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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3日星期四

民主化


民主化的字源来自民主,通常指的是从其他政权型态转变成民主体制的过程。不少人主张民主化可以被视为一种长期而且连续的历史过程[1],而且可以发生在各种社会领域,例如经济民主化、家庭民主化等等,[2],近来也有学者讨论全球化的民主治理议题[3]。但是在一般人与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的理解中,民主化通常是指从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等其他各种政治体制转变成自由民主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威的组织方式可能会出现本质上的改变。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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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编辑]

1800-2003年之间以政体指数(Polity IV scale)8分以上(完全民主)衡量的民主国家数目,可以看出三波民主化的发展过程。(参见英语版)
根据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第三波(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的说法,人们通常将近代历史上的民主化分为三波,第一波始于美国独立与法国大革命,在19世纪末带动了整个欧洲的民主运动;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国家独立浪潮,但是在1960年代就逐渐衰退,第三波民主化的起点通常被认定是葡萄牙与西班牙在1973-1974年之间的政权转型,其中包括南欧的希腊、拉丁美洲的巴西与阿根廷、智利等,经过了亚洲的韩国与台湾,最后以东欧的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共和国与蒙古国的民主化为终点。
然而,每次民主化浪潮都是以威权或极权统治的反扑而告终。不仅在个别国家民主化是以迂回的方式发展,例如法国的民主化就经历了四次威权主义势力的反扑,整体来说,前述三波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也遭遇了反民主化的逆流。第一波民主化遭遇了极权主义的反扑,包括苏联斯大林的兴起、西班牙内战、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日本二二六事件政变与军国主义兴起与德国威玛共和被纳粹政权取代等。第二波民主化的逆流包括了许多非洲前殖民地独立后的威权化、韩国的军事政变、智利、巴西与阿根廷的军事政变等等[4]。
第三波民主化使得民主的治理范围与人口首次在世界上取得了优势。然而,第三波民主化是否出现逆流或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是否已经上路,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三波逆流或许应该包括俄罗斯与前苏联共和国的威权化、中国八九民主运动的挫折、美国小布什时代的民主倒退与中亚的民主失败等等,也有人认为乌克兰等地的颜色革命会带动第四波世界性的民主化[5]。

原因 [编辑]

对于民主化的起源,研究者跟政治家的看法通常分为两大派:结构论(structural approach)与过程论(process approach)。
结构论者着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阶级结构对政治转型的影响。例如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与独裁的社会起源》一书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1966: 414),例如英国,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削弱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则希望参与政治保障其财产权,最后以流血革命来推翻贵族统治,这是自由民主制的起源[6]。在1959年,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了阶级结构影响民主化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虽然会导致穷人与工人阶级的不满与革命诉求,但是随着经济成长,城市中产阶级会逐渐成为阶级结构里的多数,或者说阶级结构从金字塔型变成橄榄型,而且中产阶级不倾向革命,因此会转而追求社会改革与政治权利的平等分享。这个说法被称为政治现代化理论[7]。
政治现代化理论遭遇了许多批评。Rueschemeyer等人在1992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一书中分析了欧洲与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变迁,发现从历史比较来看,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通常支持威权统治者,甚至反对民主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所以有助于政治转型,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爱好民主,而是阶级结构的转型逐渐改变了各阶级的人数比例与政治力量的均衡,从而使得被支配阶级—城市中下阶级与工人阶级—逐渐发展出自我组织与集体行动的能力 (Rueschemeyer et al. 1992: 302)[8]。成熟的工人阶级是民主化而非革命的动力,这是阶级结构影响民主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9]。
对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反复研究确认了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化的显著关系,然而对此关系的解释仍然不一致,例如Adam Przeworski等人认为高人均国民所得与民主化的相关是因为民主在高收入国家比较容易生存,而在低收入国家比较容易崩溃,因此并不是经济发展导致了民主,而是贫困国家的民主没办法存活,才导致民主集中在高所得国家[10]。民主化的起源或许与发展没直接关系,更可能来自威权体制的内在矛盾,导致了菁英分裂与内部斗争。

过程 [编辑]

