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卫·诺斯
2013年4月10日
本文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站编辑部主席和美国社会主义平等党全国主席大卫·诺斯2001年1月21日在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在悉尼主办的国际学校的演讲。这是演讲的修订文本，收录在大卫 • 诺斯的《捍卫列昂·托洛茨基》一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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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列宁在1917年4月返回到俄国，摈弃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观点后，当时的广泛理解是他采纳了——即使他没有公开承认这一点——与托洛茨基相联十多年的政治路线，即不断革命论。
不断革命论
我将会简单回顾一下在沙皇政权的最后数十年，俄国革命运动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预测俄国社会政治发展轨迹方面的努力方面，提出过三种互相冲突的可能版本。有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称号的普列汉诺夫，设想俄国社会发展是一种形式逻辑的进程，其历史发展阶段是由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正如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所取代那样，当一切必需的经济发展条件已具备时，后者反过来，将让位于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所研究的理论模型，是假设俄国的发展将会遵循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演进的历史模式。他认为俄国比更为先进的西方国家更早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在二十世纪之交时，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仍然要面对实现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他所指的是推翻沙皇政权，为未来而遥远的社会革命创造政治与经济的先决条件。俄罗斯很可能要面对的是几十年的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发展，然后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才可承受社会主义的改造。这种俄国发展的形式概念便成为了在二十世纪初年，广泛地盛行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公认观念。然而，普列汉诺夫的立场有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正反映出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有性质。早在1889年，普列汉诺夫便曾预见，俄国工人阶级会在将要来临的革命，发挥领导作用。在创建第二国际的大会上，他宣言俄国革命只有以工人革命才能成功。然而，这种见解如何能够与坚持在革命之后，政权要由俄国资产阶级来掌握的观点调和起来呢？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未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
1905年的事件——即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爆发——对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模式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俄国革命最重大的意义，是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扮演了主导的政治角色。在总罢工和起义的背景下，投机的俄国资产阶级政治领导人表现出的是卑鄙和欺诈。资产阶级当中找不到罗伯斯庇尔或丹东。立宪民主党亦未曾与雅各宾党人有相似之处。
列宁的分析比普列汉诺夫更进一步和更为深刻。前者接受了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但是这样的定义，并不能彻底地解决革命中各阶级力量的关系和权力分配的问题。列宁坚持工人阶级的任务是通过其独立的组织和努力，争取最广泛和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也就是说，进行一场毫不妥协的斗争，摧毁一切沙皇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痕迹；从而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为俄国工人运动的兴盛，建立一个真正进步的、宪制民主框架。对列宁而言，“土地问题”的解决正是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他所指的是破坏所有封建主义的经济和法律的残余。贵族的大土地占有权构成了对俄国生活民主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相比于普列汉诺夫，列宁所构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被形式主义的政治偏见所局限。可以这样说，他是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内部去理解问题的。列宁不是从一个形式的政治图式出发——即资产阶级革命必然的结果就是议会民主——而是试图从革命的核心社会内容来推导出其政治的形式。
与普列汉诺夫相反，认识到即将来临的俄国民主革命包含巨大社会任务的列宁认为，它的成功在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下是不可能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进行独立于，并且事实上，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斗争，才有胜利的可能。但由于数量上的弱势，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无法仅由工人阶级提供。俄国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毫不妥协地推动土地问题的激进和民主的解决，以动员起亿万俄国农民的支持。
那么，从这两大群众阶级的革命联盟中产生出来的国家政权形式是如何的呢？列宁提出新的政权将会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实际上，这两个阶级将分享国家权力，并在它们共同主持下，最大可能的实现民主革命。但列宁却没有给如何在这种政权内安排和分享权力提供细节，他也没有界定和说明这种两个阶级专政使用的国家形式。
