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5日星期日

毛澤東的世界遺產:秘魯的「光輝道路」

文 □ 記者 胡賁
  1980年6月的一天清晨,秘魯首都利馬的居民們從夢中醒來,猛然發現在大街小巷的電線杆子上都貼着一模一樣的宣傳海報,上面用侮辱性的語言攻擊一個大部分利馬市民都十分陌生的名字--鄧小平。
  鄧小平是誰?一個中國人,何以在秘魯這個拉美國家煽動起如此大的仇恨?利馬市民的問題很快有了答案。他們從那一天開始,認識了毛澤東主義遊擊隊--「光輝道路」,此後20多年,一直與其為伴。
  據秘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該國20年內戰死亡的6萬余人中,54%是被「光輝道路」殺害的。
  而之所以會有反鄧標語出現,是因為光輝道路認為鄧偏離了毛的路線,而他們則自封為毛澤東的忠實信徒。
  「上山打遊擊去!」
  在宣傳海報事件過後,「光輝道路」迅速成長為秘魯第一大反政府武裝,此後與政府軍展開多年的遊擊戰爭,至今未絕。而策劃海報事件的前大學哲學教授阿維梅爾·古日曼(Abimael Guzmán)後來成為該組織的精神領袖。
  實際上,「光輝道路」遊擊隊組織從來沒有自稱為「光輝道路」,他們正式的名稱為「秘魯共產黨(毛派)」,是從秘魯共產黨紅旗派中分裂出來的。
  在1980年代,「光輝道路」在自己的報紙上一直把秘魯共產黨創始人何塞·卡洛斯·瑪麗亞特加的一句名言「馬克思列寧主義將打開通往革命的光輝道路」放在通欄標題的位置,而由於秘魯的共產黨組織一度多如牛毛,各組織的正式名稱又都很相似,人們只能通過他們的出版物來辨別這些組織。於是,一個在「武裝鬥爭」和「鎮壓反革命」方面最不留情的組織就這樣被冠以了一個充滿異國情調和烏托邦色彩的名稱。
  1960年代,當古日曼還在大學教書的時候,就已經接受了毛澤東思想,並開始在秘魯的大學校園中廣泛傳播。到了1972年以後,古日曼及其領導的毛派共產黨組織一度成為秘魯各大學中最為強勢的政治團體,但很快又在意識形態競爭中敗北。黨的領袖們意識到,搞學生運動和罷工並不能「取得政權」,根據毛澤東的遊擊戰和人民戰爭思想,古日曼決定放棄大學校園這一陣地--「槍杆子裏面出政權」,「上山打遊擊去!」。
  決定作出後不久,1980年5月,「光輝道路」就開始在南方省份焚燒大選投票箱,號召人民杯葛「資產階級的選舉欺騙」,歌頌偉大的「民主集中制」,但這一運動很快被鎮壓下去。
  1980年5月的秘魯大選順利舉行。光輝道路的影響僅僅局限於南方的少數身份。此後古日曼所策劃的行為藝術一般的「利馬行動」大獲成功,迅速為光輝道路打開了全國知名度。
  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搞藝術並不能帶來革命勝利,遊擊戰爭需要根據地,需要錢。這一切,顯然不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秘魯首都利馬」獲得。而安第斯山區,則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在秘魯的貧困山區,偷牛是非常嚴重的罪惡,通過處死「偷牛賊」之類的「地主惡霸」,光輝道路獲得了一些農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光輝道路發展的早期,秘魯當局並不在乎農村到底發生了什麼。利馬的政局並不穩定,民選總統被軍事政變推翻,而軍人政府則更注重於維護首都利馬的統治。在開始的幾年中,光輝道路在「白區」的夾縫中艱難而卓有成效得生長着。
  與此同時,光輝道路也在加強自己的組織建設,在「第二次中央全會」期間,所有的領導人都聚集起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但顯然,古日曼本人是只能「自我批評」而不能被「批評」的。
  第二次中央全會還決定成立第一軍事學校,黨政幹部在那裏學習武器的使用和遊擊戰理論,主要的教材自然是古日曼對毛澤東思想的「注解」,這樣的「組織生活」提高了光輝道路核心團隊的凝聚力和政治素養--除了從大學中直接投身革命的知識青年,大部分光輝道路新補充的幹部都是安第斯山區的農民,政治學習在當時顯得異常重要。
領導層覆滅
  當在農村站穩腳跟以後,古日曼放棄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教條」,而是直接在資本主義統治的核心--首都利馬展開「武裝暴動」,汽車炸彈襲擊,謀殺政府官員和其他左翼政黨領袖,而利馬當局顯然對這樣的「非常規」手段無計可施。用「武裝暴動」擴大影響力,用「遊擊戰爭」擴大根據地,到了1991年,「光輝道路」已經控制了南部和中部的大多數農村。
  就在此時,1992年,鐵腕強人、「中國男孩」藤森通過選舉上台執政(在拉美人看來,日本人和中國人沒有什麼區別,他們都來自地球的另一端,日裔的藤森從政伊始就獲得了「中國男孩」的外號)。此時,不滿光輝道路後來所推行的「土改」政策的秘魯農民又自發組織起自衛武裝,藤森上台後很快給他們以合法地位,據秘魯政府統計,有7000多個此類武裝前往政府登記。另一方面,藤森整頓軍隊,使得一度因軍紀廢弛而聲譽掃地的政府軍形象有所好轉,美國中央情報局也與藤森當局展開合作,提供情報和反遊擊戰訓練方面的支持。光輝道路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壓力。
  而古日曼的對策是在利馬發動更多的「武裝暴動」--當然,這種行動被「資產階級」稱為「恐怖襲擊」。1992年9月12日,光輝道路包括古日曼本人在內的主要領袖,在利馬舉行秘密會議策劃下一步暴動的時候被警方一網打盡。光輝道路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迅速崩潰,而此後接替古日曼的拉米雷斯也於1999年被捕,此後的光輝道路幾乎銷聲匿跡。
為什麼是秘魯?
  進入21世紀,唯一還在活動的光輝道路武裝是其一個軍事小派別「前進」,並制造過一些「麻煩」,但秘魯整體的局勢正越來越趨向安定與和平,「前進」的活動也越來越少,他們最後一次見諸報端是今年2月,「前進」的軍事領袖亞曆山德羅·托雷多被政府軍擊斃,秘魯政府表示,托雷多的死標志着「光輝道路」的威脅被徹底清除。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曆史係教授,拉美曆史專家Steve.J.Stern分析說,光輝道路的崛起和衰落一樣充滿着神秘色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革命,這些神秘的、異國情調的誘惑符合秘魯的民粹主義政治傳統。
  現總統阿蘭·加西亞曾於1985年上台執政,他當時的意識形態與光輝道路並無本質不同--民粹政治,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不同的只是誰更激進。這或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光輝道路能獲得如此廣泛支持的原因,即使是在1992年上台執政,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藤森的上台,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秘魯人民對這位神秘的東方人感到好奇,而他自己依然是威權統治的典範,他給秘魯帶來的改變並不是根本性的,這也是他即使政績突出,也最終被政變推翻的原因。
  現在的秘魯共產黨依然活躍,即使光輝道路失敗了,毛澤東主義還是在秘魯擁有廣泛的支持者。或許有一天,另外一個「光輝道路」又會通過某種令人驚奇的方式崛起。

