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民主化是如何发生的？民主化的原因和方式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在分析的这一点上，重点已经从前一点，即原因，转到了后一点，即方式，从原因到过程：政治领袖和公众在八十年代结束威权政府、创立民主体制的方式。变革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就像实现这一变革的各族人民在各个方面也不尽相同一样。此外，这一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是不对称的。在民主政治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有些民主政权是总统制，有些是议会制，有些是戴高乐式（the Gaullist）的总统一议会混合制；有些是两党制，有些是多党制，而且在政党的性质和力量上也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对所创立的民主体制的稳定事关重大，而对导致民主体制的过程则无关宏旨。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民主政权中，政府的主要官员是通过竞争性的选举产生的，而且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参加这一选举。因此，民主体制有一个共同的制度内核，正是这一内核确定了民主的特征。这样威权政权简单地被界定为这种制度内核的缺乏，在本项研究中该术语就是这样用的。因此，在开始论述威权政权的变革时，有必要找出这些威权政权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民主化进程所具有的重要性。然后，分析就转到这些进程的性质和民主派与反民主派所使用的策略上。下一章将探讨第三波民主化中的一些共同特征，以此来结束对“方式”的探讨。
第一节 威权政权
在历史上，非民主的政权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在第一波中民主化的政权通常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封建贵族政治或是大陆帝国的继承国。在第二波中实现民主化的过去曾是法西斯国家、殖民地或个人军事独裁，而且通常以前都有一些民主的经历。在第三波中转向民主的政权通常可分成三组：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
一党体制是由十月革命创立的或是由苏联强加的，通常包括共产党国家加上台湾和墨西哥（土耳其在1940年的第二波民主化之前也适合于这一模式）。在这些体制中，政党有效地垄断着权力，而且接触权力的途径是通过党的组织，党通过意识形态使其统治合法化。这些体制常常取得了相对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
军人政权是由取代民主或文官政府的政变而产生的。在军政权中军人在一种制度基础上运用权力，而且军人领袖们通常作为统治集团集体统治或是在高级将军中轮流担任最高政府职位。军政权在拉丁美洲数目庞大（其中有些接近官僚威权模式），同时也存在于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南韩。
第三种是个人独裁，而且也是一种更加多样化的非民主体制。个人独裁的根本特征是个别领袖是权威和权力的来源，而且别人的权力取决于与他的接近程度、亲密程度、依靠程度和受他的支持程度。这类国家包括萨拉查和卡埃塔诺统治下的葡萄牙、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英迪拉·甘地统治下的印度、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个人独裁的产生方式也各不相同。在菲律宾和印度是行政首脑政变的结果，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始于军事政变（在西班牙，这场政变曾导致内战），而且政变之后，独裁者便抛开军队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在罗马尼亚，个人独裁来自于一党体制。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起源于军政权，但实际上，后来变成了个人独裁，因为他延长了任期，以及他同军方领导人的分歧和对军方领导人的控制。一些个人独裁，诸如像马科斯和齐奥塞斯库以及像索摩查（Somoza）、杜瓦里埃、蒙伯托和伊朗国王是韦伯的那种苏丹政权的典型形式，其特征是恩询、裙带关系、结党营私和腐败。
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既压制竞争，也压制参与。南非的体制不同于这些政权，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种族寡头制，它把70％的人口排除在政治之外，但是在统治的白人社群内却有十分剧烈的政治竞争。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竞争在参与以前就有所发展，民主化的进程就会容易得多。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在南非成功实现民主化的前景比在其他类型威权国家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在某种程度上，南非的民主化进程会像十九世纪欧洲的民主化一样，十九世纪欧洲民主化的主要特征是选举权的扩大和确立基础更为广泛的政体。不过，在欧洲排斥某些公民的选举权是因为经济，而且不是因为种族原因。然而，等级的宗法制度历史上十分抵制和平的变革。因此，这样在寡头集团内部的竞争会有利于南非实现成功的民主化；但是，寡头集团的种族特征则为民主化制造了难题。
特定的政权并不总是适合于特定的模式。例如，在八十年代初，波兰具有衰败的一党体制和以军管为基础的军人统治的双重因素，这一军人统治是由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军官来领导的。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体制（像北朝鲜的体制一样）是靠一党制起家的，但是在八十年代变成了苏丹式的个人独裁。在1973年到1989年之间的智利政权部分是一个军政权，但是与南美的军政权相比，在其存在期间，只有一个领袖，他控制着其他的权力资源。因此，他也有个人独裁的许多特征。另一方面，诺列加在巴拿马的统治具有高度个人独裁的特征，但是却几乎完全依靠军方的权力。因此表3．1中的分类应当被看作一种大致的归类。当一个政权具有两种类型政权的要素时，它是根据在过渡过程中哪一种特征占主导地位来划分的。
