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宗教变革
在宗教方面的两项发展也促进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民主化。
在西方的基督教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近代民主首先而且主要出现在基督教国家。到1988年，基督教或新教是主要宗教的46 个国家中有39个是民主国家。这39个民主国家在整个68个以西方基督教为主要宗教国家中占了57％。当然，相比之下，58个以其他宗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中只有７个，即12％是民主国家。民主在那些以伊斯兰教、佛教或儒教为主的国家尤其少见。
这种相关并不证明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不过，西方基督教强调个人的尊严和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在许多国家，新教和天主教教会的领袖们在反对压迫性国家的斗争中成为骨干。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基督教的扩张将鼓励民主的发展。
六、七十年代基督教主要在哪里扩张呢？答案是：只在很少的几个地方。最明显的例子是南韩。南韩只是经历了很短暂的中断之后，首先在五十年代初，有了一个李承晚领导下的半民主文官政权和六十年代在朴正熙领导下的半民主军人政权，以及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朴正熙和全斗焕将军领导下的军人独裁，向民主的过渡出现在198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韩国基本上是一个佛教的国家，并带有儒教的传统。人口中约有１％是基督徒。到八十年代中期，全国人口中的约25％是基督徒，其中五分之四是新教徒，主要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友，有五分之一是天主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主要是城市的青年人、市民和中产阶级。他们信仰基督教的原因是来自韩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迁。正如一份报告书所描述的，“对那些来到城市的数百万人来说，以及对那些仍然留在面貌已经大为改观的农村来说，韩国农业时代那种缺少活力的佛教已经失去了其吸引力。基督教由于其带有个人拯救和个人命运的讯息而在混乱和变迁的时代提供了一种更为可靠的安抚。”
基督教还为反对政治压迫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正如一位南韩人士所形容的：基督教“意义重大，因为它促进了平等的观念，和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权威的尊重。”儒教的威权主义和基督教与佛教的被动性被基督教的战斗精神所取代了。在1974年，５位主教领导五千名罗马天主教徒举行了反对朴正熙总统军管政权的第一次大游行。反对运动的许多主要领导人，诸如金大钟、金泳三都是基督徒、新教徒或天主教徒，诸如像文益焕大主教和金友焕主教也是抨击军政府镇压行径的主要领导人。到八十年代初，教会已变成“反对政权的主要论坛”。在1986年和1987年金主教和其他天主教领袖以及主要的新教组织——国民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都强烈支持要求直接选举总统的反对派运动。在与政府的冲突中，“教会和教堂为人权和正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的基础，以及为分享反对意见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间。天主教的教士，罗马天主教青年天主教工人联合会（Roman Catholic Association of Young Catholic Workers）以及城市产业传教会（Urban Industrial Mission）和新教的牧师们都被卷入了政治，并开始代表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汉城的敏东大教堂（Myongdong cathedral）已经成为政治异议分子的象征性聚会地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韩国已经颠倒了韦伯（Weber）的关联（connection）：经济发展促进了基督教的扩张，而基督教会，其领袖和其成员是在1987年和1988年实现向民主过渡的主导力量。
鼓励民主化的第二项，而且更加重要的宗教发展是，罗马天主教会和许多国家的天主教会在其信条、领导方式、大众参与和政治结盟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从历史上看，新教和民主是相互关联的。在西方世界中，第一次民主冲动与十七世纪的清教革命是同时发生的。在第一波民主化浪潮当中，实现民主化的绝大多数国家是新教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波国家在宗教上有多种色彩。不过，在六十年代，在这两个变项之间存在着很重要的关联。一项研究表明，在99个国家中，“新教徒的人口比例越大，民主的程度也就越高。”相比之下，天主教却与缺少民主或有限和后发的民主联系在一起。李普塞已经注意到，“天主教似乎在第二次大战前的欧洲和拉丁美洲是反民主的。”
要解释这种关系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从信条上看，新教强调个人的良心、个人对圣经的自由理解以及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天主教则强调教士的中介角色，这一点在拉丁的弥撒仪式中特别明显。其次，新教教会自身在组织方式上也更为民主，强调教友的至上性，同时没有主教，或者只有权力非常有限的主教。相比之下，天主教是一个威权性的组织，其等级有教士、主教、大主教和红衣主教，最后是教皇，这样几个级别构成，而且同时也强调教皇的一贯正确性。正如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所注意到的：天主教国家“在精神事务上是威权性的；而且，由于精神事务和世俗事务之间的界限非常细，甚至是混在一起，所以这些国家在世俗事务中甚至连点点人头数这种解决方式也不愿意采纳。”（这里点人头数指的是民主－－译者注）最后，有一个韦伯命题：新教鼓励经济奋斗、鼓励资产阶级的发展、鼓励资本主义和经济财富，而这些又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出现。
直到六十年代，人们用来解释宗教和民主之间关系的这些论点和关联似乎是无懈可击的。然而，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已经基本上完全是、或者主要是天主教的民主浪潮。第三波中的第一批国家有两个（葡萄牙和西班牙）实现民主化的是天主教国家。然后，民主化横扫了六个美洲国家和三个中美洲国家。这股浪潮来到了菲律宾，即第一个实现民主化的亚洲国家，然后又折回到智利，并冲击了墨西哥，然后又在天主教的波兰和匈牙利，这个东欧的第一批民主化国家汇成波涛。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天主教国家都处于领头地位，而且，主要的天主教地区，如拉丁美洲，是民主化最全面的地区。从总体上看，在1974年到1989年间过渡到民主的国家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国家。
这一点作何解释呢？当然，一个部分的答案是：到七十年代初期，世界上的大多数新教国家已经实现了民主。其中最主要的例外是东德和南非，新教教会的领袖们促进了这些国家以及南韩的民主化。不过，许多国家要想实现民主，它们就必须是天主教、东正教或非基督教国家。可问题仍然还在：为什么要是天主教国家？一个部分的解释是，天主教不利于民主，这又回到了前面的那个假设。在历史上，新教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天主教国家更为迅速，而且，取得了更高的富裕水平。天主教国家是些穷国。不过，从五十年代开始，天主教国家的经济成长率比新教国家高。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它们总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不过，经济成长无疑会促进几个天主教国家向民主的过渡。