2013年12月12日星期四

《 民族》非暴力战士――吉恩・夏普

Posted: 28 Jun 2011 10:34 AM PDT
核心提示:埃及的领袖们认为吉恩・夏普的理论深深地影响了他们,不过他自己倒不这么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夏普的著作《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等已经成为此次中东革命中的人们谋求和平地进行政治转型的重要指南。

作者Sasha Abramsky
发表时间:2011316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Freeman7777

 Lessons from Gene Sharp
【吉恩・夏普 译者志愿编辑配图】

在吉恩夏普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在默默无闻的工作。但在过去几周,他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在媒体的报道中,他被赞颂为世界顶尖的非暴力战略理论家,而推翻穆巴拉克政权运动的领袖则宣称,是夏普给了其灵感。他现在被称作"非暴力的克劳塞维茨(19世纪初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也被看做列夫托洛茨基(另一位嗜好精辟警句的杰出战略家)的非暴力版,托氏的理念(虽然在构建框架上完全不同)为定期性的、变革式的全球革命提供了可能性。

夏普承认,那些关于他对中东所发生事件产生影响的大胆宣称让他稍有不安;他不觉得他可以证实那些事情。不过,确实,他的早期作品——包括他最著名的三卷本《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帮他在非暴力研究的小圈子里建立起所在领域领导者的声誉。近些年来,一本于1993年出版,融合了他诸多重要研究成果的影响巨大的小册子《从独裁到民主》被翻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对非暴力抗议的组织者来说,这本书类似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反叛手册》(Rules for Radicals)

夏普也是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爱因斯坦研究所是一个不加渲染、由私人资助运作的机构,它已经传播非暴力思想近三十年。该组织认为它更多是在对所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而并非推动特定国家的人民去采取特别的行动。尽管研究所及其掌舵人一直低调谦逊,但是,毫无疑问,夏普的思想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从缅甸到巴尔干地区的反对派团体,而最近,他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中东的反对派团体。

认识夏普的时候,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正在哈佛大学靠所获陆军奖学金完成其学业,彼此结识之后赫尔维就进入了爱因斯坦研究所的董事会。他说夏普"对制止或减少战争中人民(尤其是平民)遭屠杀的力量有深刻的见解,而他着迷于跟别人分享他的这种见解。"

在上个月的埃及,夏普的解放性思想的力量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长期以来被认为被动地承受暴政的桎梏被动的一群人,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对突尼斯和埃及的发展感到惊讶,"夏普说。"我从来没想过阿拉伯人可以做到这些,穆斯林可以做到这些。而现在,穆斯林就在这么做。在有些例子中抗议活动不是很有纪律性,而其它的例子都非常的有纪律性。这是在埃及,简直难以置信。过去的刻板印象全都不成立了。"