在第二波中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部的强迫或非殖民化而出现的。在第三波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两个过程不太重要，在1990年以前，仅限于格林纳达、巴拿马和在加勒比（Caribbean）地区几个相对较小的英国前殖民地。尽管外部的影响常常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原因，但是民主的进程却主要靠自身。这些过程可以在一个表示统治集团和在野集团作为民主化之源泉的相对重要性这样一个连续系统（continuum）上查找出来。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把上述案例分成三种宽泛类型的进程。第一种是变革（transformation，用林茨的术语，改革），即当执政的精英领头实现民主时就出现改革。第二种是置换（replacement，即林茨的决裂），当反对派团体领头实现民主时，而且威权政权垮台或被推翻时，便出现置换。第三种进程是移转，当民主化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的行动而实现时便出现所谓的“移转”。“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中执政的和在野的群体都扮演了某种角色，这种分类只是区分政府和反对派的相对重要性。
就政权的类型而言，政权变迁的历史案例未必完全合乎理论上的范畴。几乎所有的国家，而不仅仅是那些实现移转的国家，都涉及到某种谈判，即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进行的或明或暗的谈判。过渡过程经常是作为一种类型开始的，然后又变成了另一种类型。例如，在八十年代初期，博塔（P．W．Botha）似乎要发起对南非的政治体制进行变革的进程。但是他却没有把南非的政治体制加以民主化。他的继任者德克勒克碰到了不同的政治环境，便转向了移转的过程，即与主要反对派团体进行谈判。同样，学者们一致认为，多年以来，巴西的政府掌握着变迁过程的主动权，并加以有效地控制。也有些人认为，由于1979－1980年的普遍动员和罢工的结果，该政权失去了对这一进程的控制；不过，另一些人则指出，政府成功地抵制住了反对派在八十年代中期要求直接选举总统的强烈呼声。历史上的每一个案例都包含着两种或更多的变迁过程。不过，几乎每一个历史上的案例都显然更接近某一种类型的变迁过程。
表3．1 威权政权与自由化、民主化过程：1974—1990年
过程 类型 | 政权类型 | |||
一党体制 | 个人独裁 | 军人政权 | 种族寡头 | |
变革 | （台湾）a、匈牙利、（墨西哥）、（苏联）、保加利亚 | 西班牙、印度、智利 | 土耳其、巴西、秘鲁、厄瓜多尔、危地马拉、 尼日利亚、巴基斯坦、 苏丹 | |
16 | 5 | 3 | 8 | |
移转 | 波兰、捷克斯格伐克、尼加拉瓜、蒙古 | （尼泊尔） | 乌拉圭、玻利维亚、洪都拉斯、萨尔瓦多、韩国 | （南非） |
11 | ４ | １ | ５ | １ |
置换 | 东德 | 葡萄牙、菲律宾、罗马尼亚 | 希腊、阿根廷 | |
６ | １ | ３ | ２ | |
干预 | 格林纳达 | （巴拿马） | ||
２ | １ | １ | ||
总计 35 | 11 | ７ | 16 | １ |
注：民主化的主要标准是通过公开的竞争性的和全面参与性的以及公平进行的选举来组织政府。
ａ括号表示一个国家有了显著的自由化，但到1990年为止却尚未民主化。
那么，威权政权的本质与变迁过程的性质又是如何关联的呢？正如表3．1所示，这里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然而，威权政权的性质的确对变迁过程的性质具有影响。除了三个例外的情况，即阿根廷、希腊和巴拿马外，军政权的所有变迁都涉及到变革或移转。在这三种例外的情况中，军政权由于在军事上受到了挫败，并因此而垮台。在其他地方，军人统治者主动对反对派或大众的压力不时作出反应，以导致政权的变迁。军事统治者们与其他政权相比，更容易自己结束他们的政权。因为军人领袖们几乎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他们国家的永久统治者。他们都怀有这样一种期望，即一旦他们纠正了罪恶，他们就会退出权力，然后去履行他们正常的军事职能。当然，他们也正是在这一清除罪恶的过程中上台的。军方有一个永久的制度化的角色，这是其他政治和统治者所没有的。因此，到了某时候，（除了阿根廷、希腊和巴拿马的）军事领袖都会认为主动把权力交还给文官的民主统治的时机已经到来，或是与反对派团体进行谈判以退出权力的时机已经到来。这种情况几乎总是发生在军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出现了一定的变换之后。
军人领袖们几乎总是毫无例外地为他们退出权力规定两项条件，或“出路保障”。第一，不会对他们进行起诉、惩罚或其他针对军官们在其掌权期间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进行报复。其次，尊重军队的制度化角色和自治，包括他们对国家安全所负有的全面的责任，以及他们在政府部门中有关安全事务方面的领导地位，甚至包括其对军火工业、兵器工业和其他传统上受军方控制的经济企业的控制。退出政坛的军方是否有能力保证文职的政治领袖们同意履行这些条件，这就要看他们权力的相对大小。在巴西、秘鲁及其他一些实行变革的国家，军人领袖们控制了这一过程，而且，文职的政治领袖们除了默认军方的要求外，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在那些权力相对平等的地方，如乌拉圭，军方和文职官员之间的谈判会对军方的要求略加限制。希腊和阿根廷的军方领导人们也要求同样的保障。不过，他们的要求被文职的领袖们拒绝了，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同意、事实上是无条件地拱手交出权力。
因此，对军人统治者来说，退出权力、恢复其职业的军人角色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一旦碰到紧急情况，或是他们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重新执掌权力也可能是相对容易的。在一个国家成功的军事政变会使得另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或军人领袖们不可能完全忽略在其国家进行这种政变的可能性。取代军人政权的第三波民主国家就是在这种阴影之下获得新生的。