导致天主教国家出现民主化大潮的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是天主教会内部出现的变化。从历史上看，在伊比利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教会总是与地方政权、拥有土地的寡头和威权政府关系密切。不过，在六十年代，教会改变了这一做法。教会内部的变革把一个非常有势力的社会机构变成了独裁政权的反对派，使这些政权失去了他们也许可以从宗教中得到的合法性，并为拥护民主的反对派运动提供了保护、支持、资源和领导。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天主教会通常同威权政府相勾结，而且经常使这些政权合法化。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教会几乎一致反对威权政权；在某些国家，比如巴西、智利、菲律宾、波兰和一些中美洲国家，它在努力改变这些政权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天主教会由现状的防波堤变成了要求变革的力量，由拥护威权变成主张民主，这一立场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现象。五十年代的社会科学家们是正确的：即那时天主教是民主的一个障碍。不过，到七十年代，天主教成了拥护民主的力量，因为在天主教会内部发生了变革。
这些变化发生在两个层次上。在全球层次上，变化是由教皇约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所招致的。这些变化来自于他的风格、他的信仰以及他在他的通谕（encyclicals）中所详细阐明的主张。不过，最重要的变化来自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这届会议是由他召集的，会议从1962年一直开到1965年。梵蒂冈第二届教廷会议强调进行社会变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强调由主教、教士、俗人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以及帮助穷人的献身精神和社会与政治结构作出相应变革、个人的权利等。第二届梵蒂冈教庭会议强调，宗教领袖们有责任去“作出道德判断，而且一旦因为维护基本人权……使得这种判断变成必要时，还可以对政治秩序中的事务作出这样的判断。”1968年在梅德林（Medellim）召开的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和1979年在普维布拉（Puebla）召开的上述会议以及主教们在其他地方的集会中都重申并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
还有一项同等重要的变化，同时发生在天主教会中的大众参与和教士的活动中。例如，正如胡安·林茨所指出的，在六十年代的西班牙：
新一代的教士在成长，而且其中许多人就职不久，同时来自农村的教士人数大量减少，而且这些人更加关注社会不公正，并与非基督教的工人阶级保持接触，社会学也加强了对宗教实践的研究，教士在巴斯克（Basque）地区和卡塔洛尼亚（Catalonia）地区也被当作是文化上的、语言上的少数派，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是，梵蒂冈第二届会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在青年天主教知识分子、俗人和教士中产生强烈的批判意识、不稳定和与权威的冲突。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巴西，一种叫做群众性的教会社区（ecclesiastical base communities）迅速遍及全国，到1974年，其数量已达到四万个，而且这一发展赋予了巴西教会一个全新的特征。与此同时，在菲律宾形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左派”，他们包括教士和草根阶层的活动家，其中有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些人支持社会民主，这种社会民主既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在七十年代末的阿根廷，教会戏剧性地摆脱了其以前的保守色彩，教士们动员了一场广泛的青年运动，这场运动导致了“教会意外地复兴”。在波兰和智利情况也类似，都出现了“教会的草根阶层政治化”：“即教会的基础可以追溯到具有强烈攻击性的青年教士所发起的运动。他们强烈认同当地社会的愿望，并试图组织和保护真正负有代表性的和非暴力性的社会运动。”这些草根阶层的动员形成了新的潮流，而且与来自梵蒂冈的新主张所产生的潮流相汇合并缔造了一个新的教会，这种教会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对威权政府。
在非共产主义国家，教会与威权政府的关系通常经历了三个阶段：接受、矛盾心理和反对。最初，教会机构中的保守分子通常处于支配地位，而且体现了教会作为政权的伙伴和社会和平防护者的历史地位。教会领袖们通常欢迎威权政府的现行体制。在西班牙，教会帮助佛朗哥取得了胜利，并长期支持他的政府。巴西的主教们在1964年的政变之后立即采取了一种“亲军政府的热情立场”。在阿根廷、智利和其他地方，教会也以类似的方式使军人接管者得到了合法化。
随着威权政权继续掌权，并通常加强了镇压，随着一个国家的整个教会机构都能感到从草根阶层到梵蒂冈之间出现的认同趋势，教会的立场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巴西、菲律宾、智利、中美洲国家和其他地方，两股反对思想和活动的潮流开始在教会内部出现。一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红色的”，这一股思潮主张社会正义，攻讦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强调绝对有必要帮助穷人，并常常同“解放神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携手。后者的影响并没有使得教会朝着民主的方向前进，而只是在除了尼加拉瓜外帮助动员了天主教徒以反对现行的独裁。同样，在许多国家中，还存在着一种温和的或者是“黄色的”力量（比如在菲律宾），这种由此而形成的反对力量通常包括教士、集团中的主要骨干，他们强调人权和民主。由于这些发展，天主教会的总体地位通常从与威权政权一味勾结转到对威权政权持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许多国家都会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在某个时候出现一个突破点，而这个时刻通常都发生在全国性的主教会议或最高教会领导人公开使教会处于反对政权的地位之时。在智利，军政权掌权之后粗暴地践踏人权，导致了教会与政权很早就决裂，并导致了在1976年6 月成立了牧师会社（Vicariate of Solidarity）。在巴西，在军政府执政不久，教会也与政府决裂，那时，巴西全国主教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of Brazilian Bishops）发表了一篇声明，斥责政府的国家安全主张是“法西斯式的”主张，并且为积极的教会反对活动铺平道路，他们提醒巴西人注意纳粹德国，在那里，基督徒“接受了政府的主张，而不承认他们与基督教的真正要求相矛盾。”此后不久，圣·保罗主教戏剧性地确认了这一决裂，当时，他拒绝为巴西的军人总统作生日弥撒，以故意表示轻蔑。在西班牙，政府和教会的决裂出现得较晚，只是在1971年9 月于马德里召开的一次主教和教士大会上才使这一决裂公开化。对西班牙的教会来说，这是一次意外的民主集会，其会议纪要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并给西班牙人“上了一堂民主课”，同时也通过了决议，拥护“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和公共集会自由的权利。事实上，也拥护所有在佛朗哥政权期间在行使上受到限制的权利”。由于这次会议，“教会明确与国家脱钩，并放弃了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角色。”这些变革受到了梵蒂冈的通力支持。在菲律宾，政府与教会的决裂出现在1979年，那时，红衣主教辛（Cardinal Jaime Sin）要求结束军管，并举行没有马科斯参加竞选的新选举。在阿根廷，政教分离出现在1981年。当时，教会散发一份文件，内容是有关“教会与国民社会”（Church and National Community）。在危地马拉，教会停止充当现行秩序的辩护者，并变成拥护社会正义、改革和民主的拥护者，那时，即在1983年和1986年间，主教们发布了“一系列大约有15封写给教民的公开信和公开的声讨檄文，所有这些文件都呼吁尊重人权，要求进行社会、经济和土地改革。”在萨尔瓦多，由罗慕洛（Romero）领导的教会也在1977年后同样与政府决裂了。
几乎在上述每个国家，教会领导人都谴责政权，政权对教会人员、活动家、出版物、组织和财产进行了猛烈的报复。教士和教会工作人员常常被投入监狱，受到折磨，而且偶尔被杀害。这就产生了烈士。结果常常是教会与国家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上处于全面的对峙状态，教会在巴西变成了威权国家的“最公开的反对者”，在智利，教会变成了“反对政权的道德力量的中心”，在菲律宾和其他国家，教会变成了谴责压迫、捍卫人权和推动向民主过渡的主要组织。一个很有意思的意外是在天主教传统很深的波兰。在那里，从1980年开始，团结工会开始垄断了主要反对党的角色，而且波兰教会在小心翼翼的约瑟夫·格伦普（Jozef Glemp）主教的领导下数年来一直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