他补充说,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美国总统能说,为了使一群受压迫的穆斯林免于独裁统治,美国有必要进行干涉。他说,"这些人有能力使自己获得自由,不需要外来的救星。这真是一次伟大的觉醒。"

尽管对民主的热情似乎已经传遍中东,但是夏普认为,埃及周边的国家不一定也能取到同样的成功。他解释说,"埃及的例子势必会激发其它国家人民的灵感,但是光有灵感是不够的。"夏普同样不赞成历史决定论。他说,"我不觉得非民主政权垮台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有一股横扫世界的神秘力量一类的东西。我不以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

本质上,非暴力起义是政治运动。根据夏普多年辛苦研究总结出的对权力所作的综合分析来看,任何一场和平起义的成功或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运动是否能做到这几点:削弱公务员、警察和士兵对政权效忠;劝告中立者加入反对派阵营;防止专制政权对平民抗议实施暴力反应——抑或如果实施了,也要避免损害非暴力运动的战略博弈计划。他解释说,"一旦人们知道了这种诀窍,那他们就很有可能会熟练地使用它,而不仅是激发灵感或偶尔地取得一些意外的胜利。这将为深层次的改变做出贡献——并非因为所谓命运的必然,而是因为人们让新的可能性成为可能。"

当然,有人会说,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已经在利比亚显现了出来,残暴的(有人会说是疯狂的)独裁者卡扎菲上校在使用大规模军队打击他的反对者时并没有表现出内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批评者——甚至夏普的一些朋友——说,严格遵守非暴力让抗议者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比如,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的时候号召犹太人保持非暴力会是什么样子。英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夏普的老朋友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爵士说,也许存在有限的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暴力既是合法的,又是阻止快速演变的暴行方面必须要做的。

夏普不同意这一说法。尽管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pacifist,),但他也不愿去划定在哪些特殊情况下暴力是合适的。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的第一卷,他认为,"只有当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命令,遵守统治者的命令完成的时候,权力关系才会存在""甚至国民希望改变现有的秩序,他们也许仍然会保持顺从,因为他们缺乏能带来所渴望的改变的信心。只要人民缺乏自信,他们就只顺从于统治者,与其合作。"

按照这个逻辑,现在利比亚的非暴力抗议之所以没有效果,并非源自卡扎菲攻击性的使用武力这种举动,而是因为反叛者缺少事先规划、辨识并利用政权弱点的能力。利比亚的事件就是发展得过于迅速了,以至于来不及确立一个周详的非暴力战略。夏普说,关键在于"将非暴力斗争可以显现威力和效力的领域最大化",而"将暴力似乎让唯一能起作用的选项的发挥领域缩小了"

夏普说,所有的政权都有根本上的弱点。非暴力斗争"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这些弱点变得更弱,并切断它们的力量来源上",直到政权解体。"这是终极目标。但它不会轻易或快速或经常发生。"

 ******

吉恩夏普生长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保守的共和党家庭。二战故事、死亡集中营的恐怖画面、冷战的开始和原子弹占据了他的成长岁月。在理解那些画面的过程中,他对暴力和极权主义产生了憎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因拒绝军队征召而坐牢。

从监狱释放出来不久,夏普就写了一本关于刚刚被刺杀的圣雄甘地的书。他认为,甘地被人误解了。也许正如被广泛描述的那样,甘地是一个圣人;但也许并非如此。对夏普来说,这个问题不是重点。对他来说,甘地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甘地意识到,印度人在军事上无法战胜大英帝国,于是他精心起草了一个非暴力战略并最终推翻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当夏普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给爱因斯坦写了一个便条,问他是否愿意给这本书写个序言;让他高兴的是,这位传奇的物理学家兼和平活动家答应了他的请求。夏普的人生道路也由此确定。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当他住在英格兰(他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奥斯陆;在波士顿(他在哈佛办讲座,随后则在此座城市领导爱因斯坦研究所)的时候,他一直在从事皇皇巨著《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的撰写工作。紧随夏普这本巨著而来的则是大量战略与反抗方面的文章和政策报告,以及一大卷名为《发动非暴力抗争》(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的新书。

作为半个历史学家、半个社会学家、半个心理学家的夏普开始对在早期生涯的一些非暴力抗争的例子——从甘地对抗英国统治的食盐游行,到挪威教师在二战时抵制强加而来的法西斯主义课程,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再到南非的种族隔离斗争——产生了兴趣。他也对权力理论产生了兴趣:统治者如何统治,被统治者以何种方式同意被统治;顺从如何被灌输给大众;通过结合特定的非暴力战术,仔细寻找统治者所仰赖的支撑性支柱,非暴力运动可以打破不经思考就顺从的束缚从而解放大众的原理。