尽管民主专政在政治上是激进的，但列宁仍然坚持它的目的并不是沿着社会主义路线去改造社会经济。相反，就经济纲领而言，革命仍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实际上，即使列宁主张激进地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即针对俄国大庄园的土地国有化，他强调这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
列宁在他的论战中，在这一关键点上并没有动摇过。在1905年他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 民主改革...... 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
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列宁和孟什维克有极大的不同。尽管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有不同的结论，他们的观点都是基于对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国内现有社会力量关系的评估。但是托洛茨基的真正出发点，并非是俄国现有的经济水平，或者它内部的阶级力量的关系，而是俄罗斯迟来的民主革命注定展开的世界历史环境。
托洛茨基探索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轨迹，从十八世纪时的古典形式，经过十九世纪的变迁，而终于1905年的现代背景。他解释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出现，如何改变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和政治动态。因此在新的形势下，以十九世纪中叶盛行的条件为基础的传统政治方程式，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托洛茨基发现列宁的政治公式有其局限性。在政治上它不切实际：它回避了国家政权的问题。托洛茨基不接受俄国无产阶级会在形式上把自己局限于民主性质的措施。现实的阶级关系将迫使工人阶级行使其政治专政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换言之，工人阶级的斗争会必然地呈现出社会主义性质。但鉴于俄国的落后性，这又怎么可能呢，因为俄罗斯自身经济发展的局限性显然没有为社会主义准备好。
若只从俄国革命内部看，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但如果从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发展的制高点来观看，则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法。早在1905年6月，托洛茨基便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政治和经济有机体”。托洛茨基抓住了这个世界经济结构的改变的含意：
这就使当前形势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立即具有国际性，并打开了一个广阔的视野。俄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政治解放，将会把这个领导阶级的地位提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它将掌握巨大的力量和资源，使它成为消灭世界资本主义的启动者，因为历史已经为资本主义的消灭创造了一切客观条件。
托洛茨基的探讨方法代表了一次关键性的理论突破。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怎样去分析革命过程的角度。1905年之前，革命的发展被视为一个国家的一系列事件，其结果是由国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关系的逻辑所决定。托洛茨基提出了另一种方法：把现代革命的实质理解为从政治上植根于民族国家的阶级社会，过渡到以经济全球一体化和人类的国际统一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的一个世界历史性的社会进程。
托洛茨基发展出这个革命进程的概念时，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着大量社会经济和政治数据，不能在现有的理论框架内作合理的分析。仅是现代世界经济的复杂性就违反了旧的形式定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对每个国民经济的外貌的冲击在那时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在落后的经济体里——由于国际对外投资的结果——同样能找到非常先进的特征。在某些封建或半封建政权，其政治结构仍被中世纪残余的硬壳所覆盖，它们却主持着一个以重工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在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迟来的国家，资产阶级对“自己的”民主革命的成功的兴趣，还不及本国工人阶级，也不是不寻常的事。这种反常现象无法与形式主义的战略信条调和，因为这种估计假设现存的社会现象是较少被内在矛盾所撕裂。
托洛茨基的伟大成就在于为现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复杂性，阐明了一个新的理论架构。托洛茨基的探讨方法完全不是空想。更确切地讲，它代表一种对世界经济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的深刻洞察力。只有在把国际放在民族性之上作为客观出发点，社会主义政党才有可能采取现实的政治立场和有效的革命战略。但这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推广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如果不了解其在世界经济中实质和客观的基础，如果不把世界经济的现实作为战略思想的根基，那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能停留于乌托邦的空想中，并与立足于各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和实践毫不相关。
托洛茨基以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与俄国所客观依赖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为出发点，预见到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俄国工人阶级将被迫夺取政权并采取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然而，在沿着社会主义路线前进时，俄国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碰到民族环境的局限。它如何从困境中寻找出路呢？把它的命运与欧洲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因为归根到底，它自身的斗争只是世界革命的一个表现。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使世界革命有可能成为现实概念。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民族革命只能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框架内才能加以理解。
