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包含「欧特珀(OTNOP)」標籤的文章。顯示所有文章
顯示包含「欧特珀(OTNOP)」標籤的文章。顯示所有文章

2014年1月18日星期六

《自由欧洲电台》非暴力革命的输出:从东欧到中东

Posted: 28 Jun 2011 10:36 AM PDT
核心提示:"我们只是想试着让世界相信,实现变革的唯一正确途径是非暴力的,且有策略的抗争。"每一场起义都在本土成长,但非暴力的原则可以被传授,还有那些躲避催泪弹和网络审查的技巧。

原文:Exporting Nonviolent Revolution, From Eastern Europe To The Middle East
时间:2011年2月21日
作者:Courtney Brooks, Milos Teodorovic
本文由"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One of Otpor's main methods in overthrowing Serbian President Slobodan Milosevic was to win public support through humor by mocking the regime.
【图:在推翻米洛舍维奇的过程中,Otpor(抵抗)组织使用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幽默的形式嘲讽当局以赢得公众的支持。译注:图中女孩手拿的标语是模仿Facebook上加好友时弹出的问题,上写:如果你认识阿拉伯独裁者穆巴拉克,可以送一个私人消息给他吗?】

斯尔贾・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有一个梦想:有这样一个地方,在这儿政治变革是通过非暴力斗争实现的。

他最初是一位民主活动人士,在他的祖国塞尔维亚组建了Otpor(抵抗)组织。而正是这个组织领导了十年前推翻独裁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抗议运动。

随后,波波维奇开始输出自己的非暴力战术,帮助训练来自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活动人士,而这些活动人士后来领导了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和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

而现在,波波维奇开始部署他的新组织,Canvas。这次,他走得更远——向最近推翻了埃及和突尼斯专制政权的民主活动人士提供帮助。

波波维奇说,"我们只是想试着让世界相信,实现变革的唯一正确途径是非暴力的,且有策略的抗争。"

"我认为,这些天我们在整个中东地区抗议中看到的那些世俗化(译注①)的年轻人是这一地区的新面孔。我愿意相信,他们足够强大,也足够聪明,能打败极端主义,包括伊斯兰极端主义。"

类似Canvas等组织的工作和不断涌现的社交网站,如脸书和推特,还有正在出现的一代网络青年(他们也越来越不受影响)结合起来,创造出的完美风暴,威胁到了从欧洲到北非,再到中东的独裁政权。

传授非暴力

波波维奇说,Canvas成立于2003年,已经培训过来自37国家,包括津巴布韦、北韩、白俄罗斯和伊朗的异见人士。关于他的组织是否培训过例如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的这些现在正在举行抗议,试图推翻专制政府的活动人士,他说除非活动人士们自己说出来,他自己不能透露这个信息。

波波维奇的思想体系,同时也是Canvas的思想体系,受到了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基恩・夏普等人的思想影响。美国人基恩・夏普写了几本关于非暴力斗争的书,包括著名的《从独裁到民主》。(见此篇

2009年夏末,Canvas和其它几个非政府组织合作,把约20名埃及活动人士带到了贝尔格莱德,进行了关于促进埃及变革的为期一周的战术培训。这当中的一些人有后来成立领导最近反政府抗议的四六运动的创始人。

佩塔尔・米利塞维奇(Petar Milicevic)是非政府组织欧洲没有选择的创立者,他也帮助进行了培训。他说,他和埃及人谈论组织运动和激发年轻人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来实现这两个目标。

"在抗议的过程中,我每天都和在埃及的朋友联系。他们在此期间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米利塞维奇说。

"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其它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也筹集了一些救援资金,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他们说】我们只想让世界都知道,这是我们埃及公民的革命,不是其它什么伊斯兰革命或者政变。"

笑对监牢

在推翻米洛舍维奇的过程中,Otpor使用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幽默的形式嘲讽当局以赢得公众的支持。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他们把一个有米洛舍维奇画像的油桶滚下街道,旁边的人轮流用棒球棒敲击油桶。活动人士们经常受到逮捕和殴打,但是据报道,他们很少在监狱里过夜。


【图:示威不是请客吃饭】

但是在培训那些来自诸如埃及、伊朗和白俄罗斯的异见者的时候,Canvas也认识到,自己正在培训的这些活动人士将来可能会因他们的抗议活动而被关进监牢。

格鲁吉亚人妮妮(Nini Gogoberidze)参加了2003年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她现在是Canvas的一名培训师,主要同伊朗的异见人士合作。她说,每种抗争都不相同,各个政权对付异见者时使用暴力的程度也不同,而这正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异。

"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我怀疑是安全部队,甚至是武装部队发起了街道上最初的流血冲突。但是我很确信,这样的情况不会出现在伊朗或者任何其它暴力的政权,"妮妮说。"使用暴力的程度差异将各个国家的斗争区分开来。"

她认为培训就象"头脑风暴",活动人士以他们自己的创造力来发展对抗其政府镇压的办法。

"没有人比当地人更清楚如何发起动员,你明白我的意思。而这也是非暴力斗争的主要思想,"她说。你不能输出斗争,我不会【派】10个人,塞尔维亚人、格鲁吉亚人、或者乌克兰人去其它国家制造一场革命。革命完全是一件由本土催生和在本土成长的事。"

'斗争必须在本土成长'

2007年,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的主席杰克・杜瓦尔(Jack DuVall)也在埃及举办了一场为期一周的关于非暴力抗争的教育研讨会。他强调说,外国机构不能去"培训"如何在某个特定国家对抗镇压——而应该提供一个非暴力对抗的模板。


【图:2000年3月,Otpor的成员站在一个由报纸做成的笼子里,抗议塞尔维亚政府对独立媒体的压制。】

"外人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向那些想参加民众抵抗的某个国家的人提供行动建议,"杜瓦尔说。"能讲授的只是这种斗争形式的概念和普遍实质;但是最终还是要那个国家的人自己去实践。而那些人都是担着风险的。"

83岁的基恩・夏普,被称作非暴力抵抗战略界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  译注②)。他认为埃及人的革命"非常勇敢。"他说,他很高兴自己的作品对埃及人有用,但是所有的荣誉应属于埃及人自己。

"如果人们不再害怕,那么独裁者就有大麻烦了。而且他们也做到了,把非暴力的原则保持在一个了不起的水平——不是完美的,但是是一个了不起的水平——甚至是在他们遭受攻击的时候。"基恩・夏普说(点此查看访谈全文)。

"有些人总是说,也许人们对使用暴力更有兴趣,但是埃及人却一直在说,和平,和平,和平。而这一切在示威的规模超过一百万的人的时候仍能被保持住,这实在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也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不幸的原因各不相同

通过口耳相传和社交媒体,Canvas的讲义中北非和中东地区广泛流传。

巴尔的摩县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Zeynep Tufekci说, 团结起来的消息和实用的知识——从如何处理催泪瓦斯到如何逃避网络审查——在突尼斯,埃及和其它处于政治动乱中的国家之间流传。

"这真是一场非常完整的运动,即使这些起义都非常有民族性,也非常有组织,"Tufekci说。"他们不仅受到外界的启发;也因他们自己的痛苦而受到激励,但是关于革命的技术方面的考则则受到了其它地方的启发。"