他告诉自己的读者,"独裁国家尤其存在一些特定的特征,会让它们在面对巧妙的政治违抗时极其脆弱。"它们有阿喀琉斯之踵,比如依赖大众的配合和持续的顺从;不灵活的指挥控制结构;领导者周围全是应声虫,只会告诉领导者想听的内容,而不会告诉真正发生的事情;统治精英之间敌对的可能性,而精明的脚踏实地的反对者可以利用这一点;一种朝向区域主义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权力掮客发出了要对不义之财分一杯羹的要求。

一旦一个社会中有足够的人民和组织(工会,宗教团体,体育俱乐部,公务员,甚至是警察和军队)拒绝同政权合作,夏普写道,"那么独裁者的权力就会因为政治失血或缓慢或快速地消亡。"如果抗议者与非暴力密切合作,那么这个过程将会"导致事实上(de facto)的自由,从而让独裁政权垮台,使一个不可阻挡的民主体制正式建立。"

相反,对夏普来说,暴力不仅在道德上有问题;而且也是一种对付暴君的特别无效方式。毕竟,政府拥有更多,更精良的武器。政府的军队也在如何使用这些武器上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政府通常控制着分发武器,部署军队的基础设施。夏普说,用暴力来对抗独裁统治,是主动送给它们动用武力的机会。而非暴力则迫使政权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进行战斗。在很多方面,非暴力的看法近似于传说中著名的组织研究者Marshall Ganz(译者注:Marshall Ganz,哈佛大学国家政策讲师,曾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为奥巴马阵营设计了实地组织者和志愿者培训系.)在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上持有的观点,Ganz认为与其说是大卫打败了歌利亚,不如说是前者在机智上胜过了后者。[see Abramsky, "A Conversation With Marshall Ganz," February 21]

政权越糟糕,反对派就更应坚定对非暴力的承诺。最后的结果将是"权力的割裂",这是一个政治柔道(注释:研究如何把议程主导权抢过来,主控传播权,在美国被称为"政治柔道")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统治者的行动会反作用到自己头上,他会变得越来越被人民和社会上各种机构所孤立,而他却需要这些人民与机构的同谋来保持政府的运作。把这层同谋关系拿走的话,统治者就如《绿野仙踪》中奥兹国的魔法师一样赤身裸体,其实毫无神力。与此同时,普通民众越反抗,他们就越能意识到自己内在的力量,正如《绿野仙踪》女主角桃乐丝所发现的那样,他们一直都掌握着塑造自身命运的手段。(译注:此处出现的《绿野仙踪》的比喻可参考该故事中魔法无边的角色如何被不经意地戳破了脉门,以及桃乐丝其实一直都拥有实现梦想的能力等情节。)

当夏普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理论时,这些理念都讲得通。但是这些理论是如此地和直觉相悖,以至于他的作品被世人严重地忽视了几十年。他就像是一瓶好酒:隐匿在大众的视线之外,只有少数的人懂得欣赏。甚至他的朋友和同事都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同风车作战。

但是这些天来,随着对独裁政权及其所压迫的人民之间相互作用的长期假设被埃及革命所颠覆,夏普的观点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堂吉诃德式的异想天开。夏普的朋友赫尔维说,夏普所面对的对象也许只是从风车变成了巨人。(译注:此处可参考小说《吉可德》,书中一名迂腐到可爱得骑士因为把风车当巨人而英勇地与之搏斗,显得荒唐可笑,而如果他的敌手不是风车,却是真正的巨人的话,堂吉诃德不愧是一名真正的骑士。)

 译注①:经校对者说明,The Nation 杂志以后的译名统一改为《民族》。"nation-state一般翻译为民族国家或国族国家,我认为应该把The Nation刊物名翻译为《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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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革命蓝图

2013年12月2日星期一

D打印机被收 美激进组织打印步枪泡汤

您听说过打印机可以打印出能发射子弹的枪支吗?这可不是科幻,最近,美国一个激进组织正计划用三维立体打印机打印出可供使用的步枪。不过这一计划最终泡汤,原因是打印机生产厂家怀疑步枪的用途不合法,决定不提供打印机。
三维立体打印机厂商Stratasys在维基武器网上发表的声明信中说,该公司不允许它的打印机被用于非法用途。
美激进组织“分布式防御”计划在网络上公布用3D打印机打印步枪的说明,目前在美国家庭无执照自制枪支还不属于非法。
“分布式防御”组织在网络上筹集了2万美元企图启动这个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制作一个用来制造枪支的工具包,个人可以下载这个工具包,然后用3D打印机在家里打印自己的武器,根本不用考虑枪支执照。该组织声称,如果有一天政府知道每个公民都可以在网上下载文件,然后在家里打印枪支的话,政府将如何应对枪支控制和消费问题呢?
但该计划由于Stratasys 3D打印机公司收回打印机而破产,该公司说由于“分布式防御”组织没有持枪执照而且他们已经公布他们使用这个打印机的用途,所以他们收回打印机,他们公司的政策是不能在明明知道的情况下继续让他们的打印机用于非法用途。
犯罪科学研究所未来犯罪机构负责人古德曼认为,美国政府应该针对3D打印技术而就制作枪支制定新的法律。
“根据美国的法律和其他国家的法律,这似乎是一个灰色地带。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控制可以做违法事情的技术。”
“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做得非常公开的,并试图证明这一点,谁能不宣传它,这是我更关心的。”
古德曼先生预测,三维打印技术可能是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下一个战场。它不只是可以将武器打印出来。
他说,“当你能够自己制造一块劳力士手表,Gucci手袋,耐克运动鞋的时候,这将是知识产权盗窃的下一个前沿阵地。”
新唐人记者白兰综合报导 

2013年12月1日星期日

如何革命政党建设?