变革和移转的另一个特点是在1989年由一党制向民主的过渡，但不包括像东德和格林纳达。一党制政权有一个制度的架构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两点把它们既与民主国家也与军人政权区分开来。它们也有一个不变的假设，这一假设把它们同军人政权区别开来。一党制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党和国家的合二为一。这就产生了两种问题，即在向民主过渡过程中所出现的制度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在列宁主义政党的国家，制度上的问题最为严重。在台湾以及在共产主义国家，“党政分开”是民主化进程中“对列宁主义政党的最大的挑战”。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东德，宪法上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加以废除。在台湾，1950年加在宪法上的“临时条例”这种类似的规定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在几乎所有的列宁主义党的体制下，主要的问题与物质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有关，它们是属于党，还是属于国家？这些财产的处置方式也成了问题。它们应该是归党所有，还是由政府加以国有化，还是由党出售给报价最高的投标者，还是在社会和政治团体之间以某种平等的方式进行分配？例如，在尼加拉瓜，桑蒂诺派政府在1990年2 月选举中失败以后显然很快地“把大量的政府财产移转到桑蒂诺派手中”。“他们把房子和汽车出售给他们自己”，这项指控来自一位反桑蒂诺派的商人。即将在波兰接管政府的像团结工会也对波兰共产党处置财产的方式作出了类似的指控。（在智利，也有类似的情况，皮诺切特政府在即将退出权力时把属于政府机构的财产和档案记录转移给了军方。）
在某些国家，对执政党的武装力量必须加以解散，或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在几乎所有的一党制国家，正规军都必须加以非政治化。例如，在波兰，就像在大多数共产党国家一样，所有的军官都必须是共产党党员。不过，在1989年，波兰的军官们要求议会禁止军官加入任何政党。在尼加拉瓜，桑蒂诺派的人民军一直是桑蒂诺派的军队，同时也是国家的军队，因此，必须把这支军队变成仅属于国家的军队。一个政党是否应在经济企业中继续保持其基层组织也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最后，在单一政党长期执政的地方，政府中的领袖与像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这样的最高党务机构的关系上也会出现问题。在列宁主义国家，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为政府部门规定政策。然而，这种关系与在民主国家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机构的最高性和责任内阁制几乎是完全不相容的。
另一组问题是意识形态上的。在一党制国家，政党的意识形态规定国家的身份。因此，反对这一个政党的人就意味着背叛国家。要使反对派反对执政党的行为合法化，就有必要为国家设立一些另外的身份。这一问题在三种案例中表现出来。首先是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统治是由苏联强加的。意识形态不是确立国家认同的基础。事实上，至少在上述国家中有三个国家民族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当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要求把持他们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无可争辩的统治权时，这些国家就会重新把他们的国家由“人民的共和国”定义为“共和国”，并把民族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基础。因此，这些变迁发生起来相对容易。
其次，在民主化出现问题的好几个一党制国家，其一党体制是由民族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例如，在像中国、墨西哥、尼加拉瓜和土耳其这些案例中，国家的性质和目的是由政党的意识形态决定的。在中国，执政者们坚定地固守其意识形态，并把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反对派看作是对国家的背叛。在土耳其，政府对向其凯末尔派统治的国家的世俗基础提出挑战的伊斯兰集团一直采取一种不确定的和矛盾的政策。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领导集团对向革命制度党统治下国家所表现出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和组合国的特征提出挑战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行动党（Partiso Accion Nacional，PAN）反对派也奉行了一条类似的政策。在尼加拉瓜，桑蒂诺派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党纲的基础，而且也是由尼加拉瓜革命所建立的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在某些例子中，单一政党的意识形态既规定了国家的性质，也规定了其地理的范围。在南斯拉夫和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为多民族的国家规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如果这一形态遭到反对，那么国家的基础就会消失，每一个民族就可以合法地宣布成立其自己的国家。在东德，共产主义为分裂的国家规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一旦这种意识形态被放弃，东德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论基础就消失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规定，在台湾的政府是中国的政府。该政权把支持台湾独立的反对分子看作是颠覆性的。在台湾的问题不如在其他三个地方的问题那么严重，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只是使一种愿望合法化，而不是使一种现实合法化。国民党政府事实上在台湾一直是十分成功的政府，但在其自己的眼里，其合法性却依赖于其对全中国拥有正当统治权的神话。
当军方放弃他们对政府的控制时，他们未必也放弃对暴力机构的控制。而借助这种暴力控制，他们可以恢复对政府的控制。不过，一党制国家的民主化意味着垄断性的政党使其对国家的控制面临危险，而且会变成在多党制中进行竞争的一个普通政党。在这种意义上，其与权力的分离不如军方脱离权力那么彻底。该政党还继续是一位政治行动者。桑蒂诺派在1990年的选举中失败之后仍然希望“继续战斗直到有一天”通过选举手段重新掌权。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以前的共产党政党都赢得了选举；在其他东欧国家，这些政党却不敢轻易地期望他们能够在未来某个时候加入联合政府。