格鲁吉亚的活动人士Gogoberidze说,她所培训的伊朗人没有一个来自像绿色运动这样的正式的活动人士组织。她说,她教授过家庭主妇,学生,还有记者,告诉他们如何参与非暴力斗争。

我问她,Canvas是怎么同这些人联系的,她的回答很简单,"是他们找到了我们。"

欧洲自由电台/解放电台巴尔干事务处的斯洛博丹 科斯蒂奇(Slobodan Kostic)和艾娜 斯特瓦诺维奇(Ena Stevanovic),还有欧洲自由电台/解放电台格鲁吉亚事务处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译注① 这里的世俗化是"宗教化"的反意,为防中文中的语义外延差异引起误会,特此说明。

译注②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1年-1831年),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曾著《战争论》

2013年3月3日星期日

非暴力运动,奥特波尔


塞尔维亚人在贝尔格莱德议会抗议
即使在20世纪 - 充斥着种族灭绝,制度化谋财害命,种族清洗和煽动者 - 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政权。前共产主义官僚与温和的智慧和感冒时眼睛的机会,他彻底改造自己为了守住总统在1989年,开展了11年的统治,苏联解体后的一个塞尔维亚爱国者跻身世纪最血腥的。
虽然米洛舍维奇的推翻了广泛报道作为一个自发的革命,世界新闻组织错过了真实的故事 - 一个长达一年的战斗,涉及成千上万的塞尔维亚人在一个计算战略,以剥离的暴君,他的合法性,打开他自己的警察和军队对他,强迫他打电话,他输了,然后试图窃取选举。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残暴和腐败的影响大多数塞尔维亚人。在1996年,反对党联盟在市政​​选举中赢得了一个明确的胜利,但米洛舍维奇拒绝承认他的党的失败。88天,非暴力的抗议活动正常塞尔维亚人的生活陷入瘫痪。卫生纸覆盖在选举委员会的建设和管理,列举了蚊患为借口,在国会大厦召开立法,杀虫剂气雾罐的群众武装游行的建设。最后米洛舍维奇屈从于国内和国际的压力,并允许反对派坐在。
米洛舍维奇海报
被剥夺的紧迫性,暂时团结,联盟土崩瓦解,一些新代表证明,腐败的人,他们已经取代了。在1997年12月,米洛舍维奇 - 宪法禁止由另一个塞尔维亚总统任期 - 南斯拉夫总统大选中获胜。
米洛舍维奇的民众支持却在不断下降,甚至在1998年时,有十几名学生举行会议,形成奥特波尔,塞尔维亚的“抵抗”。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的错误分析,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更好的组织,战略,规划,招聘,和所有其他的成分必要的持续的斗争。镀锌在新的法律,实行政治控制的大学和骚扰的独立媒体,Otpor学生,要求米洛舍维奇的去除和建立民主和法治的愤怒。
民心下降有没有影响对米洛舍维奇的命令的大规模腐败的制度,镇压,秘密警察和告密者的霸气惯用的工具。但Otpor孩子看到发生了什么其他的抵抗运动,并从他们的失败。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教给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对手不是要挑战的武装实力。鉴于米洛舍维奇保持控制的恐惧,他们选择了一种欢快的傲慢,有条不紊地嘲讽了国家的权力和放弃任何政治办公室自己的野心。
奥特波尔Gotov博士JE点
在开始时,奥特波尔简单地即兴发挥,用自己的智慧和良好的直觉。后来,他们研究非暴力的策略,主要是通过美国学者吉恩·夏普的著作,发现他们直观地做了正确的事情。他们立即采取了夏普的想法为基础,对他们的培训手册,结合他们的营销具有天然的质地-体现在琅琅上口的口号和诙谐幽默的-创建一个复杂的双语网站,甚至在推出正式开设了办事处。
选择作为他们对抗的讽刺和挖苦,奥特波尔的学生积极分子,不仅实现了在道德和政治上的高地上,他们也秉持着一个基本的信念,引用博尔赫斯的故事,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暴力是弱的最后的避难所。“
到1998年中期,时机已经成熟Otpor的战术。虽然大多数西方列强继续处理米洛舍维奇当选总统-即使是可怕的证据被发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大屠杀-这些年轻人开始挑战独裁者。喷漆符号,一个握紧的拳头,开始出现在建筑的整个塞尔维亚。尽管外界退缩了米洛舍维奇的暴行和不妥协,北约空军开始轰炸行动,以阻止种族清洗,奥特波尔的吸引力增加。
人群在拉力赛
电影制片人史蒂夫·纽约,开始思考打倒在不稳定的时期,是一个独裁者米洛舍维奇仍然掌权的人,说:“每一个非暴力运动作为它的第一个障碍的克服恐惧的问题。Otpor的孩子是勇敢的,他们希望被逮捕,但他们的宣传噱头的各种准备逮捕和如何做人审问时,通过聘请律师帮助,加强团结,培养他们的活动家,他们计算出其逮捕,并结合他们的幽默和调侃的使用,如果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说服普通人民克服他们的恐惧。“
在地方的路障,奥特波尔上演喧闹的摇滚音乐会和游击剧场在街头:一个月球日食观测特色的逐渐闭塞米洛舍维奇的形象;新年的夏娃党在这2000年是响在用的名称和图片,那些谁米洛舍维奇的战争中被打死的公共蠢事米洛舍维奇的社会党大会。
奥特波尔的想法很快就流行起来,在年轻人中,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根据米洛舍维奇看到了一个暗淡的未来。仅在过去的一年中,奥特波尔的成员名单增加至70,000元,主要是不满的省份是最强的。他们的标志-握紧拳头-和他们的口号-的“咬系统”和“抵抗,因为我爱塞尔维亚”在贴纸和传单覆盖了全国。 奥特波尔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品牌名称,熟悉的可口可乐和耐克。
男性造像10月5日
一个自称的非暴力运动,奥特波尔的既定目标是消除米洛舍维奇在选举中反对的政权的控制选举机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2000年的春天,预定的选举,一年的时间,奥特波尔动员全国网络,邻居家的孩子,组织者,建立一个电子邮件网络,散发传单,起草快速反应计划,以满足他们预计的镇压和逮捕。越来越多的威胁奥特波尔的成功,的状态信息部长去在全国电视上,以申报奥特波尔一个恐怖组织。 奥特波尔发送了成千上万的轮廓鲜明的孩子,好,被称为在他们的社区,穿着T恤的话作出回应:“ 奥特波尔恐怖分子“。
反对米洛舍维奇的压迫和控制的传统武器,奥特波尔用智力,创造力,和讽刺,保留拒绝配合任何政党,其完美无瑕的影像。会议在咖啡馆和通信的手机和电子邮件,对一个政府机构,在技术上倒霉的,他们组织了持续和严格的努力,创造一个非暴力的军队。
在此期间,反对派政党,加强了米洛舍维奇的争吵和竞争激烈的压力下,来到了-从Otpor和其他人-在一个统一的前加入。在2000年的夏天,米洛舍维奇看到他的人气下滑严重,他呼吁选举10个月提前。看到他们的机会,反对派随后成立一个联盟背后的单一候选人,法律教授和一个小党的领导,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 奥特波尔行动起来,远远优于任何政党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奥特波尔的市场营销部门提出了一个口号- “Gotov博士济”或“他完成!” -起飞不胫而走。印在贴纸上,“他完成”连接到汽车,墙壁,交通标志,甚至面临 奥特波尔分布在七个星期内的6吨的贴纸。政权疯狂地试图扼杀言论自由,但塞尔维亚的零碎独立的新闻媒体,特别是在各省,拒绝被吓倒。
奥特波尔涂鸦
9月24日的大选中,独立的团体培训了30000志愿者分配到了10000个投票地点,以防止欺诈的选举观察员。到了午夜,独立的表​​格显示,科什图尼察赢了。
当一个绝望的米洛舍维奇要求决选,透明的伎俩,买的时候需要处理的官方统计,科什图尼察呼吁举行总罢工。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并作为奥特波尔动员建设道路封锁,全国停止运作。选举的十天后,数百,数千名塞族人-矿工,农民,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男人和女人愤怒地对资本的融合,车队在每一个方向,堵塞了公路。警察,与他们的Otpor和反对派已经悄悄地工作了几个月,承认他们的命令,但拒绝执行他们。10月6日,米洛舍维奇承认败选下台。他是“最后完成”。在他的胜利演说中,科什图尼察宣布,“我们已经回答了他们的暴力与非暴力!”
在2001年4月1日 - 愚人节 - 米洛舍维奇被警方抓获。他被引渡到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2002年2月12号开始对他的审判。