左到右: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列宁和拉狄克描绘
探路者的壁画。关于上面的图片信息,请点击 这里

这份文件是在芝加哥,2004年2月68,该组织的惯例提交美国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指导委员会。沿着这些路线的报告,提出了由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主编艾哈迈德Shawki和前景进行了约定采用。
1。革命运动的整个历史决定性,更常常被证明是否定的比肯定的,除非革命政党都建立了革命形势出现之前,成功是不可能的。“研究[D] uring的一次革命,即当事件移动更迅速,一个弱势的一方可以迅速成长为大能者,只要它清晰地理解革命的过程中,具有不变得陶醉的短语和不通过恐吓干部坚定迫害“,托洛茨基写道。“但是,这样的人必须是生死时刻革命之前,作为教育干部的过程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革命也买不起的时候。 “
等待建立这样一个组织,直到能够出现在群众斗争的热量为“有机”,即邀请经验不足,不成熟,可厄运该组织以致命的错误,导致失败的一个水平。这肯定是1918年和1921年之间的德国革命高潮的经验。在此之前的一战,德国革命家甚至没有组织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别。“即使没有后来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定神新兴左翼组织的痕迹战前”,写罗莎·卢森堡的传记JP荨麻,“能够使任何情况下,一个有组织的激进组织的存在”。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在德国革命的失败作为一系列的错误的战术轮流由新,没有经验的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关键转折点的结果。相反,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表明招募并通过或多或少漫长的时期阶级斗争的训练有组织的革命干部,通过wideranging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各种进与退,1903年和1917年之间的利益。
2。在建设期间不革命革命组织,但是,承载着宗派分离和/或政治改编的双重危险。问题是,很多时候左历来提出的问题,因为如果选择的是这两个极端-要么你适应当前斗争,因为它是或你建立一个革命性的教派之间。大多数人选择了前者,适应了“可能”。这个想法是由什么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成功的尝试较少,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几乎每一个离开的倾向(即,从毛泽东时代到托洛茨基主义),1968年以后建立革命政党加强。许多左派的结论是,在“建党”这样的努力是必然教派和无果而终。由于这些失败的结果,“防,新闻自由”是影响新radicalising人的整层不仅仅由现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当事人的仇恨驱动的。
还有如何革命党创建没有一般公式。但它必须涉及有意识的革命者的有组织的活动和任务,理由是条件尚未“成熟”,这将是迫于条件,因为他们都没有对如何超越他们积极的方向不是他们放弃。正如列宁指出在他的辩论的经济学家,谁主张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协助”的工人运动,而不是通过试图给它任何铅“超越”意识在类的级别,
说......说思想家(即政治意识的领导人)不能从环境和要素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路径转移的运动是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有意识的元素参与这种互动和路径的确定。
足够的规模和影响力的革命组织,组织得当,可以有奋斗的形状,当然了巨大的影响,只要他们努力团结起来,加强各奋斗成功的机会,并利用每一个斗争,推进一般原因社会主义。我们的口号仍然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人争取实现的直接目标,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强制执行,但在当前的运动中,他们同时代表了运动的未来的照顾。
3。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我们站立的地方”规定:“要实现社会主义,最激进的工人必须被组织成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提供政治领导和组织了ISO的活动都是针对采取初步措施,建设这样一个党。 “。国际标准化组织,自成立以来,已经明白,这不是一个革命党(更不用说革命党),它有没有足够的规模,工薪阶层在阶级斗争中获得头衔会员或影响。任何组织确实,对于许多原因,而不是其中最重要的是阶级斗争和工人之间的历史微弱的政治传统,仍然是有待克服的低水平。
在美国的一个革命政党不会仅仅通过添加成员ISO标准的创建,直到我们有足够的规模和影响力来声明自己的一方。它很可能会通过分裂,融合和部队集结的斗争刺了新的力量和新配置的工艺。因此,目前的激进化已初具规模要求
将ISO现在更重视我们在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左边,我们对其他组织和势力在左边关系的作用。
这不是贬低我们的成就。国际标准化组织参加了一个时期留下撤退的那些“初始步骤”。当左侧的其余部分被迅速远离革命组织,并进入民主党,工会官僚,团结委员会或干脆辍学的政治 - 的ISO维护,这是不是不过唯一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以保持,谦虚,一个革命组织基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出来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在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的形式和程度较轻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对一个革命性的替代建设的巨大负面影响,我们放置了一个溢价的正确认识苏联,工人阶级的中心和视角重新引入了“理智”精于心,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和国际社会主义传统的noncaricatured演示,同时始终密切关注机会参与斗争的资本主义性质。
