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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1日星期日

新疆辛亥革命概述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一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这场伟大的历史洪流中,新疆虽然地处偏远,闭塞落后,但也未能置身事外,先后爆发的迪化、伊犁和喀什起义,成为这场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革命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为推翻帝制以及“共和”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辛亥新疆迪化起义与伊犁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宣布“独立”。接着,全国纷纷响应,清朝统治摇摇欲坠。于是,当时的陕甘总督长庚、伊犁将军志锐以及新疆巡抚袁大化等进行密谋,打算裹挟宣统皇帝西迁,然后再以蒙古、甘肃、新疆为基地,徐图再举。因此,湖北军政府很快致电新疆伊犁的革命党人,要他们迅速响应武昌起义,以破坏清廷西迁,偏安西北的阴谋。
伊犁位于新疆西部,一直是天山北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908年,杨缵绪奉命率湖北新军600多人调防伊犁,而冯特民、冯大树、李辅黄等革命党人就是在此时来到伊犁的。他们达到伊犁以后,立即成立了革命组织机关——伊犁同盟会,还创办了革命机关报《伊犁白话报》,用汉、满、蒙、维四种文字向各族群众宣传革命。伊犁同盟会是新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革命党人还广泛联络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伊犁知府贺家栋、维族富商玉山巴依等人以及当地哥老会都同情革命。1911年,清政府以志锐为伊犁将军。武昌起义爆发后,志锐下令查封了《伊犁白话报》并强令新军解散,导致广大官兵饥寒交迫,极为愤懑,革命情绪不断高涨。
按照冯特民等人的布置,革命党人准备先在迪化发动起义。当时,新疆巡抚袁大化大力向内地招徕人才,以加强迪化新军。于是,同盟会员、湖南人刘先俊应召来到迪化。在此前后,他以各种关系联络和发展了一批革命党人,并与伊犁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陕西“独立”后,刘刘先俊开始秘密联络社会各界,准备起事。刘先俊原本计划在12月29日起事,但由于消息泄露,革命党人陈守堂、唐晓云等被捕杀害。刘先俊不得已决定提前起义。28日晚10时,刘先俊率领新军中的哥老会员100多人起事,先后攻击了巡抚衙署、炮营、警察一区以及城守协营等目标,但由于仓促起事,组织不利,很快失利。袁氏很快组织清军反击,将起义镇压下去。最后,刘先俊等人被俘并遭到处决,另有200多人被遣散。迪化起义宣告失败。
迪化起义失败后,冯特民决定改变既定方针,“先取伊犁,再图全疆”。于是,革命党人很快成立了以冯特民为总干事,李辅黄为总指挥的起义领导机关。由于伊犁起义的准备时间比较充分,而且由于革命党人的宣传工作比较到位,革命得到了当地穆斯林群众的积极响应。 1912年1月7日,由汉、回、维吾尔等各族军民组成的暴动队伍兵分五路,分别攻击将军署、副都统署、东门以及南、北军械库等目标。志锐调集满蒙军队进行抵抗。很快,民军攻下了除北库外的所有目标。为了减少伤亡,杨缵绪请原伊犁将军广福出面进行斡旋。于是,在广福的调停下,守将蒙库泰率部放下武器,交出了北库。志锐被俘,后被押往鼓楼处决。民军占领了整个惠远城。翌日,伊犁成立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由杨缵绪担任会长。12日,“中华民国军政府新伊大都督府”正式宣告成立,杨缵绪为总司令部部长,冯特民担任外交部长兼民政部长,贺家栋任参谋部兼财政部长等。广福则被推举为都督,以便借用他的威望维护地方稳定,与袁大化进行周旋。新政府的实权掌握在贺家栋和冯特民手里。至此,新疆的辛亥革命达到了高潮。
新伊大都督府成立后,广福立即致电袁大化,要其赞助“共和”,遭到拒绝。1月21日,杨缵绪任命李辅黄为前敌总指挥,率民军2000余人东征,新伊战争爆发。双方主力在精河一带激战,清军大败。袁氏通过长庚策动民军营长钱广汉、蔡乐善等人叛变,导致民军溃败。2月,杨缵绪亲赴精河前线督战,民军再度反败为胜。不久,南北议和达成,清帝宣布“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于是,2月4日与16日,广福两次致电袁大化与长庚等人,要他们遵从清帝诏书,从速停战。3月19日,在袁世凯一再催促下,袁大化被迫通电表示承认“共和”,并将巡抚改为“都督”。 22日,袁大化正式回电广福,表示愿意停战和谈。新伊战争结束。

二、戕官运动以及杨增新上台
新伊“停战”以后,双方就和谈的具体问题展开了交涉,最后确定以塔城为谈判地点。同时,双方达成协议,确定省方谈判代表为张绍伯、杨增新、周得金以及朱瑞墀四人,而伊方为贺家栋、冯大树与李辅黄三人,其中张绍伯与贺家栋分别为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5月10日,伊犁谈判代表抵达塔城。而这时南疆的戕官风潮却愈演愈烈,搞的省方焦头烂额,于是,谈判不得已被推迟了。
南疆的戕官事件是由哥老会发动的,是辛亥革命的余波。哥老会原为清代民间秘密结社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长期活跃于长江中下游各省。19世纪70年代,哥老会组织随着左宗棠的西征军流入新疆。到清末,哥老会在新疆已是遍地开花。由于哥老会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往往将其视为重要团结对象和依靠力量。新疆辛亥革命的发生乃至发展,都是与哥老会的巨大作用分不开的。
迪化起义失败后,袁大化将新军中的哥老会员赶出了迪化。他们中的一部分被发往南疆巡防营效力,戴“罪”立功,从而促进了哥老会组织在南疆的发展。伊犁起义爆发后,袁氏以南疆为基地继续与民军对抗。“南疆一带,为全省富庶之区,饷源所出,关系重要。”如果革命党人在南疆起事,等于断了袁大化的财源,将会彻底动摇他在新疆的统治基础。于是,1912年春,贺家栋开始派人到南疆各地联络哥老会,准备起事。在这种情况下,4、5月间,哥老会先后在阿克苏、焉耆、轮台、库车、巴楚、喀什等地起事,斩杀了多位清朝高官,夺取了当地政权,其中以戕杀袁鸿佑的影响最大。
喀什道尹袁鸿佑思想保守,反对革命。新伊战争期间,他替袁大化筹集粮饷,镇压革命。宣统退位后,袁鸿佑仍保留清朝年号、服饰仪规不变。阿克苏戕官案发以后,南北疆交通中断,以至于迪化“协饷断绝,百物昂贵”,很快陷入了危机。而贺家栋又策动喀什哥老会另立袁鸿佑为都督,与袁大化分道扬镳。袁大化害怕南疆“脱离”新疆,便于4月25日上书北京政府提出辞职,并愿将都督一职让与袁鸿佑。为防止迪化、喀什反动势力重新合流,革命党人决定除掉袁鸿佑。5月7日,喀什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等人率众冲入道署,杀死了袁鸿佑夫妇及其部属多人,控制了喀什,并推举知府王炳堃为道尹,是为喀什噶尔起义。
袁鸿佑的被杀为杨增新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杨增新,云南蒙自人。1907年,他来到新疆,先后担任阿克苏道尹、镇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陆军学堂总办等职。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以镇压革命为名,招募迪化附近的回民当兵,组成回队五营,称为“新军”。然新伊战争爆发后,袁氏让他带兵到精河参战,他百般敷衍,按兵不动。新伊停战后,他又积极摆出拥护“共和”,力促新伊“和解”的姿态。因此,袁大化被赶下台后,不少伊犁军民都十分属意杨氏出任都督。然而,袁大化却举荐袁鸿佑为都督,这让他们很不满。袁鸿佑遇刺后,南疆基本上成了革命党人的天下,迪化也是“风声鹤唳,人心惶骇”。于是,袁大化再也坐不住了,只得向袁世凯举荐杨增新为都督。5月18日,北京政府发布命令,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
袁氏卸任以后,袁世凯命他“剿抚”南疆,继续镇压各地的革命运动。然而,袁大化去职以及主和派杨增新上台,却在军队中引发了不小的骚动。新疆陆军因为受到杨增新的排挤而极度不满,尤其是原先叛变伊犁的蔡乐善部,非常害怕和谈成功后遭到伊犁方面的报复,因此情绪激愤。于是,有人建议蔡乐善发动兵变,制造紧张空气,甚至杀掉杨增新,以破坏袁大化东归企图。6月3日,蔡部官兵在迪化骑马绕城,大呼开枪,制造混乱。杨增新则添募回队千人,准备镇压,战争一触即发。袁大化担心局势进一步恶化,决定从速离开迪化。于是,6月5日清晨,他带领部属多人悄悄出城,离开省城,后经哈密回到关内。至此,杨增新正式接管了新疆。

三、新伊和谈及其影响
杨增新上台后,立即着手展开新伊和谈。5月29日,双方正式展开谈判。对于此次谈判,杨氏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他表示:“共和成立,彼此一家,所有贵代表提出条件,只须力顾大局,不碍公理,皆能允从。”因此,会谈进行的很顺利。7月8日,双方订立了协商条件十一条,主要内容是:(一)新疆实行共和、承认共和宪法;(二)新伊对内外政策进行合治,以省垣为全疆行政、立法最高机关,阿尔泰、塔城均在全疆范围之内;(三)新疆都督杨增新现经大总统任命,应由双方公认;(四)所有组织各项机关,双方人员均应公同推举产生。(五)新伊统一以后,应切实调查伊犁财政,一方面设法维持,一方面请政府予以补助。(六)钱广汉、蔡乐善等反复无常,应视为公敌,不再留于新伊军界等。新伊十一条的达成,标志着杨增新的统治地位在全疆范围的正式确立,也成为新疆辛亥革命结束的标志。
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民族民主革命。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最终被地主阶级所夺取。而在当时的伊犁政府内部,实际上就存在着以冯特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以广福、贺家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旧官僚派之间的矛盾。因此,杨氏被任命为都督,让贺家栋等人欢呼雀跃。新伊和谈的达成,实际上是以杨增新与贺家栋为代表的新伊官僚派的合流。而革命党人却逐渐失势,最终为杨增新所剪除。特别是随着“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公然举起反革命屠刀,杨增新也跟革命党人翻脸了。1913年8月,杨氏将杨缵绪明升暗降,剥夺了他的兵权。杨缵绪自知处境不妙,不久便以“奔丧”为名逃离迪化,入关东归。随后,喀什哥老会头目边永福等人也被驱逐出新疆。10月,杨氏通过收买冯特民的谋士匡时,策动伊犁回族军官马得元等人叛变,杀害了冯特民、李辅黄等20多名革命党人。冯大树因为当时身在北京而幸免于难,最终也不得已于1915年避难日本。至此,新疆革命党人基本上被杨氏清除。而贺家栋、广福等人则选择了投靠杨增新的道路。1912年5月,贺家栋先是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伊犁知府,不久又被杨氏任命为新疆民政司长。广福则被任命为伊犁镇边使。1914年2月,广福病死,杨增新奏请北京政府改伊犁镇边使为镇守使,彻底完成了新、伊统一。
另外,当时的伊犁政府之所以选择与杨增新妥协,也与当时国内外大环境有关。1912年1月伊犁起义成功时,全国的辛亥革命已经接近尾声。当时全国人心思定,百废待兴。革命党人放弃武装斗争,通过谈判实现新疆的和平统一是合乎历史潮流的。同时,革命爆发后,沙俄加紧了对新疆的侵略,新疆外患空前严重。1912年6月—8月,沙俄先后以护侨为名,派遣大批侵略军入侵了伊犁和喀什。另外,沙俄还鼓动外蒙“独立”,并且派兵围攻科布多,严重威胁新疆北部门户阿尔泰的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新疆迫切需要结束内部纷争,并推举一位有资望的政治人物出来收拾残局,应对复杂内外形势。最后,伊犁起义以后,伊犁协饷断绝,同时军费开支剧增,很快陷入了财政危机,乃至于因时常拖欠军饷,使得军队 “几致哗溃”。而沙俄则趁机以贷款为诱饵,向伊犁政府其提出了诸多有损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给伊犁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外交压力。因此,伊犁政府也急需修复与新疆以及中央政府的联系,以便尽快结束内外交困的状况。事实证明,新伊和谈的顺利达成,对于尽快结束革命后新疆分裂与混乱的局面,维护边疆的稳定以及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是非常必要的。
总之,杨增新是新疆辛亥革命的最终受益者。然杨氏虽然登上了新疆都督的宝座,但清朝的瞬间倾覆以及革命所造成的动荡局面却让他心有余悸。因此,如何防止新的革命以及社会动乱的发生,维护新疆的稳定,成为他施政的出发点。为此,他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清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得出了“无为而治”的结论。首先,他把革命的发生归根于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上实行“愚民”政策,抵制新思想的渗透,其次,他认为社会分化导致流民增加,从而引发社会动乱,因此大力整顿吏治,推行轻徭薄赋,力求缓和阶级与民族矛盾,维护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同时,他认为辛亥革命是由汉人特别是两湖人发动的,而汉人之所以造反,是因为“人心之坏”,其中尤以两湖人与云南人为甚,他们思想激进,喜欢鼓吹革命,于新疆稳定不利,因此,他当政期间主要重用回族人以及陕甘汉人,最后,鉴于新军和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角色,杨氏对于军队有很强的防范心理,因而在军事上实行“弱兵”政策,同时极力剿灭会党。因此,“无为而治”的政策在客观上维护了新疆的“稳定”,但也造成了新疆的长期封闭落后,拉大了新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

2013年7月20日星期六

山西辛亥英烈影像


1904年,大清朝的一切似乎都按部就班,新政在有条不紊地展开着,海外的革命党人远远没有形成气候,而康梁为首的保皇派势力却是非常强大。没有丝毫迹象能够表明这个王朝会在短短的7年后就行将灭亡。
 
而在山西太原,在经历了庚子年可怕的肃杀后,一股新的气象正在涌现。在20世纪的头几年,山西上下涌现出一股办学的浪潮,太原街头到处都是招生的广告。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所学校:山西大学堂、山西武备学堂、山西师范学院。
1904年,山西第一次派出的留学生,就是以这三所学校的学生为主。其中,山西武备学堂20名,山西大学堂20名,山西师范学院10名。这个名单的依据是时任山西巡抚张曾敭的一份奏折,他在这份奏折中诉苦说:“(山西)学识未尽开通,兴学则无堪教学之人,练兵更少精习新操之士,自非选派生徒出洋留学,无以开风气而育人才。”
这50人中的大多数,都在山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清朝官员在选送这些人离开时,谆谆告诫他们和革命党人保持距离,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投入了革命党人的怀抱。失去年轻人的拥戴,对这个王朝未来的命运无疑是致命的。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就国家而言,面临着立宪与革命的选择,至于继续坚持现有的体制,连清政府也意识到绝无可能。而就每个个体国民而言,他们在这种历史的大潮中也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晚清的国家所遭受的种种磨难,更使得每个个体的思想更趋激进,改良的道路太过漫长和曲折,而这是那些前往日本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们所不能等待的。
他们有理想,有朝气,有着普遍的民族情怀,革命相对而言更容易为他们接受。于是,清政府派出那些用来挽救自己没落的人反而成了自己的掘墓者。
这些学生们,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推动了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就在清王朝步履蹒跚地徘徊在立宪的门前时,他们已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暗流,而这股暗流将洗涤这个民族千百年的黑暗,这就是辛亥革命。