从1980年代开始,民主化的讨论重点转向对政治菁英与政治过程的研究。过程论者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不像结构论者说的那样重要,许多个案指出在低收入国家、例如18世纪的美国或20世纪的印度也能发展民主体制。决定民主转型的因素主要不是来自阶级结构,而是来自于参与政治的主要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与策略[11]。过程论者通常将统治菁英分为保守派(强硬派)(conservatives/hard-liners)与改革派(reformers/soft-liners),而将反对菁英分为温和派(moderates)与激进派(radicals):
  • 保守派:通常是军方或曾经以军队镇压过反对者的统治菁英,担心政治清算而倾向付出高昂代价巩固威权主义。
  • 改革派:通常是威权体制中的技术官僚或年轻继承者,认为由统治菁英控制下的改革,总好过血腥镇压或者被推翻。
  • 温和派:反对者当中担心民主运动过于激进将导致保守派夺权并且镇压民主势力的领导者。
  • 激进派:反对者当中认为军方或改革派不敢镇压,因此希望采取更激烈行动以推翻统治菁英的少数领袖。
通常,政治自由化始于统治菁英内部的路线分歧,并且使威权主义对言论自由与社会运动的控制松动,导致了自由范围的扩大与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是否镇压公民运动,统治菁英之间没有共识。公民社会孕育不同路线的反对菁英,也就是主张妥协的温和派与坚持立场希望一举推翻政权的激进派的领袖。过程论者认为在政治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过程中,不是经济发展等结构性因素,而是这四派菁英的合纵连横决定了民主或威权体制的命运,而且军方的立场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改革派与温和派的结盟(也可以看成压制保守派并且背叛激进派)以及军队国家化对于不流血的民主转型有重大的贡献,但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反应也可能导致不同的结局。过程论者的研究不仅对民主化过程里的政治斗争有很强的预测与解释能力,也对当代政治转型参与者的策略选择有很大启发[12]。
过程论与结构论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观点,人们很容易将阶级结构的研究、与各阶级的相关组织(或者更广义的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过程中采取的策略联系起来,因此,近年来两股研究有合流的趋势[13]。

结果 [编辑]

民主通常被认为对政治发展有正面功效,例如在政治体制方面,民主化会带来更多公民自由与政治权利,包括司法与立法机构等权力制度的分化与相互制衡,贪污腐败的减少等等。在经济方面,有些人主张民主化能够加强对财产权的保护,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社会平等方面,民主化使得多数中下阶级成员获得选票与言论自由,在多党竞争的公平选举之下,通常会导致社会福利等大规模重分配政策的发展,因此可以减少贫富差距[14]。
然而,民主的长期制度表现,并不能解释短期民主化过程里的种种制度变迁与治理表现,这是因为民主化是各阶级或各派政治菁英出于自我利益所进行的冲突与妥协,在民主自由的各种权利与制度巩固之前,经常会导致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与严重的政治斗争,也不能保证必然发展出较好的政治制度。民主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经济混乱或衰退、领导人政治贪腐甚至贫富差距恶化等短期现象。
此外,民主化也不是历史上必然的发展趋势,而是结构与策略因素混合的结果之一[15]。如同三波民主化逆转所显示的教训,失败的民主可能会导致威权主义的复兴或军事政变。因此,民主运动的终点可能是民主巩固或是威权反扑甚至军事镇压。
民主巩固是民主化的终点之一,通常被定义为各种民主自由的权利保障制度趋于稳定,而民主政权崩溃概率极低的状态,经验上来说,通常是以自由且公平选举下正常的两次政党轮替作为民主已经巩固的界限[16]。事实上,新的权力菁英或统治阶级可能不善于治理经济事务、或出于自利而贪污腐化,文人对军队的管理(例如裁军)也常导致政变的危险,要达成民主巩固的目标并不容易,种种困难常导致反民主势力或部分受害者的反扑,甚至让原来的反对菁英变成新的独裁者。

民主崩溃 [编辑]

在民主巩固无法实现的状态下,经常会出现反民主化的逆流。反民主化的逆流通常以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管制社会抗争或者非正常的政权轮替(比如暗杀国家领导人或者以社会运动推翻公平选举的领袖)为起点,逐渐修改法律缩小公民自由与政治权利,打击特定族群或阶级成员(例如纳粹对抗犹太族群或者中国的镇压反革命),甚至宣布某种国家紧急状态或战争状态,最后以非民主选举的军事或政治领袖夺权成功并稳定统治权力而告终[17]。
新的非民主政权必须取得国际支持与稳定的政治结盟,除了掌握军队以外,通常必须获得邻近强权与国内有力阶级的支持,例如行政官僚、大资本家或地主等等,或者采取极权主义的做法,动员群众或以武力镇压彻底消灭国内的阶级敌人。其次,统治者必须尽快控制经济活动以取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至少必须养活军队跟干部)。此外,威权主义体制还必须建立不流血的接班制度,否则领导人的死亡或统治菁英的内斗,经常导致独裁政体一夕瓦解[18]。
虽然民主巩固很难,但是要巩固威权主义也非常不容易。威权主义有其内在的结构弱点,不但必须获得强权支持,而且面对控制军队、管制媒体(现代网际网络)与教育内容、压制反对菁英或中下阶级的公民组织、控制或管理经济以便成功收税、以及选择继承人(而不被自己的继承人提前推翻或事后批斗)等问题,这些经常成为威权主义政治危机的来源。如同许多政治学家指出的,失去信仰的威权主义依赖的统治工具归根结柢是谎言、恐惧与暴力[19],被压制的公民社会只是在等待崛起的时机。民主化的起源之一,可能就是威权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