我们的方向,以新的力量,而不是留下的分解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隔绝我们从左边的其余部分,但它有,它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干部面向现实世界的积极分子,政治上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但不是向内看。
4, 从历史上看,革命政党已经形成,根据具体情况,通过融合,分裂和各党派,团体和倾向在社会两极分化时期的重新组合。这是在俄国革命后形成的共产党的情况。在许多情况下,共产党形成时的各种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翅膀分裂出来后这些政党把自己的身后支持他们“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努力。这是发生在意大利和德国为例。但在英国,共产党形成了若干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合并的:英国的社会党,在车间代表和工人委员会运动,社会主义劳工党(主要集中在苏格兰),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工人社会主义联合会总部设在伦敦,并南威尔士州社会主义社会。后来在德国,左翼Spartakusbund(其此前与分裂的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合并与联合社会主义党(美国药典,已被驱逐出德国社民党一个非常困惑的中间派政党)的左翼,以形成共产党。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与融合几千工人和知识分子,在跨校区委员会,在彼得格勒的组织后,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而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结束了与社会革命党的左翼紧密合作。
问题的关键是,任何时期的阶级斗争上升抛出了工人的新的分组和组织的压迫,地方和国家,以及现有的组织radicalising部分。一般向左反过来又创造了建设统一战线,共同组织,在某些情况下,不同力量的联合,正朝着共同的政治目标的融合,但它们的起源的可能性。这将是宗派的革命组织,从这些发展墙上自行关闭。但适当定向到他们需要的方法和途径。
首先,集结必须在向前运动的背景下,并在评估其结果将是步调一致较大的革命力量。这样的集结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在一组被另一个吸收;两个组织的合并,并在其领导班子和编辑委员会立场的一个部门,招募恩本地新兴工人或学生群体的集体。
如果我们有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干部,深谙我们的政治和传统,然后合并和与其他势力重新组合可以有助于推进我们的运动,而不是“稀释”了。
典型的例子是托洛茨基的跨校区委员会合并和布尔什维克上述。从布尔什维克的长期努力,加强与基层干部在群众斗争为能够团结和果断采取行动的统一革命党此次合并流入。这就是为什么有干部1903-1905又一次在1907-1912缓慢,个人积累和融合托洛茨基的组之间没有矛盾。在这困难时期,建立革命组织经常带着个人的串行招聘的形式通过共同工作和社会主义的宣传赢得了时间。然而最终,革命工人运动本身的发展澄清了许多的那分了社会主义革命团体在过去几年的问题:俄国革命的工人阶级性质,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以及帝国主义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举几例。斗争的动态创建一个上下文中,托洛茨基的组可以加入布尔什维克集体和加强革命党。
5, 通常一个时期的政治骚动的抛出了改革和革命之间摇摆不定的组织,或者至少模糊的区别(如USP上面提到的)。在某些时候这些组织可以充当避雷针活动家谁是向左移动,但尚未打破了改良主义。托洛茨基,写在1930年代中期,定义的现象:
的条件下,当传统的群众组织都在崩溃和分解的过程中,中心主义代表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必然的过渡阶段,即使是渐进式的工人阶级分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能够找到访问所有这种倾向,为了通过例子和宣传,以加快他们的通道,以革命道路。
这些组织是由定义不稳定,容易在外界的事件在他们身上,迫使尖锐决定的压力分手。“中间派”排兵布阵可以爆发,并成为群众组织的发酵类和革命时期的危机,但它们反映异质力量朝着不同的方向暂时收敛。这样的政党,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样,可以因为他们带入他们的行列工人和谁被惊醒挣扎活动家和正在向左是很积极的。
我们的标准评估中间派形成和当事人是不论他们推进的过程中自由基化是他们的产品,并且帮助,转移工人阶级,学生和激进的活动家向左?这就是为什么,例如,我们拒绝了集结的角度在20世纪80年代,在一段失败的,集结项目往往充当垫脚石的左派人士对他们的出路革命政治,不是管道为那些正在走向它。
6, 全球正义运动,阶级斗争的再度出现(虽然防御)和主要改革派政党在欧洲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适应的成长创造了一个政治空间就留给新老势力汇集成新的政治结构(部分选举,部分movementoriented),这是社会民主的左侧和新时期赋予的政治表达。
苏格兰社会党(SSP)就是一个例子。力宝华润(革命共产主义联盟)在法国计划组织一次联合选举平台,带有LO(工人斗争),并且还推出了一电一新的“反资本主义”党的形成在法国:
