿江设有马当、湖口、田家镇、金鸡坡及岳师门守备炮台。城区周围驻有陆军江西第27混成协第53标(相当于团)三个营和庄守忠所率第55标的第二营,以及常备军、巡警等武装3000余人,几乎是江西兵力的一半。他们的枪口和炮口不是对准外国侵华势力,而是指向国内的“匪党”,为武汉清兵做“清剿”后援。
 同时,九江又是“南开陆路,途通五岭,北导长江,舟车辐辏,来商纳贾”的通都大邑,并有“七省通衢”之称,集散着湘、鄂、闽、粤、浙、赣、皖省大部分地区的茶叶、谷物、夏布、瓷器等产品,是长江一带重要物资集散中心,也是重要港口码头和换港商埠,为东南望镇。
  由于九江地理位置的重要,发展经济有许多优越条件,西方列强早就垂涎这块宝地。1858年11月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不久,11月29日,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率兵舰闯入九江,以确定设埠通商事宜。他在九江活动4天,基本摸清了九江港口的情况,为后来英人决定在九江开放商埠起着决定作用。继英帝国主义之后,美、俄、法、德、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等十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者,接踵涌入九江。他们以软硬兼施的手段胁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九江区域内买借租地,设领事馆,开银行,兴建军用商用码头,办工厂,设货栈洋行,开轮船公司,办教会等等。依照他们片面拟订的“最惠国待遇”,垄断九江的航运业、茶叶业、商业,使九江的民族工商业受到极大的压抑劫走了无法统计的大量财富,给九江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九江起义的酝酿与准备
  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清王朝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投降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爱国志士的无比愤慨,纷纷串联结社,酝酿着新的壮举。1902年,九江人蔡公时、张华飞、徐秀钧三好友,在九江组织一“慎所染斋”,明为讲学,实为传播革命思想,他们3人的革命活动,遭到清政府九江地方当局的压制,“慎所染斋”被迫关闭,蔡等3人于同年东渡日本留学,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1905年3人同时加入同盟会,以推翻满清专制、建立民国为己任。学成回国后,蔡公时在南昌、九江一带活动,张华飞派往北京秘密活动,徐秀钧回到九江活动。他们秘密联络同志,传播革命思想,建立革命团体,运动新军起义。

中国衰弱到复兴之历程-之辛亥革命,中国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


中国衰弱到复兴之历程-之辛亥革命,中国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
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下造就的西方列强面前,曾经号称天朝上邦,四夷臣服的大清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此后列强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导致国家领土主权受到极大的损害,国民的民族精神受到极大的压制。为了救亡图存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开始研究西方的国家制度,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迅速传播,形成了民主革命的新思潮,极大的影响了中国,推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在这次思想革命中最先觉醒的是新兴知识分子。新兴知识分子以著书、办报为主要手段宣传民主革命学说,以适宜民主思潮的广泛传播。同时,此时国内外出现许多革命团体和组织,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一九零五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揭开新的一页。
武昌起义:
  一九一一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部分原本民办商办的铁路路权收归国有,此政策一出立即引起湘、鄂、川、粤各省民众的反对,出现了广泛的保路运动。其中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是四川。在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清政府为防止事态扩大调湖北新军入川弹压保路运动。因湖北新军的入川造成湖北守备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在武昌起义,因此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武昌起义后,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成立湖北军政府,此后起义军又陆续攻占汉阳、汉口。武昌首义成功后,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
中华民国成立: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同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史称“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这些政策法令,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传播。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辛亥革命的失败: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存在的软弱性,就定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民族独立复兴的道路上不能成为坚强的领导阶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府中的立宪派、旧官僚的篡权,以及部分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致使南京临时政府权力被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篡权后,杀害国民党人宋教仁,国民党人发动的 “二次革命”也被北洋军阀镇压,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彻底失败。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为目标。同盟会的存在和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口号的提出是辛亥革命有了稳定的组织和领导和完整科学的革命纲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和结束了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让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辛亥革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准备,奠定了基础。同时,辛亥革命也给予了西方列强以沉重打击,显示列中国摆脱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走向独立的决心。最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银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相应的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此外,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体现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痛恨国内的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又依赖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能于其完全决裂,这也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最终失利,革命成果为袁世凯所篡夺的原因。

2013年8月13日星期二

新公民运动系列问答


新公民问答

一、什么是新公民运动?

二十一世纪全球民主化浪潮下中国必将告别专制,但以最小代价完成民主宪政和平转型需要新的信念和道路,新公民运动是新时代新精神新模式新目标的公民运动,包括捍卫普世价值的公民权利运动、告别专制建立宪政的民主政治运动和以公平正义为目标的社会革新运动,所有这些运动以新公民精神为核心价值。

新公民运动倡导公民从自身做起,在生活和工作中告别专制奴役和特权腐败,践行“自由、公义、爱”新公民精神,并在民主规则下联合分工协作,推动中国民主宪政和平转型。

二、为什么倡导新公民运动?

等待专制改良实现中国民主转型希望渺茫,公民必须联合起来形成体制外的制衡政治力量,才能推动政治变革并确保民主宪政和平转型。

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不仅要改造政治制度,也要改造政治文化,中华民族需要一场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的公民运动,自下而上,从社会到国家,从制度到文化,从公民个体觉醒到整个中华文明再生。

公民力量必须有新的不可遏制的成长模式。告别专制政治的逻辑思维和话语体系,以自由、公义、爱的新公民精神,以民主法治和公民社会建设者的姿态,以公开、理性、良心的公民行动,告别专制,完成中国民主宪政和平转型,这是新的道路,唯一可行的道路。

我们能够把握的只有我们自己,不管专制体制能否顺应历史潮流改良自身并推动中国完成宪政转型,公民力量成长和公民社会建设对中国未来都有重要意义。因此,与其寄希望于改良,不如从现在开始,从自身做起,担当公民责任,建设我们公民自己的社会。

三、为什么称之为新公民运动?