民主化程度的测量方式 [编辑]

民主化的研究者经常必须面对如何测量一国民主或自由程度并且从事跨国比较的问题. 这个技术问题可以参考Munck(2009)[20] 。在国际政治上较有影响力的指标包括自由之家与Polity IV等测量指标。
地图显示了自由之家组织2007年的报告内,有关每个国家自由程度的分类。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参考文献 [编辑]

  1. ^ Tilly, Charles. 2007.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 Dahl, Robert Alan. 1998. O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3. ^ Held, David. 1995.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5. ^ Diamond, Larry. 2008.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 Times Books/Henry Holt and Company.
  6. ^ 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7.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69–105.
  8. ^ Rueschemeyer, Dietrich,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 ^ Korpi, Walter. 1978. The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Work, Unions, and Politics in Swede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0. ^ Adam Przeworski et al.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 Rostow, Walt W. 1971. 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 ^ O'Donnell, Guillermo,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3. ^ Collier, Ruth Berins. 1999. Paths toward Democracy: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 Boix, Carles. 2003.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 ^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5.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 Przeworski, Adam.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8. ^ Geddes, Barbara. 2004. “Authoritarian Breakdown.” Working Pape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CLA:[http://www.international.ucla.edu/cms/files/authn_breakdown.pdf].
  19. ^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 ^ Munck, Gerardo L. 2009. Measuring Democracy: a Bridge between Scholarship and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外部连接 [编辑]

参见 [编辑]

2013年5月16日星期四

中美医疗差距在哪里?


中美医疗差距在哪里?