潜流涌动之异国求索
易水萧萧东海苍茫一腔热血酬国
辛亥英烈影像
一九零四年七月,俄日战争正在黄海和中国东北境内激烈地进行着。两个敌对国家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上交战,而政府却无动于衷,这无疑是继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又一场令清政府倍感尴尬的战争。一艘客轮从天津起航,船上至少有五十名操着山西各地方言的学生。没有人能够料想到,这些当年不过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改变山西的历史进程。在日本,保皇派和革命派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而山西学生最终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他们跟送自己来日本的清王朝宣告决裂。一股潜流开始激荡开来,要不了几年,它就将洗涤神州大地。
睡在上铺的兄弟:
颠覆清政府的文武两手
1904年7月,21岁的阎锡山和他的同学们扬帆出海,前往日本。这艘船上,至少有50名山西籍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山西武备学堂、山西大学堂和山西师范学校。名单的依据是时任山西巡抚张曾敭的一份奏折,20世纪的头几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派出留学生是这次新政的重要内容,也是许多地方官员迫切的需要。张就在这份奏折中诉苦说:“(山西)学识未尽开通,兴学则无堪教学之人,练兵更少精习新操之士,自非选派生徒出洋留学,无以开风气而育人才。”而第一批选送的50人就很严格地按照这个标准。
这是山西第一次,也是清政府第六次派出学生赴日留学,在人数上这一次要比前五期的总数还多,达260多人。而这期学生,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一部分在日后成了推翻清王朝的骨干,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
武备学堂的学生去向非常明确。他们首先要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开办的东京振武学校补习日语和文化课,然后下部队实习,之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是入日本学习军事的中国留学生都熟知的一条路线图。在山西籍学生中,阎锡山显得非常显眼,他和姚以价还有张维清都是清政府给的公费,其他人则是省里给出的公费。并且来到日本的同学中,张瑜、黄国梁是他的结拜兄弟,温寿泉是他的同乡,张瑜还算是他“睡在上铺的兄弟”,在武备学堂时,他们都同在“信”字号第五宿舍里。阎锡山在人际关系上的善于经营此时已经表露无遗。而姚以价显得鹤立鸡群,姚在民初的书记官姚兴礼回忆他的性格时说:“他在文学上很有基础,军事上学科术科都有一套,聪明才智外露,佩服的人很少,交朋友讲义气,情投意合怎么也行,但和人相处,总叫别人听他的,话不投机,立刻和你翻脸;高傲自大,住在什么地方,门上总要挂个姚将军府的牌子。”据他所言,姚是太原起义时临时拉出来做司令官的,可以想象,由于姚的性格过于孤傲,他始终是在阎锡山那帮人的圈子之外的。
他们大都刚刚21岁,不过几年之后,他们就成了太原起义中的主角,比如张瑜,太原起义时是阎锡山手下的二营管带,曾担任敢死队长;来自阳曲的乔煦,民国初年的河东检阅使;黄国梁,太原起义后任山西副都督;温寿泉,太原起义后任山西省副都督兼山西军政部部长。姚以价则被推为起义的司令官,且在太原起义后曾率军在娘子关同清军激战。其他的人大都承担了不同的角色。比如,孔庚在太原起义时正在吴禄贞的第六镇任职,吴被杀后跑回太原,阎锡山委任他统一指挥晋北军事。也有一些人事迹不详,比如,忻州人焦滇考入日本陆地测绘学校。1906年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同盟会,但回国后就没了消息。
相较而言,山西大学堂的学生走向比较多元化,很多都在不同的大学选择了法学专业。他们中也有许多佼佼者,景耀月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武昌起义后为孙中山草拟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并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他在民初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次长。在学术界,景耀月也颇有成就。王用宾先入日本盐仓铁道专科学校,后来转入日本大学改学法律兼学军事。李庆芳是在日本东京庆应大学法学系。冯司直毕业于东京明治大学,这是个让人不齿的人物,在民国时他担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在帮助阎锡山镇压学生运动时不遗余力,一直升到山西省教育厅长的位置,而抗战时,他凭借着在日本留学的关系当上了汉奸,1942年到1944年,还过了一把伪省长的瘾。冀贡泉则是山西法学教育的开创者,他曾经做过山西司法厅长、国民党政府山西省高等法院院长,还在山西大学和北京大学主持法学院。可以说是中国法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还有个大名鼎鼎的儿子——曾经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
这些人大都也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的工作主要在宣传和鼓动方面,比如王用宾,他在“交文惨案”中直接利用舆论力量驱逐山西巡抚丁宝铨,使得阎锡山等人顺利掌握了兵权。
现在回顾起来我们才发现,这样的安排太具有讽刺意味了,清廷向日本派出的学生,文武兼备,很合理地构成了颠覆自己的文武两手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们想得似乎很周到。
同盟会:
山西学生向革命转身
当这些年轻人离去时,先是山西巡抚张曾敭在太原,接着是清陆军部侍郎姚锡光谆谆告诫他们“遇见同盟会千万要躲开”。这些官僚至少是不完全了解日本的情况的。中国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体是新知识,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考学以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接触各种新思潮,所以他们的思想非常活跃。宣传革命和改良的中文报刊满大街都是,怎么能指望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在对留日学生的工作中,我们不曾见到清政府有什么作为,他们甚至也很少了解学生中发生的情况。当那些学生们,尤其是武备学堂出身的学生们加入同盟会,密谋推翻自己时,这个政府竟然一无所知,还放心地把自己的兵权交给他们。这恐怕是辛亥革命中最古怪的一个现象。
在去日本两三个月后,阎锡山等人已经忘记了巡抚曾经给他们的提醒,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很接近革命了。阎锡山回忆说:“逐渐由所听到的话到所看的书,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派出刊之《中国魂》,益知清廷之腐败无能……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很多人都有相对类似的经历,比如赵戴文,他本来是一个老秀才,去日本的时间比阎锡山晚一年,即1905年,那一年他已经38岁,可是,他定格在四书五经和梁启超《变法通议》上的人生观很快被《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这些鼓吹革命的书籍所改变。和他一同前往日本的徐一清也类似,他仅仅比赵戴文小两岁,23岁就考中秀才,可是,到日本后不久,他君君臣臣的那些念头就变成了另一个截然相反的词语——革命。
在日本的保皇党和革命党人一直在争取留日学生,除了革命思潮本身的说服力和清政府努力争当反面教员之外,孙黄的亲和力对争取山西留日学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相较而言,康梁的姿态就显得有点高高在上。阎锡山曾经回忆自己与孙中山探讨平均地权的问题,孙中山不厌其烦地给他解释,那种“亲切态度”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而黄兴也是如此,同盟会成立时,山西加入同盟会的大多数人,都是由黄兴亲自主盟加入的,而这些,是自视甚高的康梁所不屑于做的。
在山西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过程里,谷思慎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谷思慎是辛亥革命中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去日本之前,他就有了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他是哥老会的大佬,“三元堂”的龙头大哥,北路哥老会的领袖人物。哥老会具有很强的反清色彩,也就是说,在去日本之前,谷思慎已经把反清视为己任了。据说,在1900年庚子年,谷思慎19岁时,他就企图伏击逃亡中的慈禧。一些资料甚至说他能够动员数万人,这恐怕有点夸张。谷思慎还是那种“上面有人”的人物。他的伯父谷如墉时任山西大学监督,在他的劝说下,谷思慎暂别江湖进入到山西大学中斋就读,接着被选为山西首批公派留学生赴日本大学攻读政法专业。
孙中山一直都非常重视会党的作用,当谷思慎到达日本后,他立即引来了孙的关注。1905年7月14日,经安徽留学生程家柽介绍,孙中山和谷思慎相见。双方经过一番密谈,谷思慎当场剪辫以示拥护中山先生,建议兴中会、大刀会、哥老会三会合一,共同抗清。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共有八个部,经理部负责人为谷思慎。当年刚刚24岁的谷思慎算是同盟会的创立者之一。接着,荣福桐、荣炳、赵戴文、阎锡山、温寿泉、何澄等山西学生才先后入会。
谷思慎对于阎锡山并不看好,这源于他们的一段对话,当谷思慎鼓动阎锡山参加同盟会时,阎锡山问他:“你是宦官子弟,不愁吃穿,不愁出路,为何还要加入同盟会,另谋他途?”谷思慎回答说:“我入会不是为了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了民族谋出路!”在谷思慎看来,这证明阎锡山参加同盟会有很浓厚的投机成分。这也给他们在辛亥革命之后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另一个重要人物景定成的加入要晚一些,他和阎锡山同时到达日本,在帝国大学预科学习。同盟会成立时,他正在国内过暑假,在太原各校讲演宣传。此时,他还在安邑积极提倡禁烟与妇女放足,并在运城和好友李岐山筹设回澜公司,专售戒瘾药丸。当年秋他返回东京,听说有同盟会组织,即毅然参加。景定成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山西同乡会会长。山西留学生同乡会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实际上,作为乡谊性组织,当时各省同乡会都将“笃厚乡谊”、“同乡互助”作为重要宗旨,这是留日山西学生最大的聚集地,是吸纳革命成员最理想的组织。早先的同盟会与各省的同乡会有着不可抹杀的联系。山西同乡会在同盟会之外,组织了一些活动,李培仁蹈海事件和山西保矿运动,背后都有着同乡会的身影。景定成还利用同乡会,创办了《第一晋话报》、《汉帜》、《晋乘》等报刊,大力宣传革命。
铁血丈夫团:
被忽略的山西人何澄
在同盟会成立后,山西学生的集会变得非常频繁,他们常去景梅九的“明明社”,后来又去何公馆,何公馆的主人就是何澄,何澄的家族在山西灵石地区非常有名,他们家是五世的科举望族,青灯古卷伴随着几代何家人度过,漫长的岁月里,何家出了15名进士,这在清代的山西是非常罕见的。1902年,22岁的何澄自费东渡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考虑到当时的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在这样一个家族做这样一个选择是相当了不起的。比起两年之后才到达的阎锡山,他要算是老前辈。1909年,何澄回国后在陆军部通国速成武备学堂(即后来的保定军校)任职,武昌起义后南下,协助陈其美光复南京。之后便定居于南方,与山西同志联系很少。值得一提的是,何澄的女儿何泽慧嫁给了钱三强,后者是新中国尽人皆知的两弹元勋。
为了保证安全,何澄想了个办法,同盟会的同志来了,他说请坐吃水,别的人来了,他说请坐喝茶。常来这里的有赵戴文、王用宾,以及后来到达日本的南桂馨等人,他们经常在这里密谋宣传鼓动。
何澄还有一个在当时极为隐秘的身份,他也是“铁血丈夫团”的成员。1906年由黄郛、李烈钧等在东京组织“铁血丈夫团”。团名取自孟子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参加者多属同盟会员中留日陆军士官学生,共计28人,蔡锷、唐继尧、蒋作宾都是它的成员,这些人中,有五位来自山西,除了何澄之外,分别是阎锡山、温寿泉、乔煦、张瑜。奇怪的是,山西许多史料往往忽略“铁血丈夫团”何澄的山西人的身份,这可能是由于他长期在南方活动给人造成的印象。即使在阎锡山的回忆中也没有提到何澄。他只提到,孙中山指示“学军事的同学不可参加外部活动,以保身份之机密,但应在内部建立以纯军事同志之组织,负担革命实施之责”。他们的责任,就是在清政府的建军运动中努力掌握兵权。阎锡山说这个时候他“时常与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绶光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独独没有提到同是同乡的何澄。
在东京的留学生们,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分野已经很清楚了,一部分人负责宣传鼓动,一部分人负责潜伏新军,还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们以自己的风格影响着革命进程。以后几年的历史,就顺着这个脉络演绎。
李培仁事件:
山西革命的预演
李培仁,山西阳高县人,他比阎锡山等人晚一年到达日本。1905年冬他进入日本政法大学。也就是在这一年,英国笛福公司与清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拟设山西熔化厂并合办山西潞、泽、平、盂矿务合同》。这份合同的要旨是将盂县、平定、潞安及泽州的采矿权垄断。1905年,为维护国家主权,保全山西矿产,山西社会各界人士、海外留学生和晋籍京官奋起抗争,拉开了我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保矿运动”的序幕。
事情到了1906年10月出现了变局,清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企图向英方妥协。消息传到日本,李培仁纵身跳入东京新宿海二重桥下,溺水而亡。这在当时是一个轰动性的事件,它发生的时机非常敏感,同盟会则抓住这一点,大肆宣扬,王用宾特意为李培仁起草了一份《蹈海绝命书》。
这是一份慷慨激昂的文字,我们今天读来还能听见24岁的王用宾那振聋发聩的呼喊:“我非同胞学我死,惟愿率敢死之气,抱决死之心,出而与卖矿者激战,死中求生,枯海可翻。”“某今当与诸君永别,请立一誓:……山西人未全死,决不令外族侵占我尺寸土!记之,记之,勿忘吾此言……余恨未能手臂巨奸,唯有一死请罪同胞。而此后得失存亡之责任,则诸君负之。”
海内外的山西同盟会第一次实现了合流大合流,李培仁的遗体被运送回太原,在波光粼粼的文瀛湖畔,一场规模很大的群众追悼大会召开,赵戴文、王用宾即是组织者之一。甚至山西巡抚丁宝铨也亲自为李培仁撰写了挽联:“青主后一人,三晋多才,后先麟凤自辉映;白登有志士,重阳独吊,满城风雨助悲哀。”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国内的保矿运动已经和国外的革命党人存在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革命党人的渗透已经远及山西,甚至就在清政府的眼皮底下;第二,它对人心的震撼是极其强烈的,至少对赵戴文如此,死去的李培仁正是他在弘文学院师范科的同班同学。他对时局的悲愤可想而知。
最重要的是,这是太原起义前革命党人力量的一次预演。1906年后,在日本留学的那些兄弟们先后回国。这股潜流开始在国内激荡起来。
平瑞方/文

