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卫·诺斯
2013年4月10日
我第一次读到托洛茨基的不朽著作《俄国革命史》已是30年前的事了。我相信除我之外还有很多人仍能记得第一次与托洛茨基那令人惊讶的散文相遇时所造成的情感和理智上的震荡。
本文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站编辑部主席和美国社会主义平等党全国主席大卫·诺斯2001年1月21日在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在悉尼主办的国际学校的演讲。这是演讲的修订文本，收录在大卫 • 诺斯的《捍卫列昂·托洛茨基》一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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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的1940年8月21日，托洛茨基因苏联秘密警察的特务前一天所造成的重伤而去世。斯大林主义政权期望这次谋杀不仅会使它最大的对手及其政治活动完结，而且还要消灭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极权的实用主义算计被证明是短视的。凶手结束了托洛茨基的生命。但是这位伟大革命家的思想与著作继续活着。杀害托洛茨基并没有终结他所创立的世界运动的政治工作。事实证明，第四国际不仅活着，而且还见证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同样地，那次暗杀当然也没能把托洛茨基从历史中除去。当历史学家们研究及阐释二十世纪时，托洛茨基这位人物将会显现得越来越高大。只有很少人的一生能像托洛茨基这样如此深远和崇高地将上个世纪的斗争、抱负及悲剧反映出来。如果我们认同托马斯 • 曼的观察，“在我们的时代，人类的命运在政治术语中表达出意义”，那么我们可以说，在托洛茨基60年的生命里，命运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托洛茨基的生平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沧桑的集中表达。
托洛茨基于逝世前三年，与一个带着怀疑态度的美国记者讨论时解释道，他不把自己的一生看作一连串扑朔迷离，并最终是悲剧性的经历，而是革命运动的历史轨迹的不同阶段。他在1917年上台掌权是工人阶级革命高涨的结果。在六年里，他的权力取决于那场进攻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托洛茨基个人政治命运的下降，则是由于革命浪潮的消退。托洛茨基丧失了权力，并非因为他是一个比斯大林技巧更差的政治家，而是因为他的权力所依凭的社会力量——即俄国和国际工人阶级——正在作政治的退却。的确，托洛茨基对政治的历史意识在革命年代是如此行之有效，在政治日益保守的时期，相对于肆无忌惮的对手，却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俄国工人阶级在内战后精疲力竭，苏联官僚体制政治势力的不断膨胀，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工人阶级屡遭失败，这些都最终导致了托洛茨基的下台。
国际工人阶级的失败都记载在托洛茨基个人的命运当中：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引起的政治消沉给予斯大林一个好机会，从共产国际开除左翼反对派，并且放逐了托洛茨基——首先到阿拉木图，然后不久便到苏联的边界以外。希特勒在1933年的胜利——由斯大林集团所领导的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所造成——推动了一连串的事件，以“莫斯科审判”和斯大林的人民阵线主义的政治大灾难为高潮，最终使托洛茨基从欧洲被放逐到遥远的墨西哥。
正是在墨西哥市的一个区科约阿坎，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务拉蒙 • 梅卡德尔杀害。托洛茨基的死，正值法西斯和斯大林集团的反革命高峰。到1940年时，几乎所有托洛茨基在苏联的老同志已遭清算。托洛茨基死了四个孩子。两个大女儿因为父亲被迫害所造成的艰辛环境而夭折。两个儿子，萨其与列夫是被斯大林政权谋杀的。在列夫 • 谢多夫于1938年2月在巴黎被杀害时，是除了他父亲之外第四国际里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其他第四国际秘书处的著名人物，如欧文 • 沃尔夫和鲁道夫 • 克里门特，分别在1937年及1938被刺身亡。
到1940年时，托洛茨基认为他自己被暗杀将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意味着他无奈地接受命运。他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去延迟斯大林及其人民内务部机构的特务所准备的袭击。然而他明白，斯大林的行动由是苏联官僚的需要所决定的。“我活在世上，”他写道，“不是因为合乎规则，而是一种例外。” 他预测斯大林将会在1940年春夏时利用西欧爆发大战的机会进行袭击。托洛茨基被证明是正确的。
第一次严重的暗杀发生在1940年5月24日晚上，当时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希特勒击溃法国军队上。第二次亦是成功的行刺，发生在同年夏末的不列颠战役期间。
为什么要惧怕流亡国外，而且看来是孤立的托洛茨基呢？为什么斯大林认为他的死是如此必要呢？托洛茨基自己提供了一个政治上的解释。1939年秋，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条约（他也早已预料到的）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数周后，托洛茨基注意到巴黎一份报张所报道的希特勒和法国大使罗伯特 • 高伦第之间的谈活。正当希特勒吹嘘他与斯大林的条约，将使他能腾出手来，在西线击败德国的敌人，高伦第立刻打断元首，警告说：“真正的胜利者（如果发生战争的话）将是托洛茨基。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希特勒表示同意法国大使的看法，但指责是他的对手迫使他这样做。托洛茨基引用这个惊人的报道，写道：“这些先生们想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革命的幽灵...... 高伦第和希特勒两人都代表了正在欧洲前进的野蛮主义。两人都毫不怀疑，他们的野蛮行动将被社会主义革命所征服。”