龚晓明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5月15日

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10多年,我已经习惯了繁忙的临床工作,拥挤不堪的门诊,炒号的黄牛,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那么司空见惯,甚至认为医疗工作就应该是这样。
2012 年我用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来到美国参观学习,这一年时间,除了学习医疗专业的知识,更是看到了中美两国医疗的差别和不同,认识到美国的医疗服务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去的克利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是在全美排名第二的诊所,拥有全球知名的妇科泌尿专科诊疗中心,但是刚刚到医院的时候,我发现就诊的人群并没有想象中的拥挤,宽敞明亮的大 堂看起来像酒店,门诊病人不像协和那么多,候诊区环境也非常舒适,就诊的时候每个病人都可以安排一个单间。我开始还以为医院病人不多,但是工作了几天后发 现,来我们科的患者几乎全是妇科泌尿专业的疑难疾病患者,每年妇科泌尿手术的量超过了协和。患者和专家沟通的时间也不算少,初诊30分钟,复诊15分钟, 专家不仅在专业技术上非常深厚,而且对病人的态度非常友好。从带我的主任和患者一个握手、一个拥抱中,我看到了融洽的医患关系,对比在中国,老百姓去协和 看病时,通常是三五分钟就被打发走,在美国,病人去看专家门诊简直堪称是享受了。
我因此在努力思考差别背后的原因。
很多人说中国人太多,医生又太少,必须这么看病才能解决老百姓的问题。这是人口的问题吗?不全是,世界银行2010年的数据显示,以每1000人拥有的执业医师数量计算,中国为1.5人,美国为2.4人,两者差距并不悬殊(同期全世界每1000人拥有医生最多的国家为古巴,达6.7人)。专就妇产科来说就更加不成立了。中国人口13亿,2008年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统计显示,中国已有19万妇产科医生,相当于6842个人拥有一个妇产科医生,这个比例和美国2亿多人口,注册的妇产科医生2009年统计为4.2万人,平均每4762人拥有一个妇产科医生相当。
区别在于医生服务的质量,我们的医生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协和作为国内顶级的三甲医院,在国内拥有最知名的专家,而到了偏远地区或者县级医院,医生水平就和协和的相差甚远。而在国内各地,还存在着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的等级之分。
这些情况在美国并不存在,全美各地医生的医疗水平基本是持 平的,大城市与小镇、大学医院和专科诊所并没有显著差异。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一次查塔努加(Chattanooga),一个位于田纳西州的不起眼的小城, 拜访美国妇科腹腔镜医师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ynecologic Laparoscopists,简称AAGL)的前主席刘宗源(C.Y. Liu),作为全球知名的妇科专家,他居然不是在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内执业,而是在街边租了一栋楼,和一个自己的学生合伙开设了妇科专科诊所,在诊所 看门诊。如有病人需要手术,就去一个邻近的社区医院做手术。在美国,医院是不分层级的,有很多这类私人开业的妇产科诊所在满足着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需求。持 平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全美国的医生在临床方面基本上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就以妇产科为例,美国妇产科学院(The American Congress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简称ACOG)发布全美的妇产科规范,让全美的妇产科医师去遵循。而在其他专科,比如神经内科、肿瘤科,也都有类似的极其全 面的规范和指南。
进一步深入下去,就不得不去谈美国的医学人才培训体系。
越是了解美国的医疗体系,我越是钦佩其百多年来建立的医疗 人才队伍培养体系的合理性。从1893年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开始实施住院医培训制度,这项体系很快在美国得以系统推行,并沿袭至今。在美国要成 为医生,在医学院毕业了以后,必须要经过全国性的考试和Match(即医学生与申请医院进行面试、匹配——编注),获得住院医(residency)的机 会,进入为期四年的住院医师培训阶段,在住院医结束以后,通过执照考试,才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师。住院医不算是固定的工作,在毕业以后面临着三种职业前 景的选择,可以去医疗机构找工作,可以自己开业,也可以进入到2-5年的专业医师(fellowship)培训体系中,向某一个专业进一步进行深造,真正 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在美国,无论是住院医师培训还是专业医师培训,其终极目标 都是要让医生在毕业以后就成为独立的医师,因此在培训期间有明确的要求,以妇产科为例,需要在四年住院医结束的时候,可以独立开展产科工作以及一些类似于 子宫切除这样的手术。全国范围的医师培训遵循同样的培训标准,对于妇产科医师,ACOG基本上提供了各家培训中心需要达到的标准指引。这样的培训体系,源 源不断地为整个美国输入质量比较均一的医疗服务人才,在美国各地,妇科泌尿专业有30个左右的培训中心,每个中心每年招收一名fellow,在全国范围 内,大概有200多名专科的妇科泌尿医师为全国的医师提供妇科泌尿的专家服务。
回过头来思考我们国内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建立起一个 可以帮助年轻医生成长的培训体系。以我个人为例,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15年,作为外科系统的医师,我大概花了十年左右才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手术的医 师,而在美国这个过程就是住院医培训的四年。在协和医院,病人基本上是奔着专家去看门诊做手术的,全部的体系似乎也是围绕着专家在转,住院医师在门诊主要 的作用是帮专家写病历,并没有积极参与诊疗。
能进入北京协和的医学生已经是幸运儿。中国的医护人员流动 性极差,进入到一个工作单位,和工作单位一签约大概就定了终生,在这样的培训体系下,医院的水平也就决定了医生的水平,全国医院之间的差别显著,在协和是 协和的水平,到县医院则是县医院的水平,全国医院参差不齐,也就使得医师和医师之间出现了显著差异。此外,各家医院之间对于同一疾病也没有统一的规范。作 为病人,尤其是患疑难重症的病人,总会有在全国范围内找到最好的专家为自己治病的心理,这也使得大医院病人趋之若鹜,而小医院则没有病人。这样一想,协和 的门诊人挤人,而人家门诊很舒心的现象也就不难以理解了。在以前,协和刚刚创建之初,交通还没有现如今这样方便,但是现在只要你愿意,从全国任何一个地方 都能在一天之内到北京,去协和医院看病,供需矛盾就日渐突出。
身处协和,做一个专科的医师,很多患者需要我。离开协和看 外面的世界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状态的异常,因为供需矛盾的突出,我的7元的普通门诊号被号贩子炒到1000元,我甚至有些飘飘然,觉得自己的实际 价值似乎很高。但是,作为老百姓一方,却是痛苦万分,为了看我的门诊,甚至有在零下10度的大冬天通宵排队的,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正常的状态是当老百 姓有医疗问题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可以为他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
看了外面的世界以后,我认识到其实导致中美之间差距的一个 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医师培训体系。其实,欧美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建立起了医师培训体系,放眼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没有建立起成熟的住 院医师和专科医师培训体系。对中国医师来说,最关键的准入门槛是在医科大学取得本科学历后,须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然而,中国医生在专业实践能力 方面缺乏考核,不具备像多数国家那样的要求去多个科室轮转以汲取治疗经验的硬性要求,造成“医学博士不会看病”的问题比比皆是。
虽然自2008年来,上海首先开始尝试卫生主管部门部署下 的住院医师轮转培训,随后北京、广东、湖南等地也陆续开始实施。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目前的问题,现在轮转的住院医,三年的工作并没有培养起他们独立工作 的能力,恐怕也就学会了写病历、开化验、拉钩和简单的小手术,即使回到工作的医院,也不能实质性地提高其未来工作单位的医疗水平。
国内的大型三甲医院与协和类似,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围绕着“专家”转的运作模式,如何打破这样的利益格局,重新建立起符合全国患者利益的住院医师培训体系呢?
个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是参考全球其它国家,建立起全国性的住院医师培训体系。由各专科学会审核批准各个住院医师培训基地,以最终培训出独立工作的医师作为对基地的考核目标。
开放医师多点执业。公立医院和专家要将教学作为第一要务, 把重点转移到培训合格的医师上来。同时,要允许专家在民营医院或自己开设的诊所里面多点执业,让专家在第二、第三执业点按照市场的规律实现个人价值的体 现,在公立医院则要做好培训的工作。由此,我也同意将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中剥离出来,全部交给民营医院来运作。
取消医院级别评审,目前的医院等级评审实际上诱导了病人对优质医疗资源的渴求,应该学习多个国家,让知名的专家就在街边的诊所里面也可以找到,这样病人就没有必要非要跑到协和这样的地方来找专家。
最后,取消手术级别分类等限制医院发展的制度,这个制度建 立的初衷可能是为了保障医疗安全,但是看国外,只要经过了一定培训,取得资格证书的医师,就不存在在哪不可以做什么样手术的问题,只要医院有条件、医师资 质有保障,就应该允许民营医院或者社区医院开展一些高难度的手术,就像在查塔努加的社区医院可以见到全球顶级的专家手术一样。
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协和作为国内现代医学的缔造者和见 证人,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应该思考要建立起一个医疗培训基地,作为全国其它医院的榜样;要思考如何经过我们医院的培训,能让住院医、研究生和进修医生能 够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我们只有不断为全国的医疗市场输出合格的人才,也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老百姓就医难的现状。希望看到有一天,老百姓不必再千里迢迢来 协和,在家门口就可以找到为自己提供满意医疗服务的合格医生。
龚晓明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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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8日星期四