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
只有当我们思考托洛茨基分析的含意时，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我不打算在这里以任何方式贬低列宁的伟大成就，他比任何人都更为深刻地理解在革命运动中反对政治机会主义，并把这种斗争扩大到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每个方面的政治意义。然而，无论革命组织的问题是如何重要和关键，二十世纪的经验已经教育了工人阶级，或者说，应该教育了工人阶级，即使是最坚定的组织，除非以正确的革命观点为指导，最终它亦有可能成为革命的障碍。
对托洛茨基而言，决定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劳工运动内所有倾向的，就是他们的观点和纲领。托洛茨基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他们的政治纲领是基于将要决定俄国革命的发展与命运的世界力量的正确评估呢? 托洛茨基从这个角度出发，合乎情理地批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观点。让我们读一读他在1909年所写的一篇他调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同派别所持有的不同立场的文章。托洛茨基写道：
列宁相信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客观条件之间的矛盾将会得到解决，因为无产阶级会在政治上约束自己，而这种自我限制来自无产阶级的理论觉悟，那就是它扮演领导角色的革命乃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列宁把客观矛盾转移到无产阶级的意识里，并用阶级禁欲主义来解决这个矛盾，这不是基于宗教信仰，而是一个所谓“科学”纲要。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理论的构建，是多么彻底的唯心主义。
...... 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想像只到革命胜利时为止，然后他们便把阶级斗争暂时地溶入“民主”联盟里面，再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这次是直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了——但是只在共和制明确建立之后。鉴于孟什维克是从抽象概念出发，认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而得出无产阶级必须使其所有的策略去适应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行动，以确保将国家政权移交给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则从同样抽像的概念出发——即“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因而得出无产阶级拥有了国家政权，却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强加于自身的想法。诚然，在这个问题上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相当大的：虽然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征已经是很明显，而布尔什维克的反革命特征却仅仅在胜利的情况下，才可能成为严重的威胁。
这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洞察，因为俄国革命实际上就是这样发生的。一旦沙皇政权被推翻后，列宁的民主专政观点的局限性便立即凸显出来。托洛茨基接着说，俄国工人阶级将被迫夺取政权，并“将会面临社会主义的客观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碍于国家的经济落后，这些问题将得不到解决。这个矛盾在民族革命框架里是没有出路的。” 因此托洛茨基意识到列宁观点的局限性不仅在于他的政治估量，更因为这种政治估量是从民族的框架，而不是从理解俄国革命将要展开的国际框架出发。
托洛茨基继续写道：
工人政府一开始将面临的任务，就是将自己的力量与西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只有这样，临时的革命支配权才能成为社会主义专政的前奏。因此，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不断革命将会成为阶级自我保存的问题。如果工人政党不能为积极的革命策略表现出足够主动性的话，如果它还把自己的专政节衣缩食，仅仅局限于民族的与民主的，那么欧洲联合起来的反动势力将马上向工人阶级表明，只要它要拥有了政权，就必须全力以赴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对国家政权形式的评估，来自于对决定革命运动的政治后果的国际因素的不同估量。在评估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时，必须考虑以下一点。每个纲领都反映了社会力量的利益和影响。在资产阶级发展滞后的国家，资产阶级不能坚定地维护民族民主革命的职责，这些任务的基本要素便构成了工人阶级纲领的组成部分。工人阶级必须继承那些仍有进步意义的民主和民族要求。在二十世纪有很多场合中，社会主义运动被迫承担起这些民主和民族责任，从而在队伍里吸纳了将这些当成是首要任务的份子——对他们而言，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抱负是次要的。民族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的混合大大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框架内，列宁无疑代表了反对这种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最坚决的力量。他知道它们的存在，并且无法忽略它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14年12月，列宁写道：
我们大俄罗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对民族自豪感是否有陌生的感觉呢？当然不是！我们爱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国家，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去提高她的劳苦大众（即十分之九的人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觉悟水平。对我们来说，最痛苦的便是看见和感到，我们美丽的国家受到沙皇的屠夫、贵族和资本家的压迫和侮辱。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大俄罗斯人当中出现了抵抗些暴行的人，出现了拉季舍夫、十二月党人和七十年代的革命平民；而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1905年创建了一个强大的群众革命政党；同时大俄罗斯农民也开始转向民主，正著手推翻神职人员和地主......