潜流涌动之天平倾斜
立马汾水修我戈矛从头收拾山河
辛亥英烈影像
历史的必然性是由一段段的偶然性组成的。在每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背后,都有或多或少的个体存在,他们或者有共同的目的,或者有不同的动机,他们向着不同的方向前进,他们之间所形成的“历史合力”就是未来历史发展的方向。一九零六年起,在中国国内,在山西省境内,都出现了两股潜流。一些从日本回来的士官学校的学生开始在新军中任职,一些报纸被创办,前赴后继的起义也让清王朝深感不安。潜伏者和鼓动者还有行动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挖着这个王朝的根基。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一九一零年时,一切都看似平静,但天平已经开始倾斜。
两颗炸弹:
放弃的暗杀策略
在赵戴文和阎锡山的回忆里,都提到一次炸弹事件,1906年,赵戴文和阎锡山一起回国,孙中山指示两人各带炸弹一枚,返国布置华北及山西的革命运动。
这似乎很难理解,但在1906年前后,同盟会的确将暗杀当成革命的重要手段,《新湖南》的作者、华兴会骨干之一杨毓麟就大声疾呼:“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1905年,“北方暗杀团”支部长吴樾在《民报》增刊上发表的《暗杀时代》:“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甚至孙中山对暗杀也不抱排斥的态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让赵戴文和阎锡山带炸弹回国。
这是一次冒险,两人一起坐船,在上海上岸,快出站口时,阎锡山突然叫赵戴文将他的那颗炸弹也交给自己。并说,“如果检查出来,我一人当之。”还说:“检查的时候我站前列,你站在后面。”赵戴文坚决不同意,他表示要站在前面掩护阎锡山。阎锡山说:“你错了,站到后排显得畏惧检查,容易被注意。前排才是安全的。”而他们通关的过程果然如阎锡山所说。阎锡山还对赵戴文说:“愈是危险之处愈不可畏缩。”赵戴文从此便对阎锡山佩服万分。而这几乎影响了以后几十年间山西政治的格局,在阎锡山执政山西的日子里,他和赵戴文一武一文,主导了山西政局十多年。
有证据表明山西的同盟会会员也试图采用暗杀这种手段。阎锡山曾经回忆说,那两颗炸弹,本来打算一颗由“王建基、徐翰携绥远”,另一颗留在太原,“俟秋季祭孔时,同时分炸绥远将军和山西巡抚。”但这个计划并没有实行,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毫无把握的计划,相对而言,回国以后的同盟会会员已经成功潜伏在清王朝的新军中,并且有可能取得所有的兵权。当然没有理由去做此冒险一击。其实,这也与阎锡山本人的性格有关系,阎锡山的谨慎使得山西的革命党人没有过早地暴露,这才使得之后他们能够顺利接管兵权,使得太原起义能够如期发动。
阎锡山正式毕业回国是在1909年,他特意绕道朝鲜,目睹了亡国奴的悲惨生活。他看到朝鲜大臣下朝之后人人沿墙边小道疾行,回头见到西装革履的阎锡山误以为日本人,“其状如鼠之畏猫然”。朝鲜记者采访阎锡山时,听其为中国人,双目顿时含泪。这给阎锡山震动极大,他回国后发动山西各界赴朝鲜参观,“以是山西人民对亡国惨痛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4月,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被安排在山西陆军小学堂任教官。在此之前,同盟会员荣炳、山东曲阜县杨彭龄都曾在新军中做过大量的工作。此时,第六期学员先后回国,1909年11月23日,清政府陆军部对留日回国的士官生进行考核,山西的会试者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温寿泉名列优等,奉上谕赏给陆军炮兵科举人并授副官校(中尉);黄国梁、阎锡山、姚以价、张瑜、乔煦,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少尉);金凤巢、张维清、马开崧,赏给陆军马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焦纯礼赏给陆军辎重兵得举人并授协军校。这些人都在新军中担任要职。
阎锡山的地位上升,还跟他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当年去日本时,陆军部侍郎姚锡光曾经告诫他们远离革命党。这算是一面之缘,阎锡山回国后特意拜会姚锡光,给他一个极好的印象。姚的儿子姚鸿法正任山西新军协统,阎锡山借此跟姚鸿法达成某种默契。他跟山西政界的上层人物,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副议长杜上化也都套上了交情。这些都给他掌握军权铺平了道路。之后,经历了交文惨案之后的人事变动。他终于很成功地造成了山西的新军军权的易手。
两家报纸:
利用舆论战场宣传革命
就在阎锡山和赵戴文揣着炸弹回国那一年。谷思慎已经到了山西晋北的宁武准备办学。他遇到的难题是没钱,但他却遇见另一个奇人——南桂馨。南桂馨建议他,朔县一带的教民,依赖教会的势力,由宁武拉煤,不交捐税。应该找他们去想办法。谷思慎懂了,他们找到当地的教会,设法筹到一笔资金,谷对南便刮目相看。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谷思慎在晋西北一带的活动引来了清政府的注意,但他毕竟“上面有人”,当地官员便通知谷迅速离开宁武。谷、南二人连夜逃避,在宁武、静乐一带的乡村鼓吹反满。不多日,从东京回国的荣福桐来信叫他们去五台相见。几人密议后,谷、南二人转道去了日本。
1906年,22岁的南桂馨考入日本警察学校。不久,他就做了一件很惊人的事情。
梁启超要搞政闻社,几百个人开会,同盟会闻讯去了二三十人砸场子,张继、宋教仁这些大人物领头,南桂馨、谷思慎、景定成这些“勇敢干练”之士随后,当梁启超刚上台说了几句“满汉一家”之类的话时,南桂馨一马当先,上了主席台将梁打退。台下的人一起动手。杨度和梁启超还比较淡定,其他人早如鸟兽散。接着,宋教仁上台,宣讲非革命不可的道理。听者动容。梁启超叹息不已。
南桂馨之后的作为也非常大。当山西辛亥革命之初,姚以价败于娘子关,阎锡山退走绥远,南桂馨以一介书生南下求救,山西革命地位终得保全。又北伐之际,阎锡山为众多军阀拉拢,“南桂馨驻北京,忽焉联张,忽焉联蒋,奇货可居,尽显纵横术。”于是,他又有了一个别的称号,“山西纵横家”。
忻州人梁俊耀也是一个奇人,他出身于商人之家,幼时喜读书,当听先生讲到《后汉书·范榜传》中“滂登东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矣”时,突然疾声大呼:“丈夫应当如是矣!”先生一怔,不知哪位学子出此惊人之语,仔细察看,方知是梁俊耀,不由走下讲台,拍拍梁的肩膀说:“你少萌大志矣!”190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次年应学部考试,例授举人。在文瀛湖追悼李培仁时,梁慷慨激昂的演讲,让赵戴文都为之动容,同年被赵戴文介绍加入同盟会。
1906年梁同山西大学中西两斋毕业的同学武绍先、庞东生、郭可阶等集资创办《晋学报》,其目的是:“欲发扬旧学,启迪新知,唤醒国魂,以振风化。”南桂馨回国后,和景定成在北京搞起了《国风日报》,梁硕光在《国风日报》的影响下,整顿《晋阳公报》,充实内容,由北京聘回王用宾为主笔,此后,它和《国风日报》相呼应,专门拆山西巡抚丁宝铨的台,让丁非常头疼。景梅九在1908年曾到陕西西安,他和陕西同盟会人杜羲在街头喝豆浆时,东西两星现于白昼。杜羲脱口而出:“彗星东西现,宣统两年半。”这在景定成的传播下到达晋南。景耀月则在帮助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鼓吹革命,不遗余力。
这是另一股潜流,在阎锡山控制军权之前,山西革命党人开辟了一个清政府意想不到的战场——舆论。孙中山说,一家报纸的力量,胜过“三千毛瑟精兵”,内有阎锡山等人搞潜伏,外有景定成、南桂馨之流搞纵横。清王朝却浑然无觉,其气数将近可知也。
平亦凡/文(作者系山西大学新闻系研究生)

或南或北:
几个山西人的远见
在1906年前后,留日的学生们终日高谈阔论之际,话题离不了未来革命的战略。他们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四个字:“南响北应”。阎锡山讲述其中的理由时说:“中山先生与同志们研究发动起义的地点,大家都主张在江南,因为一方面江南离北京远,发动起来,北方的清军不容易集中反击,一方面南方有海口,易于输入军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且江南的革命潮亦较北方为高。因此,江南江北所负的任务就不同了。当时决定山西所负的任务是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援革命军北上。”
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证实。景定成回忆时还提到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太平天国的教训。他认为:“(太平天国)当年失败的理由,固然在于意见不齐,病根由于诸人权利心重,责任心轻……洪、杨倡议南方,虽说据了一半天下,北方到底没有一省相应,所以清政府能缓缓地用北方的财力、兵力去平灭它。”所以他说:“要从南响北应上下工夫。”同盟会员杨少石补充说:“革命若从南方举起,不知几时才能到北京。我们从陕西、山西下手,出来一支兵,出井陉截京汉铁路的中心,一支兵出函谷直据洛阳,与南师握手中原,天下不难立定。”
可以说,这些想法都是很有见地的,后来的辛亥革命从武昌起,虽然充满了偶然性,但它的发展脉络都是沿着这个既定的战略的。即便是1926年的北伐战争,其成功的态势也跟先辈们预料的差不多。
但在山西当地,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颇不以此为然。续西峰就是其中一位。这是一位充满慷慨悲歌之气的人物。他12岁的时候,正好刘永福在越南和法国人打得正热闹。续西峰听说后很羡慕刘永福,就想跑去找他,一直从家乡山西省崞县西社村(现属定襄县)跑到五台山才被家人找回。进入山西大学后,他不好好学习课程,偏偏喜欢议论古今成败得失。谷思慎的那位伯父谷如墉称之为奇才。他也不好好在学校呆着,专门跑出去认识一些当时的“豪侠”。当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续西峰函告东京友人,代为申请,加入同盟会。他告诉那些有幸去日本的同学们:“归而举事,3000劲卒,我独任之。”毕业后他跑到家乡,办了所学校,不教别的,单教兵法。当景梅九告诉他南响北应时,他独独说了一句话:“北响南应如何?”
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不是说空话。
1905年,他派李荣、宋庭桢等举行起义,失败。
1907年,他派王建屏、王建基等20多人出杀虎口到归化、包头一带,图谋暴动,再次失败。
1909年,他到太原,托杨彭龄、南桂馨劝诱新军,托李成林等密结警察,准备举事。也失败。之后,他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
1911年,得知黄花岗起义的消息后,续西峰秘密派人到太原、绥远及晋南等地,联络革命同志,准备同时起义。其间,他让李嵩山商量劫夺巡防队运送的几百支新式快铳,再次失败,李嵩山遇害。他痛苦地说:“我负嵩山,恨当日令其一人去也。”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激进派,从他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他没有得到同盟会在财力上和物力上的支持,甚至,他不知道山西新军已经掌握在同盟会手中,他只是孤独地战斗着,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但正是靠着他坚忍不拔的毅力,在太原起义之后,他靠着在晋北一带的群众基础,组建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这就是著名的忻代宁公团,这支队伍出其不意地占领大同。
赵戴文的好友王建基也想别开蹊径。他也是留学生之一,1905年去的日本,在日本入体育专科学校,据说他对于统率行军、攻城、野战之法,无不深究,尤精于击剑。他的企图是,在塞外鄂尔多斯一带招募豪侠,将来革命爆发,以奇兵之势,径取北京,结果机密泄露而被捕,逃脱后返回太原。
梁际蓉也是第六期的留日学生,他是忻县温村人,日本手工业学校毕业。他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是1906年5月14日,回国后在乡间由训练小学生做柔软操法到组织温村全村壮丁练习武术,兼教新的操法,梁始终为领队人,并具体进行技术督导。后来发展到邻村的孙家湾和奇村一带,并已筹措购买来复枪等武器40余支,加入“保甲”训练,并且准备在全县推行,这招来了当局的怀疑。梁际蓉组织与训练民众之事即行夭折。他的尝试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在辛亥革命时代,整个同盟会从未尝试过深入发动过群众,更不要说武装他们。策反新军,依托会党,始终是同盟会所走的廉价革命道路。
天平在倾斜:
老兵的愤怒

1910年结束的时候,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摄政王载沣有理由为自己取得的巨大成绩感到高兴。这一年,他表示将缩短立宪时间,不仅国内的士绅阶层欢欣鼓舞,还赢得了欧美银行家的欢迎,他们因此借贷给了中国一大笔资金。就连他最讨厌的革命党此时也因为内讧不断而显出穷途末路的征兆。他宽大处理汪精卫更为他挣得了全世界的喝彩。此时恐怕全世界都不会想到,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寿命其实只剩短短1年了。
而孙中山发动革命起义已经9次失败,士气严重受挫。“吾党此举义复遭失败,则于当无下次再忧诸同志再向诸同志捐款矣,倘或能生存,亦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矣,是则此后之未竟革命事业,亦惟有赖之诸同志诸君一肩担起矣,总之吾党无论如何险阻,成败利钝,实在此一举,而于言亦尽于此。”
在山西,温寿泉等人也承认,此时“立宪派在各省的活动是比较活跃而且占优势的。”
然而,许多人都觉察不到,天平正在倾斜,1911年初,姚鸿法和黄国梁、阎锡山等人商量整顿军队,决定让一些老兵退伍,补充一些新兵。新兵补充是有利于同盟会的,他们借机在社会上发动更多有志青年,入伍当兵。可是旧兵当中,参加同盟会的人多,叫他们散去后,再集合可就比较困难了。而且那些老兵也不愿意退伍,在他们看来,退伍就是失业。南桂馨此时正在太原,他跟阎锡山商量,阎锡山表示很麻烦。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筹集几千两白银,在绥远一带购买土地,建设农庄,并且在到太原的路上,开设客栈,这样就能容纳许多人,大家也不至于分散了。这个主意得到了阎的首肯,老兵们也很赞成。等中秋节的时候,同盟会的一些会员以给老兵们送行为名,歃血结盟。不几天,武昌城头的枪声就响起来了。姚鸿法急忙终止了他的整顿计划。可是,他已经失去军心了,同盟会则赢得了军心,正是这个“整军计划”,起到了同盟会许多宣传所达不到的效果。那些老兵们和革命党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革命成了他们最大的利益。在几天后的起义中,被裁撤的老兵,恰恰是最勇敢最积极的。
到此时此刻,清王朝的局势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许 勇/文(作者系长治县工商局)

2013年7月19日星期五

辛亥湖北革党运动史


己酉冬,孙武亲到香港,谒冯自由、倪映典、胡汉民等筹商各省联合大举事。时冯等方运动广东新军,成效卓著,事在必发,遂与孙君约广州率先发起,长江沿岸各省应之,而担任湖北方面者,即孙君也。及新军仓猝失败,鄂省亦静以待时。辛亥春初,黄兴、赵声、胡汉民等谋再起义于广州,孙君及居正、胡经武咸负湖北响应之任务。迨经三月廿九之谋泄,各省之进行皆暂停止,以俟时机,鄂省同志遂咸有抚髀兴叹之慨矣。

湖北革命军之大助力有二事焉,即满虏斥逐请愿代表及收回铁路国有谕是也。从前政界人物多染立宪流毒,即在稍明大义者亦信革命事业为不能成功,如协统黎元洪、咨议局长汤化龙二君之忽现头角,亦由于此二大风潮之刺激使然。前数年孙等尝设种种方法以运动之,二君皆不为动,及今始幡然改途,成此惊天动地之伟举耳。故以前后迹言之,刘家运、孙武、居正、胡经武等革命之主动者也,黎汤等革命之被动者也。武昌国民军未起之前十日,旧金山筹饷局已得黄兴电,谓湖北同志公举居正为代表,赴某地与黄君等筹商进行事,鄂省新军事在必发,邀黄君速往云云,此可知是役发动前后事实之大概矣。顾武昌军界于黄君未到之前已事泄,迫动更能于俄顷之间一举成功,收效之神速、经营之敏捷,求诸历史无与比伦,谓非平日运动之功,又曷克臻此哉?