米奇尼克与中国的民主道路(上)——也谈米奇尼克访华座谈


(米奇尼克与中国的民主道路(上)——也谈米奇尼克访华座谈)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中国社会很危险,很有可能发生崩溃;如果只是政权崩溃,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将是社会的崩溃。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社会非组织化,而且其积蓄了普遍而深重的仇恨;因此一旦发生社会崩溃,将是全面暴乱,残酷而血腥,这包括地方势力的残酷镇压。应该说,这种势态是六十年极权统治的结果。毛为了建立极权统治,对中国传统社会及意识形态给予彻底的摧毁;毛后,中共为了维持极权政权,遏制社会健康力量的生长,按他们的话说就是消灭于“萌芽”状态,实质上这是遏制中国社会有生自建。极权统治就是使社会沙粒化,而且中共做到了。这个政权绑架了国家和社会,如果它崩溃,也让国家和社会同时崩溃,再来一场灾难。反对派应该正视这个现实,因此其更根本的任务是复生社会,在新的时代,以新的意识、价值、规则,使沙粒化的中国社会重新健康生长起来。用政治的话来说,就是建设“公民社会”。当然,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是一个鸡与蛋互生的问题,但是在反对派尚没有力量一次性改变制度的时候,应从前者做起。
    
   求实地讲,如果不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权力危机,短时间内反对派没有可能一次性推翻现政权,即使发生以上三种危机,导致政权崩溃,反对派也没有力量接管国家。据此及以上,现阶段反对派主要所能是争民权,而不是要求一次性改变政权。民权是民主制度的基础,有充分的民权,才可能保障宪政,争民权即是争民主,只是它逐步的、具体的,落于民众切身利益,由点及面。比如,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合法化,实质所争的是宗教自由、聚会自由;工潮争的是罢工权、建立独立工会;网民维权是争言论自由;律师维权争的是司法独立;NGO的合法化争的是结社自由;“散步”“乘凉”争的是游行权;拆迁、失地维权争的是保障私有财产,制约官权;独立选举、组党争的是公民的政治权,等等。
    
   “八九”之后,中国没有发生成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维权运动却蓬勃兴起,这已经表示了,于中国的特定状况下,民众的选择。实际维权运动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运动。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极权统治更专制更严酷,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缺少民主传统,民众缺少公共意识,更注重切身利益,较东欧而言,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但是中国民众找到了自己通向民主的道路,这就是维权运动,可以说维权运动是深入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其立于民众自身利益,具体地争民权,通过与当局的博弈,制约官权,确立公义,建立规则,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出现。王怡说:“公民维权就是公民结盟”。公民结盟就是公民社会的建立。而且维权运动是非暴力的,渐进的,民众是主体,其最终汇为洪流,上升到改变制度的层面,结束极权。而其过程也是民众认识、接受民主的过程,从小民成为公民的过程,是公民社会在中国具体的生长和形成的过程。因此可以说维权运动是公民运动,也是建立公民社会的运动。
    