...... 我们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创造了革命的阶级，它也已被证明是同样能够提供给人类为自由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烧杀、并列的绞刑架、地牢、大饥荒和对神父、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的无比奴性。
列宁就是这些文字的作者。把这篇文章理解为列宁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政治让步是不公平的。他的整个传记都证明了，他不屈不挠地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然而，这篇文章显示出列宁尝试运用革命来影响劳动群众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利用这些感情以达到革命目的，这反映出他的敏锐触觉，他感到不只是工人阶级里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自己党内也一样。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使革命目的去适应民族主义之间，只有一条细小的分界线。一个作者试图传达的信息，和这个信息的意义是如何被理解，二者之间并没有确切的吻合线。当它传达到越来越多的听众时，这信息的政治质量的减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可能是打算给大俄罗斯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一个致敬，部份较落后的党内工人则可能会理解为这是在提升大俄罗斯人的革命能力。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提法提出批判是正当的。正如在1915时他写道：
只探讨在民族边界之内进行社会革命的前景，会同样成为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因为它构成了社会爱国主义的实质内容。...... 总的来说，我们不应该忘记社会爱国主义和最庸俗的改良主义一样，它们都有一种民族革命的弥赛亚主义，认为自己的民族国家，无论是因为它的工业水平，或是因为其“民主”形式和革命的成就，被要求去带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或民主。如果革命的胜利在单独一个较发达的国家内成功是可设想的，则这弥赛亚主义与保卫本国的纲领，便可有些相对的历史合理性。但实际上这却是不可想象的。用这种方法去争取及保存一个以民族为基础的革命，便会破坏无产阶级之间的国际联系，并实际上破坏革命本身，因为革命可以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但却不能在目前欧洲各国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相互依存的基础上完成，而这种相互依存性从来没有如此有力地显现在当前的战争中。
列宁重新评估自己政治观点的背景是值得研究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他对世界经济的研究，使他对俄国革命的动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促使他实质上采用了与托洛茨基相联多年的观点。
当列宁在1917年提出他的《四月提纲》时，在大厅里的人都理解到，他是沿着托洛茨基的路线提出论点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指控马上被提出，就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理解托洛茨基对当年革命成功的巨大思想贡献。托洛茨基已经为布尔什维克党内进行辩论提供了所需的思想和政治框架。但这并非是完全突如其来的事。如果以列宁的个性和他在布尔什维克党无可挑战的地位，能使新观点相对快地成功被接受，托洛茨基率先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则促进了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斗争，尤其是在1917年，当俄国群众正向左转的情形下。
在某种意义上，1917年春夏秋三季所发生的不过是12年前所发生的一种形式。我想读出孟什维克西奥多 • 丹所写的书，名叫《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其中一段有趣的章节。
他对1905年提出以下的看法：
我们看到了这“自由的日子”[1905年革命的高潮]的背景是，实际上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被推向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托洛茨基主义(那时当然还没有这个名称)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了它统一的平台。
即是说在1905年，在俄国工人阶级转向左边的最爆炸性的时刻，托洛茨基的观点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地位。这个过程在1917年得以重演。1917年的胜利验证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观。可是在1922-23年间反对十月革命的政治反动和俄罗斯民族主义最初复苏时，在政治上也表现为布尔什维克党内旧的反托洛茨基倾向再次冒出水面。我们不能认为当时的倾向与1917年时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政治分歧是无关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们是完全一样的。
布尔什维主义在1917年的增长是基于各大城市中心的工人阶级的急剧激进化。但在1922年和1923年支撑党的增长的社会力量，却令列宁极为关注，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它包括了非无产阶级的成份，特别是来自城镇的中低层中产阶级，对他们而言革命开辟了无数的钻营升官的机会，更何况是那些旧沙皇官僚的残余份子。这些份子或多或少把俄国革命看作为仅仅是一个民族性的、而并非国际性的事件。早在1922年，列宁已开始警告这种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增长，对沙文主义倾向提出了日益尖锐的谴责。在1922年底和1923年初，这些警告尤其是针对斯大林，他在列宁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恶劣的社会形态，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恶霸”的化身。
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实质上是党内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政治复苏。是什么阻止了托洛茨基去清楚地指明这一点呢？我认为答案在于列宁的病重和逝世造成的极其困难的情况。我估计托洛茨基觉得几乎不可能用他所渴望的率直去论述他本人曾与列宁有过的分歧。