先是江南之军事机国为虏督端方所破坏,盖是时革命党得任新军标统者八人,赵声君其一也,讵为虏参谋舒清阿所侦悉,遂密与端奴谋,一一将赵等撤退;同时萍乡义师大兴,孙毓筠、权道涵等三君被逮系狱,经种种阻力,江南大举之经营遂全摧折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南之运动失败而湖北之失败随之,诚革命党之不幸也。先是某国政府极表同情于中国革命,惟必须审察革党之确有实力始允协助,由其国陆军部派武官数员调查此事,并求乡导及通译于革命党,长江方面革命党荐山西人乔君贻斋任之。当某国武官与乔君之抵武汉也,乔以乏于阅历竟在日知会高谈革命,军界中闻有某国之助亦攘臂欲动,纷纷赴会。事为虏提督张彪所闻,待乔装临观得悉党中秘事而大狱起矣。乔等去后,张彪遂密告于虏督张之洞,捕刘家运等下狱,斩军界要员数名,并封禁日知会,湖北之军事机关全被蹂躏,同时虏政府得张之洞布告亦雇某英人为侦探员,某国武员至天津,竟窃其调查实录以去。虏政府得之,遂按图索骥,穷加究治,鄂中同志因是星散,与江南机关同一结果,为可惜耳。

革命党运动鄂省之计划既已破坏,而日知会之组织亦因而瓦解,此革命党经营湖北之第二次失败也。时有同盟会员孙君梦飞者,即武汉此次充民军举国民议会议长之孙武君,梦飞其字也,于武昌运动方盛时,彼方任湖南新军标统,谋与江南、湖北两军联合大举,事为湘抚所闻,遂假他事撤差。返鄂时刘家运之党狱适起,孙名亦在供,开首要之列,骑四出,杀风遍地,孙乃避于南京,复奔走北京、奉天各地。夤缘各清吏捐充候补道员,党籍之名得以消灭,鄂省军界之运动因是渐有生机焉。孙君回鄂后,复集同志从新组织革命团,以日知会名见忌于虏吏乃改名共进会,其内容则仍旧同盟会之变相也。军人入会者襟前皆插梅花草为记,惟鉴于前事,运动之方法专主细密而不敢为普通之组织,故其进步速率不及往日,而经营之条规则远过之矣。旋复从事于会党之运动,武汉哥老会员咸就范围,长江沿岸会党亦多加盟,上海更设有事务所以主持内外交通事业,其势力次第增广。己酉之秋,虏督端方升任直督,汪精卫、黄复嘉诸君谋炸击于满口车站,后以端奴取远海行失意而返,而汉口同志之为汪黄等臂助者,即孙君也。自兹而后,党势日益发达,不让昔者刘家运之运动时代矣。

2013年7月18日星期四

辛亥革命胜利的奠基之战


在公元1910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南京城的光复之战,以其战斗激烈、战果辉煌而载入史册,成为辛亥革命胜利的奠基之战。
南京地处南北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昌起义爆发时,南京驻有两支军队,一支是以旗兵和绿营兵为主的旧军,约2万人;另一支为新军新建陆军第九镇(师),5000余人,由统制(师长)徐绍桢率领。以旧军、新军为别,南京的政治力量明显分为两大派,清两江总督张人骏及铁良、张勋等,极端仇视革命,效忠清廷,其中尤以张勋最甚。新军中的广大官兵多为知识青年,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对满清的腐朽统治普遍不满,加之著名革命党人赵声、柏文蔚等曾在第九镇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使得不少官兵倾向革命。
各地新军的起义,强烈地冲击着第九镇官兵的心灵,也使张人骏等提高了对九镇的戒心。经过密谋,他们将第九镇部队调出城内,驻防于离城30多公里的秣陵关。并扣发新军的弹药,每个士兵只发三颗子弹;派出江防营部队在距秣陵关10多公里处驻防,以防御新军,同时每天派出侦探到第九镇驻地刺探军情;更有甚者,铁良的亲信桂城竟企图行刺徐绍桢,被当场抓获。消息传开,九镇官兵义愤填膺,纷纷要求起兵举事。此时,上海、苏州、常州、无锡相继光复的消息传到兵营,徐绍桢遂决定率部起义。他一面派人去上海联系,以求得弹药的援助,一面召开各团队指挥官会议,布置行动计划。
11月7日晚9点多钟,埋伏在城内的苏良斌派人送信给徐绍桢,说已密约巡防营、督署卫队营士兵半夜起义,请第九镇部队攻城接应。徐绍桢对这一消息未辨真假,加之时间仓促,而且大部队调动已来不及,就未采取行动。8日凌晨,苏良斌起义失败。第九镇在不知消息的情况下,决定按原计划起义。
8日拂晓,第九镇官兵向南京城挺进。中午11时,各路纵队到达距花神庙不远的一条河边时,立即分散行动。中央纵队的骑兵继续向花神庙前进,三十三标的部队通过姑娘桥,向望江矶一线展开,三十四标也向双哑巴树一线进击。设在石马村的起义军司令部与前方失去了联系,三个纵队互相之间也不通音讯,只好各自为战。下午5时,总指挥沈同午得到情报,说虽然城内苏良斌的起义已经失败,但仍有一支炸弹队埋伏城里,准备与攻城大部队里应外合。于是,他派出传令兵命令各纵队全线出击,进行夜袭。
晚7时许,中央纵队向雨花台方向发起冲锋,当部队冲到离雨花台只有一公里的地方时,士兵的5发子弹早已用完,只得隐蔽在田埂后。9日凌晨2时30分,中央纵队组织了敢死队,在手榴弹爆炸的烟幕中,敢死队员一度攀上雨花台东峰,插上白旗,并徒手夺得两挺机枪,终因后续部队未能跟上,又被清江防营夺回阵地,几十名敢死队员壮烈牺牲。
在激烈的战斗中,虽然第九镇官兵作战英勇,战术灵活,但由于没有弹药,部队分散行动,无法配合,所以伤亡惨重。除中央纵队外,左、右两个纵队的进展也不顺利。9日天亮时,战斗局势已经明朗,攻城无望。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沈同午下令全线撤退。在浓浓大雾的笼罩下,攻城的起义部队相继撤出战场,向镇江方向退去。这一仗,第九镇官兵伤亡数百人。
攻打南京城失利之后,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立即东去上海,与同盟会上海总部和各地革命党人驻上海的代表会商。当时全国的形势较为复杂,一方面,不断有新的省、市宣布独立,就全国而言,革命党人的力量日益壮大;另一方面,武汉危急,被清廷重新起用的袁世凯玩弄反革命两手,在用北洋重兵围攻武汉的同时,又派代表到武昌进行和谈的试探。武汉的起义军队在黄兴的率领下正苦苦支撑。由此,上海都督陈其美主持会议,分析全国形势。粤军参谋长犹龙说:“欲定大事,非速攻南京不可。南京一日不下,武汉必危。武汉不支,则长江一带必不能保,满虏之焰复炽,祖国亡无日矣!”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组建江浙联军,以徐绍桢为总司令,会攻金陵。
11月15日,参加会攻南京的各路人马齐聚镇江,总共约2万人马。正在围攻武汉的清海军“镜清”、“保民”、“楚观”等14艘舰艇,顺江而下来到镇江,投奔革命党人,使得会攻南京的联军水陆并进,军威大振。
革命军大兵压境,袁世凯给张勋电报称:“东南半壁,悉赖我公”。张人骏、铁良、张勋等决定死守南京,以江防营和巡防营为主力,在南京城内外各要点设防,准备依仗地形和武器的优势与革命军大战一场。
11月20日,江浙联军会攻南京的战斗打响。为了切断张勋逃跑的退路,联军司令部首先派镇军和扬军的两个营渡江进攻六合。22日,浙军朱瑞部进击麒麟门,与张勋江防营交战,战斗十分激烈。此时,清军在乌龙山、幕府山的大炮不时发射炮弹,威胁着前进中的联军部队。曾任幕府山炮台军官的同盟会员宫成鲲联络两台的一部分官兵,将炮栓拆下收藏。24日夜,粤军和浙军游击营乘军舰在乌龙山麓登陆,炮台内起义士兵开栅内应,一举占领炮台。第二日,粤、浙两军继续配合,激战数小时,攻占幕府山炮台,使清军失去城外两座堡垒。同时,驻守在下关江面的清水师十三营的40艘战船起义,下关东西两座炮台也归向革命军。张勋失去了江防。
革命军用幕府山的大炮向仪风门、太平门的守军猛轰,张勋在城内的指挥部北极阁及两江总督署,也不时遭到大炮的轰击。11月25日拂晓,浙军先头部队100余人在马群与清兵数千人相遇,陷入重围,正午时分,浙军大队赶到,与清兵混战。下午4时,浙军攻占孝陵卫,击毙清兵千余和张勋的得力助手、巡防营统领王有宏。26日,江浙联军全线出击,苏军刘之洁部由淳化镇进攻上方镇,下午占领高桥、龙桥,翌日晨攻占七桥瓮和上方镇;扬军徐宝山部进攻浦口,海军协同作战,炮轰浦口和狮子山炮台,使下关与浦口交通断绝;浙军朱瑞部和沪军洪承典部击退张勋的反扑,击毙清兵数百人,进至朝阳门(今中山门)外。战至此时,守城清兵基本上处于被包围态势,但城东的天堡城炮台,仍对联军构成威胁。
天堡城位于东郊紫金山第三峰(今紫金山天文台所在地),城高险陡,张勋在此驻扎江防军一营和机枪4挺、重炮10余门。联军以镇军、浙军、沪军围攻天堡城,激战数日,死伤众多,仍未攻下。11月30日,浙军组成近200人的敢死队,冒雨强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于12月1日攻克了天堡城。这一仗,联军伤亡了数百人,山上山下,到处可见尸体。镇军管带杨韵珂事迹尤为感人,他身中枪、炮弹,伤40余处,临终前高呼:“不夺此要塞,不要收殓我尸。”死时年仅30岁。同日,苏军也攻占了雨花台,将清兵压至城内,团团围住。
张人骏、铁良和张勋知败局已定,遂请美国领事和鼓楼医院院长、加拿大籍马林出面,要求联军允其出城。江浙联军命令守城清兵全部缴械投降,张勋所掠公款80多万银元必须全部交出,否则将于12月2日中午发起总攻。12月1日晚,张人骏、铁良在下关乘上日本兵舰,狼狈不堪地逃离南京,住进了上海租界。张勋则率领残兵2000余人,出汉西门经大胜关渡江逃往徐州。2日,江浙联军发起总攻,攻城部队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苏军自雨花台入南门,镇军自紫金山入太平门,粤军入仪风门,其他部队也相继入城。3日,浦口被扬军攻克,南京完全光复。

辛亥革命在甘肃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震动了全国,也波及了甘肃。尽管清政府在甘肃的统治者曾派兵镇压各地的辛亥义举,但是甘肃无数爱国革命志士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终于结束了清政府在甘肃的黑暗统治。
武昌起义后,陇原各地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起义此起彼伏。1911年11月,灵台县佃农蔡普明发展陕甘边县会党 60余人,在胡家店起义,捣毁盐局,驱散缉私队。冬季,宁县农民彭四海、汪兆黎又在早胜塬燃起辛亥烽火,率众进入宁县城主持政务,以后又攻破合水县城,围攻庆阳府城,南走陕西长武。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河西走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也纷纷起来进行英勇斗争。甘州(今张掖市)王良卿、王莲清等聚众策划起兵河西,进军河州(今临夏市),以牵制清军后方。不幸事泄,王良卿等30余人遇难。凉州(今武威市)齐振海(又名齐振鹭)因反抗官府而被捕入狱。齐在狱中继续联络帮会,散发传单,约期起义。后虽被凉州知府王步瀛侦破,齐被杀害,但是革命精神鼓舞了群众。酒泉闻家圈农民500余人,在祁得隆领导下组成革命军,准备在年节闹社火期间乘机杀官夺城。事泄,道署派兵镇压,革命军以火枪、刀斧奋力抵抗,祁壮烈牺牲,起义失败。阶州(今武都县)农民何成海、姚永福率众起而围攻州城,为知州谭焯残酷镇压,民众死伤千余人。
辛亥之际,由爱国进而倾向革命的甘肃知识分子不乏其人。秦州(今天水市)人陈养源,曾在山东为官多年,八国联军入京后,悲愤满腔,毅然辞官,赴上海进行革命活动。在沪期间,他与孙中山等许多革命者来往,慷慨解囊,为革命党人提供活动经费,以致宦资倾尽。对于从秦州去上海的进步青年,他更是以爱国革命精神循循诱导。这些人返回秦州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成为秦州起义的积极支持者。
辛亥革命在甘肃最突出的一幕应为黄钺所领导的秦州起义。黄钺,湖南宁乡人,同盟会员。戊戌政变后因痛恨清室腐败而奔走革命,曾在上海组织秘密机关并参与营救章太炎、黄兴。武昌起义前为推动西北革命,利用其父与甘督长庚有旧之便,来兰任兵备处总办,秘密组织了革命团体——大同会,联络同志,发展革命力量。武昌起义爆发之际,黄钺得长庚之允,赴天水募组“骁锐军”,伺机起义。时清军在关中围攻革命军甚急,黄钺在天水地方革命志士2000余人的支持下,于辛亥次年正月二十三日在天水率部起义,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并通电南京、上海、武汉及川、陕各省,从而给甘陕顽固势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牵制了攻陕甘军的力量。
民国政府成立后,忠于清室的甘肃当局仍负隅顽抗。公元1912年2月,在甘肃人民的坚决斗争及旅居省外的进步人士呼吁下,甘肃组成临时省议会,推选李镜清为议长。由于议会中集结了一批开明士绅和个别革命党人,在迅速调回攻陕甘军、解决秦州独立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迫于形势,长庚始向省内宣布了清帝退位诏书。3月15日,北京政府任命原护理甘肃布政使赵惟熙为甘肃都督。

2013年7月17日星期三

辛亥革命在梅州


1905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潮、惠、嘉三府被革命党人视为发动革命的重要之区。同盟会会员、梅县籍华侨巨商谢逸桥首先受命回岭东进行革命活动。他回乡后即与同乡温靖侯一起去联络长乐(今五华)的张谷山、李济民;兴宁的肖惠畅;平远的林鲁传、姚希尧,以及嘉应州较有声望的开明人士吴登初、卢耕甫等。并在松口师范学校物色和发展了一批会员,为推翻满清地方政权积蓄力量。
1907年,潮汕黄冈起义失败。参与其事的梅县革命党人谢逸桥、丘映芙、温翀远等人,在总结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领悟到如果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和一定数量的军事人才,要起义成功是不可能的。为此,谢逸桥与其弟谢良牧和温靖侯在松口创设了“松口体育学堂”,作为培训革命党人的场所。与此同时,嘉应州城也设立体育会,训练军事人才。梅州商会为训练商人,也设立商团,进行军事训练。上述两个体育会和梅州商团,都是革命党人赖以光复梅州的武装力量。
1911年9月初,革命党人钟动偕同曾涌甫由香港秘密返抵州城,在曾氏义祠设立“冷甫诗社”,会集同人,准备起义光复梅州。此间松口的廖叔唐、李思唐、温翀远等亦加紧做好光复梅州的准备工作。
革命党人了解到当时嘉应州知州陈寿橘、游击署的游击白如镜身边仅有老弱的“绿营”兵数十人,是不堪一击的。对革命阻力较大的是驻防的巡防营,尚有三百多人,枪械比较好。认为如果仅靠目前之革命武装硬拚,我方损失必大,且无成功之把握。于是,通过策反,使巡防营最终倒戈。
1911年11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之后,钟动等人于11日在梅城考棚内成立梅州军司令部,曾涌甫为总指挥,钟动为参谋。派人到处张贴《讨满檄文》,告示安民,宣布独立。时嘉应州知州陈寿橘、游击白如镜,见大势已去,各自向梅州军司令部投降,并缴出所有公款和枪械及兵符印信。城内外群众纷纷高举五色彩旗,涌上街头,连放爆竹,共庆州城光复。此后几天,梅州各县也随着光复,并各自建立了议会政权。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就任总统职,实行新制。光复以后的梅州,在曾涌甫、钟动行使职权期间,亦按此新制办理,便发出通知,要求梅属36堡各选派代表二人组成州议会。经州议会议决:一、将嘉应州改名为梅州;二、实行军民分治,投票选举州长。结果,卢耕甫当选为州长。
梅州和各县光复及议会政权的建立,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其意义十分深远。