2013年3月1日星期五

讓人發揮「原子」的潛在能量


──我思《戰略性非暴力衝突》一書之價值
第一次接觸「非暴力抗爭」的概念是受蔡丁貴教授的啟發,直覺這樣的行動正好呼應著自己「宗教信仰」裡所提倡的「和平」價值,因此決意要好好瞭解一番。當時阿貴教授從美國著名的非暴力抗爭專家Gene Sharp手中拿到一本《自我解放SELF-LIBERATION》的小冊子, Sharp教授已經八十多歲了,他對阿貴說:現在的我不可能去台灣(他在2004年左右曾受邀來過台灣),而要利用非暴力抗爭的方式改變台灣,唯有靠台灣人自己,因為只有你們自己最瞭解台灣的現況。
後來,又在公投盟看到紀錄片《推翻獨裁者》,述說著塞爾維亞青年組織歐特珀,如何運用非暴力抗爭的方法推翻社會黨獨裁者米羅舍維奇,影片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歐特珀重要規劃者──波波維奇,他在影片裡說的一段話,「我們能夠成功,那是因為我們比他們更熱愛生活,他們那些人是死亡的傳教士,煽動仇恨、對人民做洗腦宣傳,所用的語言都充滿死亡的氣息。我們勝利,是因為我們更熱愛生活,我們決定熱愛生活,你無法擊敗熱愛生活的人,歐特珀就是這樣,我們是一群熱愛生活的人,所以我們能夠成功」。
看到歐特珀這些青年拉倒獨裁政權的成功範例,回頭想想「台灣能創造出怎樣的非暴力抗爭行動呢?是否有機會引發年輕人從熱愛自己的生活開始,關懷土地及國家的未來呢?」那麼第一步怎麼踏出去呢?或許可以組織讀書會吧!Sharp教授在他的著作群眾性防衛》裡面不斷強調,一個國家以非暴力抗爭作為超軍事武器時,「公共教育」是推動政策的重要基礎,不管對社區、公部門、私部門或非政府組織等都應該有一套推廣的政策,讓人民瞭解自己也有權力與能力來抵抗「篡權者」或「侵略者」。然而,非暴力抗爭的價值不單單是針對國家的危機,其他不公不義的社會議題都可以拿來參考運用。
環顧當今各種議題,想仰賴「政黨」的力量來尋求改變,有時候反而會被政黨操弄,因此,唯有人民徹底瞭解自身的「力量」,並且有能力規劃具有「戰略性思考」的非暴力抗爭行動,這樣才能提升行動的有效性。所以,Sharp教授說在過往的歷史經驗中有許多非暴力抗爭的成功案例,要超越歷史經驗是需要靠「知識累積」來達成。以此觀之,解嚴前的先輩們提供台灣許多非暴力抗爭的「經驗」,而後輩的我們如何超越這些經驗尋求改變台灣社會的行動,應該就是從「知識的累積」開始吧! Sharp教授引用「原子」的概念說明,每個人都是極微小的「原子」,當原子的潛能轉變時就會變成世界上最具毀滅性的武器。非暴力抗爭的力量就是讓每個人變成一種「超軍事」的武器,讓人可以因此「改變」,走向他們所期待的方向。這就是我們閱讀戰略性非暴力衝突一書的重要价值吧!

「選舉」之外的另一條路──《你回來那就好了!》

由 長尾山娘  張貼

12/5是縣市長的選舉日,在網路上看到一個網友A濫的作品《你回來那就好了!》,影片中播放陳定南身前的照片,陳定南是台灣少數讓人豎起大拇指稱讚的政治人物,或許是因為這次選舉具有某種「指標性」,因此許多人都急切的在網路上呼籲關心台灣前途的人一定要「回鄉」投票。選舉雖然是一個「民主」方式,但是在類似台灣這樣的新興國家,因為民主化的不成熟,反而讓選舉制度讓成為舊政黨「復僻」的手段,而成為一黨獨大的局面。

上週看到一部紀錄片《推翻獨裁者》,其中描述塞爾維亞青年如何運用自己的力量推翻獨裁政權的總統,而這個過程不過短短兩年就達到了。1998年,二十多位16~20歲的塞爾維亞青年,利用咖啡廳、公園或手機進行討論,他們希望影響那些支持獨裁政權的人,讓這些人願意站出來。因此他們成立一個組織叫做「歐特珀」(塞爾維亞語就是「抵抗」),這是一個以「握拳」為符號的組織,並且以噴漆方式噴在全國的大街小巷裡。這群年輕人的組織不與任何政黨結合,全憑自己的力量來宣傳他們的理念「塞爾維亞,我最愛的國家」。

而獨裁總統在這個組織的產生中,慢慢面臨壓力,因此他私自要提前舉行總統大選,而歐特珀則從全國18個反對政黨中,民調選出一個很小的政黨主席出來競選,最後真的選贏這場大選。這過程並不順利,但是因為歐特珀青年的「非暴力抗爭」戰略,真的贏得第三者的認同,讓許多支持社會黨主席這位獨裁者的人,紛紛站出來跟他們在一起,這就是人民的力量。

看完後,我認為台灣跟塞爾維亞有像的地方是,我們都需改變那些支持獨裁的「第三者」,只是現在的台灣社會氛圍並沒有能力創造出一個類似歐特珀這樣的青年組織,畢竟台灣青年多數在父母的羽翼保護下,沒能真正瞭解台灣民主過程的悲戚與慘痛。而塞爾維亞則因為這位獨裁總統用了十年的時間,造常國家的貧窮、屠殺與失業等等,所以他們亟需「改變」,來確保塞爾維亞的「民主與自由」。

歐特珀的成員說「革命並不是要取得獨裁者的生命,而是我們要爭取──民主、自由,每一個塞爾維亞人都是我們的同胞,我們不需要取他們的性命」。是啊!革命並不是要拉下某人,而是為了讓自己的國家成為一個真正可以「生活」的地方,所以要更努力爭取。看著青年用「非暴力抗爭」的行動改變自己國家的命運,實在深受感動,而在感動之餘,我想台灣在體制內的選舉之外,應該還是有另一條值得我們深思的路。
http://tw01.org/profiles/blogs/xuan-ju-zhi-wai-de-ling-yi