全国性的教会为它们反对威权主义的战争动用了许多资源。教会组织和教会建筑物为政权的反对者提供避难场所和生活资助。教会的电台、报纸、期刊详细陈述反对派的事业。例如，在巴西，教会作为一个全国性和群众性的组织，有一个“全国性的成员网可供动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潜在的全国性的政治机器，它有千千万万的教士、修女、平信徒活动家，他们可以为反对派的抗议提供大众的影响力。教会常常都有一些政治技巧都非常高的领袖，诸如巴西的阿恩斯（Arns）红衣主教，菲律宾的辛主教，萨尔瓦多的罗慕洛主教和韩国的金主教。教会创立了许多组织，诸如智利的教士会众来支持反对派的运动，在菲律宾，成立了第二次争取自由选举全国运动来推动回到选举程序和确保公正的选举。（第一次争取自由选举的全国运动是由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在1953年因为类似的目的而创设的）
此外，教会当然也是一个跨国性的组织。有时各国教会可以通过梵蒂冈或其他国家的教会以及其他国家的天主教来施加影响。比如，巴西教会就“通过梵蒂冈以及在欧洲和美国的同情的牧师和平信徒以及巴西之外的其他人权活动家们来动员其支持力量，因此他们常常在美国和欧洲的报纸上发表抗议文章，来自这些地方的批评使得巴西的军人特别不自在。”
随着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就任之后，教皇和梵蒂冈在教会反对威权主义的斗争中进入了舞台中央。1979年3 月，约翰·保罗的第一份通谕中，谴责了违背人权的行径，而且特别公开声称教会是自由的“卫士”，而“自由是人类真正尊严的条件和基础”。教皇的访问也开始起着关键的作用。教皇似乎以教皇陛下的身份在民主化的关键时刻露面：波兰，1979年6月，1983年6月，1987年6 月；巴西，1980年6－7月；菲律宾，1981年2月；阿根廷，1982年6月；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海地，1983年3月；韩国，1984年5月；智利，1987年4月；巴拉圭，1988年5月。
就像他对其他地方所作的许多访问一样，这些访问的目的几乎总被说成是纯宗教性的，而其影响则总是政治性的。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在韩国和菲律宾，当地的民主化支持者抱怨教皇没有更加鲜明地支持他们的事业。然而，更通常的是，他非常明确地支持当地教会反对威权政府的斗争，而且在波兰、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智利、巴拉圭和其他地方，他鲜明地把自己划入反对威权政权的行列。当然，他的最大的影响是在波兰，据波兰的一位主教说，他1979年对波兰进行的那一次戏剧性的访问改变了“人们恐惧的心理，恐惧警察和坦克、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恐惧得不到晋升、恐惧被赶出学校、恐惧得不到护照，人们知道，如果他们停止恐惧，这个制度将无能为力。”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观察到，这场“第一次大朝圣”是共产主义在东欧“终结的开始”。“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大规模的、持续的、然而是格外和平的和自我节制的表现出社会的团结以及温和的人群反对党国（Party-State），这是1989年变革的标志和主要的国内催化剂，在东欧的每个国家都是如此，除了罗马尼亚（即使在罗马尼亚，群众也并未首先使用暴力）。”1987年，教皇在智利碰到皮诺切特（Pinochet）时，详细地说出了他的使命与民主的关系：“我不是民主福音的宣讲者；我是福音书的宣讲者。当然，人权中的一切问题都与福音书中的启示有关；而且，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权，那么，它也属于教会的使命。”
最后，教会领袖和教会组织也不时地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时刻从政治上介入。在1978年的多米尼加，教会谴责了试图停止统计选票并延长总统贝拉盖尔（Belaguer）任期的做法。在1989年的巴拿马，教会领袖们同样谴责诺列加在选举中作弊的行径，并呼吁巴拿马军队不服从要求他们向反对派的示威者采取行动的命令。在尼加拉瓜，布拉沃（Obandoy Bravo）红衣主教组织了反对桑蒂诺（Sandinista）政府的反对派。在智利，弗雷斯诺（Juan Fracisco Fresno）像他的前任恩里格斯（Raul Silva Enriquez）红衣主教一样，一直站在反对皮诺切特政权的最前列，并在1985年把11个政党的政治领袖召集起来，签署全国协定来要求进行宪政改革和选举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韩国1986年要求民主运动的关键时刻，金主教采取了公开的政治行动，拥护要求“进行修宪”的必要性，以及表明“我们必须在韩国立即实行民主。”
教会领袖的最极端的政治介入无疑是在菲律宾。红衣主教辛通过协商在阿基诺和劳雷尔（Salvador Laurel）之间达成了协议，并把反对派的选票集中起来。在选举前的一个月，这位红衣主教向菲律宾的二千个教区发了一封信，号召天主教会选举那些“体现福音中人道、真理、廉洁、尊重人权和生命的价值”的人。当然，这种作法不可能完全澄清人们心中对这位主教究竟在支持谁的疑问，但在此后，他实质上已经在明确拥护阿基诺。在马科斯试图在选举中舞弊和军人在克雷姆（Craeme）军营采取反叛行动之后，他通过教会组织和教会电台以军方的身份动员民众。“对于宗教在三天反叛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能被错误地理解为修女和牧师们站在人墙的前列，反叛的将军们在人群之前竖起圣母玛丽亚的塑像。在马科斯最后逃到夏威夷（Hawaii）之后，辛主教在鲁内塔（Luneta）主持了一个凯旋式的庆祝胜利的感恩弥撒，高唱：‘科丽（Cory），科丽’（科拉松·阿基诺的昵称——译者注），并且飘荡着天主教的教旗。”辛主教在结束一个政权和改变国家的政治领导中扮演了比十七世纪以来任何天主教教士更加积极和更加有影响的角色。
总之，要不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变革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教会针对威权主义而采取的行动，第三波过渡到民主的国家就会少得多，而且许多国家的民主化浪潮会出现得更晚。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民主和威权之间的选择人格化地变成了主教与独裁者之间的冲突。天主教在造就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民主化浪潮的广泛性力量中的地位仅次于经济发展。第三波的逻辑就像是一美元纸币图案上的十字架。
第七节 外部势力的新政策
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正如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在1970年29个民主国家中，有15个民主政权要么是在外国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要么是在从外国统治下独立后建立起来的。外国的势力也可以推翻民主政权，或是阻止一个国家走向民主。外部势力甚至可以加速或者是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些国家达到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它们就进入了最可能朝民主化方向过渡的地带。在一个国家还没有进入这一地带时，外部的影响可以导致这个国家作出试图实现民主化的努力，甚至同样在一个国家达到这一发展水平之后，外部的因素也可以阻碍、甚至阻止民主化。例如，乔纳森·桑沙因认为，1830年之前的外部影响基本上是反民主的，因此阻止了民主化。不过，在1830年到1930年之间，外部环境在民主化方面是中性的；因此，在不同国家民主化的进程多多少少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决定的。有点类似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在中欧和东欧国家造就了民主制度，而这些国家（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和经济上还没有为民主制度作好准备，因此这些民主制度很难长久生存下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的干预阻止了在东欧国家创立民主制度，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而这些国家那时在经济和社会上已经为民主化作好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同样，非殖民化所产生的许多新国家也建立了以它们的殖民国为原型的民主体制，但是，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极端不适合民主（如非洲）或是对民主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外部的行动者可以对第三波民主化作出重大的帮助。的确，到八十年代末，世界上主要的权势和影响来源，如梵蒂冈、欧洲共同体（the European Community）美国和苏联都在积极地促进自由化和民主化。罗马（Rome）使天主教国家的威权政权失去了合法性；布鲁塞尔（Brussels）为南欧和东欧的民主化提供了动力；华盛顿（Washington）则推进了拉美和亚洲的民主化；莫斯科（Moscow）消除了阻碍东欧民主化的障碍。在上述每种情况下，这些外部机构的行动反映了它们在政策上的重大变革。若是没有这些政策上的变革和外部行动者的这些影响，第三波民主化受到的限制会多得多。