2013年7月16日星期二

辛亥革命在宁远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在屈辱与苦难中进入了20世纪。同时,民族资本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与人民的民族民主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随之兴起。从1903年起,以民族资产阶级为领导的全国各阶层人民参加的收回利权运动在各地开展起来。1905年革命派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核心。同盟会会员回国动员军民,发动起义,为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播撒革命火种。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反清革命潮流,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传播到了内蒙古。一个是在区内外、海内外求学的内蒙古各族青年,对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接受和传播。另一个是同盟会组织在内蒙古进步青年和社会各阶层中的宣传鼓动。从1906年起,同盟会陆续派人到内蒙古地区秘密发展组织。从山西派王建屏、李德懋等人来绥远地区开展工作,发展会员。绥远地区的进步分子纷纷接受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并加入同盟会。经王建屏、李德懋等人的开辟,归绥、萨拉齐、包头、五原一带很快成为同盟会会员广泛活动的地区。归绥、包头一带的同盟会会员积极宣传革命,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壮大革命队伍;向群众教唱革命歌曲,反对妇女缠脚、男子留辫子,扩大革命影响;在清军中秘密宣传进步思想,使他们了解革命,认清形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帷幕。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民众,尤其是进步势力,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并参加了这次革命。归绥地区的革命党人奔走于归绥、萨拉齐、包头之间,多方联络,加紧策划起义的准备工作。绥、包一带的清军巡防队中有一部分官兵受革命思想影响,酝酿反清起义,他们首先拟在归绥起兵,以占据清朝在内蒙古西部的统治中心。革命党人写信给驻防归绥的汉军口外八旗后路巡防队统领周维藩,动员其率部起义,弃暗投明。当周维藩犹豫不决之时,其部下张琳、曹富章带领部属,于11月9日毅然举起义旗,脱离军营开出归绥,沿大青山直奔包头。云亨(蒙古族)、王定圻、杨云阶等革命党人,及时赶往包头,与经权(蒙古族)、郭鸿霖等会合,在包头、萨拉齐等地策动起义,并与张琳、曹富章等取得联系,准备进驻包头。五原厅同知樊恩庆和包头清军管带佯称赞成革命,12月24日,暗设“鸿门宴”,使这支不成熟的起义军在“马号事件”中覆没,张琳、曹富章、郭鸿霖等遇害,云亨得朋友暗示,迅速脱险,幸免于难。
归绥道其它厅也陆续发生了反清暴动。1911年11月,陶林的乡村会党武装和陶林厅的百余名巡警在赵喜泰的率领下发动起义,占领了陶林城。此后,起义军与清军交战失利,撤出陶林向南转移到宁远一带。宁远厅官员闻风而逃,起义军一举占据了宁远城。不久,在察哈尔右翼各旗马队的进攻下,陶林起义军再度受挫。余部加入了丰镇军民武装行列,坚持斗争,撤离归绥的巡防队统领周维藩,在各地革命形势的影响下,率领其余部,在兴和一带宣布起义。
丰镇地区在山西革命党人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也发动了革命起义。12月初,晋北各地反清义军在弓富魁等人率领下进入大同。在弓富魁的带动下,张占魁、武万义(蒙古族)、马有才(回族)等率领的农民军,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口号,在丰镇东北的隆盛庄附近宣布起义。12月16日,革命军攻入丰镇城,建立革命政权,宣布革命政策。12月23日,大批清军反攻丰镇,经一天的激战,丰镇被清军攻占,起义武装被迫撤出。
在山西太原发动起义的山西革命军,于12月初撤出太原,在阎锡山的指挥下,北上到达伊克昭盟,李德懋、王定圻、云亨、经权等革命党人,当即与山西革命军取得联系,并重振人马与之配合。1912年1月,山西革命军进入包头,建立了包东州临时革命政权,控制了包头、后套和伊克昭盟等地,云亨、经权分别被任命为绥远城将军和归化城副都统。1月15日,山西革命军出师东征归绥,17日,击溃由原绥远八旗兵组成的清军第一营,攻占了萨拉齐镇。26日,革命军东进归绥途中,在萨拉齐以东刀什尔村遇归绥清军巡防队和满、蒙新军、土默特骑兵的阻击,激战一整天,革命军严重受挫。此时,阎锡山着意保存实力,以图返回太原夺权,不久又因南北议和告成,阎锡山率部经托克托退回山西,绥远地区义军夺取归绥的计划遂告终止。
绥远地区辛亥起义是全国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起义虽遭挫折,但是显示了这里蒙汉各族人民的民主觉醒。

2013年7月15日星期一

辛亥革命在河南


在1911年,他们曾经怀着共和梦想,意欲推翻清朝统治,最终,因叛徒告密,起义失败后被杀害。
如今,时隔近百年,但烈士们的精神仍然激荡在历史的星空中。
奔赴开封:张钟端胸怀大志
1911年,农历辛亥年。
这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第一枪。
这一年,在开封,以张钟端为首的革命者的鲜血,洒在了通往民主和共和的道路上。
留日归国的学生张钟端是武昌起义中的一员。他受同盟会总部派遣,来参加辛亥起义。但在那场举世闻名的革命中,这位许昌籍的留学生并没有被委以重任。按照《血洒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作者屈春山张欣山)一书中的说法,他只是“做了些配合,救护伤员、传送情报”的工作。但也有文章称,起义成功后,他曾任武昌军政府参谋长。
无论如何,在从日本回国之前,张钟端的锋芒有目共睹。他原是清廷公费留学生,1907年,他办了一本杂志叫《河南》,鲁迅、周作人等亦为其撰稿,这本杂志言辞犀利,观点激进,为清廷所忌。发行10期后,被清驻日公使请求日本警署勒令停刊,随后,张钟端也被停止了公费留学。
在日本,张钟端娶了一名日本女子千装伦子,他回国之时,千装伦子已有身孕8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回国参加革命。
武昌起义后,张钟端把目光投向了故乡。这时,很多省份纷纷响应起义,宣布独立,只有河南仍然毫无动静。
无奈之下,湖北军政府颁布了《檄河南文》,敦促处于“四战之地”的河南人民“速定大计”、“共成义举”。如果河南响应革命,“湖北壮其声援,西则陕西,北则山西,东则山东、安徽,不难一鼓而应也”。
也难怪,河南地处中原,南临湖北,北接河北,京汉和汴洛铁路(当时陇海铁路只修成由汴至洛一段)纵横贯穿境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南下可以支援革命军控制的武昌,北上可以直捣清朝老巢北京。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无论如何,河南仍迟迟不动。关于河南不起义的抱怨,渐渐多了起来。胸怀大志的张钟端决定,奔赴开封发动起义。并得到黎元洪书信一封,信中黎让任清廷驻开封巡防营29协协统的女婿应龙祥支持他,此人后来被证明意志极其不坚定,在革命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从那时起,张钟端踏上了一条起义成仁之路。
精心筹划:仁人志士定大计
如今的开封,处处是一片和谐、闲适之景,遛鸟、斗鸡,开封的皇城根儿文化历来令人惊叹。在这样的氛围里,谁又能回忆起近百年之前的那场血雨腥风?
1911年的开封,在文史资料的描述中,满目是肃杀之气。
那时,河南项城人袁世凯已得到清廷重用,授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当他的军队重新攻占汉口、汉阳两镇后,他派人去和黄兴、黎元洪讲和。黄兴以逼迫清帝退位为条件,答应袁出任民国第一任总统的要求。
此刻,春风得意的袁世凯坚持,家乡河南一定不能后院起火,革命一人杀一人。他委任一位名叫齐耀琳的人做河南巡抚,齐耀琳原是许昌州官,有“铁腕”之称,这次出其不意的升迁让他决意对袁世凯效忠,因此,他对待革命人士也更加残酷。
在这样的环境中,张钟端依然结交了不少好汉,为革命做准备的工作。这其中,便包括后来牺牲的其他10名志士。
11位烈士中,单鹏彦是“自少年便在茶肆、饭馆乞讨”,是开封仁义会的首领。崔德聚是开酒店的,经常把卖酒所得用以资助开封仁义会。刘凤楼是开封优级师范的老师,当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拔剑起舞说:“此可酬我愿矣!”张照发、张得成则是清廷下级军官。
王梦兰是兰考县马目村人,关于他参加革命的故事,在《血洒东京》一书中亦有精彩描述。
当时,为了扩大革命力量,张钟端决定到开封周边地区联络绿林好汉。当地的状况,颇像宋朝时的梁山好汉,“考城18场”尤其如此。
所谓“考城18场”,是指兰考的18个村庄,因为地处黄河故道,土地贫瘠,于是,饥饿的群众常结伙打劫,砸官府,吃大户,这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李场、牛场、马场三个“山寨”。而马场的寨主,便是王梦兰。
王梦兰弟兄7个,他排行第二。在他的碑文中,这样形容他:“与人谈辄傲岸自高,恒睥睨不可一世。人有言扬州嘉定屠城事,又不觉泪涔涔数行下也。”张钟端要说服如此性情的王梦兰,显然并非难事,一听张钟端是同盟会的同志,他马上便同意共同起义。
起义的工作一步步地开展着。12月19日夜,在开封法政学堂,由张钟端主持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起义和革命。
在这次会议上,有了如下布置:起义时间定于农历十一月初四(公历1911年12月23日)凌晨2点(亦有资料称为凌晨3时),届时,由城内发炮、点火为信号,然后一起行动。
具体方案为:先由城内2000名军民发难,1500名敢死队员分3路进攻抚署衙门。城外民军则兵分4路入城。此外,还有200名敢死队员保护起义军司令部,20名敢死队员则在张照发的率领下,刺杀巡抚齐耀琳。优级师范的学生则负责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
大家公议,张钟端任河南起义军总司令兼参谋长,王庚先、周凌卓为副总司令。事成后,张钟端为正都督,周凌卓为副都督。
叛徒告密:出师未捷身先死
往往,在历史上会有一个关键时刻,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而在这个时刻中,起生杀大权的人,也许只是一个平庸甚至萎缩无耻的人。
在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中,便记载了历史的10个瞬间,这些瞬间改写了历史。其中,便包括著名的滑铁卢之战。一个平庸的军官在一分钟内的错误决定,导致了拿破仑这个天才的陨灭。
现在,改变开封这一历史时刻的人会是谁?
从整个起义计划来看,应该是比较周密的,并没有特别大的疏漏。但是,谁也不会想到,开封的历史此刻却掌握在三名毫不起眼的清廷军官手里,他们的名字是柴得贵、张光顺、江玉山。
柴得贵是开封巡防营的统领,先前曾支援革命,并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他是张照发的上级,也是他的好朋友。但是,当齐耀琳任河南巡抚之后,柴得贵的思想起了变化。可耻的是,此刻的他,并未退出革命。而是静观时机,准备通过告密为自己的仕途加一筹码。
他去参加了革命者的大会,获悉了整个计划。然后,又将全盘计划密告给了自己的上级齐耀琳。
此刻,毫不知情的革命者正热血沸腾,各路民军也摩拳擦掌,等待着起义时刻的到来。
“我听二伯母说,二伯父光磨刀就磨了三天三夜,这可能有些夸张,意思就是说磨了很长时间的刀,准备了很长时间。”王梦兰烈士的侄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原副院长王茂林说。
农历十一月初三的晚上,十几位革命党人相继走进开封优级师范的小礼堂,这里是河南辛亥革命起义军司令部。各项工作有序进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革命一触即发。
然而,他们没能走出这个房间,得到密报的巡抚齐耀琳已指使清军包围了他们,清军疯狂地进行搜捕。起义尚未开始便已结束,一场惨烈的屠杀也将来到。
这时,王梦兰正率领2000名军民,在开封城外的护城堤附近,等待着革命的信号。但是,没有预期的信号,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他得到了失败的消息。
他原本可以率众安全离开,但是,他没有。他决定到城内营救同志,为了不连累他人,他对部伍说了一席话,大致意思是,本来想带领大家驱除鞑虏,成就共和大业,但现在大势已去,如果真的一块儿死的话,于心不忍,希望大家各归乡里。
他没有和众人一起离去,最终,被捕后惨遭杀害。
历史,就这样被三个叛徒轻描淡写地改变。
碧血丹心:沈竹白义葬十一烈士
那次被捕和牺牲的不仅仅是11个人,据记载有三四十人被捕,而后,又被先后保释出,只余11位志士无人能保出。在《吹台梦华》(河南大学出版社作者杞子)一书中称,根据当时清廷公布的名单,开封出版的《中州日报》报道,被杀害的革命者还有张香妮、张树宝。
1911年12月24日(农历十一月初五),除了张钟端被斩首示众外,其他人均被枪决。他们被分别杀害于开封西关(7人)、南关(4人)。在此过程中,他们表现出的精神气质,他们临终遗言所流露出的慷慨义气惊人地一致。
张钟端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土匪,他说:“汝以为我是何等人即何等人,日后自有公论。”审官问其同党共有几人,他说:“除汉奸外,皆我同党。”
王天杰则愤然曰:“吾革命军敢死队总队长,废话少说,要杀便杀。”并称,敢死队就是要杀尽汉奸,保护人民,建立共和民国。
在赴刑场的途中,王天杰高喊:“故国沦亡,衣冠已非,要建共和。”刘凤楼喊:“推翻帝制,建立大同,我等虽死,后续有人。”
对于11位革命者来说,共和,这个来源于拉丁语,象征着自由和民主理念的政体形式,从此成为他们的来世梦想。
据说,当天下午,大雪普降,积地2尺多厚。有位开封学者,写下挽诗:白沙盈血赤,飞雪幂横尸。令人发指是,清廷不许人收尸。
后来,同盟会会员沈竹白以慈善的名义,把烈士尸骨抬到开封南关官坊义地,张钟端独葬一墓,其余烈士因面目难辨,合葬一墓。那么,沈是何许人,敢有胆量收尸?
据载,沈竹白,浙江绍兴人,1905年东渡日本,并在东京加入同盟会。那时,他结识了张钟端等人,回国后,出任中州公学总办、河南提学使署督学。在1911年的开封辛亥起义中,他同样参与其中,担负政、学界的联络工作。起义当晚他亦在会场被捕。
但是,因为沈的父亲沈宣昭清光绪时曾任项城知县,跟袁世凯交好,他即被保释出。但是,他的收尸义举仍无法逃离清廷视线,当局下令逮捕沈竹白。他闻讯后星夜出走,绕道天津,逃往上海。
民国成立后,沈竹白返回河南,为就义烈士遗属的善后及建立纪念碑事宜,上书省议会,面见豫督张镇芳,提出请求,终于获准给烈属发放抚恤金,每人3000两白银。
1914年沈竹白因响应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二次革命”而被捕,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三)被杀害于开封孝严寺寺后。行刑前沈神色自若,曰:“各国革命流血,譬之一盆;中国只有一杯,不亦甚易乎?”
烈士们的陵墓也几经变迁。1932年5月,齐真如任河南省府秘书长,拨款10万元,指定南关12亩地为烈士遗址。1933年秋,正式将遗骨迁葬,两坟合置一冢,并定于每年12月22日为河南起义纪念日。
1981年,开封市人民政府将11位烈士墓迁入南关禹王台公园中,修建了陵园,并将原刻有烈士传记之碑嵌于墓周。即为现在的11位烈士墓。
在墓前,还有一尊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也许,让烈士们以这种方式跟心目中的伟人长相伴,也是对他们最大的慰藉。
20世纪初,在清朝的腐朽统治之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为求得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为推翻帝制、创建共和,张钟端等十一位志士,在开封慷慨赴难。图为开封市禹王台公园内“辛亥革命纪念园”的大门。