斯大林也没有忘记，俄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遭受到的失败，使沙皇政权声誉扫地，从而引发群众的运动。尽管他与希特勒有了协议，可是一旦战争再次爆发，难道不存在着类似的危险吗？只要托洛茨基仍然活着，他就仍然是官僚独裁政权的伟大的革命替代者，仍然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纲领、理想和精神的体现。这就是托洛茨基被行刺的原因。
但即使在逝世后，对托洛茨基的恐惧仍没有减弱。很难想象还会有另一个人不仅在生前甚至在死后几十年，仍能保持使当权者惧怕的力量。托洛茨基的历史遗产抗拒任何形式的同化与拉拢。马克思去世不到十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已经找到办法，改造他的著作使其适应于社会改良的观点。列宁的命运更是可怕，他的遗体被防腐处理，他的理论遗产被歪曲，被改造为官僚认可的国家宗教。但对托洛茨基，这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他的著作和行动的革命内涵实在是太精确了。此外，托洛茨基所分析的政治问题，他所定义的社会政治关系，甚至他恰如其份和苛刻地描画的各政党的特点，仍在本世纪余下的时期持续地应验。
1991年，杜克大学出版了罗伯特 • 亚历山大的一份一千多页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研究报告。亚历山大在序言里评论道：
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末，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家上台掌权。虽然国际托派不曾享有一个稳固政权的支持，如斯大林主义的继承者那样，然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持久性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生活的不稳定性意味着，不能完全在可预见的未来排除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上台的可能。
亚历山大的书出版后不久，那个“稳固的政权”便消失了。苏联官僚从来没有给托洛茨基平反。经常有人指出历史是最伟大的讽刺家。数十年来，斯大林集团声称，托洛茨基企图毁灭苏联，更曾参与帝国主义试图肢解苏联的阴谋。因为这些指控，托洛茨基被苏联当局判处缺席死刑。然而最终却是，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警的，正是这个苏联官僚自己把苏联消灭了。而官僚在这样做时，也没有坦率公开地否定对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列夫 • 谢多夫的指控。相反，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言，签署对苏联执行死刑的命令，比承认对托洛茨基的一切指控全是假的，更为容易。
尽管过去的6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迁，我们与托洛茨基所面对过的问题、课题和主题并不遥远。即使在苏联瓦解后，托洛茨基的著作仍是异乎寻常地保留着与当代密切的相关性。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不仅对了解二十世纪的政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我们在二十一世纪非常复杂的世界上确定我们的政治方向，也同样重要。
如果一个政治人物的伟大是以他的遗产的广大和持久相关性来衡量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必须被置于二十世纪领袖的前列。让我们回顾一下在1940年时支配世界舞台的政治人物。提及那个时代的极权主义领袖的名字，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和佛朗哥，不用难听的话，一定是很困难的。除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他们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至于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的“伟大”领导人如罗斯福或丘吉尔，没有人会否认他们个性鲜明而且显示了在常规的议会政治框架内的技巧。丘吉尔比那美国总统更为辉煌，他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也表现出一定的作家技巧。然而这两人能谈得上有什么遗产吗？丘吉尔对衰落的大英帝国的歌颂甚至被许多崇拜者认为不合时宜。他的著作只有作为历史文献的吸引力，却很难与当代相关。罗斯福无疑是个精湛的政治实用主义者，能结合狡诈和直觉来应付当时面对的问题。然而我们真的可以从丘吉尔或罗斯福的讲话或著作中（顺便说一句，后者没有任何著作）找到有用的分析和见解，来帮助我们理解刚开始的二十一世纪的政治问题吗？
即使在他们的时代，托洛茨基在政治同辈中也是鹤立鸡群的。所有他的对手的影响力，都源于他们直接倚赖和掌控的国家权力机构。假如他们离开了权力，则难以吸引世界的注意。离开克里姆林宫及其恐怖机器，斯大林就只不过是1917年10月之前的他: “一团模糊的灰色。”
在1927年，托洛茨基被剥夺了一切官方权力。然而，他从来都不是没有权威的。托洛茨基很喜欢引用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中斯托克曼医生讲的著名结尾句：“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 伟大的挪威剧作家的洞察力，在俄国最伟大的革命家的生命里得到了实现。托洛茨基为那些符合和促进人类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和理想的威力提供了一个永恒的范例。
作为作家的托洛茨基