台灣玉山之友網聚廳

思想领袖:Srdja波波维奇



思想领袖:Srdja波波维奇


Srdja波波维奇
DEVIN STEWART: 你如何看待今天的世界?它是不同于以前的时代,特别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你会如何描述世界吗?
SRDJA POPOVIC:  这是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的组合。这是绝对快得多。这绝对是更加全球化。这意味着绝对的人花太多时间看他们的智能手机,这是我不喜欢的部分,它们会彼此分离。
但是,当我看着从我个人的激情,这是民主和人权的世界,它是一个更好一点,因为当你看40年前的世界,你看东欧时,有一堆国家根据苏联,坚实的民主国家。当你看到南美,有几个  皮诺切特  独裁政权。当你看着我的国家,塞尔维亚,它也不会看起来很不错的。
现在,当你看待这个世界,这是走向民主的一种。我已经花了我的生活,研究我们想探讨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的力量”。非暴力斗争确实起到有一定的作用。因此,从我的激情点,世界好像它正在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有这么多的交战的迹象,我们需要照顾。
DEVIN STEWART: 非常有趣的。有一些人,这些天,有一点点民主的前途持悲观态度的人。你的声音听起来更加乐观。为什么你认为人们要民主吗?
SRDJA POPOVIC:  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当你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不服从权威。由于我们的孩子,我们已经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服从。首先,我们遵守我们的父母,那么我们就听从我们的老师,然后我们在军队服从我们的上司,然后我们遵守我们的老板。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些人结婚,我们遵守我们的妻子。这是文化的服从。
我认为人们有权利,有民主。我不会真的尝试将民主定义。不要忘了,我教政治学的,但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所以它不是真的是我的专业领域。
我会说,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家有两种,好的和坏的。好的,我算不算所在国家的政府是害怕他们的人民。坏的,我算不算国家的人都害怕他们的政府。
我们谈论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因此,如果人们能够打破这种习惯的顺服,并做了“人民权力”和理解,如果人们不不服从,统治者可以不排除,和政府依赖的人,并负责人们想要什么,我认为我们正在谈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是好还是坏,我们在全球各地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在寻找人的力量正面临着如何在两个不同的敌人。
在独裁政权,它面临的恐惧,因为恐惧是独裁者呼吸的空气。因此,如果你想办法突破恐惧和内置的热情,并你看看这些非常有趣的动态,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变化。
在传统的民主国家,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你的名字,人们正面临着冷漠。我认为冷漠是同样致命的对手恐惧,因为冷漠让你的现状,你要进步,为了生存。
所以当你看到在的当代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面对独裁政权的恐惧或他们所面对的冷漠和社会的不公标准的民主国家,我们的工具集都看的组织,一套工具为人民的力量,这是我们的一大激情。
我们来看看这套工具组学习速度快,相互借鉴,越来越多的人的力量是这种现象确实改变了世界。它的叶子界,学术界和进入真正的媒体,进入真实的世界。
所以,是的,当它涉及到民主的理解,我也有点乐观,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世界上的需求是免费的,找到的方法是免费的。
DEVIN STEWART: 您暗指的工具。所以你说的话都是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工具是相同的吗?
SRDJA POPOVIC:  是的。
DEVIN STEWART: 是什么工具?
SRDJA POPOVIC: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种现象的人的力量。因为我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在学生的运动在塞尔维亚,我一直在努力实现这种认识的人的力量是如何工作的。我们需要把事情说清楚。您不能导出/导入/复制粘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组的人,需要找到自己的方式对人权和民主的。
但我们期待在这些斗争中,我们期待的成功,人权运动和反殖民运动的甘地一样  ,然后我们看的失败,如在津巴布韦和白俄罗斯的斗争,我们试着去了解了什么以及和什么地方出了错。虽然可以是具体 ​​的,每一个斗争的原则是相同的。
首先,你需要一个理想的明天。你需要回答的问题:“什么是社会的未来,你想看看吗?” 如果你没有一个远景,你将永远不会有一个成功的运动。
其次,你需要遵循三个原则的非暴力斗争的成功:
•相统一的原则。你将永远不会赢得正处于分裂状态。这是一个广泛的斗争。你需要的数字。你需要很多很多的盟友。一旦你建立了这种团结,然后你开始赢了。当你看到对卢卡申科总统候选人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将失去。
•第二件事情,你需要规划。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的人从塞尔维亚或中东等地的,因为我们不使用规划。我们绝不是德国人或亚洲人或美国人,他们是很好的规划。你需要的战略规划。你需要一个计划,从一开始你如何建立你的运动,你如何开始与一小群,你如何拿起小的胜利,你如何宣告胜利,然后滚出那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的事情。
你知道,当你看  天安门,人民做精,然后他们只是增加了他们的要求,然后从满洲的坦克来屠杀他们。如果他们能在适当的时候宣布胜利,在中国的运动看起来像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因此,规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从大战略的非常具体战术。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你需要非暴力的纪律。你需要留非暴力的方式。通常,当我们说话的团体,这些团体有时滑暴力。当你看到不同的斗争,你可以真正看到这个危险的世界各地。
首先,你需要鼓吹非暴力。你需要了解,为了赢得胜利,你需要保持非暴力的纪律。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是统计的问题。这是梦幻般的   ,切诺维斯  和  斯蒂芬两名美国学者的  研究。他们观察到在1900年和2006年的323不同的斗争。看着他们的效率,和他们明白,非暴力的斗争是成功的,在53%的情况下,而暴力的斗争中,只有26人成功。因此,通过采取武器,  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  确实削减了一半的工作效率的机会。
当你看到这个东西,你要明白,非暴力纪律的方式来赢得。这不仅是更合乎道德的方式来赢得的,但它也更有效的方式来赢得。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你需要练习非暴力。你真的可以训练你的人留非暴力的。当你有10万和平示威游行,然后你必须只有一个醉酒的人或  代理 挑衅  或只是一个白痴在警察扔莫洛托夫,想在所有的报纸是什么?那家伙。
然后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你需要了解你的潜在的暴力团体在社会中的分离运动。当我们运行我们的运动在塞尔维亚,我们最大的招不让球迷参加运动,因为这些家伙的T-恤,握紧拳头,象征的运动,并最终攻击警察。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东西-团结,规划和非暴力的纪律-你可以看到,可以实现这些东西的动作,可以最终取胜。所以运动可以互相学习,这是我们的一大激情,如何使这方面的知识用户友好。
DEVIN STEWART: 非常明确的答案。谢谢。