对LCR的地址本身所有那些谁想要一个左的替代方案,与所有的socialliberal进行的政策离开,以及由右打破。我们要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团结截至目前与所有这些,当然谁愿意,制定斗争和群众动员,还要建立一个新的广泛的,多元的政治力量,从根本上反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坚决。
在希腊,力量大约成立于2001年倡议联盟“,为对话和左派的共同行动的空间”,也发出号召,这Synaspismos汇集“的倡议左的集结宣言” ,向左移动,改革派选举党赢得刚刚超过三成的选票,在2000年,并获得6个议会席位,cp和离开团体从CP分裂,以及激进的绿色和最左边的组织像我们的姐妹团DEA(国际工人左),以及与毛派根组。
默里·史密斯,SSP的一名前成员及力宝华润现在是一个成员,概述了新的政党政治方面的理由:
该部队的一个新的政党会在其所有的碎片,重新组合/分解真的现有workers'movement出来,混合了旧的和新的元素:传统政党,工会积极分子,新社会运动的武装分子的武装分子反全球化运动的最左侧,的。
史密斯认为,建立新的政党的必要性
是社会民主的转型(和在PCI意大利[共产党])到各方公开捍卫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通过旋转对自己的社会基础,有其选举基础所产生的积极分子的不满和。幸存的CP都陷入了衰退的螺旋,tailending社会民主和无菌宗派主义回落之间徘徊。这是新的,这就是让我们讲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危机。
我们可以质疑其中史密斯概述了这些发展的轨迹,对这些新的政党,联盟和组织形式仍然是如何悬而未决的精确字符的分类方式。在斗争中在不同的国家水平和组织特点和双方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组合和可能性。我们可以说的是,这些都是积极的事态发展,创造机会,建立更强大的左环绕拒绝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团结。革命者将自己切割开来新radicalising力量,如果他们没有参与其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革命力量的清算到这些更广泛的组织。与这些发展是战略和战术的问题,而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的社会主义组织。我们不能和不应该落入论点的改良主义和革命组织之间的组织和政治划界的问题不再是相关的。史密斯,例如,承认在SSP是“战略上未分隔”,但它是“人工”“使激进左派和革命左派之间的区别”。他认为,“中心主义”的概念不再有效,因为没有尖锐的两极分化的今天,作为共产国际的革命时期,改革派和运动的革命性两翼之间。“一个新的政党,必须从最左边的传统的组织不同”,史密斯认为,“它的运作及其与群众的关系,而不是由它的实用程序”。讽刺的是,史密斯自己的政治纲领和他的拒绝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区别的重要性折旧本身是中间派。
我们可以积极参与自己在这些新的政治结构没有,正如斯密在这里所做的,模糊的改革和革命之间的重要区别,尽管这种区分是作为尚未(因为运动是年轻人)仍然没有显着的。
7。左边这些新的发展并不像沿远在美国。但是,我们采取的方法应该是一样的,这基本上是采用一贯的统一战线,共同工作和协作,加强斗争,推动事物向左和,内,建立吸引的远左极的方法。阶级斗争仍然处于低潮,虽然有生活的重要标志。全球正义运动才刚刚开始9月11日灾难后恢复。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战运动走进一个平静,但没有倒塌,伊拉克入侵结束了它的第一阶段,将重建为占领上不去人们越来越伊拉克抵抗后。不像其他地方,左边仍然是由它的一个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这已经到了北美社会论坛从离开地面,例如缓慢贡献因素支撑阻碍。然而,我们也清醒地在一个新的激进之中。在这方面,我们感兴趣的是建立两个ISO以及更广泛的左新兴运动的上下文中。这包括两种事态发展,一是更加宽广和一个“窄”。
我们在建造反战委员会和联盟,以及建立北美社会论坛和正在出现,在美国当地的社会论坛活动,工作构成的,我们参与泛左翼发展的几个例子,并应继续参与我们自己。我们也参加了讨论,并探讨合作与左派组织各种方式更狭义的可能性。例如,我们在几个月前采访了团结工会领导人对他们的选举各地合作的可能性,因为这两个组织拒绝民主党(虽然什么也还没有到这个),并在洛杉矶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团结工会成员教师工会有过合作。我们亦与其他左翼组织和集团作为左党团在美国和平与正义的一部分。
在西海岸,我们的同志都参与了统一社会网络(在圣迭戈和旧金山湾区),在这个阶段涉及到通讯的民主社会主义(COC)委员会,美洲,ISO,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者党和团结(的和平和自由党也参与进来,但没有正式关联)。通过COC五月开始,网络已经主办了关于削减预算,反战和一个托管迈克·戴维斯在旧金山湾区三个论坛。这些都是主要的论坛留下的讨论。
这是远远为时过早什么会出现(如果有的话)从任何这些倡议和左派组织之间的讨论。但是,我们通过参与他们失去什么。事实上,我们获得鼓励,促进在左边健康协作而不轻描淡写的政治辩论和清晰度的重要性的气氛。
什么是重要的,这一切是我们得到正确的做法。由于安东尼Davanellos写在最近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
革命左派应该承担双重责任。在一方面,它应该接受参与和组织的政治阻力的广泛电流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挑战。拒绝或低估这项任务是纯宗派主义。在另一方面,它不应该忘记的瞬间,无法建立资本主义的抵抗这样的电流,除非存在它的心脏更强大和更好地组织革命左派。期间充满了我们的假设显著政治角色的挑战。我们必须这样做,知道得很清楚,这不是一个替代品,而是要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的最佳方式。