当谈及托洛茨基的思想时，是很难抵挡大量地引用他的著作的诱惑的。至少人们必定会为听众提供一种优秀的审美体验。让我们暂时撇开个人的政治倾向，任何有客观判断能力的读者都难以否认，托洛茨基可以跻身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行列。我第一次读到托洛茨基的不朽著作《俄国革命史》已是30年前的事了。我相信除我之外还有很多人仍能记得第一次与托洛茨基那令人惊讶的散文相遇时所造成的情感和理智上的震荡。当我阅读托洛茨基的翻译本时，我想知道那些能够读懂俄文原著的，会怎样评价他作为作家的地位呢。没想到，满足我的好奇心的机会来了。我参加过一位在十月革命后逃离祖国的年迈的俄罗斯文学专家的讲座。他并非是一个你能期望会对托洛茨基有丝毫同情心的人。在他的关于二十世纪俄国文学概述的演讲完结后，我问他对托洛茨基作为一个作家的评价。我清楚地记得他浓重的口音和有力的回答。“托洛茨基，” 他答道，“是托尔斯泰之后俄国最伟大的散文大师。” 许多年后，当我于1989年第一次游历苏联时，这种评估回荡在我所遇见到的一个学生的评价中。他坦言，阅读托洛茨基对他来说是一种非常困难的经验。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阅读托洛茨基时，” 他解释说，“我不得不同意他的说法，可是我却不想！”
托洛茨基作品的范围广泛，包括艺术、文学与文化、科学发展、生活问题，当然还有政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只有普通天资可用的凡人，只能惊叹于托洛茨基的文献产量。我们会自问，在微软文字处理和拼写检查的时代之前，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也许部分的答案在于托洛茨基非凡的、即席讲话的能力，他说的与他写的是同样美妙及有说服力。一致的说法是，他的即席口述比很熟练的作家修饰过的草稿还好。
作为二十世纪文献的一个重要人物，托洛茨基极大地受益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大文豪，特别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赫尔岑和别林斯基。他既能书写顽强不屈的军事宣言和战场命令，激励起数以百万的人，也能写作难以忘怀的美丽章节。例如当他回忆起在1907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脱的那一刻：
雪橇悄无声息地像只船一样沿着池塘的玻璃面顺畅滑行，在渐浓的暮色下，森林看上去好像比以前更加葱茏。我看不到路，一点儿也感觉不到雪橇正在移动着。树木仿佛像着了魔般朝我这边跑来，灌木溜走了，覆盖着积雪的残树树桩飞过去了，一切似乎都是神秘的。只有那急速的、有规律的驯鹿的低声呼吸...... 雪...... 雪...... 雪。数以千计早已忘怀的声音在沉默中充满了我的脑袋。突然间，我听到了从黑暗森林的深处隐隐传来汽笛的尖叫声，似乎很神秘，无限地遥远。然而，这只不过是我们的奥斯也其向驯鹿发号施令。之后再度沉默，更遥远的呼啸，更多的树悄无声息地从黑暗冲向黑暗。
托洛茨基对政治上的难题与矛盾是非常敏锐的。托洛茨基书写自己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受审时，描述了挤满“上了刺刀的宪兵”的法院大楼及其严峻与威吓的官方环境，以此来对比仰慕和支持革命被告人而被送到审判室的“无数的花卉”：
钮扣上的花，手提着的花或放在膝上的花，还有干脆放在凳子上的花。法院院长不敢除去这些芬芳的闯入者。最后甚至连宪兵、军官们以及法院职员，全部都十分沮丧，只好把鲜花交给被告。
我相信，像作家萧伯纳曾察觉到，当托洛茨基用自己的笔割去了对手的头时，他难以舍弃这个机会，把它捡起来让所有人看看，里面是沒有脑袋的。然而，托洛茨基的论战才华，在于他能超卓地指出这个或那个政治家的主观目的是与革命时代的社会矛盾和客观发展不协调的。托洛茨基用历史过程的必然发展作为参照准则，他的尖刻批评并非是无情的。它们只是一语中的。故此，有关1917年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首要领导人，他写道：
克伦斯基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只不过在革命外边徘徊...... 他沒有理论准备，沒有政治训练，沒有思考能力，也沒有政治意志。取而代之的是容易受人影响，性情暴躁，还有那种不能影响人的思想及意志，而只能刺激人们神经的口才。
至于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维克多 • 切尔诺夫:
与其说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毋宁说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他具有相当的学识，但不能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切尔诺夫常能漫无止境地引经据典，借以作适当的辩解，长期以来这种才能吸引了不少俄国年青人，却没有教导他们什么。可是，这个多言的领导人却独有一个问题他没法回答：他在领导谁，以及领导他们向何处走？切尔诺夫的折衷主义公式是用道德准则和诗句装饰起来的，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够将各式各样的群众结合在一起，但一到紧急关头，他们就向不同方向散去了。难怪切尔诺夫自满地以他的建党方法来对比列宁的“宗派主义”。
最后，关于曾经令人敬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
考茨基有一条清楚和单一的得救道路：民主。这就是全部的需要，每个人都应该承认这一点并将自己与它捆绑在一起。社会党的右派必须摈弃他们为执行资产阶级的意志所进行的血腥屠杀。资产阶级本身则必须放弃利用诺斯克们和沃格尔中尉们去捍卫其特权至最后一口气的观点。最后，无产阶级必须一劳永逸地拒绝通过宪法规定以外的方法去推翻资产阶级。如果所列举的条件得以遵守，则社会革命将会毫无痛楚地融入于民主之中。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只需把一顶睡帽盖在狂风暴雨般的历史头上，然后从考茨基的鼻烟盒中取出少许的智慧。
人们能轻易地用一整天来引用托洛茨基这位文学天才所表达的杰出章节。但这天才却不仅仅是，也主要不是风格的问题。这里有更深层和更深刻的原因使托洛茨基的文献高于任何同期的政治思想家。在某种程度上，历史自身对当前展开过程的自觉表达，就体现于托洛茨基的著作中。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文章，会比政治评论更为短暂。即使是写得很好的报纸专栏，其生命周期一般是不超过喝一杯咖啡的时间，然后它便直接从早餐桌上丢到字纸篓去了。