在经历民主化之后，以前的垄断性政党比其他政治团体更难以恢复威权体制。该政党虽然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但却没有放弃通过民主手段竞争权力的机会。一旦军人们回到了军营，他们就既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也放弃了竞争权力的机会，但他们仍然保持着通过非民主手段重新获得权力的能力。因此，从一党制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很可能比从军人政权向民主国家的过渡更为困难，但是，一旦成功，一党制国家的民主将有可能更为持久。改造一党体制的困难也许反映在以下的事实当中，即台湾、墨西哥和苏联的政治领袖们虽然主动对其政权进行了自由化，但是在迈向全面的民主化方面却步伐缓慢。
个人独裁的政治领袖比军人和一党政权的政治领袖们更难以自愿放弃他们的权力。这里包括向民主过渡的那些国家的个人独裁者们，以及那些并不想尽可能长久地贪恋权位的那些独裁者。这常常在基础狭隘的政治体制和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和社会之间造成紧张关系。它也偶尔导致用暴力推翻独裁者，就像在古巴、尼加拉瓜、海地、伊朗所发生的那样，独裁者被另一种威权政权所取代。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在葡萄牙、菲律宾和罗马尼亚也靠起义推翻了个人独裁。在西班牙，独裁者死了，他的继任者领导了一场古典式的由上至下的民主改革。在印度和智利，执政的领袖们愿意接受选举的裁决，他们显然是以为选民们会同意他们继续任职，但是这种看法错了。当选民们没有同意他们继续任职时，与马科斯和诺列加不同，他们接受了选举的裁决。在苏丹式政权的案例中，向民主的过渡由于政党和其他制度的薄弱而变得更加复杂了。因此，只有在独裁者被推翻，而且他错误地估计独裁者可能在选举中取得胜利时，由个人独裁向民主的过渡才可能发生。
第二节 转型过程
第三波转型是复杂的政治过程，涉及到各种竞争权力、拥护和反对民主及其他目标的社会团体。根据他们对民主化的态度，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参与者是联合执政中的保守派、自由改革派和民主改革派，以及在反对派中的民主温和人士和革命的极端主义者。在非共产主义的威权体制中，政府内的保守派通常被看作是右翼的、法西斯的和民族主义的。民主化的反对者通常是左翼的、革命上台的统治者。在执政和反对派中，民主的支持者通常被看作在左右的连续捅上居中的那一部分人。在共产体制下，左与右的界限不那么分明。保守派通常被认为是斯大林主义者或勃列日涅夫主义者。在反对派内部，民主的极端反对者不是革命的左翼人士，而是常常被认为是右翼的民族主义团体。
对待民主的态度
反对 拥护 反对
政府 民主派 自由派 保守派
反对派 极端激进派 温和民主派
图3．1 民主化进程中所涉及的政治团体
特定个人和团体态度和目标，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会不时地发生变化。如果民主化没有产生他们所恐惧的危险，那些自由改革派，甚至是保守派也许都会认可民主。同样，对民主化过程的参与会使得极端主义反对派的成员减弱他们的革命倾向并接受民主所提供的约束和机会。
这些团体力量的大小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的性质，而且常常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有所改变。如果保守派支配政府，极端主义者把持反对派，民主就不可能实现。例如，在右翼的个人独裁者面对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子所支配的反对派时就会决意继续独掌权力。当然，如果民主团体在政府和反对派中都处于支配地位，那么，向民主的转型就比较顺当。不过，改革派和温和派在力量大小上的差异决定着民主化进程发生的方式。例如，在1976年，西班牙的反对派要求实现彻底的“民主突破”，或阻断佛朗哥的政治遗产，并建立临时政府和制宪会议来确立新的宪政秩序。不过，苏亚雷斯权力很大，足以抵挡住这种要求，并借助佛朗哥的宪政机制实现了民主化。如果民主团体在反对派中很强大，但在政府中影响不大，民主化就取决于使现政权瓦解和使反对派掌权的那些偶发事件。如果在执政联盟中民主团体处于支配地位，而在反对派不是如此，那么，实现民主化的努力就可能会受到反叛的暴力和保守派权力反作用力的增加而受到威胁，因为这种增加可能会导致政变。
在民主化进程中三项最关键的互动关系是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互动，执政联盟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互动以及反对派阵营中的温和派和极端主义者之间的互动。在所有的民主化转型中，这三种主要的互动都扮演着某种角色。不过，这种互动的相对重要性，其冲突或合作的性质会随着转型过程的总体性质而有所不同。在变革过程中，执政联盟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互动最为重要；如果改革派比保守派强大，变革才有可能，如果政府比反对派强大，如果温和派比极端主义者强大，变革才有可能发生。随着变革的继续，反对派中的温和人士常常会与执政联盟合作，而反对民主化的保守集团则会退出这一联盟。在置换阶段，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温和派与极端主义者之间的互动最为重要；反对派最终会比政府强大，而且温和派也会比极端主义者强大。这样，一些团体相继退出执政同盟常常会导致威权的垮台和民主体制的建立。在移转过程中，中心的互动是改革派和温和派之间互动，和两者接近势均力敌的改革派和温和派之间的互动，而且每一方都能够支配在政府和反对派分界线一侧内的反民主团体。在移转阶段，政府和以前的反对派至少同意临时地分享权力。
第三节 变革
在变革过程中，那些威权体制下掌权者们在结束威权政权、并把它变成民主体制的过程中起着带头作用，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在变革与移换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把有些个案归入这两类中的任何一类都有道理。不过，从总体上看，到八十年代底已经出现的或正在进行的35个第三波国家中有16个是由变革造成的。这16个自由化或民主化的国家包括了5个前一党制国家、3个前个人独裁政权和8个前军人政权。变革型转型要求政府比反对派强大。因此只是在政府显然控制着针对反对派的最终强制手段的牢固的军政权下或是在威权体制经济上极其成功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变革，如西班牙、巴西、台湾、墨西哥以及类似的共产主义国家，如匈牙利。如果这些国家领导人愿意的话，他们有能力使他们的国家朝着民主的方向迈进。在每一个案例中，反对派至少在这一进程的开始时显然比政府弱小。正如斯杰潘所指出的，在巴西，“当自由化开始时，几乎没有重大的政治反对派，没有经济危机，没有因为战争失败而造成的强制机器的崩溃。”在巴西及其他地方，最适合结束威权政权的人是该政权的领袖们。而且，他们这样做了。