欧洲机构。欧洲共同体起源于1951年在法国、西德、意大利和其他三个低地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这项条约创立了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在1957年，罗马条约又创立了欧洲核能共同体（the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 ）和欧洲经济共同体（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同样，成员国还是上述６个国家。在1969年，这三个机构被合并为欧洲共同体。由于戴高乐（de Gaulle）否决了英国在1963年加入欧共体，所以上述新合并共同体的成员仍然只有巴黎条约的最初６个缔约国。不过，在1970年，欧洲共同体改变了作法，并同挪威、丹麦、爱尔兰和大不列颠就加入共同体问题开始进行谈判。在1973年，后３个国家成为欧洲共同体“第一次扩大”中加入的成员国。到七十年代中期，在东南欧进一步扩大欧共体成员已经成为一个中心问题。
欧共体方面在发展方向上所进行的调整与发生在地中海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是一致的，并因此而得到加强。对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来说，民主化和加入欧洲共同体是携手并进的。它们都希望获得欧共体的成员资格，而且甚至从经济的理由上看，加入欧共体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国家要想作欧共体成员国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基础性一步。与此同时，欧共体的成员身份会加强对民主的义务并提供防止回归到威权主义的外部依托。当新的民主国家申请加入欧共体时，现有的成员“只能接纳它们。而且赞同扩大欧共体会很快地获得普遍的认同。”
希腊自1962年起，一直是欧共体的联系国。当1974年结束军人独裁时，希腊的新领袖们迅速地开始发展其与欧共体的关系，并在1975 年6月正式申请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卡拉曼里斯（Karamanlis）政府和支持这一举动的希腊人希望以此促进经济发展，为希腊产品尤其是农产品找到进入西欧市场的渠道，同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也为了抗衡土耳其和斯拉夫国家而加强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希腊政治中的中间派和保守集团承认加入欧共体会“为希腊羽毛初丰的民主制度提供最好的保障”。
在七十年代中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们普遍希望强调他们国家的欧洲身份。旅游、贸易和投资使得西班牙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同样，葡萄牙对外贸易的一半是与欧共体进行的。胡安·卡洛斯强调，西班牙的使命在欧洲，而且与欧洲连在一起。斯宾诺拉将军说：“葡萄牙的未来与欧洲是明确地连在一起的。”这些情感在两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中特别强烈，这也为民主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葡萄牙在1977年3月申请欧共体成为欧共体的成员；西班牙是在1977年6月。如同在希腊一样，在这两个国家民主的确立都被看作是确保欧共体成员的资格带来经济好处的必要条件，而且欧共体的成员资格也被看作是民主稳定性的保障。在1981年1 月，希腊变成了欧共体的正式成员，五年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成为其正式成员。
在葡萄牙，欧共体对民主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被动地提供经济动力和政治保护。西德政府和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主动积极介入与东德统治集团的斗争，并为葡萄牙政府和葡萄牙的社会党人提供了实质性的资源。他们通过这样作也提供了一种模式。一种动力和一种手段，这样使美国也加入进来，并向为民主而战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实质性的经费资助。在苏联为共产党人提供了大量的财政经费这一情况下（估计为四千五百万到一亿美元），在1975年，由德国人所领导的西方介入对葡萄牙的民主化至关重要。
第三波的开始或多或少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及赫尔辛基最后决议（the Helsinki Final Act）是相互契合的，这以后被称作是赫尔辛基进程的开始。在这一进程中有三个因素影响到东欧人权和民主的发展。首先，在最初和以后召开的各次会议中都通过了一系列为民主和自由提供合法性以及为对每个国家的这些权利进行国际监督而通过的一系列文件。有35个欧洲和北美国家政府首脑在1975年8 月所签署的最后决议中提出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或宗教自由”当作十项原则中的一项。决议的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政府在促进资讯自由流动、少数人的权利、旅行自由和家庭团聚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在1989年1 月，维也纳举行的欧安会最后文件中包括了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更加详细的规定。同时它还创立了有关人权会议，这次会议先是于1989年5月和6月在巴黎召开的，然后是1990年6 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后一次的会议通过了一项全面性的文件，以保障法治、民主、政治多元化和组织政党的权利以及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大约在15年的时间内，欧安会的国家就这样从只宏扬有限的人权到保障所有的民主自由和制度。
第二，赫尔辛基最后决议在美国也受到许多人的攻击，指责它使苏联在东欧划定的边界得到了合法化，而只换取了苏联对遵守某些人权所作出的相对没有意义的承诺。然而，随后，欧安会在贝尔格莱德（1977－1978）、马德里（1980－1983）和维也纳（1986－1989）举行的历次会议却为美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提供了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施加压力，要它们履行赫尔辛基承诺，并要求它们关注和纠正违背这些承诺的一些具体作法。
最后，赫尔辛基进程也导致在这些国家中成立委员会或观察小组来监督决议的遵守情况。尤里·奥尔诺夫（Yuri Orlov）和其他的一些苏联异议分子在1976年5 月建立了第一个这样的集团，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又成立了七七宪章（Charter'77）团体以及在其他国家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这些团体虽然常常受到其政府的迫害和压制，但是却构成了要求民主化的国内力量。
赫尔辛基进程对东欧民主化的影响虽是有限的但却是实在的。共产党政府承认西方在人权标准上提出的原则，这就使他们在违反这些权利时受到国际和国内的批评。赫尔辛基是可供改革者用来开放其社会的动力和武器。在至少两个国家这种影响是十分直接的。在1989年9 月，具有改革倾向的匈牙利政府使用其对个人移民自由的承诺（这项承诺在维也纳会议的结束文件中有具体规定）来违反其与东德政府的协定，让东德人通过匈牙利前往西德。这一过程启动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东德统治者的垮台。在1989年10月，欧安会在保加利亚举行的有关环境的会议激发了在索菲亚（Sofia）举行的游行示威，而这次示威受到了政府的粗暴镇压，从而开始了一系列导致在随后一个月废除死硬的独裁者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的事件。
欧洲共同体积极地推动了民主化，而且成为欧共体成员，这对想要民主化的国家也是一个动力。欧安会是一个使共产党政府承诺实行自由化的进程，也是使其国内异议分子和外国政府迫使他们实现自由化的努力得到合法化的过程。欧安会虽然没有创立民主，但它却有助于支持东欧和苏联的政治公开。