3D打印技术发展现状及前景

译者: Henrish 原作者:Clay Dillow
当你能够“打印”几乎所有的东西时,还有哪些东西是不能“打印”的呢?
当你能够“打印”几乎所有的东西时,还有哪些东西是不能“打印”的呢?
3D打印技术发展现状及前景
随着3D打印技术在各个领域中的普及,人们发现有越来越多不可思议的东西通过这种技术制作出来。今天向大家展示的就是德国专业小提琴制作公司EOS3D打印技术制作出来的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复制品,此外还有Thingiverse公司3D打印技术制作出来的两个AR-15突击步枪所需的零件。前者所挑战的是传统手工制琴方法,而后者则直接挑战了人类的法律制度规范。
对于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复制品来说,其实并不是人们看到的第一把通过3D打印技术制作出来的乐器,今年早些时候,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就已经用3D打印技术制作出来了一支能够正常吹奏的长笛。不过,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采用了更为独特和复杂的激光烧结技术,这种技术可以让复制品看起来更加接近手工制品的水平,即便它所使用的原料是工业聚合物,而不是木材。
制作小提琴听起来还不错,不过利用3D打印技术还能制作出许多位于法律边缘的东西,让我们来看一看Thingiverse(一个分享制作及数字化设计项目的博客网站)上现在所发布的一些内容吧。这个网站上的用户所挑战的并不仅仅是那些传统工艺和知识产权,还有人类社会的结构化法律制度。在Thingiverse的两个网页上,分别发布了如何使用3D打印技术制作容量为5发子弹的弹夹和AR-15半自动步枪下机匣的教程,虽然AR-15在美国是允许被公民持有的,但是要知道,AR-15是美国军用步枪M16的前身,它完全能对人们的生命构成威胁。
这并不是说用3D打印技术制作出来的东西都是非法的,只不过引发了人们对这种影响整个世界的前沿技术的关注。毫无疑问,3D打印技术将会改变整个世界,人们在将来可以用自己的打印机制作出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不仅为公司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配送商品的方法,而且也为发明家们提供了呈现自己的创意的绝佳途径。
但是,对于那些普通人并不应该拥有的东西来说(如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东西或法律规定禁止和限制使用的东西),3D打印技术仍然有可能制作出来。例如普通人都要经过若干法律程序才能够使用AR-15上的专用零部件。Thingiverse用户KingLudd对此进行了如下说明:
下机匣是一般枪支用来安装其它零件的重要框架,在美国,枪支上所有其它的零件都可以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购得(包括柜台或邮局),而只有在购买下机匣之前,需要办理相应的审查手续。
一般情况下,下机匣是由铝制成的,不过使用塑料下机匣组装而成的步枪能够拥有更为完美的性能。
在法律程序之外购买下机匣将被视为是非法的,但是如果你用3D打印机自行制作一个呢(问题是用ABS工程塑料制成的下机匣是否安全)?一个容量为5发子弹的弹夹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有人用3D打印机自行制作了容量更大的弹夹呢?这种类似的问题都在和法律打着擦边球,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处理方法。
当然了,同样的问题也可能会发生在那些熟练的车间工人身上,他们也能在车间里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一些零配件出来,但是3D打印技术大大提高了这种问题发生的概率,在制作难度大幅下降之后,几乎每个人都能做一个出来。在网上下载一个CAD的文件,点击“打印”,然后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自己想要的东西被慢慢制作出来。在Thingiverse这个博客网站上逛了逛之后我们发现,苹果公司通过使用特制螺丝来防止iPhone4被拆解的方法好像马上就要过时了,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能“打印”出与之相匹配的工具出来。当然,对于用户们来说,他们自然有权利针对自己的iPhone为所欲为。
但是,应该如何处理那些制作武器和侵犯知识产权的零件的人们呢?如果连工艺复杂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都能复制出来,还有什么是不能复制的呢?你甚至可以把iPhone的所有零件都“打印”并组装起来,这样可以省掉一笔购买手机的费用。
显然这并不是一回事,但这些问题探讨起来相当有趣。随着3D打印技术的逐步普及,包括桌面创新、产品定制和制造业等领域都有可能因此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在这场变革之中,我们肯定要遇到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此外,如果这项技术被推而广之,那么人类对物品的管理难度将会更高(从专业设计的乐器到AR-15),因为那时候的产品生产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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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复制品:除了琴弦和弦轴箱不是被“打印”出来的之外,这把小提琴的其余部分都是由德国的一家专业的小提琴制作公司通过3D打印机用工业聚合物制作并组装起来的。

【图
2】一个AR-15半自动步枪的下机匣3D视图,正在准备进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