变革的样板是西班牙、巴西以及共产党政权中的匈牙利。但最重要的国家是苏联，当然前提是这种变革能够获得成功的话。巴西的转型是“由上至下的解放”，或者说是“由政权发起的自由化”。在西班牙，“变革是与在位的独裁政权联手的改良主义分子从政权内部发起的政治变迁过程。”不过，这两个国家在其转型的持续程度上却有着重大差异。在西班牙，即在佛朗哥死后不足三年半后，一个致力于民主化的总理就取代了一个致力于自由化的总理，佛朗哥的立法机关投票终结了该政权，公民投票也拥护政治改革，各政党（包括共产党）都得到了合法化，一个新的议会选举出来了，民主宪法也起草出来了，并且在公民投票中得以通过，而且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就经济政策达成了协议，还根据新的宪法举行了议会的选举。据报导，苏亚雷斯告诉他的内阁，“他的战略是建立在速度基础之上的。他会在这场游戏中保持领先地位，办法是尽快地采纳一些具体的措施，使佛朗哥政权的残余分子来不及作出反应。”不过，在把改革措施集中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实施时，这些改革措施也接连受到了挑战。因此，也有人认为“苏亚雷斯通过使改革措施摇摆不定来避免同时激怒大多数前佛朗哥政权的分子。民主改革的最后措施导致了军方和前佛朗哥派的强硬分子产生公开的敌对态度。但是，苏亚雷斯总统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势头和支持。”因此，事实上，苏亚雷斯遵循的是一条高度压缩的凯末尔改革路线的版本，及“费边式（Fabian ）的战略，闪电式的战术（blitzkrig tactics）。
相比之下，在巴西，盖赛尔总统断定，政治变迁必须是“逐渐的、缓慢的和有把握的”。这一进程始于1973年底的梅迪奇政府，经过盖赛尔和菲格雷多政府，一下子导致在1985年确立一位文职总统，而且最终导致在1988年通过新宪法和在1989年以普选的方式选举总统。在由该政权领导的迈向民主化的运动过程中，还不时地有一些安抚军方和其他强硬分子的行动的点缀。事实上，盖赛尔总统和菲格雷多总统遵循的是走两步退一步的政策。其结果是一种爬行的民主化，在这种民主化过程中政府对进程的控制从未受到过严重的挑战。1973年在巴西执政的仍然是具有压制性的军人独裁；在1989年，它已经是一个全面的民主国家。习惯上，人们通常把在巴西实行民主的日子定为1985年1 月，那时，由选举团挑选了一位文职总统。不过，事实上却没有如此明显的突破；巴西的变革特点是人们几乎不可能准确地说出巴西是在具体某个时刻不再是独裁而变得民主的。
西班牙和巴西是从上至下变迁的样板，西班牙还是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此后实现民主化的典范。例如，在1988年到1989年间，匈牙利的领导人广泛地与西班牙领导人就民主进行磋商，而且在1989年4 月西班牙的一个代表团前往布达佩斯去提供建议。６个月之后，一位评论家指出这两个国家向民主转型之间的相似性：
卡达尔（Kndar）时代的最后岁月里，的确与佛朗哥衰败中独裁的温和威权主义有一些相似之处。伊姆雷·波茨盖依（Imre Pozsgay）在这一比较中扮演着胡安·卡洛斯的角色。他是在激进的变革进程中确保连续性的象征。与旧体制有着联系的、具有自由心态的经济专家们以及新的企业家阶层为这一转型提供了技术统治的精英与西班牙的《神曲》（Opus Dei ）联系的新资产阶级的精英一样。反对派政党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他们就像西班牙的流亡者直到安全时才露面一样，以同样的方式从地下公开站出来。如同在西班牙一样，匈牙利的反对派在方式上是温和的，在实质上是激进民主的。他们都在重新引入民主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第三波变革通常经历五个阶段，其中的四个阶段是发生在威权体制之下。
改革派的出现。第一步是在威权体制内出现一群领袖或潜在的领袖，他们相信朝民主化的方向迈进是可取的，而且是必然的。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一结论呢？这些人变成民主派的原因因国家的不同而差别很大，而且很少是极其明确的。不过，这些原因可大致分为五类。第一，改革派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继续掌权的代价使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及时地而又体面地退出权力。这些代价包括使他们的军队政治化、在支持他们的执政同盟中出现分裂、与一些似乎不可解决的问题（通常是经济问题）纠缠不清以及日益增加的压制。军政权的领袖们对政治介入在军队的完整性、职业性、整合性和命令结构中所产生的腐蚀性影响特别敏感。伯慕德斯（Morales Bermudez）将军在其领导秘鲁迈向民主化的过程中注意到，“我们都直接或间接地看到军队的变质，而军队对我们的祖国利害攸关，而且对其他制度也利害攸关。因此我们不能再继续听之任之了。”在同样的情形下，智利空军的领导人马特海（Fernando Matthei）将军警告说，“如果马上发起向民主化的转型，我们将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渗透都作不到的方式毁掉我们的军队。”
第二，在某些国家，改革派愿意减少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条件是他们能够继续掌权，并最终失去这一权力。如果反对派的力量似乎在增加，那么，安排一场民主转型是减少这种风险的途径之一。毕竟辞去官职的风险比丢掉性命的风险更为可取。
第三，在某些国家，包括印度、智利和土耳其，威权领袖们相信他们或他们的同盟不会失去官职。在作出恢复民主制度的承诺并面对日益下降的合法性和支持时，这些统治者试图发现通过组织选举来重新恢复他们的合法性是较为可取的，这样，他们还可以期待选民会继续让他们掌权。这种期待通常错了（参见第四章第三节）。
第四，改革派们常常相信民主化会产生对他们的国家有利的后果：包括增加其国际合法性、减少美国或其他反对该政权的制裁、打开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大门、获得国际货币基事组织的贷款、应邀去华盛顿访问以及加入由西方盟国的领袖们主持的国际性集会。
最后，在许多个案中，包括西班牙、巴西、匈牙利和土耳其以及其他一些军人政权中，改革派相信民主是一种“正确的”政体，而且他们的国家已经发展到了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时候了，因为其他的发达国家和受尊敬的国家也建立了这种体制。