美国。美国在其他国家促进民主和人权的政策是在七十年代初开始发生变化并在1973－1989年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这些目标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相对次要的地位。进步同盟（the Alliancefor Progress）的积极主张被搁在一边；那时，政府和国家都全力关注于越战；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一种现实政治的方法。不过，在1973年，潮流开始向另一个方向转变。国会首先发起变革倡议，并由唐纳德·弗雷泽（Donald Fraser ）众议员在国际组织与运动的小组委员会（Subcommun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Movements）中举行了15次听证会，时间是在1973年的下半年。该小组委员会在1974年的报告中敦促美国把促进人权作为主要的外交政策，并建议采取一系列行动促进这一目标。在1974年国会在援外法案（the Foreign Assistance Act）、互助法案（the Mutual Assistance Act）和贸易改革法案（the Trade Reform Act）中增加了人权修正案。三年之后，它又同样对国际金融机构法（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t）作了类似的修正。这些修正案通常规定，对那些犯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国家不得提供援助，除非总统认为有绝对的理由需要这样作。在1974年、1975年和1976年期间，国会对人权的关心及对违背人权者实行经济制裁的想法已变得十分明确。
美国政策的第二个阶段，始于卡特（Carter）政府1977年掌政。卡特使人权成为其竞选运动的一个主题，而且，人权也成为在他执政第一年期间的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总统的行动（例如，在就职后不久，他就致信安德列·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他在白宫接待弗拉基米尔·布克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由总统、国务卿和其他政府成员所发表的演说和声明终止对几个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提升政府机构中人权组织的地位，所有这些都用来强调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心位置，正如卡特总统所形容的：把人权纳入“世界议事日程”之中。
里根（Reagan）政府一执政就使得其对外政策与其前任有所不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批评卡特的人权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只关注践踏个人的权利，而不关注拒绝人权的政治体制。最初，里根政府对拉美和亚洲的“威权”国家的人权问题轻描淡写，而强调有必要向共产党政权挑战。不过，到1981年底，在国会和拉丁美洲的民主过渡的压力下，美国行政当局开始改变其立场，里根政府在1982年6 月向国会所作的报告中表现出了一个变化。到1983年和1984年，美国的政策进入了第四阶段。其特点是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以促进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独裁国家的民主变革。其象征是美国承诺成立全国民主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这样，卡特和里根政府最后都走了一条类似的“道德主义的”途径来促进国外的人权和民主。
在第三波中美国政府用了种种手段，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和军事的来促进民主化。它们包括以下若干方面：
（１）由总统、国务卿和其他官员发表声明拥护民主化的总趋势和具体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由国务院每年对各国的人权状况作出评估报告；由美国新闻总署、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宣传民主思想；
（２）经济压力和制裁，包括由国会限制或禁止美国对15个国家的援助、贸易或投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由行政部门终止援助；同时在由多国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时投反对票或弃权票；
（３）外交行动，包括启用新一族积极“推进自由”的美国大使（其中的典范是1975年出任葡萄牙大使的福兰克·卡卢奇［Frank Carlucci］），这些人中包括出任乌拉圭和尼加拉瓜大使的劳伦斯·佩左罗（Lawrence Pezzullo）、出任菲律宾大使的史蒂芬·波斯沃斯（Stephen Bosworth）、出任萨尔瓦多、巴基斯坦和巴拿马大使的迪恩·辛顿（Deane R．Hinton）、出任秘鲁、玻利维亚和萨尔瓦多大使的埃德温·考尔（Edwin Corr）、出任巴拉圭大使的克莱德·泰勒（Clyde Taylor）、出任智利大使的哈里·巴恩斯（Harry Barnes）和出任匈牙利大使的马克·帕尔莫（Mark Palmer）；同时也还包括美国南方司令部总司令在厄瓜多尔和智利施加的影响；
（４）对民主力量进行物质支持，包括由中央情报局（the Central Intelligency Agency，CIA）在1975年为葡萄牙社会党所提供的可能达数千万美元的援助，对波兰团结工会的实质性财政援助以及由国际开发总署（the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ID）和由全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数百万美元，以确保1988年在智利举行对皮诺切特将军的一次公平的全民投票，还在1979年向尼加拉瓜提供经费以促进其民主化；
（５）军事行动，包括卡特政府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部署军舰，以确保在1978年的选举中选票统计的公平进行，里根政府在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以及布什政府命令军用飞机飞向马尼拉上空，以示支持阿基诺；在1989年入侵巴拿马；在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在与左派叛乱组织的战斗中提供军事援助，以及为在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Cambodia）和尼加拉瓜进行反对非民主政府的叛乱活动中提供财政支持；
（６）多边的外交，包括由卡特和里根任命马克斯·坎佩尔曼（Max Kampelman）在贝尔格莱德和马德里进行欧安会谈判中就赫尔辛基协议中第三部分的谈判向苏联施加压力，以及通过动员联合国诸机构来反对一些臭名昭著的侵犯人权的国家。
这些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会有助于民主化呢？无疑，最重要的作用是使得人权和民主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人权同盟（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Human Rights）注意到，在1977年，人权“第一次在许多国家中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主题”，而且成为“在国际组织的讨论中和世界新闻媒介中寄予更大关注的焦点，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卡特总统和美国的人权政策”。正如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写到的：卡特的人权运动“改变了国际环境，把人权纳入了世界的议事日程当中，同时也纳入了世界的良心之中。”里根总统在其就任的第一年就制定了“民主规划”，其在1982年对国会的演说，1984年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创立以及其在1986年３月向国会发表的咨文中，再加上美国外交官在一系列国家的活动都有助于使民主化一直成为八十年代国际事务的一个焦点，同时也加强了有利于民主的全球性总体思想环境。