让我们稍微抽象一点的东西。把这个问题你想要的方式。也许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的项目,我们的百年-我们将在2014年中 ​​的100 -是一个全球性的伦理研究的想法。现在,首先,这是否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是这样,这是什么意思呢?
SRDJA POPOVIC: 这肯定意味着站在一组值。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生活中。如果你没有这一套价值观,那么你的生命被浪费了,即使你是快乐或丰富或世界各地旅行。
我认为,这组值涉及到一个更好的环境,为您的孩子的想法。“只是引述一位著名的美国原住民酋长,  “我们没有继承这个星球上我们的祖先,我们借用了那些要来的。” 因此,我们有责任离开这个地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有时候,我们忘记做这件事。当我们在看的方式,我们对待我们的环境,例如,我们留下了糟糕的世界,我们走了一个垂死的星球。
当我们从社会的角度看,我认为应该做了很多事情来改善社会。无论我们谈论更多的民主,我们没有民主的国家,我们正在谈论国家的数十亿生活,或者我们说的是世界各地的宗教不容忍,种族冲突,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这样做。
当涉及到全球伦理,我想我们需要找到更有效的方式之间进行合作的国家。我认为联合国仍然是非常低效的。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但是当它涉及到实践,很多时候失败。
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了解我们真正想要的,我们需要找到沟通的方式。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多的互连。好消息是,有没有这样的事了作为一个地方的冲突。
但是当你看我们如何对待冲突-我参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发布会上运行的组织,称为  独立外交官  在纽约  [编者按:2013年6月的思想领袖   与独立外交的创始人  卡恩·罗斯采访我们在讨论什么样的外国人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除了从外国军事干预,这是我们需要删除来自世界各地的剧目非常普遍的做法,因为它并没有帮助。我的母亲几乎 在1999年北约轰炸中丧生  ,当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大楼被宣布为合法的军事目标。我们知道,这和制裁并没有帮助。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正面的过程,在这个国家吗?然后大家群策群力几天,我们来到了有132件事情做。
我们可以帮助人们如何去学习,我们可以给他们安全的平台,我们可以给他们的知名度,我们可以给他们国际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给他们的知识,我们可以给他们钱-我的意思是,有这么多的东西当它涉及到争取民主,才能真正帮助世界。
同样的事情也代表了社会正义的环境。所以,当我在看世界的未来,我认为我们需要学习更多如何帮助积极的进程,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如何使这些人的知识和资源,因为每一个斗争,是当地,但有时也可以是全球性的后果。
DEVIN STEWART: 你谈到我们的问题,我们问了很多的受访者表示,这是我们要庆祝我们的百年,但我们还需要考虑关于未来的100年。我们不希望把你当场要求的预测,但你想看看在接下来的100年里发生什么?
SRDJA POPOVIC: 让我们从大的问题,然后去小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如何性质的功能。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这是我的基本MA,教育-我实在看,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关系,我们非常,非常接近搞砸了我们的星球。我认为这是一个大的目标。
我认为,我们失去了很多的时间在争论谁去为它付出的代价,因为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将为此付出代价。这是我们的孩子,孩子们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孩子,每个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因此,我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是环境的情况。
第二个大问题是,当然,民主。我把青春献给我的生活帮助人们发扬民主。民主是一个问题,现在在许多表。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帮助那些谁正在努力使民主更有效的,不仅要处理的独裁者,但如何真正建立民主。当我们看在  阿拉伯之春“中,我们明显看到,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照顾好,对独裁政权,建立一个强大的运动。但是,一旦我们完成的独裁者,有什么事吗?
那么,我们如何保持这个理想的明天吗?我们如何建立那些民主的机构吗?我们如何运动的结构和如何才能跟上世界各国的重视呢?我的意思是,真正的问题是,一旦相机与数以百万计的人离开大广场,整个人都单独留在家中。他们需要的是帮助建立这些民主的机构,因为经过26年的穆巴拉克,你不能指望来自蓝天的民主。这是不会发生的。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反对独裁者的过程中,它是不是性感。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帮助这些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很大的耐心。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这是另一个问题,紧紧抓住全球媒体的关注,现在-是对社会不公正问题。您可以致电,“ 圈占运动,“你可以称此为”99对1运动。“ 无论我们谈论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如俄罗斯,肯定是不公平的财富分配。必须有一种方法来创建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一个更符合社会公义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一个温和的左派,但我真的相信社会正义。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这是越来越多的运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真的觉得是有人偷了他们的未来。因此,无论明天,他们会发现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手段建立的运动和压力,政府和容纳他们走向社会公正的世界,我们要一直看到大多数的穷人和少数之间的冲突丰富的未解决的,要真正影响世界的长期-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但也都在全球各地。
DEVIN STEWART: 告诉我了。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事情,什么是危机?
SRDJA POPOVIC: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件事情,我认为世界正在成为一个不快乐的地方。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说,“好了,社会正义将解决这一切,所以我们将所有的移动和住在瑞典的条款。” 我真的不相信我们都可以适合在瑞典。这不是一个大国。
但也有在这个世界上能满足你的进步和社会正义的模型。我不认为我们研究这些模型足够。当然,这些模型包括年的规划,几年政府改善,多年的民主。但它是可以实现的,也有一些地方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比在其他地方更幸福,也有一些地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社会正义。但是,我们不倡导这些思想在这些国家的足够。我们只是看他们,说,“哦,你知道,人是酷,但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医疗保险的人,”或别的什么东西。
当你看到这些东西,我想重新发明轮子应走在世界前列,保持强大的国家。而不是重新发明轮子,我们应该看社会公义功能的机型,只是应用这些模型。
