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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4日星期三

中国衰弱到复兴之历程-之辛亥革命,中国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


中国衰弱到复兴之历程-之辛亥革命,中国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
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下造就的西方列强面前,曾经号称天朝上邦,四夷臣服的大清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此后列强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导致国家领土主权受到极大的损害,国民的民族精神受到极大的压制。为了救亡图存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开始研究西方的国家制度,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迅速传播,形成了民主革命的新思潮,极大的影响了中国,推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在这次思想革命中最先觉醒的是新兴知识分子。新兴知识分子以著书、办报为主要手段宣传民主革命学说,以适宜民主思潮的广泛传播。同时,此时国内外出现许多革命团体和组织,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一九零五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揭开新的一页。
武昌起义:
  一九一一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部分原本民办商办的铁路路权收归国有,此政策一出立即引起湘、鄂、川、粤各省民众的反对,出现了广泛的保路运动。其中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是四川。在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清政府为防止事态扩大调湖北新军入川弹压保路运动。因湖北新军的入川造成湖北守备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在武昌起义,因此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武昌起义后,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成立湖北军政府,此后起义军又陆续攻占汉阳、汉口。武昌首义成功后,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
中华民国成立: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同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史称“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这些政策法令,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传播。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辛亥革命的失败: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存在的软弱性,就定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民族独立复兴的道路上不能成为坚强的领导阶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府中的立宪派、旧官僚的篡权,以及部分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致使南京临时政府权力被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篡权后,杀害国民党人宋教仁,国民党人发动的 “二次革命”也被北洋军阀镇压,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彻底失败。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为目标。同盟会的存在和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口号的提出是辛亥革命有了稳定的组织和领导和完整科学的革命纲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和结束了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让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辛亥革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准备,奠定了基础。同时,辛亥革命也给予了西方列强以沉重打击,显示列中国摆脱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走向独立的决心。最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银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相应的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此外,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体现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痛恨国内的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又依赖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能于其完全决裂,这也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最终失利,革命成果为袁世凯所篡夺的原因。

2013年5月23日星期四

民主化


民主化的字源来自民主,通常指的是从其他政权型态转变成民主体制的过程。不少人主张民主化可以被视为一种长期而且连续的历史过程[1],而且可以发生在各种社会领域,例如经济民主化、家庭民主化等等,[2],近来也有学者讨论全球化的民主治理议题[3]。但是在一般人与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的理解中,民主化通常是指从威权主义极权主义等其他各种政治体制转变成自由民主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威的组织方式可能会出现本质上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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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编辑]

1800-2003年之间以政体指数(Polity IV scale)8分以上(完全民主)衡量的民主国家数目,可以看出三波民主化的发展过程。(参见英语版)
根据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第三波(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的说法,人们通常将近代历史上的民主化分为三波,第一波始于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在19世纪末带动了整个欧洲的民主运动;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国家独立浪潮,但是在1960年代就逐渐衰退,第三波民主化的起点通常被认定是葡萄牙西班牙在1973-1974年之间的政权转型,其中包括南欧的希腊拉丁美洲巴西阿根廷智利等,经过了亚洲的韩国台湾,最后以东欧的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共和国与蒙古国的民主化为终点。
然而,每次民主化浪潮都是以威权或极权统治的反扑而告终。不仅在个别国家民主化是以迂回的方式发展,例如法国的民主化就经历了四次威权主义势力的反扑,整体来说,前述三波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也遭遇了反民主化的逆流。第一波民主化遭遇了极权主义的反扑,包括苏联斯大林的兴起、西班牙内战、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日本二二六事件政变与军国主义兴起与德国威玛共和纳粹政权取代等。第二波民主化的逆流包括了许多非洲前殖民地独立后的威权化、韩国的军事政变、智利、巴西与阿根廷的军事政变等等[4]
第三波民主化使得民主的治理范围与人口首次在世界上取得了优势。然而,第三波民主化是否出现逆流或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是否已经上路,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三波逆流或许应该包括俄罗斯与前苏联共和国的威权化、中国八九民主运动的挫折、美国小布什时代的民主倒退与中亚的民主失败等等,也有人认为乌克兰等地的颜色革命会带动第四波世界性的民主化[5]

原因 [编辑]