   维权运动是中国民众就自身处境条件所创造民主运动,它恰好符合米奇尼克自我克制的革命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它是第三世界有专制传统的国家走向民主的一个创举。傅国涌在《权利,而不是权力——我理解的米奇尼克》评述“他的‘新演进’观与以往各种各样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变革的目光完全转向了‘下面’,而不是盯着‘上面’”“米奇尼克最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宝座,而是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组织,是直接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告诉掌权者怎样进行改良,他认识到‘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实际上就是要求致力于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夺取政权。”需要再补充一句:最终达到制度的改变。
    
   米奇尼克说:“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不是政治性的,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政治就不同了,政治总是需要妥协的。”胡平评论说:“有些品质对不同政见者是必备的,也是高贵的,但对于政治家却完全不适用”,“作为不同政见者,你不怕群众不理解不追随;但是作为政治家,你必须要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你还必须在激发起群众道义热情的同时,考虑到群众的风险意识,找出一种能让他们切实投入的办法。在这一点上,团结工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是很好的提示。持不同政见者的勇敢品质、道义精神都是珍贵的,需要坚守;但是作为政治操作则是另一回事,其必须在道义之外,必须审时度势,正视现实,顾及民众,积极行动,对后果负责。中国的反对派需要学会将此二者分开,反对派之间许多争执在于混肴了二者。索尔仁尼琴是伟大的作家,他的道义精神永远习习闪耀,但是他做不了政治家,如果将俄国交给他,定是一塌糊涂。 
(米奇尼克与中国的民主道路(上)——也谈米奇尼克访华座谈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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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5 发表)

米奇尼克与中国的民主道路(上)——也谈米奇尼克访华座谈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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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米奇尼克访问了中国,并与中国的部分异议者和网友座谈。当然,不言而喻,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米氏与异议者座谈,需要得到官方的默许。虽然是默许,但如米氏所说,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中国还是在变化,自由和“反对”的空间在增长。不论官方有何用心和目的,总之这是好事情,起码可以促进思想的碰撞,开拓思路,远比封杀米奇尼克要好。再者,这也说明,自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当局已感到了内外压力,能让米奇尼克和部分异议者和中国网友对话,颇能展示当局的开明与中国的“自由”。
    
   米奇尼克说他不很了解中国,他说的是实话。从公布的文本看,米奇尼克所说的是他一贯的思想,也是他一贯的风格。在这次对话中,米奇尼克主要是讲他于波兰的变革经验,也谨慎地提了一些建议,而没有指导中国的意思。米奇尼克有关中国的谈话,基于他良好的愿望:一是中国结束一党专制,转入民主制度;二是希望中国和平转型。
    
   波兰的变革是非常成功的,是人类民主进程中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对那些专制、极权制度转型的国家,包括中国。人类社会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对于波兰的变革经验,中国既不可能照搬,也不可以中国特殊为由,给予关门。关键所在是具体,什么是我们应该汲取学习的?什么是我们做不了的?什么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努力的?什么应是中国特别的方式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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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座谈纪要公布后,有些反弹,主要批评针对于米奇尼克的圆桌会议,也就是通过与当局的谈判,和平地实现民主转型。
    
   应该说,米奇尼克有的判断并不准确。比如他说“在中国,我认为,当权者和民间社会之间已经形成了对话。这就是我们的对话空间,因为不论是民主派还是共产党,都不愿毁了中国。”首先,在中国当权者和民间社会还没有形成对话,他们将反对派作为敌对势力,竭力镇压而不对话,他们还没有走过要消除反对派的关口。再,中共内部有部分执政者,他们是宁可将中国毁掉,也不放弃权力。一是因为中国现在是权力资本主义,他们的利益太大了,这和波兰不太一样,当时波兰的官员没有那么大的利益;再是中国有血缘崇拜的传统,江山是我们老子打下来的,如果要就用人头来换。中共的上层权力换代,有一部分即是权力的血缘移交。就目前来讲,中共当局没有改革的打算,也没有承认反对派,与之对话的打算,而且这种情况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虽然米奇尼克对中国不很了解,但是他所说的有关“圆桌会议”的主旨还是应该肯定的。如果期望中国和平转型,那么就离不开民间反对派与执政者的对话、互动。中共现在不与反对派对话,原因之一是反对派的力量过弱,于民众的号召力不够,对政权构不成足够的压力。但反对派的力量是生长的,如果它的力量足以号召社会,那么执政者就可能被迫坐到圆桌上来。政治是力量的较量。再,中共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有各派别、势力的斗争和冲突,这将使其某些力量与民间合作,哪怕是利用。以中国之大,地方势力增长,中央力量消弱,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与分离乃是必然,这也将极大地散化中共,消减其统治。“八九”之后,胡耀邦、赵紫阳一脉并非一网打尽,中共内部依然有要求变革的力量,并且也会增长,不可忽视。七千万党员,多数和普遍民众的意识大概差不多,在党不过是混饭而已,并不说明他们的政治观念。长远些看,十年之后,中国的社会中坚将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也将比今天的精英更开放更接近普世价值。综合这些因素来看,中共今天不与反对派对话,但并不意味明天也将如此,其本身也还有很大的变数。因此,米奇尼克所说的圆桌会议还是有意义的,只是目前做不到,需要时间。以中国目前的状况,如果反对派以十年的时间用来增长和建设自身的力量,这不算一个很长的时间。比照中国近些年来民主维权运动的发展,其前景是乐观的。重要的是中国在崩溃前,还有没有十年的时间。
    