在某些国家，美国的角色是直接的和关键性的。就像主教和教皇的公使一样，美国的大使不时地促成反对派的团体之间达成协议，并在这些团体与威权政府之间充当调解人。在1980年、1983年和1984年，美国政府出面干预阻止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玻利维亚策划中的军人政变。在1987年，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规劝韩国的全斗焕总统与反对派保持对话，而且国务院还对韩国的军方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要试图进行政变。1989年1 月，在秘鲁一场军事政变似乎迫在眉睫；美国大使有力地宣布美国反对这一政变；结果政变没有发生。在好几种场合下，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反对军事政变维持了菲律宾的民主。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行动也许是决定性的，也许不是。但是它们在支持民主中的作用却是重大的。事实上，在卡特、里根和布什的执政期间，美国政府采纳的是一条民主版本的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不允许民主政府被推翻。
卡特和里根的努力所发生的影响当然是因不同的国家而异，而且要评判在每一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衡量。一个是从这些政策要使之受益的人这一方面来衡量。例如，在1989年，1981－1984年在位的厄瓜多尔民主总统胡尔塔多（Osval do Hurtado）说：“美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致力于民主制度；若是没有卡特和里根总统所奉行的拥护民主的政策，拉丁美洲的某些民主进程绝不会出现，也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成功。”在1989年12 月，即乌拉圭自1971年以来出现的第一位民主选举总统就任刚满一周年，胡里奥·桑格内蒂（Julio Sanguinetti）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卡特政府的许多政策对乌拉圭的民主化进程是最重要的外部影响。在独裁的那些年代里，我们这些处于反对地位的人实际上是在黑暗中进行抗争。我们在为数不多的支持来源中有一个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这一政策不断地寻找践踏人权的行为。”在菲律宾，辛主教在对反马科斯所作的成功斗争进行评价时观察到，“没有美国的帮助没有一个人会在这里取胜。”即使苏联也感受到了这一影响。大赦国际莫斯科分部的领导人在1980年评论道，“我不知道卡特能否被写进美国历史，但是他因为这项政策已经被写入了俄国历史。”
判断美国对民主化所产生影响的第二个尺度是那些要求维持独裁的人。在卡特和里根政府期间，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菲律宾、苏联、波兰和其他国家独裁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们一再苦苦抱怨美国“干涉”他们的内政。这一证据强烈表明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抱怨是有正当理由的。
许多专家所观察到的情况也加强了由当事者对这些国家所作的判断。根据路易斯·阿布加塔斯（Luis Abugattas）的观察，1977年在秘鲁：
这样重新民主化。由于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以及外国的债务谈判来获得外部合法性的必要性达到了加强。自1976年以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谈判一直是中断的，而且军政府没有能力恢复这些谈判，因为他们不愿意采纳国际货币基金会所要求的“休克政策”（Shock policies）。民主的开放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的关注，朝着这个方向每前进一步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例如增加对该政权的援助。此外，美国的大使馆也接到命令，要求反对右翼军官和地方的顽固派，因为他们试图使军人在南美国家长期掌政，并公开表明卡特政府不接受这一选择。如果重新民主化在1976年7 月之后还是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到1977年7 月之后，这已成为一个事实。
在厄瓜多尔，美国的压力“似乎是阻止1978年威权复辟”的三个要素中的一个，而且当费布雷斯－考得罗（Febres－Cordero）总统要求终止1985年中期选举时，他最终不得不“在受到美国大使馆的重大压力下如期举行选举”。在1984年当玻利维亚的总统被保安人员绑架时，他是由于“受到工人、军队中的效忠力量和美国大使馆的严重反对”时才得以释放的。在多米尼加，民主化被贴上了“‘来自外部的’变革”这一标签，因为美国出面干预了，而且直到第三次干预才确保对1978年选举的投票进行公正的统计。在智利，“持续的美国压力”有助于使在1988年对皮诺切特政权进行自由和公正的全民投票成为可能。里根政府在鼓励向智利、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方面具有特别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的军队基本上对里根政府持友善的态度。
美国在促进其他国家民主化方面最公开的和最有争议的努力是国会重新通过被里根否决了的1986年对南非进行制裁的全面反种族隔离法（the Comprehensive Anti-Apartheid Act）。在有关这一措施辩论中，支持者认为，制裁将会对南非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会促使南非政权尽快结束种族隔离。持反对意见者则争辩道，制裁会严重地影响到南非的经济，会消除黑人的就业机会，会恶化黑人的生活标准和改进的前景。这两种主张都有言过其实之处。美国的制裁和欧洲共同体不太严厉的制裁对八十年代的南非经济形成了某种冲击。尚不清楚的是，它们是否对南非摆脱种族隔离的运动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运动始于1979年，其直接原因是南非的经济发展、向黑人开放熟练工种、允许设立合法的黑人工会和改善黑人的教育、允许劳工自由流动及增加黑人的购买力方面的必要性。种族隔离与相对贫困的农业经济是相互一致的；它与复杂的、富裕的、城市的工商业经济是不能并存的。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经济发展产生了政治自由化。美国和欧洲在八十年代的制裁无疑影响到南美白人的心理和孤立感，同时也为摆脱种族隔离提供了额外的诱因。制裁可能影响到这一进程的速度和性质，但是其影响与南非国内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相比则是相对次要的。
对美国在第三波民主化的角色不可能在这里作出确定性的评估。不过，从总体上看，似乎美国的支持对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纳达、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乌拉圭、秘鲁、厄瓜多尔、巴拿马、菲律宾的民主化至关重要，而且它也是葡萄牙、智利、波兰、朝鲜、玻利维亚和台湾民主化的促进因素。如同天主教会所起的作用一样，若是没有美国参加这一进程，向民主过渡的国家将会少得多，而且时间上也会晚得多。
苏联。八十年代末，东欧出现的民主化是苏联政策出现变革的产物，这种变革比国会和卡特总统在七十年代美国政策中所作出的变革意义更为深远、更富有戏剧性。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统废除了勃列日涅夫主义，而且向东欧各国政府和反对团体转达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苏联不会采取行动来维持现有的共产党独裁，相反苏联赞同采取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支持和期待政治改革的程度究竟有多大，这一点还难以确定。但毫无疑问的是，他赞同解除像东德的昂纳克（Erich Honecher）、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雅克什（Milos Jakes）这样的老保守派领导人的职务，并用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士来取代他们，因为这些人会成为他的天然同盟军。尚不清楚的是，他是否也赞同在东欧国家实现全面的民主化，以及是否主张取消苏联在所有这些社会中的影响。然而，这却正是他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