新公民运动的“新”,是指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公民精神、新的行为模式和新的宪政秩序。“新”是为界定公民,指具有自由、公义、爱新精神信仰的公民,但更是为界定新时代新模式新目标的公民运动。新的历史条件包括技术进步、市场经济、多元思潮以及普世的民主潮流,新的行为模式是新的精神和话语体系下的公民维权、公民非暴力不合作、和平民主运动,新的宪政秩序是民主、法治、共和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公正、幸福的公民社会。公民运动的社会背景新,精神信仰新,行为模式新,运动目标新,因此称之为新公民运动。

四、新公民运动的目标是什么?

彻底告别千年专制实现民主法治的现代文明中国,彻底告别特权腐败贫富巨壑实现正义幸福的公民社会,彻底告别专制臣民文化实现“自由、公义、爱”新公民精神和新民族精神。

五、新公民运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新公民运动的核心价值是新公民精神,即自由、公义、爱。告别专制奴役,捍卫普世价值,追随自主、真实的自我。永葆公义之心,信守公民责任,追求人世间恒久的公正、良心和道义。爱亲人朋友,爱陌生人,爱我们的国家,爱人类文明,爱这生生不息的世界。自由的个体、公义的国家和社会、充满爱的人世间,这值得永远珍惜的美好价值将成为每一个公民的精神信仰,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新民族精神。

六、公民个体力量能改变国家吗?

新公民运动强调公民从自身做起,但更强调公民联合,在相同的理念、旗帜和民主规则下,彼此相识,分工协作,共同努力。之所以强调新公民运动,就是要寻求共识,共同努力。现在,中国不缺少有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缺少的是行动的共识和联合行动的规则,新公民运动一整套理念、标识、规则正是公民联合的途径。

我们生逢其时:三十年改革开放奠定了私有财产和市场秩序的经济基础,也带来了社会多元潮流;执政党从极权政体到威权政体再到寡头政体,专治力量已经削弱,公民运动具备了一定空间;互联网、电信等新技术加速社会启蒙和公民人际网络形成;国际民主化潮流改造和制约专制暴力,并给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运动注入世界公民和平理性的精神。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念,有一群公民已经团结起来,为一生的信仰而奋斗,不需要任何逻辑和理由,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事业。相信人性中良善的力量,即使在一个溃败的社会,每个人心中依然有美好的渴盼。相信人类文明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即使在一个千年专制的国度,公民已开始觉醒。相信我们自己,我们对自由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爱的信仰。


七、加入新公民运动需要什么条件?

新公民运动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正式加入程序,这是自由公民的联合。无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居住地、民族、宗教信仰,只要是成年中国公民,信奉民主法治现代公民理念,愿信守公民责任,愿意使用统一标识,愿意遵从民主规则确定的义务,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工作,向公民团队介绍自己,建立联系,就算加入,随时可以自由退出。

我们倡导公民责任:行为忠于内在良知,理解、尊重、关爱他人;在生活中和任何岗位上都要做到公私分明,不贪污腐败,不谋求特权;秉持理性和非暴力原则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公权力,改良公共政策,维护民权民生,推动良法之治,为民有、民治、民享之现代国家,为公义、仁爱、幸福之公民社会,为中华民族法治文明之未来,愿付出辛劳和代价,成为基石和道路。

八、为什么需要统一标识?

目前使用的“公民”标识是来自孙中山先生手迹的蓝底色的“公民”二字。标识可以日常佩戴,也可以在集体活动时佩戴,可以作为微博、博客、网站的头像、标识,作为签名档等各种方式。

标识提醒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践行公民行为准则和新公民精神;公民标识有助于表达自己的理念,便于公民之间彼此发现并建立联系;公民标识有助于强化对民主理念和民主规则的认同。

公民运动不带有任何强制,公民标识是倡导使用,而且标识在不违背公民精神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进行创造。

九、为什么要遵从民主规则?

追求民主的公民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个人不服从也是解构专制的努力,但社会运动必须有一定的规则才有凝聚力和推动力,个人自由的最终实现依赖于集体行动才能结束专制。新公民运动与传统意义上的秘密地下政治组织不同,我们倡导透明公开,这符合现代公民团队的精神,但必须有最基础的民主规则,个人对规则的服从是公民责任的担当。

民主规则一开始可以很简单,比如大家需要达成共识,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决定还是过半数通过决定,然后逐步规范,复杂的问题可以考虑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用民主的方式追求民主,公民之间应当强调规则意识。

十、如何参与新公民运动?

新公民分散在全国各地,是共同的理念、公民标识和民主规则把我们联合一起,每个公民可以:

从现在开始,在内心深处告诉自己“我是自由公民”。不与违背良知的强权命令合作,不为禁令而放弃批评,不为恐吓威胁而忘记历史,捍卫自由,追求公义,让自己的良心决定自己的行为;坚守公民底线伦理,努力做到在工作生活中拒绝贪污腐败,拒绝以公权谋私利,抵制专制特权腐败从自身开始。

关心公共利益,积极服务社会。每个城市和乡村都有当地的公共事务,比如房屋拆迁、土地征用、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物业维权、社会保障、司法冤案等等。一定要走入现实生活,关注身边的公共事务,关注弱者的遭遇,和当地公民一起努力,实现具体的正义和公共政策改变。如果你有志于投身公共服务,那么从现在开始,努力做一个免费的议员。