DEVIN STEWART: 在地球上的最大的道德问题是什么?在你的心中是民主,是社会正义的传播,或者是别的东西吗?这是什么?
SRDJA POPOVIC: 我将开始与民主。我生长在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没有一个自由的生活,这是塞尔维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我什至不认为我们可以开始思考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未愈合这个问题,因为政府压迫他们的人,他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压迫人民。所以,很显然,他们不能认为对环境或社会正义或类似的东西。
当然,我会开始与民主。于是问题一个对我来说就是民主。世界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当它涉及到的数字。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免费的,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是免费的,每年。但是,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基本机制,民主是人民的力量。因此,民主是不是强加的上下颠倒,这是从下行的东西来。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教这些人。
我们可以贡献什么? 我运行一个五年雇员组织。但是,我们一直在探索新的工具,我们一直在探索新的书籍,我们一直在探索新的视频,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到网上去,达到比这更多的人。于是问题一个是民主。
问题二,环境对我来说,因为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我看到了腐朽的世界和不断变化的气候。
问题之三是社会正义。
如果我能说出三样东西,他们将是民主,环境和社会正义-不,我是一个大思想家。
DEVIN STEWART:  您谈了很多关于什么样的领导。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道义上的领导呢?领导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SRDJA POPOVIC:  当你看社会变革的最大的误解之一是社会变革和社会运动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这是误解,我们不断满足各地。
首先,我们不希望把领导力和领袖魅力上等号。一个运动或一个国家有魅力的领导人,这是非常有用的。有许多历史悠久的例子,只是仅举圣雄甘地或  马丁·路德·金,在那里你运行的动作,是灵感,是一个战略家,是一个哲学家,作为公众人物,这些运动的CEO们的领导。
然后,你必须另一套动作,你有一个更具象征意义的领导作用。你想命名为  纳尔逊·曼德拉,在监狱里坐在了这么久,  昂山素季  软禁在缅甸显然花费数年,但他们的灵感,他们的人。
现在你看到的完全新型的运动,甚至被称为领袖的运动。所以,你有这种隐藏的领导,工作的变动,不想被人看到,无论是因为人们失去了信心,在社会上传统的领导或他们只是担心,政府会来杀了他们所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你真的不看的领袖魅力。
这在过去是成功的,有很多动作。智利的运动或塞尔维亚运动的领导者是谁?你真的不能指向一个数字。但是,这些运动是有效率的。
但领导是必要的。领导的非暴力运动是必要的,领导需要在成功的国家。有这么多的领导角色。无论我们谈论的领导者个人或小组的领导,必须有导致这些动作的人,必须有人来制定的愿景,必须有实现的人的统一,必须有人以信用卡或其他信贷的成功必须有人以错误的责任。这是基本的领导作用。因此,世界需要很多领导。
好消息是,你需要一点点的人才是一个领导者,但是,如在音乐,就像当你演奏小提琴,人才是唯一的交易的一部分。可以培养人的领导能力和领导能力转让。必须努力使那些领导技能的人。
我见过这么多不同的群体。我们与来自46个不同国家的群体。你无法想象的那种有才华的年轻人在20岁出头,我遇到了这个世界上最疯狂的国家。他们必须配备的工具箱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领导者,因为,相信我,人才是存在的。
DEVIN STEWART: 优秀。一对夫妇更多的问题。
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是世界和平的倡导者。他是超越他的时代的东西,现在似乎有点老套,世界和平。 这是什么?无论世界的和平对你意味着什么,是世界和平的可能吗?
SRDJA POPOVIC: 嗯,你说的人谁花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  五个内战。我出生在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然后,它土崩瓦解。然后是另一个版本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以及随后的塞尔维亚。因此,我改变四个国家,从我住的地方不动,超过500米。我亲眼目睹了血腥的内战在巴尔干地区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波斯尼亚,  科索沃和北约-和我们失去了所有五个。
我想你吸取的经验教训,从这些类型的东西不仅是民族战争是愚蠢的,在内战中有没有好人和坏人,每个人都在内战的受害者;但如何防止这些战争。
当你看到在巴尔干地区或在其他地方你看,你可以看到,战争和民主之间有直接的关系。我认为更多的民主国家,我们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你有战争。当你期待在百分比的战争,战争一般不民主与民主的开始,因为有如此强大的机制,在政府停止战争。民主有时去打仗,但仍然有他们退出这些战争的公众压力。
当你在看的演变,例如,在美国,它是越来越少了,你将有可能 在未来的  伊拉克  和  阿富汗,因为你有民主和你有一个机制,把对政府的压力。
因此,通过世界各地,并通过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使人们能够有更多的民主国家,有直接的影响,对世界的和平。所以,我想加强这一行。
如果你能帮助的人,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如果你可以让他们成为真正的老板,他们的命运,那么你以某种方式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这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世界和平,先生卡内基的梦想。
DEVIN STEWART: 精彩的 ​​回答。
你谈到了传播民主,以获得对世界和平,推动各国政府变得更加民主。它是谁的责任呢?
SRDJA POPOVIC:  这是谁的人有知识的责任。我公司开发的方式,我开始作为一个活动家,然后,像许多塞族人-我们喜欢做这样的-我从自己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塞尔维亚的斗争了10年时间,因为我们不想向别人学习。
我认为它的责任的国际社会和的慈善家相结合,了解,$ 1投资到开发的工具和培训,社会活动的人是更值得超过$ 10万美元投资进入的军用车辆和坦克和无人驾驶飞机。
当你在看结果,结果是存在的。所以,当你看你怎么能真正培养这些人,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发展起来,这些教育工具,这是共同的责任。因此,政府和有钱的人,一方面国际机构,与大学和人民有真正进入积极分子之间幸福的婚姻-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添加的科技公司,因为,与梦幻般的技术,他们可以让我们达到的地方,人们仍然被压迫。
当我看在未来,如果这个联盟是要建,让的尝试,以建立小东西,让我们的尝试,以使积极分子从周围的世界各地,了解人民的力量,学习如何,以建立一个民主运动,并让我们的结婚一个或两个好大学,获得了良好的证书,因为它总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让我们的添加了很多来自学术界的人将他们的情况下,研究,和的使谷歌,例如,以使一个强大的学习平台,这,和那么我们是谈论有关它可以改变世界很多在未来的产品。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我和我的组织都非常热情。
DEVIN STEWART: 神奇。那太好了。
相关资源:
了解更多: 民主,  环境,  干预,  战争,  武装冲突,  气候变化伦理,  种族冲突 , 全球化,  人道主义干预,  人权,  新媒体科技,  联合国,  欧洲,  全球,  塞尔维亚,  南斯拉夫(原)