苏联的新政策为废黜现有的共产党领导人、非共产党团体参与权力以及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政府，开放与西欧的边界，加强朝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迈进的努力敞开了大门。波兰在1988年至1989年的过渡显然主要来自于其内部的发展。不过，在1989年8 月，据报道，戈尔巴乔夫出面干预敦促共产党领导人加入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在9 月，苏联人没有反对匈牙利人开放他们与西方的边界。在10月初，戈尔巴乔夫访问了东柏林，并宣称“那些不肯改革的人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导致了昂纳克的下台。克林姆林宫明白表示苏联军队不会被用来镇压在莱比锡和其他城市的抗议。在11月，苏联人通过鼎力协作，在保加利亚废除了日夫克夫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职务，建立了一个在彼得·姆拉季诺夫（Petar Mladenov）领导下的改革派政府。至于捷克斯洛伐克，据报道，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夏天敦促改变雅克什和阿达梅奇的领导体制。同年11月，苏联人表示，他们将在1968年的入侵事件上认错。这样就使捷克的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失去了合法性。同时苏联人还严厉警告捷克人不要用武力来阻止变革。
在拉丁美洲和东亚，美国人运用其影响促进了民主化；在东欧，苏联影响的退出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苏联的转变导致了高度民主主义取向的游行者在莱比锡、布达佩斯、布拉格的街头高唱：“戈比（Gorby）！戈比！”（即戈尔巴乔夫的昵称——译者注）。戈尔巴乔夫加入了约翰·保罗二世、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作为二十世纪末民主变迁的主要跨国促进者。
第八节 示范效应或滚雪球
导致第三波民主化的第五个因素也许可以用示范效应、感染、播散、仿效、滚雪球，甚至是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来形容。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民主化，这会鼓励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要么是因为这些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要么是因为其他地方成功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化可以治疗它们所面临的问题而不管这些问题是什么，或是因为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十分强大，可以被当作政治或文化典范。阿尔蒙德和蒙特在其《危机、选择与变迁》（Crisis，Choice and Chanse）的研究中发现，示范效应在他们分析的五项环境肇因中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对政变和其他政治现象的统计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环境中民主化是相互传染的。分析示范效应在个别案例中的影响是困难的，而且需要更广泛的研究，这里作不到这一点，但是，可以不妨就示范效应在第三波中的一般角色提出若干个可行的假设。
示范效应在实践中又示范了一些什么呢？首先，示范效应向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示范了另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的在结束威权体制方面和建立民主体制方面的能力。他们的示范表明这一点能够做到，这样大概就激发了在另一个社会中的那些领袖和社会团体去做出这样的尝试，来模仿第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的作为。其次，示范效应表明了如何做到这一点。一个社会学习并试图模仿在其他社会曾成功实现民主化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韩国的社会团体有意识地模仿把马科斯独裁政权拉下台的“人民权力”的方法。而且这种学习时常是民主化人士之间直接磋商和自觉的教育过程的产物，就像发生在匈牙利的民主人士和西班牙的民主人士之间那样。第三，新一波的民主化人士也会学会如何避免危险、克服困难。例如，在1974年和1975年间，葡萄牙所出现的社会动乱和社会冲突就使得西班牙和巴西的民主化领袖们试图进行“一种受控的政治变迁过程，以完全避免像葡萄牙所遭受的那种中断。”同样，西班牙的民主领袖们认为，1980年9 月土耳其的军事政变是应该在西班牙加以避免的“一个危险的先例”。
示范效应在第三波中的一般作用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命题。
第一，示范效应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比在前两波民主化中或者说比二十世纪任何其他一次政治波浪的重要性都大得多。原因是在全球通讯和交通方面的急剧的扩展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数十年，特别是电视和通讯卫星在七十年代覆盖了全球。政府可以仍然控制着当地的新闻媒介，并不时地消除其民众获得当局不愿他们获得的信息的能力。但是这样做的难处和成本在显著增加。这可能会导致建立一个广泛的地下传播网，就像在波兰和其他国家所出现的那样。短波收音机、卫星电视、电脑、传真机使得威权政府越来越难以对其精英和公众进行信息封锁，以防止他们知道发生在其他国家有关反对或推翻威权政府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通讯的作用，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性的民主革命”的形象无疑地已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和思想领袖们的心中变成了一个现实。因为人民相信它是真的，它在后果上也是真的。人们可以、而且的确会关心在遥远的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对他们自身的相关性。在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和在菲律宾马科斯的倒台都在智利引起了回响，而这在数十年前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尽管日益发达的通讯变天涯为咫尺，但是在地理上相近、文化上相类似的国家中间示范效应仍然最为强烈。威权体制在葡萄牙的倒台对南欧和巴西有着直接的影响。正如一位雅典人在1974年6 月，即葡萄牙发生政变发生之后的两个月、希腊军政权垮台的一个月之前说道，“我们需要的正是一位希腊的斯宾诺拉将军来推翻军人统治集团并回归到立宪政府。”长达45年的葡萄牙独裁政权的终结“对其西班牙的难友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对反对派的士气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且，彼国的穷亲戚居然能实施民主，这只能在西班牙加剧实行变革的要求。”照道理说，希腊的民主化对其他地方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西班牙的民主化却对拉丁美洲意义重大。正如一位阿根廷人所观察到的，“要效法美国是我们绝对不敢奢求的，但仿效西班牙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实现的民主过渡最令人信服地表明，伊比利亚文化并不是内在地，而且永远地反民主。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能够做到，“拉丁美洲也能够摆脱专制”。阿尔方辛广泛地使用这个西班牙的“比喻”来使其在阿根廷的活动合法化。这样，用玻利维亚总统的话说，“阿根廷的民主化支撑着整个拉丁美洲的民主”，而且对其邻国有着特别的影响。对乌拉圭的影响既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毗邻的大国已经实现了民主；那么乌拉圭的民主就变得不可避免了。然而，阿尔方辛政权过早地起诉前军事统治者，这一举动刺激了某些乌拉圭的军方人士，他们从让出权力的许诺上后退了。胡里奥·桑格内蒂哀叹道，“阿根廷人给我们造成了这样可怕的损害”。阿根廷的民主化激励了智利和巴西的民主人士。而且据报道，也使反对秘鲁和玻利维亚新民主政权的军事政变打消了念头。阿尔方辛个人会见并支持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反对派团体的领袖。