一个县城的辛亥革命细节


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在武昌城内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独立”浪潮席卷全国。地处闽赣粤三省交界处的福建上杭县,各种思想交汇碰撞,革命党、官僚、士绅、会党乃至地痞流氓都在第一时间忙起来了,人人都要做点什么,为了革命,为了趁机渔利,或者至少为了保住自己。
一夜之间,革命了。
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在武昌城内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各地纷纷响应,宣告独立。
这一天来得必然又突然。甲午战败后,维新派、革命党轮番登场,这是中国人,尤其是官僚士绅最为惶恐不安的时期。大家都知道中国必须变,但不知道怎么变,尤不知道变了后自己会怎样。武昌起义后席卷全国的“独立”浪潮,则把这种惶恐不安推到了顶点。
辛亥革命光复烈士祠位于上杭县城东的汀江岸边,1939年冬集资重修,后因水患火灾,现仅存残墙断壁。
单单通过县志的粗线条记述,我们无法知晓这场革命在上杭城里的具体细节,宏大的历史也不会给予一个小县里发生的事情过多关注,但是通过时人的追忆和学者们的研究,当时上杭城里不安、混乱的情形就会来到我们眼前。很多事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闹剧”,但是当事之人都是认真地去做的——当涉及身家性命时,没有人敢去马虎。
革命前夜
汀江自北向南流过闽西,在广东省大埔县境内与发源于粤东的梅江汇合后称韩江,向南经潮州注入南海,流域内居民多是客家人。上杭就在汀江岸边,地处闽赣粤三省交界处。
时人吴梅林(上杭县临江镇人,曾任上杭县政协委员,琴冈诗社首任社长)曾追忆,当时的上杭是三省货流积聚之地,赣南的米、豆,闽西各县的纸、木、烟丝,都经汀江运到上杭的峰市镇,然后再顺流而下,经韩江运至潮州、汕头;从潮汕来的百货要运到汀属各县,或者赣南,也都要经过上杭。当时“杭城自东至西有大街,其两端延伸至东西两城门外,长约五里,有店铺七百余间,左右相对,鳞次栉比,市况繁荣,城中多故家大族,祠堂庙宇以及富贵人家之巨宅广厦,建造多类宫殿……虽偏处山隅,实一商业城市,亦有名之封建堡垒也。”
虽说是“封建堡垒”,上杭的革命势力数年来也在悄悄滋长。1905年,爱国诗人、时任两广学务处议绅的丘逢甲就与上杭本地举人丘复(南社成员,与柳亚子交好)在县城创办师范传习所(时称民立师范),招收学员60多人。1906年春天,上杭县衙为推行“新政”,开办了县立琴冈高等小学堂,接着又开办了崇正、务本、联珠、东溪、立本、崇德、敦睦等8所小学堂。上杭县城还设有工艺传习所。如同辛亥革命的第一枪由清政府创办的新军打响一样,这些新式学堂也成了传播革命思潮的地方。当时还有革命党人李宗尧在上杭稔溪开体育社,暗中组织民军(革命军),与各处革命党人联系。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和维新派各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展开了大辩论。《民报》宣传同盟会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新民丛报》倡导改良。吴梅林记述,以上两种不同思想同时在上杭知识界传播,“同盟会宗旨为爱国青年所欢迎,吸引部分前进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保皇会主张,符合一般地主绅士与部分大商人之愿望。然绅士中也有进步分子,如兰溪丘复与镇平丘逢甲。”
与上杭邻近的广东省大埔县是当时汀江流域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广州黄花冈起义失败后,客家籍同盟会员在大埔一带联络当地会党三点会,谋求在汀江韩江流域再度起事。大埔又是侨乡,华侨们将兴中会、同盟会的书报不断带回家乡,对青年学生的震动尤大。

2013年7月14日星期日

绥远辛亥起义纪实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在屈辱与苦难中进入了20世纪。同时,民族资本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与
民的民族民主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随之兴起。从1903年起,以民族资产阶级为领导的全国各阶层人民参加的收回利权运动在各地开展起来。1905年革命派在东京成
中国同盟会,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核心。同盟会会员回国动员军民,发动起义,为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播撒革命火种。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反清革命潮流,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传播到了内蒙古。一个是在区内外、海内外求学的内蒙古各族青年,对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接受和传播。另一个是同盟会组织
内蒙古进步青年和社会各阶层中的宣传鼓动。从1906年起,同盟会陆续派人到内蒙古地区秘密发展组织。从山西派王建屏、李德懋等人来绥远地区开展工作,发展会员。绥远地区
进步分子纷纷接受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并加入同盟会。经王建屏、李德懋等人的开辟,归绥、萨拉齐、包头、五原一带很快成为同盟会会员广泛活动的地区。归绥、包头一带的同
会会员积极宣传革命,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壮大革命队伍;向群众教唱革命歌曲,反对妇女缠脚、男子留辫子,扩大革命影响;在清军中秘密宣传进步思想,使他
了解革命,认清形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帷幕。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民众,尤其是进步势力,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并参加了这次革命。归绥地区的革
党人奔走于归绥、萨拉齐、包头之间,多方联络,加紧策划起义的准备工作。绥、包一带的清军巡防队中有一部分官兵受革命思想影响,酝酿反清起义,他们首先拟在归绥起兵,
占据清朝在内蒙古西部的统治中心。革命党人写信给驻防归绥的汉军口外八旗后路巡防队统领周维藩,动员其率部起义,弃暗投明。当周维藩犹豫不决之时,其部下张琳、曹富章
领部属,于11月9日毅然举起义旗,脱离军营开出归绥,沿大青山直奔包头。云亨(蒙古族)、王定圻、杨云阶等革命党人,及时赶往包头,与经权(蒙古族)、郭鸿霖等会合,
包头、萨拉齐等地策动起义,并与张琳、曹富章等取得联系,准备进驻包头。五原厅同知樊恩庆和包头清军管带佯称赞成革命,12月24日,暗设“鸿门宴”,使这支不成熟的起义
在“马号事件”中覆没,张琳、曹富章、郭鸿霖等遇害,云亨得朋友暗示,迅速脱险,幸免于难。
归绥道其它厅也陆续发生了反清暴动。1911年11月,陶林的乡村会党武装和陶林厅的百余名巡警在赵喜泰的率领下发动起义,占领了陶林城。此后,起义军与清军交战失利,撤
陶林向南转移到宁远一带。宁远厅官员闻风而逃,起义军一举占据了宁远城。不久,在察哈尔右翼各旗马队的进攻下,陶林起义军再度受挫。余部加入了丰镇军民武装行列,坚
斗争,撤离归绥的巡防队统领周维藩,在各地革命形势的影响下,率领其余部,在兴和一带宣布起义。
丰镇地区在山西革命党人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也发动了革命起义。12月初,晋北各地反清义军在弓富魁等人率领下进入大同。在弓富魁的带动下,张占魁、武万义(蒙古族)、马
才(回族)等率领的农民军,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口号,在丰镇东北的隆盛庄附近宣布起义。12月16日,革命军攻入丰镇城,建立革命政权,宣布革命政策。12月23日
大批清军反攻丰镇,经一天的激战,丰镇被清军攻占,起义武装被迫撤出。
在山西太原发动起义的山西革命军,于12月初撤出太原,在阎锡山的指挥下,北上到达伊克昭盟,李德懋、王定圻、云亨、经权等革命党人,当即与山西革命军取得联系,并重振
马与之配合。1912年1月,山西革命军进入包头,建立了包东州临时革命政权,控制了包头、后套和伊克昭盟等地,云亨、经权分别被任命为绥远城将军和归化城副都统。1月1
日,山西革命军出师东征归绥,17日,击溃由原绥远八旗兵组成的清军第一营,攻占了萨拉齐镇。26日,革命军东进归绥途中,在萨拉齐以东刀什尔村遇归绥清军巡防队和满、蒙
军、土默特骑兵的阻击,激战一整天,革命军严重受挫。此时,阎锡山着意保存实力,以图返回太原夺权,不久又因南北议和告成,阎锡山率部经托克托退回山西,绥远地区义军
取归绥的计划遂告终止。
绥远地区辛亥起义是全国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起义虽遭挫折,但是显示了这里蒙汉各族人民的民主觉醒。