思想领袖:Srdja波波维奇 Thought Leader: Srdja Popovic


思想领袖:Srdja波波维奇


Srdja Popovic
DEVIN STEWART: How do you see the world today? Is it distinct from previous eras and, particularly from a moral perspectiv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world?
SRDJA POPOVIC: It's a mix of good news and bad news. It's definitely faster. It's definitely more globalized. That means definitely people are spending too much time watching their smartphones, which is the part I don't like, and they get detached from each other.
But when I look at the world from my personal passion, which is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t is a little bit better, because when you look at the world 40 years ago, when you look to Eastern Europe, there were a bunch of countries under the Soviet Union that are solid democracies now. When you look to South America, there were several Pinochet types of dictatorships. And when you look to my country, Serbia, it was also not looking very nice.
Now when you look at the world, it is kind of moving towards democracy. The phenomenon we like to explore, the phenomenon I've spent my life researching is what we call "people power." Nonviolent struggle really plays a role there. So from the point of my passion, the world seems like it is becoming a better place. But there are so many warring signs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DEVIN STEWART: Very interesting. There are some people these days who are a little bit pess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You sound more optimistic. Why do you think that people want democracy?
SRDJA POPOVIC: I think it's a natural thing. When you're a kid, you kind of disobey authority. Since we were kids, we've lived in this culture of obedience. First we obey our parents, then we obey our teachers, and then we obey our superiors in the army, and then we obey our bosses. At the end of the day, some of us get married and we obey our wives. There is this culture of obedience.
I think people do have the right to have democracy. I wouldn't really try to define democracy. Never forget that I am teaching political science, but I am a biologist, so it's not really my field of expertise.
I would say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countries in this world, the good ones and the bad ones. The good ones I count as the countries where the governments are afraid of their people. The bad ones I count as the countries where people are afraid of their governments.
We are talking about two different worlds. So if people can break this habit of obedience and do the "people power" and understand that if people do not obey, rulers cannot rule, and the governments are dependent on the people and accountable to what people want, I think we are talking about a better world.
For better or worse, we are looking at this process throughout the globe and we are looking at how people power is facing two different enemies.
In dictatorships, it's facing fear, because fear is the air the dictators breathe. So if you find a way to break through the fear and built enthusiasm and you look at these very interesting dynamics, then you can see the changes coming.
In classical democracies, liberal democracies, the countries of capitalism, however you name it, people are facing apathy. I think apathy is an equally deadly opponent as fear, because apathy keeps you in the status quo, and you need progress in order to survive.
So when you look at the contemporary movements throughout the globe, whether they are facing fear in dictatorships or they are facing apathy and social injustice in standard democracies, the set of tools we are looking at as the organization, the set of tools for people power, this is our big passion.
We look at this set of tools and see that groups are learning faster from each other and that more and more this phenomenon of people power is really changing the world. It leaves the circles of academia and it gets into the real media and it gets into the real world.
So yes, when it comes to understanding democracy, I am kind of optimistic, because more and more people in the world demand to be free and find ways to be free.
DEVIN STEWART: You were alluding to the tools. So you are saying the tools are the same for both democracies and for non-democracies?
SRDJA POPOVIC: Yes.
DEVIN STEWART: What are the tools?
SRDJA POPOVIC: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is phenomenon of people power. Since I was a young student in the students' movement in Serbia, I have been trying to achieve this understanding of how people power works. We need to make things clear. You can't export/import/copy-paste this. Every single country, every single group of people, need to find their way to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But we look at these struggles, we look at the successes, like human rights movements and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 of Gandhi, and then we look at the failures, like the struggles in Zimbabwe or Belarus, and we try to understand what went well and what went wrong. Though every single struggle can be specific, the principles are the same.
First of all, you need a vision of tomorrow. You need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society of the future you want to look at?" If you don't have a vision, you will never have a successful movement.
Second, you need to follow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success in nonviolent struggle:
• The principle of unity. You will never win by being disunited. This is a broad struggle. You need numbers. You need many, many allies. Once you build this unity, then you start winning. When you see seve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running against Lukashenko, you know what is going to happenyou are going to lose.
• Second thing, you need planning. This is a very painful thing for the people coming from places like Serbia or the Middle East, because we are not used to planning. We are by no means Germans or Asians or Americans, who are very good at planning. You need strategic planning. You need a plan from day one how you build your movement, how you start with a small group, how you pick up the small victories, how you proclaim these victories, and then get the hell out of there, because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You know, when you look at Tiananmen, the people were doing fine, and then they just increased their demands, and then the tanks came to slaughter them from Manchuria. If they could only proclaim victory at the right moment, the movement in China would look lik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thing.
So planning i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from a grand strategy to the very specific tactics.
• Last but not of least importance, you need nonviolent discipline. You need ways to stay nonviolent. Often when we talk to the groups, sometimes these groups slip to violence. When you look to the different struggles, you can really see this danger all over the globe.
First of all, you need to preach nonviolence.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in order to win you need to maintain nonviolent discipline. That's not only a matter of ethics. This is a matter of statistics. There is this fantastic study by two American scholars, Chenoweth and Stephan. They observed 323 different struggles between 1900 and 2006. They looked at the point of efficiency, and they understood that nonviolent struggles were successful in 53 percent of cases while violent struggles were successful in only 26. So by taking to arms, the Syrian rebels really cut their efficiency chances by half.
When you look at this stuff,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nonviolent discipline is the way to win. It's not only the more ethical way to win, but it's also the more efficient way to win.
Then, the second thing is you need to practice nonviolence. You can really train your people to stay nonviolent. When you have a march of 100,000 peaceful demonstrators and then you have only one drunk guy or agent provocateur or just an idiot throw a Molotov at the police, guess what is in all the newspapers? That guy.
And then the last but not of least importance, you need to understand how you detach your movement from potentially violent groups in a society. When we were running our movement in Serbia, our biggest trick was not letting soccer fans join the movement, because these guys would have the T-shirts with the clenched fist, the symbol of the movement, and ultimately attack the police.
So when you look at these thingsunity, planning, and nonviolent disciplineyou can see that movements who can achieve these things can ultimately win. So the movements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this is our big passion, how to make this knowledge user-friendly.
DEVIN STEWART: Very clear answer. Thank you.
Let's move to a bit more abstract stuff. Take this question the way you want it. Maybe it's a very practical question.
One of our projects for our Centennialwe will be 100 in 2014is to examine the idea of a global ethic. Now, first of all, does that mean anything to you? If so, what does it mean?
SRDJA POPOVIC: It definitely means standing for a set of values.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If you don't have this set of values, then your life is wasted, even if you are happy or rich or traveling around the globe.
I think this set of values involves the idea of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your kids. Just to quote a famous Native American chieftain"We haven't inherited this planet from our ancestors, we borrowed it from those who are going to come." So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leave this place a better world
Sometimes we forget to do it. When we look at the way we are treating our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we are leaving a worse world, we are leaving a dying planet.
When we look at it from the point of the society, I think a lot of things should be done to improve the society. Whether we are talking more democracy in the countries where we don't have democracy, and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countries where billions are living; or we are talking about religious intolerance, ethnic conflicts around the globe,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which can be done.
When it comes to the global ethics, I think we need to find a more efficient way to cooperate among the nations. I think the UN is still highly inefficient. It's a very good idea, but when it comes to practice it fails very, very often.
I think we need to find a way to understand what we really want and we need to find a way to communicate.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rconnected.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local conflict anymore.
But when you look at how we can treat conflictsI attended a very interesting conference run by the organization called Independent Diplomat here in New York [Editor's note: Check out the June 2013 Thought Leader interview with Independent Diplomat founder Carne Ross.]. We were discussing what foreigners can do to help democracy movements around the globe, aside from the very common practice of foreign military intervention, which we need to delete from the world repertoire because it doesn't help. My mother was almost killed in NATO bombing in 1999, when the Serbian national TV building was proclaimed a legitimate military goal. We know that this and sanctions doesn't help.
What we can do to help the positive process in this country? And then we brainstormed for a few days and we came out with 132 things to do.
We can help people how to learn, we can give them safe platforms, we can give them visibility, we can give them international media coverage, we can give them knowledge, we can give them moneyI mean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where we can really help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fighting for democracy.
The same thing stands for social justice or the environment. So when I look at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I think we need to learn more how to help positive processes, and I think we need to focus more on how to equip these people with the knowledge and resources, because every single struggle is local, but sometimes the consequences can be global.
DEVIN STEWART: You're touching on one of our questions that we ask a lot of the interviewees, which is we're celebrating our 100 years, but we also want to think about the next 100 years. We don't want to put you on the spot to ask for a prediction, bu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ee happen in the next 100 years?
SRDJA POPOVIC: Let's start with big issues and then go to the smaller issues. I think we need more understanding of this world and how nature functions. As a biologist and an ecologistthat's my basic M.A., educationI really see that we are not seeing this relationship and we are very, very close to screwing up our planet. I think that's one big goal.