倡导和传播新公民精神。把新公民精神和现实的公民行动结合起来,捍卫公民自由权利推动民主法治进步的同时,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经历解读“自由、公义、爱”新公民精神,在微博头像、QQ头像、博客头像等网络空间使用“公民”标识,生活中佩戴“公民”徽章,通过互联网转帖、街头张贴、文化衫等方式传播新公民精神。

积极参与公民生活。每个地方都有一群现代公民已经出现,大家需要团结起来推动社会进步,团结从相识开始。定期参与当地公民的“饭醉”,讨论时政,关注民生,关心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逐渐形成民主规则,形成同城公民力量。“公民”是这样一个团队:是自由公民的联合,自由加入和退出,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每个公民有了好的议题,大家都是他(她)的助手,相互协助,共同努力。

各地公民在民主规则下团结分工协作。各地公民共同商定议题,以转帖、诉讼、随手拍、文化衫、围观、参选或拒绝参选、抄写、集会游行示威、行为艺术等方式共同推动财产公示、信息公开、反贪腐、反户籍隔离、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选举权利等公民权利运动和公民不合作运动,在行动中践行新公民精神,公民力量在公民运动中成长。


我们“公民”——新公民问答之二



一、我们是谁?

我们的共同身份——中国公民,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我们的理念——民主法治宪政是通往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必经道路;我们的行动——做一个真正的公民,拒绝专制,捍卫自由和公义,建设我们自己的公民社会,直至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大变革时代,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建设者。

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臣民觉醒为公民,那些民主自由的先行者,依法竞选的人大代表,为正义奔走的维权者,慈善团体的召集人,维护正义的律师,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拒绝贿赂的企业家,坚持真相的记者,敢说真话的公务员,坚守法律和良心的法官,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等等,要彼此发现、自觉联合。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公民,联合起来也叫“公民”。“公民”团队目前还处在各城市自发自治成长阶段,已经走到一起的有律师、学者、企业家、维权者等各界人士。“公民”的直接参与者是信奉并愿推动民主法治宪政进步的公民,同情者和支持者是信奉民主法治宪政理念但当下不便于直接投入行动的公民。

二、为什么使用“公民”身份和标识?

推动中国和平转型,是体制内外共同责任,体制外公民必须联合成建设性团队力量已是共识,关键要找到凝聚点和联合方法,“公民”包含理念、名称、标识、价值方向和个人身份统一,是最有生命力的凝聚点。

不少致力于民主宪政的公民使用“MZ”标识,这是一种以身份认同推动联合的方式。但民主本身含义不够丰富,不如公民能更全面表达我们追求的社会理想,公民包含个人自由、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国家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公民社会、温和理性的行为方式等。而且公民本身就是宪法规定的身份,现在,我们不过是把该称号当真而已,保守势力不方便把公民变成敏感词。

“MZ”作为身份标识不如“公民”更恰当,说“我是公民”,比说“我是MZ”更合适,把自己贴上“公民”标签,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面对任何保守势力我们都内心坦然,每个人都应当是公民。

目前使用的标识蓝色“公民”二字是孙中山先生的手迹,已有数千人在微博上使用,更多人拥有“公民”徽章。如果该标识被封杀,可以转换方式,比如在自己的照片上加上“公民”二字,变换字体也没关系,只要公开表明自己的公民身份即可。

三、“公民”自身定位是什么?

“公民” 不排斥改良,但不是体制内改良派,不为谋求体制内职位,专制体制必须结束;不是传统革命派,不为反对而反对,不为权力不择手段,理念和话语体系不是推翻、打到、敌人、专政,而是民主、法治、自由、公义、爱;不是一个政党,使命超越政党,是为中华民族奠定良好的宪政制度和政治文明传统。

“公民”是致力于推动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自由公民的联合,是泛宪政派推动国家进步的共同平台。只要认同公民身份,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都可以在此理念和规则下和大家一起努力。在反对中建设,捍卫自由和公义中壮大公民团队,在建设中反对,践行自由、公义、爱建设我们自己的公民社会,建设中消解专制。

四、“公民”是一个政治组织吗?

是,但“政治”不是为权力不择手段的野蛮政治,而是公共服务的美好政治,“组织”不是专制黑帮,而是独立自由公民个体的联合。“公民”的使命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建设民主法治,为中华奠定高贵的政治文明传统。为避免“组织”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污染,我们更愿意称为“公民”团队或群体。

“公民”当下的几个特点:自由公民个体的联合;无统一宣誓有共同理念;无统一纲领有共同标识;无惩罚纪律有民主规则;无上下等级有自愿协作;同城公民团队自发形成、自治成长;以事件和议题为中心的平面化协作网络,有好的议题,其他各地公民都是协作志愿者。

五、“公民”是一个合法社团吗?

我们每个人都是公民,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中国人以公民的身份推动社会进步。我们联合起来也叫“公民”,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公民结社,相反,宪法赋予公民结社自由。我们曾经注册公司,也曾努力注册NGO,但只要朝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合法外壳随时可能被打碎,我们唯一可以挂靠的是中国人的良心。我们不排斥合法注册,但也不要求专制体制给予合法身份。我们不在乎是否合乎恶法,我们在乎是否合乎良心、道义和历史前进的方向。

六、如何加入“公民”?

“公民”是自发成长的群体,加入公民不是加入一个已经成型的组织,而是和其他公民一起搭建一个自由平台。只要认同公民理念和民主规则,愿使用共同标识,愿与大家协作推动民主法治,彼此分享个人联络方式,参加当地公民活动就算加入,随时可自由退出。

“公民”的成长是一个相互加入和联合的过程,每个公民都可以加入当地的或者外地的公民团队,每个公民也都可以通过qq群、微博等召集组建本地同城公民团队。团队与团队、个人与个人之见遵守民主规则,团结协作。“公民”成长初期“形散而神不散”,自由、公义、爱是价值和精神,公民分工协作逐步在民主规则上完善。

七、为什么倡导同城公民圈子?