2013年7月13日星期六

辛亥威远保路同志会的武装斗争


清代末年,威远人民外激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灼侵略,内痛于清王朝的残酷统治,迭次发生了反洋教、反贪官污吏的斗争,广大的贫苦农民、矿工、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受到一些锻炼和影响,因而辛亥保路运动一发生,这些潜藏着的火焰就立时引燃起来。
一,荣威独立,南下自井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五月,四川保路事起。同年六月十七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群众推举同盟会员胡驭该(威远界牌四合堡人)为嘉定(今乐山)府所属七县的评议一长;他经常往来于资中、荣县、威远、富顺、自井之间,提出保路抗清的主张北大复印《蜀中先烈备征录胡烈士驭该事略》)。九月,清政府派督办一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追四川总督赵尔丰将四川保路 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诱捕入狱后,胡驭该说‘:“可以干起来了,不能坐失时机。”于是遂星夜赶回威远,建立民军,并带兵进攻成都,与赵尔丰统率的清兵作战,以兵力单薄和武器过差,未能取胜,乃与四川保路同志军东路全军统领秦载赓(华阳人)、王天杰(荣县人,同盟会员)等商议改变策略,分兵进攻各州、县。及至攻下荣县后,就与吴玉 章(同盟会员)、王天杰等于九月七口在荣县城内召集各界开会,山吴玉章发表演说,宣传荣县独立。胡驭埃当时为行军总参谋。吴玉章八二四川保路同志军东路全军巾“规划军机并司发一切秘令。随又分兵进攻马踏井、仁寿、井研、键为、自井等城镇 (《秦烈士载赓事略》、《王烈士子襄事略》、吴玉章:《辛亥革命》)。
九月十一日,胡叹城奉王天杰命令,带领同志军二千多人,会同威远县新场地区保路同志军统领杨绍南、山王地区保路同志军统领廿东山、镇西地区保路同志军统领妥扬三、城区保路同志军统领倪福兴、盐井溪保路同志军统领蓝水三等率领的威远一各路同志军共一万多人,一举攻下成远城,成立军政府,宣布威远独立。群众推举黄泊和为且三军政长,胡驭该为副军政长(《胡烈士驭坟事略》、威远文化馆:任辛亥革命烈士胡驭坟事迹简介》)。
威远县各路仁路同志军响应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号召,以保路 为中心展开对清政府的武装斗争。现将县内各地区斗争发展情况略述于次:
新场地区的杨绍南,在成都的“水电报”传送下来时,立即少陈吉五等“鸣锣齐团”,开会讨论。杨绍南有一个“世袭云骑尉”的头衔,又是哥老会 “义”字袍哥中的“大爷”,又是一个为人信任的知识分子,兼以他在陈家沟陈吉五煤厂内“打亲身”付给陈吉五的煤炭租,自行雇工采煤售卖)时,对待工人比 较厚道,曾将分得其父遗产十八石地租的土地卖给新场禹王宫,以维持工人的生活,故一号召力颇强。在开会时,他被推选为新场地区保路同志军的统顶,旗帜一插出去,立即有二、三百人报名参加。邻近州、县向慕革命的人,亦多闻风相投,其,一户且有八名出身绿林的有名人物。因而在几天之内,就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他被人称为“杨三统领”(因他家里的排行),或称为“杨大王”。部队使用的武器,多由群众支援,或前来参加的同志自己携带,种类只有刀、矛等等。按着队伍发展很快,便到人宝寨去挖出几十年前李永和义军络过该寨时埋藏的绪山人电、罐子泡各两尊和一些马刀、大关刀。,在新场一南面的瓦窑平和东面的庙两次战斗中,打败了威远知县徐昭益所带领的清兵,赓即乘性向威远县城进攻,这时队伍已发展到七千多人。队伍进城后设司令部于城内西街县立高等小学堂,和胡驭该统率的军队会合,就并肩战斗。威远独立后即向自井、贡井进军,攻打清政府的巡防军。
山王地区的甘东山,原是内江万家场人,自幼学得一身精绝的武艺,为人公正,好打“抱不平”。曾为首反对天主教、基督教帝国主义势力,并倡矛打死帝国主义_走狗吴让三,因而在威远邻近几县很为出名。他又是山王地区几十一个袍哥码头的“义”宇袍哥首领,并又是在湾沟、黑沟、灵宫沟等地的煤厂内“打亲身”的“二等打炭老板”,对工农群众关系处一手很好。辛亥保济斗争事袒,他在山王地区广大民群众的推举下,以贫苦农民为基础,组成4路同志军,并被推举为统须,人称之为“甘大王”。几日之内,队伍采菜到一千多人。举起羊角又、矛子、马刀,穿起“滚身”’和长袍,穿起草鞋或赤脚,就去资中,与资中的保以同志军会师乙会师后,又分兵转回威远与胡驭该、场绍南等会攻喊远县城。并留一支与资中保路同志军联合南下自井。在去资巾时,一举打垮了资中的清杀死了“团练局一民’夕李继尧,为资中人民除一去一大祸害。
城区的倪福兴,原是华阳学堂冲人,父母早亡,一青年时,家贫穷,帮人撑船;力气大,性豪爽。几寸丁通从成远一去}’一{井的河道工程中,破险滩,除岩石,打鸭子滩的鸭子嘴时,他一夜就把它打去了。因此,在船工中,成信很高,曾被选为水道团团委、船工会的“王爷宙”首人,并当上了成远县城“仁” 字袍哥的“大爷”。当辛亥保路斗争展开时,以威远县城船工和城镇贫苦人民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同志军,即推他为统领,人称之为“倪大王”。在胡驭该、杨绍南等率领的保路同志军进攻威远县城时,倪福兴率领的城区保路同志军被派去镇守鸭子滩,以阻止驻在自井和贡井的清巡防军来支援驻俄远的清军。
镇西地区(原五里浩)的晏锡三,是一个厨师,为人公正无私,组织能力很强,是该区的“义”字袍哥。当保路斗争蓬勃开起来时,镇西地区哥老会的 “仁”、“义”、“礼”三堂的成员,响应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号召,组成该地区的保路同志军,推晏扬三为“统兵大元帅”,(即统领),人称之为“晏大王”。队 伍约三百人,多是镇上的穷苦人民和乡间的贫苦农民,以牛角叉、尖刀等为武器。他们在县城与胡驭该、杨绍南等率领的同志军会师后,便开向自井。
盐井溪地区的蓝水三,是经营炭船的商人,“义”字袍哥(德新公)的“大爷”,能言善语,富有纠织能力,人亦很强悍。该地区成立同志军时,群方推他为统领,人称他为“蓝大王”。司令部设在福临厂(煤炭堆栈,今搬运站所在地)。队伍约有一百多人,以船工为最多,余为贫苦农民。他常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在墙上画,一红靶,以鸟枪练习射击;并聘彭年清任武术教官。这是威远地区各路保路同志军中重视军事训练的一支队伍。他们使用的武器有四瓣火、鸟枪、矛杆子、大刀等等。他们与本县各路同志军会同打下县城。威远独立后,被派去贡井黄泥塘与清巡防军作战。
二、瓦窑坪、牛王庙两次大战斗
新场地区的保路同志军成立后,在杨绍南的统率下,声势浩大,发展很快。消息传至县城,清知县徐昭益便偕同把总率县内警兵堂勇等向新场进发,妄图对同志军加以镇压和驱散。他带的人马一天走了六十二华里后,就在距新场八华里的老场街上“关帝庙”和“五和堂”安营扎寨,意在进一步了解杨绍南的情况之后,再行“进剿”。
杨绍南闻讯,立率全军出发,前往迎击。至瓦窑坪,遂摆开阵势,准备进攻。随即在前面的台田架起劈山大炮、罐子炮,满准老场“关帝庙”和“五和堂”等高房大屋,待命射击。
夜幕降临之后,杨绍南一声令下,大炮齐向老场“关帝庙”、“五和堂”猛轰。这时,知县徐绍益及把总、头目等,在灯烛辉煌之下,正杯盘满桌,献筹交错,晚宴方开。忽闻枪炮之声大作,并立见屋震瓦飞,遍街男嚎女哭,乱成一片,遂皆惊惶失措,拔腿就跑。杨绍南乘胜挥军,追逐数里而还。然后打扫战场,检查战果,发现徐昭益穿的靴子也跑掉一只,落在老场后面邱家院子边的水沟里。
徐昭益随又纠集几个乡的团队,从威远城区出发,经由山王场、兴隆场以攻新场之背。这一路途长一百二十华里,山高路险,只有两段路程较为平坦,运输很是困难。杨绍南侦知清兵动向,就遴选精壮人员,快速出发,急登鸡公岭,抢先占领离新场二十华里的牛王庙高地,筑好工事,架好枪炮,居高临下地俯瞰控制对面灯杆山来路,以待徐昭益到来。当天有微雨,杨军用瓦片复盖枪炮火门,以免浸湿火药。当他们看见对面灯杆山上出现清兵旗影时,就点火发炮,由于炮手经验不足,在第一次点火时,只冒出了烟子,没有打响。清兵以为杨军炮药透湿,打不响了,便得意忘形地急吹进军号,一时枪声大作,人马如蜂拥一般杀起过来。杨军沉着不动,待其进至一小坪内时,杨绍南始命点燃大炮,立即打倒一大群清兵。清兵旋又再次挣扎反扑,同志军复继续发炮轰击,清兵又被打倒一群。清兵一再失败,无力再战,徐昭益迫不得已,只好率领残部向县城退走。此一战役,打死清兵九名,杨军仅牺牲原在新场经营饭店的小商李青海一人。
以上两次战斗胜利结束后,杨绍南统率的保路同志军乘胜挺 进,便直抵威远县城与胡驭该率领的保路同志军会师。
三、杀锄知县激励人心
端方奉清廷之命,率胡北新军来川镇压保路运劝,兵至资斗“时(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派出一支军队迸至威远县属的高石场(统兵官为曾广大,该场距县城三十华电)。当时威远保路同志会虽有发展,但为大地主董伯和、郭藩等人所操纵。他们参加保路运动,多是图保身家,且还别有打算。下面一些统领,对革命亦乏深刻认识,故起义以后,一时呈现僵局。其时荣县已成川南各路同志军的中心,对威远情形知之甚悉。为了打开局面,四川保路同志军的东路全军统领秦载赓、王天杰就派荣县保路同志军的马司法来威远联络,催促同盟会员胡驭该等尽力多做鼓动工作,并着手锄杀县官,斩断牵绊,藉以激励社会,振奋人心,傅期群众一致起来反清。马司法来威远后,住西街县立高等小学堂内。
当时,威远各路同志军在乡区斗争取得胜利或组织就绪后,都先后集中县城内外,准备一面迎击端方派来的新军,一面进玫驻在自井的清巡防军。知县徐昭益见状,自知大势已去,就打算化装潜逃。他戴上一顶斗笠,穿上一身破烂衣服,拟趁天亮开城时混出逃走。他潜行至东门,城门尚未开启,即就地憩息以待开 城。有人发觉他足上的洋袜和身上的烂衣服殊不相称,又见他的 随从不时上前与之耳语,因而细加观察,辨认出这就是威远的现任县官,于是立即将他逮捕,送往县团练局关押起来。
农历九月十五日夜二更时分,随马司法来威远的陈华封,在威远保路同志军的同意下,便到关押清知县徐昭益的县团练局,执行杀死徐昭益的任务,并将徐的尸体拖至西街县立小学堂的船厅内示众。
杀死徐昭益后,威远城内的群众还有人伯杀了“父母官”,会遭到清政府派兵进剿,甚至扶老携幼地急忙搬家。接着听说端方在资中被所带的亲兵杀死了,随后又听说尹昌衡在成都杀死了四川总督赵尔丰,武昌起义已经取得胜利,城内群众的心情才完全安定下来,欢呼革命。
四、威井前线大战清军
威远独立后,端方带来的新军和驻在自流井的清巡防军分路
前二来向威远进攻。以胡驭该为首的威远各路同志军一万多人,当
叩奋起j五击,展开了威井战役。
成井战役;!匕起成远高石场,南至贡井价泥塘,中间夏家*1
一界牌场、高桥溪、马鞍山、大塘山、牛角沱等地均在战线之中。
时间自九月中旬至十月上旬。除高石场方面端方派来“进剿”的
清军,因端方在资中被杀,旋叩撤走,未发生激烈战斗外,沿线
各地作战情况,约如下述:
界牌之战:九月十四日,威远保路同志军派出数十人去界牌,把洁巡防军放在一该处的辎重物品和打大旗的刘大旗(忘其名)一并俘获,押运回城,并将刘大旗杀了。九月十五日,胡驭该率同志军一千余人、,驻扎界牌场和新观音、贾山、夏家幽等地,并将济仓稻之器碾成,长,用以救济穷人。界牌场上市场安定,照常营业。乡间情况,也较平静。十六日晨,清巡防军自龙会方向来攻,双方于界牌场北激战约两小时。因清军使用的是九子枪,同志军武器较差,只好暂时撤退。清军迸入界牌场上,大事劫掠财物,牛驮马载地运回自井去了。同日下午,威远同志军派去援兵几千。十七畜了晨,清巡防军由自井向威远进发,胡驭该统率威远同志军上前迎击,在高溪桥大战三、四个钟头。双方兵力对比清巡防军为二百多人,保路同志军为二千多人。战斗结果,同志军还刀:因武器不行,牺牲了二、三十人被清军枪弹打死的群众也有十多人。清军又乘机将界牌场上三百多户人家的财物完全洗劫一空,他们拿不走的东西,就堆在场内猪市坝悉行焚烧。然后割去被打死的军民的耳朵,连同俘去的军民,一齐拿起回去报功请赏。在高桥溪与界牌之间的官山石牌上,至今还留下当年威远保路同志军用罐罐炮轰击清军的弹痕。
大塘山之战:九月下旬,杨绍南率领新场地区的同志军,并联合井研陈孔白率领的保路同志军,共约两千多人,与清巡防军在大塘山(自贡市观音滩附近)打了一仗,打得很历害。杨绍南的队伍约两千人,由一个二十多岁姓陈的武官为先行官,人不知其名,皆以“陈官”呼之。他乘一匹花马指挥战斗,英勇坚强,一往直前,不幸在冲锋中阵亡了。杨绍南的部属有两百多人战死,尸体装了几卤桶。井研陈孔白率众约三百余人,在这次战斗中,伤亡约一百余人。他的伤兵驻在新店街上南华宫内,死了的就埋在岭埂上的黄确树下“宫山”里面,即是今新店中学的黄桶树下。
牛角沱、黄泥塘之战:与此同时,晏扬三率领镇西地区(即五里浩)的保路同志军三百多人,持牛角叉、尖刀等武器,联合自井方面的保路同志军二百多人,与清巡防军大战于自井地区的牛角沱,亦因清军使用的是快枪,同志军武器太差,联军失利败退,死几十人。晏扬三将其所部牺牲者的尸体,抬回放于镇西镇南华宫(现镇西小学)内。晏本人也挨了一枪,因此有的保皇分子以“燕”(晏)落沙滩”讽之。
盐井溪地区的蓝水三率领的保路同志军,则由威远县保路同志军指挥,去至贡井的黄泥塘,向清巡防军进攻,终因武器不如敌方,结果仍然失败,军内的夏玉河在战斗中牺牲。
马鞍山之战:接着,威远保路同志军再联合自贡同志军,共约五千多人,与清巡防军交战于威远与自井之间的马鞍山,这一战役还是失败了。未能取胜的主要因素,仍不外是武器不如清军。在威井战线上,保路同志军虽在上述各个战役中受到挫败,颇有伤亡,但革命精神始终是旺盛的,撤退也是有计划的。当其撤回威远整队入城时,即是失了手,踌了足的或被火药烧得满面焦黑,体无完肤的受伤战士,亦皆个个精神振奋,无丝毫沮丧畏缩之态。威远同志军的斗争意志始终是高昂的。
十月下旬,威远保路同志军联合“武字营”(在武胜县属云岭寨成立的同志军,故称武字营)向自井进攻,这一次就把清巡防军打垮了。“武字营”因此得以控制自井的盐税。可是不久以后,滇军来川打垮“武字营”,滇军就在自井地方称霸。再后在自井、贡井、威远等地,就是川军打滇军,滇军又联合黔军打川军;川军把滇、黔军打走后,川军白己又不断打起内战来了。
五、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扑
当端方行抵资中,派出一支军队到威远镇压保路同志军,已至成远县属高石场时,即向县城方向放哨,城中同志军亦环城防堵。奸绅郭藩(即郭华阳,曾任三费局长,亦同志会头领之一)、袁葆初等,因与胡驭该旧有仇隙,此时遂借口荣威保路同志军杀了威远知县徐昭益,四处扬言“胡驭该杀了父母官,全县人民都要遭殃”,随之即便纠集一些无赖之徒,于九月二十一日夜半,乘胡驭该熟睡无备时,闯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内,将胡绑架出校,先拘留于东街杜康庙内;后经威远县军政府正军政长董伯和同意,派凶手王辅之,于九月二十二日将胡驭该从杜康庙拖出,杀害(砍头)于南华宫(今城区东街幼儿园)门外,并割下他的两耳函送端方报功。
威远人民群众听说胡驭该被杀害的消息,莫不深表悲愤,望空遥祭。胡驭该烈士遭杀害时,仅二十八岁,无子,有二女。祖父母尚健在,年皆近八十。胡驭该烈士在界牌场与清巡防军激战之日,家财已为清军劫掠罄尽,遇害以后,家属辗转逃难,并赖王天杰等资助,才幸免冻馁之苦(《胡驭坟烈士事略》)。
威远人民群众缅怀胡驭该烈士参加辛亥革命的功绩,民国十年八月,特为举行追悼大会,以示悼念;并在县城之东的东堡山修建“胡驭该烈士墓塔”,葬遗体一于其下。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又在胡驭该烈士被杀害的地方,建立“烈f胡驭该殉国处”石碑一座,期志不忘。碑刻原文为:
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一月烈士胡驭坟殉国处 。
王朝祯题
辛亥革命仅仅推翻了清王朝,并没有推倒封建势力。武昌起义,清帝退位,清政府覆灭后,威远许多同志军首领亦多遭不幸。杨绍南、甘东山、晏锡三、倪福兴、蓝水三等领导的同志军,皆以矿工、船工、贫苦农民和贫苦城镇居民为基础而组成。运动结束,就各自归还本业本行,仍搞各自的劳动生产,不失工农本色。
杨绍南在辛亥革命以后,仍坚持与封建反动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些地主士绅对他怀恨在心,常是千方百计地欲加陷害。不久,新场地区的总保(大地主)杨晓峰,因仗势欺人、武断乡曲、大利盘剥、重租剥削佃户,民愤极大,被人杀死。他们就借以诬告杨绍南,说杨是谋杀主犯,并制造许多罪名,诬控于威远县知事公署,于壬子(一九一二年)农历腊月十三日,在威远北门外草市坝把杨绍南枪杀了。其时杨年仅四十。杨的尸体随即抬回新场,沿途都有人焚香、点烛、化帛迎送。
就在这一年内,威远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和资中的封建反动势力,同时对甘东山进行打击报复。他们攻击甘东山倡导打死帝国主义走狗吴让三,是犯了 “罪”,并要治甘的“罪”。这一案件卒由余洪江一人出来顶起,说是吴让三是他打死的,责任应由他负。结果,余洪江被威远知事公署判处“装吊笼”,活活地被整死了!另一方面,辛亥革命时被甘东山杀死的资中团练局长李继尧之子当了官,他向资中、威远两县知事公署控告甘东山,把甘率领保路同志军去资中打垮清兵,诛除了反动地主武装头子李继尧的革命行动,诬之为是有罪的杀人犯,逼得甘东山忧愤含恨,吞金自杀。
一九八O年十一月十六日写于威远