1986年2 月，马科斯的垮台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威权领导者们和反对派民主人士中分别产生了焦虑和希望。受影响最大的是南韩。在辛主教实现在菲律宾政权变革中扮演了中心角色之后的一个月，金主教也第一次要求在朝鲜进行宪政改革和实现民主。反对派领袖金大钟说，“在亚洲，有许多独裁政权，但是，只有在南韩和菲律宾才有人民积极地追求民主。他们在菲律宾成功了，也许我们在这里也会成功……。现在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运用自己权力的时候了。我们对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把握。”尽管现成的证据很少，但是似乎可能的是在菲律宾发生的事件对激发1988年夏天在缅甸发生的事件起着示范作用，以及对发生在台湾的自由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最戏剧性的滚雪球效应发生在东欧。一旦苏联默认、也许甚至鼓励非共产党人士1989年8 月在波兰掌权，民主化的浪潮就一下子横扫了整个东欧，先是9 月份涌入匈牙利，10月份到了东德，11月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12月份到了罗马尼亚。正如一位东德人士所说的，“我们看到了在波兰和匈牙利正在作的事情；我们听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话。每个人都感到了。我们为什么要被别人丢在后面呢？”正如阿什所说的，在捷克斯洛伐克，“每个人都从他们邻居的经验中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办成。”一些国家的民主化也激发了其邻国的自尊心。难道发达的、工业化程度高的、中产阶级多的西班牙要落在弱小、贫困的葡萄牙后面吗？既然乌拉圭和智利已经有了很长的民主政府的经历，难道要被阿根廷和巴西比得相形见绌吗？难道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东欧唯一有真正民主传统的国家应该被其他国家甩在后面吗？
东欧和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说明了示范效应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民主化波浪的肇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相对重要性上发生了变化。示范效应显然不能影响到第一个民主化的国家。第三波民主化中较早的国家是另一些触发因素的产物，而不是雪球。一场打不赢的殖民地战争、在塞浦路斯的一次军事失败、佛朗哥的死亡触发了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的民主化。福克兰群岛战败、暗杀贝尼基·阿基诺、教皇的访问对阿根廷、菲律宾和波兰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进程是原地生成的，即原生的。不过，一旦这种进程启动了，在领头国家的变化，如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菲律宾、波兰，就有助于激发其邻国或文化上类似的国家产生进行相同变化的要求。示范效应的影响未必显著依靠在接受国出现有利于民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存在。随着这些雪球继续滚下去，这些进程自身趋向于成为上述条件的替代物。这一事实反映在其加速度中。在波兰，随着这一阶段的推进，民主化花了十年的时间，在匈牙利花了十个月，在东德花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化了十天，在罗马尼亚花了十小时。
在1989年底，一位埃及人在评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前景时这样说到，“现在没有国家能够逃避民主。”他的预测集中说明了滚雪球作为肇因的假设：因为民主化在那里发生了，它也将在这里发生。不过，滚雪球下山，不仅有加速度，体积会增加；而且也会在不适宜的环境中溶解。到八十年代末，示范在那些具备其他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和民主自身都很薄弱或根本不存在的国家出现了要求民主化的努力。在菲律宾、波兰和匈牙利开始出现民主运动之后，韩国人、东德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也一致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干？”在这些人开始发动民主运动之后，罗马尼亚人随后又自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干？”不过，就这些国家而言，对这个问题已有明确无误的答案。这一效应把第三波从里斯本的石竹花推到了布加勒斯特的大屠杀。
第九节 从肇因到肇端
造成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威权政权垮台或受到严重削弱的因素包括：民主的规范在全球和许多国家流行；相应导致威权政权而不是一党制失去意识形态的一般基础；军事的失败；经济问题和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冲击而造成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明智的和无效的经济政策；在实现某些目标上的成功，而这些成功要么减少了对威权政权的需要（如叛乱的游击队已被镇压），要么加剧了社会压力与政治参与的要求（如实现了迅速的经济成长）；在威权政权中的同盟内部分裂的倾向有所发展，特别是在就武装力量是否政治化的军人政权中出现裂痕；某些威权政权的垮台对其他威权国家统治者和反对派的信心所起的滚雪球效应。
导致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前的威权国家出现民主政权的因素包括：重要的和高层次的经济富裕，这导致了识字率、教育和城市化的增加；更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支持民主之价值和态度的发展；在天主教会领导教会反对威权政权和支持民主的大众和领导层次上出现的变化；欧洲共同体、美国和苏联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政策转变对民主发展的支持；在西班牙、阿根廷和波兰这样的领头国家出现的民主对加强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所起的滚雪球效应。
这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一般原因。它们显然不同于第二波，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第一波民主化的主要原因。这些一般原因的相对重要性因地区、威权政权的类型和国家之间而有所差异。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也随着在第三波期间所处的时间位置而有所不同。军事失败、经济发展和由石油冲击造成的经济危机是较早的民主化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外部势力，而且特别显著的滚雪球效应是后来民主化国家的主要原因。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民主化都是某些一般的原因加上这个国家其他一些特有的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一般的因素产生了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这些因素没有使民主化成为必然，而且它们与直接造成民主化的因素还有一些差异。一个民主政权不是由民主化的潮流建立起来的，而是由其人民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不是由肇因建立起来的，而是由肇端创设的。政治领袖和公众必须采取行动。为什么伊恩斯和苏亚雷斯、卡拉曼里斯、胡安·卡洛斯和苏亚雷斯、埃夫伦和奥扎尔、盖赛尔和费格雷多、阿尔方辛、杜瓦尔特、阿基诺和拉莫斯、卢泰愚和金大钟、金泳三、蒋经国和李登辉、瓦文萨和雅尔泽鲁斯基、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以及其他地方类似的领袖领导他们的国家迈向了民主化？政治领袖的动机是各不相同的，互相混杂的，甚至是十分神秘的，而且常常他们自己也不清楚。领袖们之所以造就民主是因为他们相信民主自身是一个目的，因为他们视民主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因为民主是他们追求其他目标的副产品。在许多情况下，民主也许不是政治领袖们所期望的后果，但是，它至少不是最难认可的后果。
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和外部条件的出现绝不足以产生民主。不论一些政治领袖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必须去造就民主。去采取行动，诸如局部的自由化，这就有可能导致民主的出现。政治领袖不能在民主的先决条件不存在的地方通过其意志和技巧去创造民主。在八十年代末，海地出现民主的障碍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即使是最有手腕、最忠诚的民主领袖也难以有所作为。不过，如果一位政治领袖想要民主的话，即使他远没有李光耀（Lee KwanYew）那么老练，也能够在新加坡造就民主。在第三波中，创造民主的条件必须存在，但是只有政治领袖愿意冒民主的风险时，民主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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