公民联合不仅在网络上,更重要是在现实中,网络交流替代不了见面交流。各地随时都可能突发公共事件,亟需当地健康公民力量引导。社会转型体制外公民团队成长模式应当从各地自发自治逐步走向联合,因此从同城公民圈子开始。

每个城市都有一批追求民主宪政理想的公民,需要通过QQ群、微博、论坛等途径彼此发现和交流,留下联系方式,见面。同城公民圈子强调共同身份是公民;规模可大可小,几人到百人不等;按照民主规则议事,建议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不需要领袖,可推举召集人;除非为某个具体行动的效果而暂时保密,原则上议题、财务收支等全部事项透明公开。

八、“公民”做什么?

自2003年开始,我们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为被指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敢言企业家孙大午、被指控贪污行贿的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盲人陈光诚、黑砖窑受害者、杀死城管的商贩夏俊峰、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等众多遭遇不公者提供法律援助,围观黑监狱救助访民,推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推动人大代表选举、推动北京律协选举,等等。

未来的工作包括:传播民主宪政理念和自由、公义、爱的新公民精神;积极参与公共事件,调查公布真相,发出理性声音;为典型个案提供法律援助,帮助遭遇不公的最弱者;对不合理的法律和公共政策进行调查研究,推动修改完善;联合推动财产公示、反腐败、民主选举等。

“公民”是自发自治成长的公民群体,日常行动以地方同城公民决定的议题为主,开会时按照民主规则,任何一个公民都可提出动议,比如当地的个案援助、环保抗议等,表决过半或者三分之二多数就可以付诸实施。当然,也会有民主协商基础上的全国议题,比如推动财产公示等。

九、“公民”经费哪里来?

“公民” 作为追求政治理想的团队,坚持不做任何盈利活动,不从服务对象收取任何费用,不接受外国组织捐助,所有经费来自中国公民个人捐赠。政治团队不接受国外捐款是世界通行的理念,政治是公共服务,必须和商业行为划清界限。

工作经费应以小额捐款为主,逐步实现全部费用来自小额捐款。募款可以为特定行为,也可为整个团队。公民可以给当地公民团队捐款,可以直接把现金捐给特定的人,可以给公民法律援助账号捐款并可以指定用途。

十、公民聚餐需要注意什么?

同一时间有重要意义。聚餐是公民交流、联合的一个重要方式,各地公民都在进行,但如果各地公民聚餐都是随机性的,缺少规则、各地互动和分享,公民社会仍是一盘散沙。公民联合需要统一的身份认同和标识,也需要统一的行动,各地公民在同一时间聚餐是打造公民共同体最简单但也很重要的一步。倡议每个人每月做一天公民更容易做到,把每月某一天作为公民日,易于传播公民理念,动员公民行动。当然如果遇到障碍,可以灵活变化。

公民聚餐倡导:1、不论资排位,平等就座;2、提议、发言遵守民主规则,发言时间平等;3、首先各自介绍自己,包括姓名、职业、理念和行动等,讨论时政或者既定议题;4、AA制付费,尽量节约;5、登记和分享个人的姓名、职业、所在城市、电话、信箱、微博等信息;6、每个公民下次聚餐带一个新人加入。



浩然正气的公民——新公民问答之三



一、戴公民徽章、参加公民聚餐违法吗?

戴徽章表明自己的公民身份,参加公民活动,没有任何违法。公民联合起来以“公民”的名义推动社会进步不是正式结社,即使结社也不违法,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公民结社,相反,宪法赋予了公民结社自由,这是人之天然权利。我们的行为,传播公民理念,帮助弱势群体,批评监督政府,调查、转帖事件真相,推动民主法治等等都不违法。
        
二、“公民”目的是推翻现政权吗?

我们的目的是要结束专制,实现真民主。公民的话语体系里没有推翻、打倒、颠覆等概念,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党必须经过人民选举才能执政,经过大选执政者,不管共产党国民党或者其他政党我们都支持。我们追求政治多元,独立的公民以及公民的团体的宪法权利。

结束一党专制和推翻某个党是两个概念,共产党也从不承认自己是一党专制,任何一个党都不可以专制,但任何一个党都可以合法存在。推翻、打倒不是我们的事,我们有自己的角色和使命,我们是民主法治的建设者,我们是推动者而不是颠覆者,是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如果我们这样温和理性的力量无法存在了,自会有激进力量。

作为建设性公民团队,我们不仅要从内在信仰,而且要从话语体系上与专制划清界限。我们是为真正的民主法治,不是为了新的阶级专政,我们对任何人都不用隐瞒自己的观点,这应当是全民的共识。

三、做为公民是为了个人权力?

民主社会从政是为公共服务,和专制理念下“打江山坐江山”完全不一样,加入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是为了权力私欲,但公民勇敢站出来为陌生人的尊严和权利而努力,为一个理想的社会而努力,不是为个人无限贪婪的权力私欲。如果说为了金钱权力地位,我们中的很多人完全有能力在现体制下活得很好。

每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历史转型时刻都不缺少为民请命者、舍身取义者,中华民族已有一群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这群公民为了自由、公义、爱,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付出辛劳和代价,成为基石和道路。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私欲的话,那就是对终极幸福的追求,而这依赖于中华文明进步的历程。

四、我们不顾稳定大局是麻烦制造者?

真正的大局是整个国家的未来,不是局部的暂时的所谓稳定。真正的稳定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石之上,而这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麻烦不是我们制造的,强拆民房、贪赃枉法、腐败滥权,麻烦是专制特权制造的。我们推动民主法治,正是为了中国真正长治久安,幸福和谐。

五、哪个国家没有问题中国不是在进步吗?