2013年7月12日星期五

辛亥革命前后的四川社会经济状况


辛亥革命前后的四川社会经济状况
从一九00年义和团运动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十一年中,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深和清王朝进一步的向外投靠,迫使全国各地人民,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反压迫斗争,这些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无数次大小的抗捐、抗粮、抢米以及武装起义,在全国各省日益激烈地开展起来,革命大风暴的时机逐渐 成熟了。在相继不断的斗争中,首先举起武装旗帜并使清王朝遭 到沉重打击的,便是一九一一年四川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这一斗争,直接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四川是全国著名富庶地区之一,清王朝就把四川当着残酷剥 削的主要对象。到了一九一一年,广大四川人民,已面临着无法生活下去的境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苦农民,已全部丧失了土 地,而封建地租却较过去增加了七八倍。在田赋、契税、肉、烟、酒、糖、盐等赋税以外,还有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
例如:在一九一0年,清王朝于四川筹款二百万两,作为继续推行所谓“新政”之用,事实上,却是准备在全省各乡镇创办巡警以镇压人民。并且,“仿直隶举办公债,表面劝民购买,实际强迫摊派。”于是,直接压在人民头上的各级官吏,就借此无止境地穷搜滥刮。一九一0年八月,四川谙议局主办的《蜀 报》揭露的消息说:
“剑州经征委员蒋中,于州属之山下寺两场,私立肉厘卡,以家人为卡丁,穷搜滥罚,民不堪扰。”(1)
同时,各州县创办的“戒烟会”,也作为榨取的一种方式。“为戒烟而多方苛派,”故民皆称之为“因利局”。(2)并且为了“厉行禁烟,停止收口税,又盐一斤,加收四文。”(3)
由此可知,各州县乡镇人民,特别是贫民群众所遭受的压榨,就更为沉重了。
清王朝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后,每年必须向外支付 大量赔款。如“川省每年摊派赔款银六十余万两”。“除伤各邑共增解契税银十万两外,每猪一只加收肉厘钱二百文。”到了庚 子赔款时,四川每年又派解新案赔款银二百万两。(4〕以后“又援案照每猪一只,再加肉厘钱二百文。盐税每斤加收钱二文,烟酒 税加收一倍。 (5)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是如何通过清王朝统治者,用残酷的手段掠夺四川人民。这样,就更加速了广大四川农 村自然经济的破产,而清王朝为了苟延残喘,也就不顾一切地尽 量压榨,继续其一贯媚外的政策,并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紧密地勾结在一起。
在这样疯狂掠夺下的四川农村,完全无力抵抗自然灾害。堰塘沟渠多年失修,水旱之灾连年不断,如一九一0年秋收前,成 都平原久雨成灾,“成都自七月以来,霖雨绵缀,禾头生耳,不 得收获,斗米突贵四五百钱,近日檐溜尚涂涂未息也。农民负担力已尽矣,又值此奇灾,将何以为生耶!”(6)
到了次年(一九一一年)青黄不接的六七月,成都坝上的广 大农民,迫不得已,只有揭竿而起,用武力来反对清王朝统治 者。此外,在其他各州县,其灾情也是颇重的。如连年不断干旱的南充县,已经到了“颗粒无收,道路死亡枕藉”(7〕的严重地步。夹江也是“连年饥死者甚多,棺木施尽,改用蔑笆填葬。〔8〕
散属川西西南边界的藏、彝等少数民族,也是同样处在长期 的超经济剥削之下,并随时都可能遭到公开的武力掠夺与凶暴的屠杀。如赵尔丰在办理“川边时,曾征三岩蛮,掳喇嘛寺金佛数 百尊。(9)使得少数民族的宗教寺庙也遭到破坏,引起了极大的反抗情绪。
由以上所述可见,到了一九一一年时,广大的四川人民,已不能再象原来那样生活下去,而清王朝统治者也不能再象原来那样统治下去了。苦难深重的四川农民群众,势不可免地,只有拿起武器来争取生存。这时就是清王朝在一九一一年初的“上谕”里也了解到“现在人民浮动,伏莽甚多”的原因是“连年荐饥,灾民遍野。”(10〕同时,赵尔丰也看到“取民之利益繁,而养民之实未举,贫乱之源,实肇于此。”(11)
还值得特别提出的,便是清王朝对一四川的搜括程度远远超过其它各省。历年来,清王朝一直把四川作为统治西南、西北的重心。凡有关邻省所需的军晌,多取自川省。再加上摊派到四川的“中日战后赔款”、“铁路借款”、“庚子赔款”等所谓的“新捐输”,而历年所捐纳的所谓“常捐输”又仍旧不变,人民负担极其沉重。“除四川以外,各省只有新捐输而已”。(12)
仅以一九一一年四川全省的“岁出”项目来看,便包括有:“甘肃、新疆协晌银二百万两,贵州协晌银五十万两,又代贵州口庚子赔款银二十万两,云南协晌银三十万两。(13)所以统治四川的清朝将军玉昆,在一九一一年的电奏稿中也承认说:“近年各省,因加税滋事者,十一省,独川民负担较重。(14)就连赵尔丰也承认:“川省地大人繁,其各税捐输纳于国者为数至巨。 (15)
由上可见,四川人民的反清斗争,之所以较他省发动得最早、规模最大、一也最剧烈,其原因就在此了。辛亥革命前四川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
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自义和团运动以来,不仅没有间断过,而且声势日益激烈。一八九八年由余栋臣领导的四川农民反帝斗争,曾扩大到川东十余州县;义和团运动展开后,红灯教 织,更遍及全川各地。如一九00年“红灯教会率数十人,白昼入成都,游行街市,夺刀开枪,而竟得逞去。”(16)
这些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其组织及大多数成员,旧潜伏四川各地进行活动。其中余栋臣率领的部下,便曾继续分股,在川东南一带进行游击式的斗争。这些富有斗争经验的农民战士,到了一九一一年,又逐渐重新汇聚,成为川东南地区反清斗争的骨干力量。有的还充任了保路同志军的有名统领。
红灯教也继续保存着秘密组织和力量,等待有利时机,便实行起义。一九0六年十月,红灯教徒曾集合入城,迫使成都宣布戒严。其它如眉山、健为、嘉定等州县,均先后发生红灯教徒集合与清军战斗,及打毁天主教堂和打击天主教徒等事件。另外,还有“官逼民反”(17〕的自发性“民变”,也不断发生。
更值得注意的,便是以各种不同名称所组织起来的“会党”势力,已遍及全省各地,并在不断与清王朝斗争中强大起来。如一九0四年,新津县“哥老” 首领侯保斋,便集合了附近的“九府哥老”在一个大庙会里,秘密组织了“九成团体”,其势力散布十分广泛,包括“蜀西南一带,江湖游士,无不知其名者。” (18)会党的最大特点,是能够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也能获得下层群众的热烈支持。
这些自发性的群众斗争,逐渐汇聚成巨大的洪流,普遍采取游击形式,开展了零星的武装斗争。如大批清军到时,则立即“失散无踪,军队去后,又复集聚。”群众性的斗争,逐渐成为清王朝难以抵抗的革命力量了。    其次,一九0五年,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的“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正式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政 治纲领,这完全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也适合正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所以,这个代表革命资产阶级的组织,得到群众广 泛的支持。
四川的“同盟会”组织,由熊克武、谢持等主持工作,接受 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以重庆为中心,积极地展开了革命活动。最初,他们采用了由少数人举行暴动的方式,如一九0七年张培 爵、谢持等欲谋占成都。接着,杨庶堪、黄复生等在重庆,熊克武等在叙州各地,都先后准备组织起义,结果均“因事机先泄,或少数人的战斗而失败。”(19) 同年秋,同盟会员黎元振准备“乘慈禧太后生辰,官吏咸集”的机会起义,亦告失败。一九0七年,王天杰、胡御阶等“在嘉定、叙州、自贡三路大举”(20),也未成功。
“同盟会”组织的起义不断失败,使他们得到不少的经验教 训。同时,又看见各地群众在反清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因此,许多革命党人,逐渐认识到必须通过会党组织以联络群众的重大作用;对个人恐怖手段和少数人暴动的错误行动,作了一定的纠正。一九一0年后,革命党人发动群众的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开展,如熊克武、张治祥等在川东一带,“奔走各地,联络哥老”。在宜万段的筑路工人中,也有革命党人宣传演讲,尽力鼓动路工起义。如党人黎怀瑾,改名换姓,充当工头,并把工人聚集的地方,当作“大好根据,,,而且认识到“路工者,我之士兵也,彼路款者,我之晌粮也。”(21)这样,“同盟会”在四川境内,才有了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一九一一年春,熊克武、杨维、黄复生等,才有可能拟定较为周密和规模巨大的起义计
划:“首先取川南叙永、江安、叙州等地,再下据重庆,西取成都。东出关,则摇动中原,广东豪杰必出,云贵闽浙乘时响应。
这些计划,说明了同盟会在四川的组织工作,是联系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对于提高四川人民的革命热情,坚定斗争意志与明确革命目标等方面,都发生了积极作用。就“同盟会”本身而言,也只有在群众中扎根,在共同斗争中,与群众打成一片,形成血肉关系,才能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量。但同盟会在这方面,始终是做得不够的。
总之,到了一九一一年,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已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只待一触,革命的大风暴便会猛烈地爆发起来。
由保路运动转变为武装起义
一九一一年前,四川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部分地区的商人和官吏,已开始投资于工业,但这些逐渐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商,依然保存着相当数量维持封建剥削的土地。由于他们比沿海一带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晚,许多工业资本家,刚刚才开始从地主或商人转化过来,所以在政治态度上,其落后的封建色彩,也更为浓厚。虽然他们在发展工业方面与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有一定的矛盾,但本质上,他们都是不愿根本推翻清王朝的,只不过希望清王朝作有限的让步而已。这样性质的矛盾,也十分明显地在保路运动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王朝正式公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实质上就是把川汉、粤汉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以换取大量的贷款,并宣布以股票抵收人民大众所筹集的筑路资金,由此,便促使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六月十七日,以“四川省语议局”为中心的立宪派代表在成都开会,宣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他们一面利用为争回路权而被激怒了的群众,作为向清王朝讨价还价的资本;一面又紧紧掌握着“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企图使群众的激烈行动,能始终被约束在一定范围内,以避免他们不愿走的革命道路。
这时,坚持卖国路线的清王朝,采用了盛宣怀、端方奏定的方法:“对待川民,纯用武力”;并发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指示:“匪徒煽惑,意在作乱,照惩治乱党例,格杀勿论”。(23)这样杀气腾腾的高压手段,却更激起了全川人民争路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接着全川各州县都相继成立了“保路分会”,就是雷波、屏山 等边远县分也不例外。这样的公开组织,很便于发动和团结广大群众,因而发展迅猛,如崇庆县七个区的同志会会员便在三万人 以上。在各地“分会”之下,又有商、农、学等“协会”。成都 的大街小巷,还成立了最基层的保路组织,聚居的回民,也组织起来,并在通告中表示态度: “清真回民,亦国民之一分子……誓死靡他。”(24)
四川的“保路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因此,不分男女老幼及宗教信仰,一切爱国的广大群众,都积极热忱地投身其中。虽然当时有人挑拨: “此次保路同志会,实为保皇党所倡办。”(25〕但形势的猛烈发展,已非任何力量所能遏止。这样的形势为革命党人及会党分子的活动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革命党人趁保路运动的发展即加紧进行工作。他们深入农村 鼓动宣传,“仿金田起义故事,远近同情者百余处。”有的党人,还直接到新军中去活动,这就是当时所谓“川人争路,党人 乘机鼓荡,使激成乱。”(26)
各地会党分子,更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并对行将爆发的武装 斗争,作了充分周密的部署。七月,新津会党首领侯保斋,藉口为自己庆祝六十寿辰,召集了“九成团体”的“四方同志百余 人”,在王爷庙举行紧急会议;华阳县同盟会员秦载赓也应邀参加。会上通过了决议:“各回本属,预备相机应召,一致进行。” 对起义步骤也作了周密计划:“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下成都,则 先据川东南,扼富庶之区,再窥进取。”遂推秦载赓为川东南一带同志军首领,侯保斋领导川南起义工作。”(27)
会党直接联系的群众,大多是贫苦农民与城市乡镇的破产小私有者,所谓“江湖游荡之士”或“亡命之徒”,这类人是最坚强的基本群众。至于一般会党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一些革命思想,在反清的共同目标下,能与革命党人达成合作。如温江县冯道昌是“会党之有势力而具有革命思想者,也尝从余切、汪泽聚招集亡命,谋发难。”(28)
一些青年革命党人,也渐渐体会到只有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才能发动群众,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如“罢课风潮日急,冯志仁假作轿夫,”(29〕以深入群众,参加斗争。
以上事例,说明了在反清的武装斗争中,革命党人与会党分子,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彼此“互通声息”。各州县乡镇的“保路同志会”层层组织,也绝大多数为“党人实阴主之”,所以四川人民的大起义,在准备工作上,较它省比较完善。这一点就是赵尔丰也看到了,他说:“平日非有预谋,仓卒岂能糜集?” (30)当时各省的情况是“湘鄂风潮渐熄,粤亦无大争执矣,三省事势渐熄,而川省倍加有力。”(31)在这样的形势下,四川的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够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其原因正如上面的种种叙述。
八月二十四日“成都铁路股东大会”在群众的压力下召开,到会旁听者约达万人,“全场愤激痛哭失声”。当日下午,成都开始了罢市罢课及抗捐抗粮的斗争。并且很快波及到全川各地。但是,被革命形势所吓倒的“语议局议长蒲殿俊与副议长罗纶”等人,表现得十分动摇和畏缩,尽力号召,务必坚持“文明争路”,“切勿妄动”,反对“过激”和“不轨”的行动,坚决主张仍用请愿方式解决“路权”问题。而清王朝统治者,仍继续采取高压政策,并痛斥了赵尔丰与玉昆联名“请求铁路暂归商办的电奏”,又令,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率领驻武昌的“第三十一与三十二标之一营新军入川勘乱。”因此,赵尔丰在成都加紧了军事布置,对待帮助“维持秩序”(32)的立宪派代表也转趋强硬态度。
当时清军驻四川的主力部队是“第十七镇”,共三十二个营,约一万人左右,由“统制”朱庆澜率领,大部分驻在成都周围,并没骑、炮、工兵及轴重等兵种,所有营连排长等重要职位,一律由“日本士官学校”、“武备学堂”或“军官速成学堂”毕业生分任,士兵多数由外省抽调。至于分布在各州县的兵力,就远不如成都,每每“一营分驻数县,一军分驻十数县,往往哨官距管带二三百里。”(33)
成都开始罢市后,赵尔丰就慌忙调动各地“防军”迅速集中 省城。但奉调回成都的崇庆县“防军”,行到三渡水一带,便为同志军勒令缴械投降。(34)来自西昌县的“防军”及康藏“戍军”, 也被同志军阻击在雅州一带。可见各州县的武装斗争,早在“成都屠杀案件”发生之前已开始了。驻成都凤凰山的新军,也表现动摇,“军士大多不同情政府”。端方率领入川的清军,也并不 如清王朝所希望的,是具有强大镇压力量的队伍,其中已潜伏了革命党人,在荆州与宜昌时,便已密谋起义。总之到了此时,四 川的局势已进入清王朝“紧急部署”准备大规模屠杀和人民积极 准备反屠杀的紧张阶段。但是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包含着深刻的危机,而人民的武装力量日益壮大。这是于对人民十分有利的 形势。
赵尔丰企图以暴力来挽回全川的危局,他于九月七日以“煽惑滋事”首犯的罪名,逮捕了语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和邓孝可……等人,希望借此恫吓并震慑四川人民。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是日午后,数万成都市民,聚集在弩署衙门外高呼请 愿,要求释放所捕诸人。赵尔丰凶相毕露,竟下令“营务处”田 征葵向赤手空拳的请愿群众开枪射击,当时便有三十二位工匠、小贩及未成年的学徒等劳动贫民倒入血泊之中。赵又命骑兵挥刀向人群冲击。全城市民为赵尔丰疯狂的屠杀所激怒,各街巷都大    量聚集着愤怒的群众,入夜仍未散。
这时“协议局”的成员大都着慌了,他们用尽了各种欺骗手 段,劝阻群众的抗议行动,同时,又极力维护赵尔丰在成都统治的“威信”。尽管清统治者和“议员”们使用了凶暴屠杀和无耻 欺骗的手段,但丝毫也不能扭转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人民从这 个血腥的惨案中,更进一步看清了统治者的凶恶面目,他们化悲愤为力量,点燃了全川武装起义的烈火,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在四 川的统治。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权,在一段时期内,是立宪派控制着的, 但是,人民群众冲破了他们的约束,把运动步步推向高潮。只有广大人民群众与革命党人的结合,才逐渐把运动引向推翻清王朝 统治的革命道路上去。昊玉章同志在讲到四川保路运动时曾说: “语议局议员们虽然是一些改良主义者,并不赞成革命,可是最后,他们还是做了革命不自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