这只有留给阿道夫 • 越飞在1927年11月，为抗议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共产党而自杀前几小时写的著名的信，他说经常听到列宁谈及在关于方向的根本问题上，对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他自己，这包括了不断革命论的问题。
托洛茨基当然觉察到党内领导层政治矛盾中的民族主义潜台词。在接近他的生命终点时，托洛茨基明确表示，苏联的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根源于1917年之前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分歧。他在1939年写道：“可以这样说，整个斯大林主义，就其理论层面上来说，都是出自对1905年所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批判。”
托洛茨基将继续以世界革命的理论家而在革命运动的意识中占有宏大的地位。当然，他比列宁活得更长，而且面对新的问题。但是，从1905年直到他在1940年逝世时，托洛茨基所有的工作都有其基本的连续性。为世界革命斗争的观点是他一切工作的决定性和实质性的主题。列宁的全部都包含在俄国革命中。但对托洛茨基而言，这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插曲——当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插曲，却仍然只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更大剧本内的一个插曲。
回顾托洛茨基在他失去政治权力后的工作，会超出一个讲座的范围。但是，在结束这个演讲时，我想强调托洛茨基理论遗产的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他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
在谈及经典马克思主义时，我们心里有两个基本的概念：第一，社会的基本革命力量是工人阶级；第二，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任务是要不知疲倦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去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社会主义革命是这种持续和不妥协的工作的结果。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是不能通过巧妙的策略达到的，而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要通过教育——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教育它的政治先锋队。捷径是不存在的。正如托洛茨基经常告诫说，革命战略的最大敌人便是缺乏耐心。
二十世纪见证了工人阶级最伟大的胜利和最悲惨的失败。我们必须吸取过去100年来的教训，而只有我们的运动开始了这项工作。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东西会被浪费或遗忘。国际工人阶级下一次伟大的斗争高潮——其国际规模已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一体化所保证——将会见证托洛茨基主义，即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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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站编辑部主席和美国社会主义平等党全国主席大卫·诺斯2001年1月21日在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在悉尼主办的国际学校的演讲。这是演讲的修订文本，收录在大卫 • 诺斯的《捍卫列昂·托洛茨基》一书里。
2.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9-40J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2001), P' 298.
3.Leon Trotsky, In Defence of Marxism (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s, 1971, p. 39.
4.Robert J. Alexander. International Trotskyism, 1929-1985: A Documented Analysis of the Movemen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2.
5.Leon Trotsky, 1905 (New York: Vintage, 1971). pp. 459-460.
6.Ibid.. p. 356.
7.Leon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77). P' 201.
8. Ibid..p.247.
9. Leon Tro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p.l8.
10. Leon Trotsky, Trotsky’s Diary in Exile, 1935 (New York: Atheneum, 1963, pp. 46-47.
11. Cited in: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9-40].p. 57.
12. Leon Trotsky, Permanent Revolution (London: New Park), p. 240.
13. Leon Trotsky, "Our Differences," in 1905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pp.314-317.
14. Ibid., pp. 317-318.
15 V.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2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4), pp. 103-104.
16 Cited in: Leon Trotsky,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s, 1974, p. 51.
17 Theodore Dan,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0), p.345.
18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9-1940],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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