没有完美的社会,但问题严重程度大不一样,别国选总统全民狂欢中国换届举国维稳;别国出现贪官媒体狂轰滥炸中国网民反腐网站被关闭。经济在进步,但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俄罗斯、波澜等前共产主义国家个人收入进步更快。特权腐败不公不义,中国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专制已成为中国社会和谐与国家进步的最大障碍。

哪个国家都有腐败,但腐败程度不一样,过去五年,请问中国腐败多了还是少了?哪里也没有绝对公平,但不公不义要有底线,请问过去五年贫富差距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我们并不主张一步实现民主宪政,我们所有努力都是温和理性的,但国家不能一直停滞不前,政治体制不能落后经济社会太远。

六、追求做一个公民有多危险?

虽然我们信念纯真美好,行为温和理性,但毕竟在结束专制特权,既得利益者必然反抗,站起来当公民有一定危险,包括被喝茶、被阻止参加某项活动、敏感日被非法限制自由,甚至拘留、劳教、判刑等。个人根据自身条件担当适合的责任,新公民可以从不敏感的小事做起,比如聚餐、戴公民徽章、个案维权、慈善救助等。

为众服务、行为公义、内心坦荡、信仰纯粹、一身正气,赢得别人内心尊敬,很大程度上会降低自身危险性,自己也会更有勇气担当。相反,如果动机自私自利,信念狭隘怀仇恨敌意,同样行为,危险性增大很多。道义形象很好的公民也会受到强力打压,但道义形象很重要。

七、以什么心态面对被喝茶?

被喝茶通常有这几种可能性:准备或者已经参与群体事件、上街举牌等行为艺术;就某个重大事件发表激烈言论或持续发表激烈敏感言论;制作公民文化衫、徽章或者其他用于公开行动的标识物;与敏感人联系、见面;组织、参与时政类聚会研讨;某些敏感日预防事件发生;参与敏感的签名等。

第一次被喝茶通常是为了阻止某类行动,可能把你带到学校办公室、咖啡馆、派出所等,有时可能声色俱厉故意吓唬你。谈话主题通常问及你具体打算,和谁有联系,能不能答应不参加,对谁的评价等等,通常还会说你的行为他们都知道,什么人有什么政治目的不要与其来往等。

与国宝谈心:我们是为真正的民主法治,为包括你们的后代在内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由和公义,为中国美好的未来而努力。我们行为温和理性,反对特权腐败,维护社会正义。你们维护贪官污吏的专制特权,伤害无辜弱者。当然你们是为自己的饭碗,作为个人我可以理解,但应当知道这样做是错的,执行上级命令也可以理解,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太过分。



八、喝茶谈什么不谈什么?

谈人生理想,谈民主自由,谈文革历史,谈社会现实,谈王立军薄熙来,劝诫对方多听听自己家人看法,少帮贪官维护特权,别主动作恶。原则上做过的都可以说,没做的不说。关于别人是谁,做什么,怎么评价,对不起,不方便说,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是做人的道德。

关于是否答应不参加具体行动、不接受采访、不网络发言、删除自己的言论等,每个人根据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决定。不要答应不往外说、定期汇报别人动向,这是底线。有什么理由阻止我们做公民?有什么理由阻止公民联合推动社会进步?徽章、文化衫等你们抢你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九、为什么公开透明?

密谋是专制者的强项,我们的弱项,原则上新公民运动的一切,包括理念、行为、团队发展等都公开透明。不要抓特务,不必为防范特务、线人而不敢参加聚餐、不敢实名发言、不敢参加活动,我们的安全不是建立在保密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公众良心支持基础上。

只有某些具体行动为防止对方无赖破坏才暂时不公开,事情过后也可以公开。比如上街举牌要求财产公示,这是公民合法的权利,但是如果当局知道了,会非法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为了避免被非法限制,把事情做成,不得已暂时保密,但行动本身都是合法的。

十、为什么倡导个人信息分享?

和传统秘密组织不一样,“公民”是公开的平面化网络平台,任何一个公民被非法限制自由都不妨碍其他公民继续推动新公民运动。隐瞒个人身份除了增加彼此间不信任之外没有意义,公民聚餐等活动彼此应互相留下自己真实的姓名、所在城市、电话和邮箱,各地公民之间也应开放分享信息。

倡导网络实名发言,因为:1匿名彼此不相识,被失踪无法守望相助;2匿名瞒不过也防不了国宝,网上聊天都有记录,删也没用;3实名是公民责任,对自己言论负责;4实名发言更理性,更安全;5公民请实名发言勇敢担当,网上相识,网下饭醉,形成同城公民力量,共同推动民主宪政。


践行自由、公义、爱——新公民问答之四


一、为什么需要新公民精神?

新公民运动需要方向;公民需要共同的精神价值;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核心价值,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凝聚人心,作为道德共识评判国家制度的是非优劣,作为人们美好的精神追求。

当下中国人心离散,迫切需要共识。随着文革结束甚至更早共产主义价值观崩溃,主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混乱不堪,混杂了来自西方的共产幽灵、中国帝王专制以及儒家传统等等,公民有责任找到重新凝聚国民人心的方向。

二、什么是自由、公义、爱?