自由的改革派倾向于把自由化看作是一种分散对其政权反对力量的方式，而又不必去把该政权全面地民主化。他们会放松压制、恢复某些公民的自由、减少新闻检查。允许对公共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允许市民社会一社团、教会、工会、商业组织以更大的空间来主持他们自己的事务。不过，自由化人士不愿意全面地引入参与性的竞争选举，因为这种选举会使得现行的领导者们失去权力。他们需要创立一个更加温和的、更加有保障的和稳定的威权体制，而又不必从根本上改变其政权的性质。有些改革派无疑不敢肯定他们在开放该国的政治上能够走多远。无疑他们也不时地感到有必要去掩盖他们的意图：即民主化人士总是安抚保守派，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仅仅主张自由化；自由化人士试图赢得更广泛的民众支持，其办法是制造一种他们正在追求民主化的印象。因此，争论的焦点是，盖赛尔、博塔、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一些人“究竟”愿意走多远。
在威权派体制内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出现为政治变迁创造了一级的力量。不过，它也具有一种二级效果。特别是在军政权中，它分裂了统治集团，进一步使军队政治化，并因此使得更多的军官相信“军人的政府”必须终结，以保存作为“制度的军人”。是否应该退出政府的争论已经变成对退出政府主张的一个论点。
权力的获得。民主改革派不仅存在于威权政权之内，他们还得在该政权中处于掌权地位。怎么会这样呢？在三个个案中，那些创造威权体制的领袖们主持了向民主的转型。在印度和土耳其，威权政权是从中断正规的民主程序开始的。该政权很短命，因由威权领袖所组织的选举而告终，尽管在这些选举中威权领袖们错误地期望他们或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能够赢得这些选举。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创造了威权政权，并一直执政17年，同时也为向民主的转型制定了一个漫长的计划，并按步就班以期望选民们会让他继续留任８年，甚至更多，但最终还是不情愿地退出了权力，因为选民没有支持他。否则那些创造威权政权的人，或那些长期领导这一政权的人不会主动结束这些威权政权。在所有这些个案中，变革的出现是因为改革派取代了执政的保守派。
改革派通过三种途径在威权体制内执掌权力。首先，在西班牙和中国台湾，威权是开国的或长期统治的威权领袖（如佛朗哥与蒋介石）命归西天。他们指定的胡安·卡洛斯和蒋经国继承了其权力，并对出现在其国家中势头越来越大的社会和经济变迁作出了反应，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在苏联，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在三年之内相继死亡，使得戈尔巴乔夫得以掌权。
表3.2 1973－1990年间的领导变更与改革
国别
保守派领导人
更替
改革派领导人（一）
更替
改革派领导人（二）
第一次民主选举
尼日利亚
戈温
1975年7月政变
穆哈默德
1976年2月死亡
奥巴桑乔
1979年8月
厄瓜多尔
拉拉
1976年1月政变
波维达
——
——
1979年4月
秘鲁
维拉斯科
1975年8月政变
伯慕德斯
——
——
1980年5月
巴西
梅迪奇
1974年3月接班
盖赛尔
1979年3月接班
菲格雷多
1985年1月
危地马拉
蒙特
1983年8月政变
梅吉亚
——
——
1985年12月
西班牙
佛朗哥
1975年11月死亡
胡安·卡洛斯
胡安·卡洛斯
1979年3月
勃朗科
1975个12月死亡
阿里亚斯
1976年被罢免
苏亚雷斯
台湾
蒋介石
1975年4月死亡
蒋经国
1988年1月死亡
李登辉
匈牙利
卡达尔
1988年5月被罢免
格罗斯
1989年5月10月被罢免
尼尔斯·波兹盖伊
1990年3月
墨西哥
波蒂略
1982年12月接班
马德里
1988年12月接班
萨里纳斯
南非
弗尔斯特
1978年12月被罢免
博塔
1989年12月被罢免
德·克勒克
苏联
契尔年科
1985年3月死亡
戈尔巴乔夫
保加利亚
日夫科夫
1989年11月被罢免
姆拉德诺夫
在巴西和墨西哥，威权体制自身提供了其领导层的定期变革。这使得改革派有可能获得权力，但却不是必然要获得权力。在巴西，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军方中有两个派别。在1969－1972年，强硬路线分子梅蒂迪将军担任总统期间，压制达到了顶点。在军队就结束他的任期出现的斗争中持温和路线的索尔邦集团有能力确保提名盖赛尔将军担任总统，这部分是因为他的兄弟是战争部长。由于受他的主要助手，席尔瓦将军的引导，盖赛尔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并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以确保他能够在1978年被索尔邦集团的另一位成员费格雷多将军所继任。在墨西哥，即将下台的波蒂略总统于1981年按照标准的做法，挑选了其计划和预算部长马德里作为其继任者，马德里是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派，而且拒绝了更为传统的和极端保守派的候选人，选择了一个年轻的主张改革的技术官僚萨里纳斯来继续开放的进程。
在威权领袖们没有死亡，而且没有被定期更换的地方，民主改革派就必须废除统治者，并建立起亲民主的领导集团。在除巴西之外的军人政府中，这意味着有一个军人领袖通过军事政变取代另一位军事领袖：在秘鲁，伯慕德斯取代了维拉斯科；在厄瓜多尔，波维达取代了拉拉；在危地马拉，梅吉亚取代了蒙特；在尼日利亚，穆哈默德取代了戈温。在匈牙利的一党体制下，改革派动员了他们的力量，在1988年5月的一次特别党代会上罢免了长期执政的卡达尔，用格罗斯来取代他，担任总书记职务，不过，格罗斯只是一位半吊子的改革家，而且一年之后中央委员会又用一个由改革派所主导的4人主席团取代了他。在1989年10月，其中的一位涅尔什（Rezso Nyers）变成了党的主席。在保加利亚，1989年秋天，共产党内的改革派领袖罢免了托德尔·日夫科夫的主要领导职位，在这一职位他盘踞了35年之久。表3．2概述了与某种自由化或民主化改革有关的领导层变更情况。
自由化的失败。在第三波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自由改革派的角色和自由化的威权政体的稳定性。那些取代保守派领袖的自由改革派通常会变成短期掌权的转型人物。在台湾、匈牙利、墨西哥，自由派很快地被更民主取向的改革派所取代。在巴西，很显然，盖赛尔和格尔贝里一开始就致力于实质性的民主化，尽管还有一些分析家对此半信半疑。即使他们只是要使威权政权自由化，而不是取代它，但是，费格雷多总统还是把这一过程变成了民主化的过程，“我必须使这个国家成为民主国家”，这是他在1978年就职之前说的，而且他也是这样做的。