托洛茨基的著作却非如此，我所指的不单是他的主要作品，还包括他在报章上的评论。而且我必须补充，这还包括托洛茨基的演说。列昂 • 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演说经常代表了历史第一次尽力尝试去解释它在试图做些什么。托洛茨基最伟大的政治著作的目的是从世界历史的轨迹上找出社会主义革命最新发生的事件，这些反映在他所选的标题如《我们经历过什么阶段？》、《英国往何处去？》、《法国往何处去？》、《走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
卢那察尔斯基曾经这样谈及托洛茨基：他总能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这就是托洛茨基对抗机会主义与各种压力的力量泉源。托洛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思考方法的科学”。
斯大林主义对革命干部的摧残，及侵蚀作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理论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的后果，便是庆贺出现了各类与这个斗争互不相关的所谓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等。然而，当他们试图运用其掌握的所谓辩证法来分析当时的政治事件时，便立刻被证明是不能胜任的。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派里，托洛茨基是一个让我们把它称之为经典学派的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这个学派对辩证法的掌握的最重要体现是能够评估政治局势，提出政治展望，并且制定战略方向。
重新评估托洛茨基
第四国际在其历史中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便是要捍卫托洛茨基的历史角色，对抗斯大林主义的诽谤。这项工作捍卫的不只是个人，也是捍卫国际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的整个纲领性的传统。第四国际在捍卫托洛茨基时，维护了历史的真相，坚持反对篡改与背叛布尔什维克革命所依据的原则。
然而，尽管第四国际坚定地维护托洛茨基，它有没有公正地对待这位“老祖宗”的政治和历史遗产呢？托洛茨基活着的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更加丰富地和深刻地理解他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地位是可能的。让我们开始这个工作，批判地再次思考以下众所周知关于托洛茨基评估自己对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的贡献的一段话。
1935年3月25日，托洛茨基在他的日记写道：
假如在1917年我不在圣彼得堡，十月革命仍然会发生，但条件是列宁在场指挥着。假如列宁与我都不在彼得堡，则十月革命便不会发生：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会阻止革命成事，我丝毫没有对此怀疑过! 假如列宁不在彼得堡，我怀疑我能否有能力去克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阻力。对抗 “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即无产阶级革命）便早在1917年5月时已开始了，因而革命的结果将难料。但我重申，因为列宁是在场，所以十月革命无论如何都会胜利的。大体上来说，内战也一样，虽然在第一阶段，特别是当喀山与辛比尔斯克沦陷时，列宁曾经动摇过，因怀疑而有所困扰。但是，这无疑是一个短暂的心情，除了我他甚至可能从没有对任何人承认过...... 故此我不能说我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甚至包括我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的工作。
这评估是准确的吗？在这段话里，托洛茨基主要是指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政治斗争。他相当正确的以1917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重新确定方向的关键意义为出发点。列宁使1917年革命成功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克服了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阻力，尤其是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从而在战略上改变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然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这场重要的斗争，只是更突现了早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关于政治观点问题的争议的深远意义。即使人们承认列宁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克服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阻力，采取了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事实上列宁发动斗争反对的那些人所遵循的政治路线，正是他本人曾经坚持多年的反对托洛茨基的观点。
当列宁在1917年4月返回到俄国，摈弃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观点后，当时的广泛理解是他采纳了——即使他没有公开承认这一点——与托洛茨基相联十多年的政治路线，即不断革命论。
不断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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