自由是自主,免于强权压迫和奴役;自由是真实,诚实面对自己的心,活在真实之中;自由是率性,勇敢追随闪耀的思想、随心的表达、灵性的创造、澎湃的激情、舒展的姿态、纯真的快乐、美好的生活;自由是多元思想,是人类永恒追求,是国家社会的终极目的。

公义是责任,尊重别人权利边界;公义是此世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宪政基石之上,人格平等、机会均等、强有制约、弱有保障、各展所长、各尽其职、各得其所,没有强权,没有阶级,没有歧视;公义是恒久的道义和良心,超越国家、法律、人世间。

爱是世间最美好的情感,是美德和幸福的源泉;爱是不计回报的付出,是不需理由的关心与呵护,是对不幸弱者的天然同情,是对沧海一粟之生命的珍惜和怜悯,是为自己的给予而感动,是谦卑,是感恩,是内心的喜乐平安。

三、为什么是自由、公义、爱?

哪里是中国未来的方向?什么是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自由、公义、爱,个体自由、国家公义、人人彼此相爱,这是中华民族这个时代的共同企盼,是新公民运动的旗帜,是新公民精神,是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是人类文明的未来。

有很多美好的价值,比如责任、宽容、真实、民主、宪政、厚德、爱国、和谐、仁爱、忠诚等等。这个时代渴望的,普适于人性的,具有强大包容性的,内在统一整体的价值体系是自由、公义、爱,以最简洁的概念形成核心价值的共同体。

自由、公义、爱作为一个整体最能体现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自由是个体免于奴役和恐惧,真实的自在的生活。公义是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正义,也是恒久的道义和良心,是国家建立民主法治制度的目的,也是政府执政的标准。爱是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爱给予自由和公义坚实的基础,并因自由与公义得到更好地表达。个人最大自由,社会公平正义,人人彼此相爱,这是最美好的社会。

四、自由、公义、爱如何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一个民族核心价值不是来自学术探讨,不是出自强加于中国的主义特色,不是源自祖宗书堆里的只言片语,它源于基本的人性,属于这个时代,普适全人类,它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探索和实践。

一个民族只有把旗帜变成了现实,探索出了一套良好的制度和文化足以成为人类的楷模,价值才会得到普世的认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包含这个时代人们普遍的渴望,我们未来国家和社会的理想,以及我们将要为此承担的责任。自由、公义、爱,它将靠我们这一代炎黄子孙的努力变成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变成一个幸福美好的国家楷模,由此打上中华文明的深深烙印。

五、自由、公义、爱和自由、平等、博爱什么区别?

自由随时代不断丰富内涵,权利随文明进步而扩大,这个时代将会有更多的自由更少的强制。公义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包括强有制约弱有保障各得其所的公正秩序、恒久的道义和良心。爱包括友爱、兼爱、爱人如己,也包括地球村里的人们彼此相通的命运。自由、公义、爱是自由、平等、博爱在新时代的升华,是两百年来人类进步基础上关于美好人世间的理想状态,是人类文明新的高度。

六、我们捍卫哪些自由?

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有责任捍卫那些早已写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的普世价值,包括信仰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自由、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说话的自由、不受审查出版的自由、不需批准的结社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自由、免于户籍隔离的迁徙自由、不受警察骚扰的艺术创作自由、平等的选举权利……

作为国家公民,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捍卫那些写在宪法中公民自由和权利,哪怕它们被恶法非法限制甚至取消。我们坚决反对劳教制度,曝光、抵制任何形式的黑监狱,声援、支持、帮助因言获罪的公民,声援支持为自由敬拜上帝的权利而抗争的家庭教会,以行动抵制社团登记管理条例、游行示威法等恶法……

七、我们怎样捍卫自由?

追求内在自由和独立自我。爱自由,从自己当一个公民开始,让自己生活在真实之中,忠于自己的内心,自由思考,自由信仰,自由表达。每月当一天公民,这一天不行贿不受贿,不撒谎,不服从违背良心的命令,传播公民理念,参加同城公民聚餐或活动。

公民不合作。与专制、谎言、暴力不合作。面对暴力绝不屈服。愿为自由付出代价,比如重要的节日禁食,被非法拘禁时禁食抵制。

努力捍卫别人的自由,把阳光引入这个社会每一个黑暗的角落,让自己免于恐惧也驱逐专制恐惧的阴霾,我们联合起来共同建设一个保障所有人自由的国家。

八、怎样捍卫公义?

依自己的良心行侠仗义。力所能及帮助穷人、残疾人、病人等天然弱者;救助露宿街头的穷人;围观黑监狱救助被非法拘禁的上访者;为被拆迁者、因言获罪者、为民主自由理想而获罪者等弱者以及正义之士法律援助;反对户籍隔离、市场垄断、计划生育等不公正法律政策;研究、调查、写文章、网络发帖转帖还原历史和现实真相;发帖转帖曝光贪官污吏;在现实和网络上围观城管殴打商贩等强权行径……

九、捍卫公义要特别注意什么?

无论对方多么丑恶,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任何时候我们必须怀有公义的心,坚守底线伦理,决不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为反对而反对,不以诽谤、栽赃、陷害污蔑对方,不以谣言倒逼真相,不以谎言对待谎言,这不是旁观中立,这是坚守底线,我们是建设者,坚守成为一个民族高贵的政治文明传统。

十、为什么爱?

恨属于弱者,爱属于强者。在历史面前,我们是强者,专制幽灵已穷途末路。没有魔鬼,没有天生的本质的恶,每个个体,无论曾经多么穷凶极恶,都是人,都有一颗内在光明的心,有家庭,有幸福,有折磨,有哭泣。如果说我们有敌人,它是一个幽灵,绑架所有人制造恐惧、戒备和敌意的幽灵。

爱仇敌不是对亲友的背叛,爱有差异,对亲人朋友除了大爱还有感恩和回报。爱仇敌是信仰,是对苦毒历史的超越,是对转瞬即逝的生命的同情,是历史责任的担当。爱仇敌不是放纵和屈从恶者,拍案而起制止作恶是必要的,但内心不是仇恨,而是慈悲的救赎,我们民族未来的道路是在真相、正义基础上实现和解。



科学的制度——新公民问答之五



一、中国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未来中国会是一个民主国家,权力真正属于人民,各级政府首脑和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一个法治国家,司法独立,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在宪法法律之下;一个宪政国家,人民制定宪法,确立国家基本价值和国策,约定国家治理结构,设定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宣示某些神圣的基本权利;一个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国家,人人得享公义、普世的权利和尊严、彼此爱与幸福。

二、什么是民主?