I think we are losing a lot of time in arguing about who is going to pay the price for it,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are all going to pay the price. This is our kids, kid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kids from un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verybody is going to pay the price if we don't act now. So one of my big concerns is the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The second big concern is, of course, democracy. I devoted my life to helping people develop democracy. Democracy is an issue on many tables now. But we need to learn how to help those who are struggling to make democracy more efficient, not only to deal with the dictators but also how to really build democracy. When we look at the Arab Spring, we obviously see that we learned a lot about how to take good care and build a strong movement against the autocrats. But once we are done with the autocrats, what's there?
So how do we maintain this vision of tomorrow? How do we build thos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How do we turn movements into the structure and how do we keep up the world attention? I mean the real problem is once the camera leaves the big squares with millions of people, the people are left alone. They need to be helped to build thos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because after 26 years ofMubarak, you don't expect democracy to come from the blue sky. This is not happening. This is a slow process. And it is not as sexy as the process of opposing the dictators. So we need to keep helping these people, we need to keep a lot of patience in this process.
The last but not of least importancethis is another issue which grabs the world attention nowis the social injustice issue. You can call this the "Occupy movement," you can call this "99-against-1 movement." Whether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liberal capitalism or countries like Russia, there is definitely an un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ere must be a way to create a more safe place and a more socially just place. So you can call me a moderate leftist, but I really believe in social justice.
Even more important,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this growing movement of young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who really feel that somebody is stealing their future. So whether they will find their vision of tomorrow, their means to build up the movements and pressure the government and accommodate them towards a more socially just world, or we are going to keep seeing conflict between the majority of the poor and the minority of the rich unresolved, it is going to really influence the world in the long term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ut also all around the globe.
DEVIN STEWART: Tell me about that. If we don't address those things, what's at stake?
SRDJA POPOVIC: If we don't address this thing, I think the world is going to become an unhappy place. I'm not really an idealist in the terms of saying, "Okay, social justice will solve it all so we will all move and live in Sweden." I don't really believe we can all fit in Sweden. It's not a big country.
But there are models in this world where you can meet both progress and the social justice. I don't think we research these models enough. Of course these models include years of planning, years of government improvement, years of democracy. But it's achievable, and there are places in this world where people are happier than in other places, and there are places in this world where we have more social justice than in other places. But we don't champion these ideas in these countries enough. We just look at them and say, "Oh, you know, the people are cool there, but we will never give Medicare to the people," or whatever.
When you look at these things, I think the powerful countries who should lead the world keep reinventing the wheel. Instead of reinventing the wheel, we should look at the models where social justice is functioning and just apply these models.
DEVIN STEWART: What's the biggest ethical question on the planet? In your mind is it democracy, is it the spread of social justice, or is it something else? What is it?
SRDJA POPOVIC: I will start with democracy. I grew up in a country where people didn't have a free life, which is Serbia. That's a really sensitive question for me.
I don't even think we can start thinking about a better world without healing this problem, because the governments who are oppressing their people, they spend too much time oppressing the people. So, obviously, they can't think about the environment or social justice or stuff like that.
I will, of course, start with democracy. So issue number one for me is democracy. The world is moving towards the right direction when it comes to the number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free,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re free every year. But there is so much work to be done.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mechanism for democracy is people power. So democracy is not something imposed from upside-down; this is something coming from downside-up. We need to find a way to teach these people.
What we can contributeI'm running a five-employee organization. But we are always exploring new tools, we are always exploring new books, we are always exploring new videos, we are always exploring how to go online and reach even more people than this. So issue number one is democracy.
Issue number two, environment for me, because as a biologist I see the decaying world and changing of climate.
Issue number three is social justice.
If I could name three things, they would be democracy, environment, and social justicenot that I am a big thinker.
DEVIN STEWART: You talked a lot about what leadership means. One of our questions is, what is moral leadership? What does leadership mean to you?
SRDJA POPOVIC: One of the biggest misconceptions when you look to social change is that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movements demand strong leaders. This is the misconception we keep meeting all over.
First of all, we don't want to put an equal sign between leadership and charismatic leaders. It is very useful for a movement or a country to have charismatic leaders. There are many historic examples, just to name Mohandas Gandhi or Martin Luther King, where you had the leaders running the movements, being an inspiration, being a strategist, being a philosopher, being public figures, being CEOs of these movements.
Then you have another set of movements where you have a more symbolic role of leadership. You want to name Nelson Mandela, who was sitting in jail for so long; Aung San Suu Kyi obviously spending years under house arrest in Burma; but they were an inspiration to their people.
Now you are witnessing the completely new breed of movements, even called leaderless movements. So you have this kind of hidden leadership that operates the movement, and people don't want to be seen, whether because the people lost faith in traditional leadership in the society or they are just afrai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come and kill them all. But in any case, you really don't see the charismatic leaders.
There are many movements like this that were successful in the past. Who was the leader of the Chilean movement or the Serbian movement? You can't really point to a figure. But these movements were efficient.
But leadership is needed. Leadership is needed in nonviolent movements, leadership is needed in successful countries. There are so many roles of leadership. Whether we are talking about individual leaders or group leadership, there must be somebody to lead these movements, there must be somebody to formulate the vision, there must be somebody to achieve the unity, there must be somebody taking credit or giving other credit for success, there must be somebody 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for mistakes. That's the basic role of leadership. So the world needs a lot of leadership.
The good news is that you need a little bit of talent to be a leader, but, like in music, like when you are playing a violin, the talent is only part of the deal. You can train people in leadership skills, and leadership skills are transferrable. There must be an effort to make those leadership skills more available to the people.
I have met so many different groups. We work with groups from 46 different countries. You can't imagine the kind of talented young people in their early 20s that I have met in the craziest countries of this world. They must be equipped with the toolbox to emerge as real leaders, because, believe me, the talent is there.
DEVIN STEWART: Excellent. A couple more questions.
Andrew Carnegie was an advocate of world peace. He was ahead of his time in something that almost seems like a cliché now, world peaceWhat is it? Whatever world peace means to you, is world peace possible?
SRDJA POPOVIC: Well, you're talking to somebody who spent the best years of his life in five civil wars. I was born in a country called Yugoslavia. Then it fell apart. Then there was another version of Yugoslavia, then Serbia and Montenegro, and then Serbia. So I changed four countries without moving more than 500 meters from the place I lived. I witnessed five bloody civil wars in the Balkanswith Slovenia, with Croatia, with Bosnia, with Kosovo, and with NATOand we lost all five.
I think the lessons you draw from these types of things is not only that ethnic war is stupid, in civil war there are no good guys and bad guys, everybody is a victim during civil war; but also how to prevent these wars.
When you look at the Balkans or you look at the other places, you can see that there is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war and democracy. I think the more democracies we achieve, the less likely that you have wars. When you look at the percentage of the wars, the wars generally don't start between democracy and democracy, because there are such powerful mechanisms in the governments to stop wars. Democracies sometimes go to war, but there is still public pressure put on them to withdraw from these wars.
When you look at the evolution, for exam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less and less likely that you will have the Iraqs and Afghanistans in the future because you have democracy and you have a mechanism to put the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
So by having more democracies around the globe and by empowering people to put pressure on their government, there is a direct influence on world peace. So I would like to strengthen this line.
If you can help people put pressure on their government and if you can empower them to be the real bosses of their destinies, then you somehow de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war breaking out, and this is what can bring us to world peace, as Mr. Carnegie dreamed about.
DEVIN STEWART: Wonderful answer.
You talked about spreading democracy in order to get to world peace and pushing governments to become more democratic. Whose responsibility is it?
SRDJA POPOVIC: I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eople who have knowledge. The way I developed was that I started as an activist and then, like many Serbswe like to do it this wayI learned from my own mistakes. This is why the Serbian struggle took 10 years, because we didn't want to learn from others.
I think i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philanthropists combined, to understand that $1 invested into development of the tools and training of the people for social activism is more worthy than $10 million invested into the military vehicles and tanks and drones.
When you look at the result, the result is there. So when you look at how you can really train these people and how we can really develop these educational tools, this is the mutual obligation. So the happy marriage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and rich peopl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n one hand, and universities and people who have real access to the activistswe can create a better world. Add the technological companies to it, because, with fantastic technology, they can enable us to reach the places where people are still oppressed.
When I look at the future, if this coalition is to be built, let's try to build something small, let's try to enable activists from around the globe to learn about people power, to learn about how to build a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let's marry it to one or two good universities to get the good certificate, because it's always very attractive. Let's add a lot of the people from academia to bring their case studies, and let's bring Google, for example, to enable a powerful learning platform for this, and t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product which can change the world a lot in the future. Me and my organization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working on this.
DEVIN STEWART: Fantastic. That's wonderful.
Related Resou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