在西班牙，强硬路线的总理勃朗科（Luis Carrero Blanco）海军上将在1973年12月被暗杀，佛朗哥指定阿里亚斯·纳瓦罗（Carlos Arias Navarro）继任他的职位。阿里亚斯是一位古典自由派改革家。他想通过对佛朗哥政权修修补补，以求把它保存下来。在1974年2 月12日的一次著名演说中他建议实行公开（apertura），并主张实行一些温和的改革措施，例如，其中包括允许政治结社活动，但是不能成立政党。他“太保守，而且在类型上还是个佛朗哥主义者，因此不可能真正地带动该政权的民主化。”他的改革计划为“一伙”保守派所破坏，其中包括佛朗哥；与此同时，这些建议激发了反对派去要求更为广泛的公开。结果阿里亚斯“因主张公开性而丢脸，就像卡莱罗因保持僵化而丢脸一样。”1975年11月，佛朗哥死了，胡安·卡洛斯取代了他作为国家元首。胡安·卡洛斯致力于把西班牙改造成一个真正的欧洲式的代议民主国家，阿里亚斯拒绝这一变革，结果，在1976年7 月胡安·卡洛斯用苏亚雷斯取代了他，而苏亚雷斯和很快地采取措施，实行民主。
不过，从自由化的威权主义出发的转型既可能前进也可能后退。有限的公开，可能会增加人们对进一步变革的期望，而这种进一步的变革又可能导致不稳定、动乱，甚至暴力；这些暴力又会激发反民主的反动和用保守的领袖来取代自由化的领袖。在希腊，帕帕多普洛斯试图从保守派转向自由化的立场；这导致了理工学院的学生们游行及其对学生的血腥镇压；随之而出现的是一场反动，这样，自由化的帕帕多普洛斯就被强硬路线的伊奥尼迪斯所取代。在阿根廷，维奥拉（Roberto Viola）将军取代了强硬路线的维得拉（Jorge Videla）将军担任总统，并开始自由化。这在军方中产生了一场反动，维奥拉被废逐，并用加尔铁里将军这样的强硬路线者来取代他。在中国，最高的权力一直掌握在邓小平手里。在缅甸，奈温（Ne Win）将军统治达26年之久，并于1988年7 月表面上退休，同时被塞温将军所取代，这位将军是另一位强硬路线分子。示威和暴力活动的增加迫使塞温将军三周以后退出权力。他被一位文官和温和的貌貌所取代，这个人建议举行选举，并试图同反对派开始谈判。然而，抗议活动继续进行，军方于９月罢免了貌貌，并接管了政权，对示威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结束了迈向自由化的运动。
自由化者的困境反映在博塔和戈尔巴乔夫的经历之中。这两位领袖都在他们各自的社会中引入了重大的自由化改革。博塔在1978年掌权，他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要么适应，要么死亡”，他使黑人工会合法化、废除了婚姻法、设立了混合贸易区、允许城市黑人获得公民身份。允许黑人获得不动产的自由保留权、大量地削减了一些次要层次上的种族隔离、显著增加了对黑人教育的投资、废除了通行证法、规定由选举产生黑人城镇的市镇议会、在议会中建立了代表有色人种和亚洲人种的议院，尽管不包括黑人。戈尔巴乔夫开放了公共讨论、大大地减少了新闻检查、戏剧性地向共产党机构的权力提出了挑战，并至少初步引入了向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负责的责任政府。这两位领导给他们的社会制定了新的宪法，其中包括有许多改革，同时也设立了新的和强有力的总统职位，这两个职位后来都由他们两人担任。然而，博塔和戈尔巴乔夫似乎都不要对他们的政治体制实行彻底的改革。他们的改革是用来改善和调整，但也是为了支持现行的体制，使其更能为他们的社会所接受。他们自己就反复重申这一点。博塔不要结束白人的权力；戈尔巴乔夫也不想结束共产党的权力。作为自由派的改革家，他们要的是变革，但更要保存他们所领导的这种体制以及他们在其中担任职位的官僚体制。
博塔那种只有自由化而没有民主化的改革，激发了南非黑人进一步要求全面进入政治体制。在1984年9 月，黑人城镇爆发了抗议，这场抗议导致了暴力。镇压和在黑人城镇部署军队。改革的努力也同时终结了，作为改革者的博塔被普遍看作是镇压者博塔。改革进程只是在博塔被德·克勒克取代之后才重新开始，而德克勒克的广泛改革又导致了博塔的批评，并使得他退出国民党。在1989和1990年间，戈尔巴乔夫的那种只有自由化没有民主化的改革在苏联似乎也造成了类似的动乱、抗议和暴力。如同在南非一样，地方的团体相互开战，并向中央的权威挑战。戈尔巴乔夫的困境非常明显。进一步迈向全面的民主化，这不仅意味着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权力，而且更可能结束了整个苏联。以领导一场强硬路线的反动来反对动乱意味着结束他实行经济改革的努力，以及他与西方已经得到极大改善的关系，和他作为创造性的和人道主义领袖的全球形象。安德列·萨哈罗夫在1989年就把各种选择断然地摆在戈尔巴乔夫面前：“像目前这种不进不退的格局是不可能保持下去的。这个国家和你个人都处于十字路口，要么最大限度地促进改革的进程，要么试图把行政命令系统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自由化不论在那里被尝试过都会在某些团体中激发其要求民主化的愿望，同时也在另一些团体中激发要求压制民主化的愿望。第三波的强烈地经验告诉我们，自由化的威权主义绝不是一种稳定的平衡；折衷的办法行不通。
昔日的合法性：压制保守派。获得权力使得改革者能够开始民主化，但却不能消除保守派向改革派挑战的能力。在执政同盟中的保守分子，如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中的“保守分子”、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军人强硬路线分子、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者和国民党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守旧派以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中的党棍和官僚、南非国民党的右翼都不会轻而易举地让步。在政府中，军队和党的官僚及其中的保守派通常会通力合作来阻止或放慢改革的进程。在像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危地马拉、尼日利亚和西班牙这样的非一党体制下军队中的保守团体会试图进行政变，并作出其他的努力来使改革派失去权力。在南非和匈牙利，保守派会从执政党中分离出去，并指责他们出卖该党所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
改革政府试图通过削弱、安慰改造保守派来抵消保守派的反对。反击保守派的抵制常常要求权力集中在改革派的行政首脑手中。盖赛尔声称自己是“主张开放的独裁者”，以迫使巴西的军方退出政治。胡安·卡洛斯充分运用他的权力和特权来使西班牙迈向民主，挑选苏亚雷斯担任首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博塔和戈尔巴乔夫为他们自己设立了强有力的新总统职位。一点也不意外萨里纳斯在其第一次就任墨西哥总统的数年间，一直公然维护他的权力。