民主意味着人民,作为一个国家全体公民的集合概念,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让渡权利建立国家是为了共同的自由、安全和福利;国家属于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而不是属于个别人、家族或利益集团,执政者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授权而不是任何野蛮占领或征服。

民主离不开定期、直接、自由、公正的选举。每个人是自己最忠实和最可靠的利益代表,都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本能愿望,要尽可能直接民主;但考虑到决策成本和专业化治理等问题,人民并不需要每件事都直接参与决策,而是选出可信任的有志公共服务的人并把公共事务委托给他们,即代议制民主,因此选举是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必要过程。党派协商和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的组成部分,但协商和参与不可替代自由公正的选举。

三、什么是法治?

人类通过民主程序把根植于人性的良善愿望表达为明确的规则,并通过专业理性使其良好适用和运行,使整个社会秩序都处在规则治理当中,以确保公平正义。法治不是少数人统治别人的工具,而是所有人得享自由公义的基石。

立法必须代表最大多数人的良善愿望,找到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法律。执法必须公平,法律公平保护每一个人,也公平约束每一个人。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底线,以法律和良心裁决纠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得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权力必须纳入法治轨道,官员职责法定化,任何政府官员只能按法定程序和权限行使权力;政治纠纷必须在法治框架下以法治方式解决。法治不是有人拿法律作为工具统治别人。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一个国家有没有法律,不在于有没有依法处理纠纷,而在于是不是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在于是不是所有的纠纷,尤其是政治纠纷是不是在法律框架下解决。

四、什么是共和?

政治权力对全社会平等开放,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国家权力之间、中央与地方权力分立制衡;人与人和谐共处,个人、组织、社会、国家等各方利益达致正义的平衡。

民主解决权力来源问题,共和解决权力制衡问题。民主强调人民的国家,共和强调国家为所有人不分民族、地域、贫富、地位共享。国家治理是全体公民的共同事业,每个公民都有权参与。国家权力分立制衡,没有任何一个权力至高无上,中央与地方分权,地方自治。国家治理模式是直接民主和精英治理达致平衡。整个社会相互包容,和谐共处。

五、现代民主制包括哪些基本要素?

定期、直接、自由、公正的选举。执政者必须经过人民授权,必须有一整套民主制度作保障,以确保人民有真正选择的机会。各级政府和议员定期、直接、自由、公正的投票选举是民主(人民授权)之必要过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

司法独立。民主离不开法治——法律规则的统治,法治与人治根本区别不在于一个国家有没有法律,而在于所有个人和组织都不得超越法律之上,在于所有的纠纷尤其是政治纠纷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基石,司法必须独立为社会正义的底线,一旦司法沦落为少数人统治别人的“刀把子”,没有尊严的法官也就没有尊严的人民。

军队国家化。军队由国家财政供养,当然应该属国家所有,由民选的政府首脑统领,其职能是执行法律、维护秩序和正义。为防止沦为个人、家族或利益集团的“枪杆子”压迫人民,军队必须和政党分离,不得干预国内政治纷争,不可以成为任何政治组织的工具。

行政中立。国家公务员应当由专门机构统一考试录用,不得有党派、民族、性别、信仰等身份歧视,公务员依法履职,不受政党等社会团体支配。

新闻自由。没有独立的舆论公器,权力在黑箱中必然恣意妄为,所以公民必须有办报、设立电台、电视台、网站等传播信息市场主体的自由,禁止新闻审查。

多党竞争。就像没有竞争的商品必然质次价高一样,没有竞争的政党也必然腐化堕落,这是基本的自然法则。没有自由竞争的多个候选对象就不会有真正的选举,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多党和平竞争,推销理念和服务,由人民投票决定谁来执政,这样的国家才真正属于人民。

地方自治。一个大国不可能事无巨细都有中央管理,中央与地方在法治框架下分权,宪法确定中央权力,其余权力归地方,地方自治不得违反国家统一的宪法和法律,不得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

政府首脑和议会直接选举、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行政中立、新闻自由、多党竞争、地方自治是现代民主的必有原则,是两百年来人类文明最重要也是最普及的常识之一。这不是东方的西方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约束权力实现自由公正的智慧属于全人类,这些基本原则决定了民主的真假。

六、现代公民应有哪些基本权利?

1、生命权。作为人之存在的首要权利,国家保护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死刑作为对谋害他人生命等特别严重的犯罪采取的极端惩罚措施,必须遵守严格的正当程序。死刑应逐步减少直至废除。

2、人格尊严。任何条件下人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酷刑及其他有损人格尊严的措施和处罚。任何人未经自愿同意不得经受医学、科学或其他实验。

3、人身自由。非经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任何公民不得被限制人身自由48小时以上。任何机关依法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时,应及时通知本人及本人指定的亲友。

4、隐私权。每个人都有私生活、个人和家庭秘密不受侵犯、维护其荣誉和良好声誉的权利。除非为已经立案的具体刑事案件的需要并经过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搜集、记录、传播、公布公民通过电话、邮件、网络通讯等各种渠道传播的不愿公开的信息。