   米奇尼克的圆桌会议的主旨是:国家、民族与人民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主宪政。他强调,前提是“不能投降”,“面对独裁,投降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深信,在这里民主的改变是必然的。”结束专制,实现民主制度,这是原则,是最终的目的;同时米奇尼克也对权力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执政者不会主动放弃权力、乃至让步,因此必须有力量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执政者让步。他说:“我们首先要有力量”,“一个首要的条件是,受到压迫的人必须团结起来。”雅鲁泽尔斯基是被迫坐到谈判桌上的,团结工会人数为1000多万,占全波兰工人总数的80%以上,当时波共人数近300万,其中倒有150万加入了团结工会。
    
   当然,中国执政者是否会坐到圆桌前,最终取决于其自己,并非是反对派一厢情愿之事。我们需要对中共的顽固派有充分的估计,他们是宁可毁了国家,血流成河,也不愿放弃权力。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人民有权利进行革命,包括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推翻极权统治。这是就理而言,但在现实中,面对现代国家机器,反对派没有可能发动有效暴力革命,其只是让人民流血。如果大规模的暴力,会使中国倒退,离民主更远。文明发展到今天,非暴力斗争远比暴力手段更有成效,也更有益。至于非暴力革命,则需要组织起人民,需要有比圆桌会议更大的社会力量,反对派离这一步还很远。
    
   《零八宪章》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件大事,其公开宣布结束一党专制,实现民主宪政,可以说是中国践行民主的纲领、旗帜。《零八宪章》标志反对派形成,但其主要意义还是意识形态的,其背后没有成形的组织,缺少民众,因此也没有跟进的行为。这说明中国的反对派尚是雏形,并没有形成足够的社会力量。当然,这是由于中共统治过于严酷,数十年来一贯是将社会生长出的健康力量扼杀于萌芽中,重判刘晓波本身就是说明。但作为政治现实,没有足够的力量,就不可能迫使执政者坐下谈判,更没有可能发动颜色革命。就算是暴力革命,也需要组织力量,有人、有钱、有枪弹。如果说,眼下中国没有实行圆桌会议的可能,那么同样也没有颜色革命的可能,而暴力革命的可能就更没有。一些人所期望的实际是暴乱,而不是革命;革命需要有纲领有目的有组织,而暴乱则是盲目的暴力(当然,在极权统治下,就是暴乱在道义上也有合理性,但是结果是更血腥)。新疆“7.5”事件当然是根于极权统治的压迫,但并非是好事。对类似的暴力杀戮,无论我们处于什么动机都不能推波助澜,给予鼓动;反之则要谴责,予以避免和制止。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对派需要做的是积蓄力量。就是波兰团结工会也是用了十年的时间,才迫使统治者坐到谈判桌来。《零八宪章》标志,民主宪政的意识认同已经完成,民主运动的中心转入组织化阶段,这包括反对派自身的建设,及组织社会。比如,维权运动已由个人行为转为集体行为,这是个标志。我们无法代执政者抉择,但反对派则需要组织起民众,有足够的力量,才能与中共较量,没有力量不仅无圆桌会议,更不可能有革命,无论暴力还是非暴力。如果反对派能够组织起“八九”那样大的社会力量,无论谈判和革命都不是问题。
    