改革派领袖的第一要务是清洗政府、军队，必要的话包括党务官僚机构，再用改革的支持者来取代高级职位中的保守派。这通常要用比较慎审的方式来进行，以免激起强烈的反对，以此来促成保守派阵营的分裂。此外，为了削弱保守派，改革派的领袖们也会试图去安抚或改造保守派。在军人政权中改革派在经历了一段必要而又有限的威权主义插曲之后现在是回到民主原则的时间了，因为这些民主原则是他们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础。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诉诸“合法性的回归”。在非军人统治的威权体制下，改革者要诉诸“昔日的合法性”，并强调与过去的连续性。例如，在西班牙，君主制被重新确立起来，而且苏亚雷斯坚持佛朗哥宪法中关于废除该宪法的规定：没有一位佛朗哥主义者可以声称有程序上的非法行为。在墨西哥和南非，革命制度党和国民党中的改革派求助于这两个政党的传统。在台湾，国民党和改革派则诉诸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昔日的合法性有两个吸引人之处和两个效果：它使得新秩序合法化，因为它是旧秩序的产物；它反过来使旧秩序合法，因为旧秩序创造了新秩序。它在所有人中间形成了共识，但不包括极端主义的反对派，可是，这种极端主义者对旧威权主义者和新的民主政权都没有用。改革派还求助于保守派，因为他们若是能先于激进的反对派获得保守派的支持，就可以减少不稳定和暴力。例如，苏亚雷斯请求西班牙军队因为这些理由而支持他，而且军队中的骨干也认可了向民主的转型，因为——没有非法活动、在街头没有无秩序的现象、没有被崩溃或颠覆的重大威胁。”不可避免的是，正如盖赛尔所说的，改革者也发现，他们不能“只前进，不后退”，因此，他们偶然也会向保守派作出让步，就像1977年巴西的“４月交易”。
与反对派合作。一旦掌权，民主的改革派通常会很快地开始民主化的进程。这通常要求与反对派的领袖、与政党和主要的社会团体与机构进行磋商。在某些例子中，会出现相对正式的谈判和达成非常明确的协议或协定。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磋商和谈判是更加非正式的。在厄瓜多尔和尼日利亚，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为新体制制定计划和政策。在西班牙、秘鲁、尼日利亚以及最终在巴西，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起草了新宪法。在好几个例子中，是通过公民投票来批准新的宪法安排的。
由于改革派从统治阵营中的保守派分离出来，他们就必须通过从反对派中获得支持，以及扩大政治舞台，并诉诸因为开放而政治上活跃起来的新兴的社会团体的支持来加强他们自己。老练的改革派用来自这些集团的日益增加的压力来要求民主化，以削弱保守派，并用保守派政变的威胁和分享权力的吸引力来加强反对派中的温和团体。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政府中的改革派与主要的反对派团体进行谈判，并与他们达成公开的或私下的协议。例如在西班牙，共产党承认它势力太弱，还不足以奉行一条“激进的革命政策”，相反只能遵循“置换性的契约”，尽管这一契约“纯粹是心照不宣的”。在1977年10月，苏亚雷斯赢得了共产党和社会党对蒙科洛协议（Pactos de la Moncloa）的支持，其中包含有相对严厉的经济紧缩措施和一些社会改革的规定。与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卡里略之间的秘密谈判“利用了西班牙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na，PCE）领导人迫不亟待地想接近权力中心的愿望，从而，获得了他对经济紧缩一览子政策的支持。”在匈牙利，1989年秋天，共产党与代表其他政党和团体的反对派圆桌会议（the Opposition Round Table）进行了公开的谈判。在巴西，政府与反对派政党，巴西民主运动党（the Movimento Democratico Brasilei ，MDB）之间达成了非正式的谅解。在中国台湾，1986年，当权者与反对党就政治变革的架构达成了谅解，在1990年 7 月，为时一周的会议中双方就全面的民主化方案达成了一致。
民主反对派的节制和合作，及其作为初级伙伴介入这一过程，对成功的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主要的反对政党，巴西民主运动党、西班牙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台湾的民主进步党（the Democratio Progressive Party，DPP）、匈牙利的公民论坛（the Civil Forum）、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the 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APRA）、智利的基督教民主党（the Christian Democrats）都是由温和派所领导的，而且在不时地面对政府中保守派集团的大量挑衅时，仍然奉行温和的政策。
斯基莫尔（Skidmore）对巴西所发生的一切作的综述准确地抓住了变革过程中的中心关系：
最终，自由化成为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认真的辩证关系的产物。那些赞同开放的军方人士不得不谨慎行事，以免激怒强硬路线分子。他们向反对派提出的提议是为了吸引出“有责任心的”分子，因此表明有温和派人士可以与政府合作。与此同时，反对派不断地向政府施加压力以结束其任意的过火行为，这样，提醒军队他们的统治缺少合法性。同时，反对派的温和人士也提醒激进派，如果他们走得太急，就会被强硬分子所利用。这种微妙的政治关系运作得很成功，因为在赞同回归到一个（几乎是）开放的政治体制的军人和文官中间有一种共识。
民主派准则之一：改革威权体制
西班牙、巴西和其他实行民主变革的国家为威权体制下民主改革派提供的主要教训概括如下：
（１）确保你的政治基础。尽可能把民主化的支持者放在政府、政党和军队的关键权力位置上。
（２）维持昔日的合法性，即通过非民主政权既定的程序来作出变革，同时用象征性的让步来安抚保守集团，并采取进两步退一步的方针。
（３）逐步转移你的支持者，从而减少你对政府中反对变革的集团的依赖，这样扩大你在支持民主的反对派中的支持力量。
（４）作好准备，提防保守派采取某种极端的行动来阻止变革（例如，政变企图），甚至尽可能去诱使他们这样做，然后，再对他们加以无情地镇压、孤立，使极端反对变革的分子名声扫地。
（５）夺取并保持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主动地位。只是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要实施显然是响应来自更极端的激进反对派成员的要求的民主化措施。
（６）在变革过程中尽可能降低期望值；尽量用维持改革进程的语调说话，而不要声称去取得那些言过其实的民主乌托邦。
（７）鼓励形成一种负责任的、温和的反对党，这样社会中的关键团体（包括军方）会认可他们认为没有威胁的未来政府。
（８）制造一种关于民主进程不可避免的感觉，这样，民主化进程就可以被广泛地承认为一种必要的和自然的发展过程，即使在有些人看来这一过程仍然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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