5、通讯自由和秘密。公民的通讯自由和秘密不受侵犯,只有根据法庭决定才可限制。

6、住宅权。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任何人无权违背居住者意愿侵入住宅,除非依据法律规定或者法院的决定。

7、迁徙自由。公民有自由迁徙、旅行和选择生活居住地的权利。公民有自由进出国境的权利。

8、信仰自由。每个人的信仰和道德立场都是其人格和尊严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有通过宗教寻求心灵归属的自由。国家承认思想、信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不得被强迫推行。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奉或者不信奉宗教或哲学、道德立场,不得歧视公民的宗教和信仰。教会与政府分离,任何宗教不得被确立为国教,国家平等保护每一个宗教。宗教没有正邪之分,信仰本身无所谓对错,宗教属于意识的范畴,国家不能以科学的标准来评判。公民的宗教和信仰自由包括以礼拜、戒律、践行等活动表明自己的宗教和信仰的自由,但不得直接损害他人基本权利和公共秩序。

9、言论自由。公民有言论、出版和艺术创作的自由。任何人不得被迫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信念或予以放弃。每个人有利用任何合法方式搜集、获取、转交、生产和传播信息的权利,构成国家秘密的信息清单由法律规定。

10、结社自由。公民有结社自由,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利益结成或加入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包括成立工会以保护其利益的权利。任何人不得被迫加入任何团体或者留在团体中。

11、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有和平集会、示威、游行的自由。

12、选举权。公民不分性别、种族、宗教、教育程度、财产多少、居住地等差别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有参与全民公决的权利。

13、私有财产权。公民私有财产权受法律保护。财产继承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均不得被剥夺其财产,除非根据法院决定。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征收财产只能在预先作出补偿的情况下进行。

14、劳动自由。每个人都有自由支配其劳动能力、选择职业的权利。国家为失业者提供保障。禁止强迫劳动。公民有依法集体解决劳动争议的权利,包括罢工权。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通过法律确立休息日、节假日。

15、受教育权。国家保障每个人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政府不可以在基础教育的公立学校之间划分等级。大学学术和管理自由,不受政府干预。开放和鼓励社会办学。

16、弱势群体权益。国家通过法律保护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权益。

17、被告人权利。每个被控犯罪者在未经法院判决确认之前均为无罪。被告人有获得辩护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起犯罪而再次被判刑。公民上诉的权利不被剥夺。确认或加重责任的法律不具有溯及力。每个人都有权要求国家对国家权力机关或其公职人员非法行为(或不作为)而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

七、中国适合什么样的国家结构?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过于中央集权会妨碍地方自由发展,应在宪法框架下明确划分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中央管辖国防、外交、司法制度、海关、统一市场、货币发行等,中央与地方共同管辖宪法和法律实施、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税务、教育、科学、社会保障等,其余权力在不违背宪法法律前提下,地方自治。

国家由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组成。各地方自治,遵从宪法和法律确立的国家与地方权限划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权依现有法律;台湾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特殊地位将根据民主协商确定;不设民族自治区。自治应当是地方自治,而不是任何民族或种族的自治,民族自决是一个不合理的过时的概念。中央以下分为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县(市)和村镇,三级均实行民主自治,根据需要设立议会和政府,或者采取议行合一的决策管理制度。

八、怎样划分国家权力比较科学?

国家权力按照三权分立原则设定。总统定期由全民直选,作为国家元首、行政首脑和三军总司令,捍卫宪法,执行法律。同时,议会拥有立法、财政、决定总统提名的官员、弹劾总统等权力,最高法院有独立的审判权力以及审查议会立法和总统行为是否合宪的权力。

中国辛亥革命以前也许适合君主立宪制,但21世纪已不可能。委员会制如瑞士需要成熟运作的政治制度和发达的经济、社会,中国至少短期内不可能达到瑞士的发达程度。非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制总理拥有实权,事实上代表国家,但不是全民直选,而是由议会产生,在现代社会容易导致全民多年不满意但总理依然在位的情景,还可能出现总理频繁更替政局不稳。尤其是在新兴的民主国家,责任内阁制更容易导致政局不稳,民国年代中国已有深刻的教训。基于人性和现实国情,基于各大国的经验,并考虑人类未来发展趋势,总统制适合于中国。

九、议会为什么分成两院?

议会分成两院,分别代表行政区域(比如叫参议院)和人口(比如叫众议院)。众议员产生方式应当是按人口比例确定代表名额,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参议员作为行政区域的代表,其产生方式可由地方确定。

首先因为仅以人口标准确定议员名额,会导致边疆地区代表过少,按照每个行政区划确定相同名额的参议员,会增强边疆地区对国家的认同。其次因为议会在某些特定社会危机背景下有可能出现“多数的暴政”,设置不同任期的两院,并把两院议员的选举时间分开,众议院更直接代表民意诉求,而参议院代表行政区划,有助于制衡和理性。

现代民主政治,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是最终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以行业划分代表名额的行业代表制,面临按什么标准划分行业等一系列悖论,不科学。以某种荣誉头衔担任议员,面临谁有资格授予头衔以及某种贤达能否真正代表民意的争议,作为直接的民意立法机构,众议员产生方式应当是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众议员的名额基于人口而不是党派。比例代表制更容易产生代表少数群体的议员,有助于形成多党林立的局面,组阁经常需要多党协商,适合于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

十、中国适合什么样的司法制度?

司法机关包括最高法院、省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不单设宪法法院。法院有权根据宪法、法律和地方法规审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通过个案审查国际条约、法律、地方法规、政府文件和法令是否违反宪法和上位法;就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各行政区域之间纠纷作出裁判;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法官独立审判,忠实于法律和良心,不受任何行政、政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法院经费支出全部来自中央财政,参众两院根据法律规定确保各级法院的经费。


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