   当然,反对派的生长需要有空间,但这个空间需要通过斗争来争取和扩大,这是一个与统治者博弈的过程。如果说毛时代完全没有“反对”的空间,那么邓时代则有了一些,因此才有“八九”。虽然有了“六四”镇压,但是二十年来,“反对”的空间还是在扩大,特别是网络化之后。《零八宪章》毕竟只判了一个刘晓波,而签名仍在继续。再如,家庭教会也由地下走到地上,公开化了;民间NGO蓬勃兴起,虽然只允许以公司形式注册;聚会、罢工、游行、抗议,政府一向严厉禁止,但还是不断地发生,而且规模、频率都趋向大幅度增长。最近发生的刘贤斌事件,诸省纷纷成立“刘贤斌关注团”,当局除了谈话,也奈何不得。米奇尼克能来中国和网友对话,这在二十年前也是不能想象的。总之,中国的“反对”的空间是有的,并且不断扩大。这说明,反对派有存在,并与当局博弈的可能。
    
   我们需要长远地、变化地看。如果我们打算出反对派积蓄力量的时间,加之中共及社会的变化,那么中国未来的圆桌会议未必没有可能。圆桌会议是和平转型的最短的一条路经,代价最小,于国于民更有益,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而需要首先争取。官权消弱,民权增长,这是趋向。不是说当今的政权有多好,而是社会、经济、信息、国民意识的变化发展,使极权制度逐渐失灵,其统治能力迅速下降,今天统治者已经没有能力将“反对”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了,反之中国到了“萌芽”蓬勃生长的时期。由此而言,前瞻地看,米奇尼克的圆桌会议于中国是有意义的。当然,希望、努力不等于结果,如果中共顽固派坚持宁毁国家,而拒绝变革,那么反对派依然还可以发动革命,前提是反对派有足够的力量。假如当初雅鲁泽尔斯基拒绝圆桌会议,波兰就不变革了吗?团结工会一千多万会员,可以左右国家,不过到了那一步,波兰的变革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可能会大规模流血,国家恢复也将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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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对话中,米奇尼克反复强调极权会完结,他说:“民主的改变是必然的”, “这样的体制是否有未来?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说,极权体制有悖现代社会,更有悖人性,特别是转入市场经济,网络普及,利益冲突急剧增长,人们的意识改变,这个体制正在失灵,其完结是必然的,我们会看到它的结束。这不仅是道义问题,也是极权体制的功效问题。米奇尼克说“面对共产党,我们缺乏想象力” 。极权统治依靠暴力强制,表面上很强大,但实质上很脆弱。因为社会非自构,而单极权力没有调换机制,不能应变,因此在开放急速运动的现代社会,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就可能导致政权危机,使之崩溃。而这些偶然因素是我们难能预料。
    
   由于极权政体没有调变机制,因此一旦有变,就是剧烈和突然的。米奇尼克告诫说“我认为专制体制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可能会演进为一种惊奇的社会现象,一两天之内会变,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基础性的规划”,“我们要谨慎,要知道后果,要理性,有前瞻性,要步步为营。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专制一旦消亡,我们的规划又是怎么样的?”凡关心中国国事者大多不怀疑此极权政权终将完结,但他们更忧虑的是其怎样结束?将发生什么?结束之后,怎么收拾这个乱摊子?谁来收拾?新的秩序怎么建立?目前,中国还没有一支政治力量,在中共倒台及其后能够接管中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形成。因此,反对派需要前瞻,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为之做准备。这就是米奇尼克说的“规划”。反对派的目的,不只是结束极权统治,更在建立宪政国家;不能是只要推翻中共就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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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7日星期三

米奇尼克与中国的民主道路(下)——也谈米奇尼克访华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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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局来看,中国前景很悲观。且不说执政者如何打压、“消灭萌芽”,关键是时间紧迫。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反对派可能来不及形成可左右社会的力量,社会也达不成自构 ,崩溃就可能来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所需的几大基本的稳定因素于中国都不存在,反之是:1、社会沙粒化;2、没有共认的意识与伦理;3、各阶级间冲突大于共生;4、人际信约瓦解;5、民众对未来失去信心;6、积蓄了太多的怨愤;7、普遍的不安全感和恐慌。社会到了这种境地 ,就很危险;而崩溃一旦来临,就是大灾难。不要指望政府,中共的解体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
   当然,很可能是只有这场盲目的灾难,才能结束中共极权统治。不过,中国并不是就此可以实现宪政,走上新生,情况会更糟糕,镇压会更残酷。中国可能会是地方分制,由当地强人统治,中国会回到它的传统,枪杆子说了算。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希望不会,中国能躲过这一劫。但是如果发生,反对派将如何应对?如何减少流血?如何继续推动民主的发展?让我们回到米奇尼克的建议:“我们要谨慎,要知道后果,要理性,有前瞻性,要步步为营。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专制一旦消亡,我们的规划又是怎么样的?”
   2010年7月20-31日  于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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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5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