对于民主化的起源,研究者跟政治家的看法通常分为两大派:结构论(structural approach)与过程论(process approach)。
结构论者着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阶级结构对政治转型的影响。例如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与独裁的社会起源》一书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1966: 414),例如英国,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削弱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则希望参与政治保障其财产权,最后以流血革命来推翻贵族统治,这是自由民主制的起源[6]。在1959年,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了阶级结构影响民主化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虽然会导致穷人与工人阶级的不满与革命诉求,但是随着经济成长,城市中产阶级会逐渐成为阶级结构里的多数,或者说阶级结构从金字塔型变成橄榄型,而且中产阶级不倾向革命,因此会转而追求社会改革与政治权利的平等分享。这个说法被称为政治现代化理论[7]
政治现代化理论遭遇了许多批评。Rueschemeyer等人在1992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一书中分析了欧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变迁,发现从历史比较来看,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通常支持威权统治者,甚至反对民主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所以有助于政治转型,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爱好民主,而是阶级结构的转型逐渐改变了各阶级的人数比例与政治力量的均衡,从而使得被支配阶级—城市中下阶级与工人阶级—逐渐发展出自我组织与集体行动的能力 (Rueschemeyer et al. 1992: 302)[8]。成熟的工人阶级是民主化而非革命的动力,这是阶级结构影响民主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9]
对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反复研究确认了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化的显著关系,然而对此关系的解释仍然不一致,例如Adam Przeworski等人认为高人均国民所得与民主化的相关是因为民主在高收入国家比较容易生存,而在低收入国家比较容易崩溃,因此并不是经济发展导致了民主,而是贫困国家的民主没办法存活,才导致民主集中在高所得国家[10]。民主化的起源或许与发展没直接关系,更可能来自威权体制的内在矛盾,导致了菁英分裂与内部斗争。

过程 [编辑]

从1980年代开始,民主化的讨论重点转向对政治菁英与政治过程的研究。过程论者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不像结构论者说的那样重要,许多个案指出在低收入国家、例如18世纪的美国或20世纪的印度也能发展民主体制。决定民主转型的因素主要不是来自阶级结构,而是来自于参与政治的主要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与策略[11]。过程论者通常将统治菁英分为保守派(强硬派)(conservatives/hard-liners)与改革派(reformers/soft-liners),而将反对菁英分为温和派(moderates)与激进派(radicals):
  • 保守派:通常是军方或曾经以军队镇压过反对者的统治菁英,担心政治清算而倾向付出高昂代价巩固威权主义。
  • 改革派:通常是威权体制中的技术官僚或年轻继承者,认为由统治菁英控制下的改革,总好过血腥镇压或者被推翻。
  • 温和派:反对者当中担心民主运动过于激进将导致保守派夺权并且镇压民主势力的领导者。
  • 激进派:反对者当中认为军方或改革派不敢镇压,因此希望采取更激烈行动以推翻统治菁英的少数领袖。
通常,政治自由化始于统治菁英内部的路线分歧,并且使威权主义对言论自由社会运动的控制松动,导致了自由范围的扩大与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是否镇压公民运动,统治菁英之间没有共识。公民社会孕育不同路线的反对菁英,也就是主张妥协的温和派与坚持立场希望一举推翻政权的激进派的领袖。过程论者认为在政治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过程中,不是经济发展等结构性因素,而是这四派菁英的合纵连横决定了民主或威权体制的命运,而且军方的立场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改革派与温和派的结盟(也可以看成压制保守派并且背叛激进派)以及军队国家化对于不流血的民主转型有重大的贡献,但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反应也可能导致不同的结局。过程论者的研究不仅对民主化过程里的政治斗争有很强的预测与解释能力,也对当代政治转型参与者的策略选择有很大启发[12]
过程论与结构论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观点,人们很容易将阶级结构的研究、与各阶级的相关组织(或者更广义的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过程中采取的策略联系起来,因此,近年来两股研究有合流的趋势[13]

结果 [编辑]

民主通常被认为对政治发展有正面功效,例如在政治体制方面,民主化会带来更多公民自由与政治权利,包括司法与立法机构等权力制度的分化与相互制衡,贪污腐败的减少等等。在经济方面,有些人主张民主化能够加强对财产权的保护,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社会平等方面,民主化使得多数中下阶级成员获得选票与言论自由,在多党竞争的公平选举之下,通常会导致社会福利等大规模重分配政策的发展,因此可以减少贫富差距[14]
然而,民主的长期制度表现,并不能解释短期民主化过程里的种种制度变迁与治理表现,这是因为民主化是各阶级或各派政治菁英出于自我利益所进行的冲突与妥协,在民主自由的各种权利与制度巩固之前,经常会导致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与严重的政治斗争,也不能保证必然发展出较好的政治制度。民主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经济混乱或衰退、领导人政治贪腐甚至贫富差距恶化等短期现象。
此外,民主化也不是历史上必然的发展趋势,而是结构与策略因素混合的结果之一[15]。如同三波民主化逆转所显示的教训,失败的民主可能会导致威权主义的复兴或军事政变。因此,民主运动的终点可能是民主巩固或是威权反扑甚至军事镇压。
民主巩固是民主化的终点之一,通常被定义为各种民主自由的权利保障制度趋于稳定,而民主政权崩溃概率极低的状态,经验上来说,通常是以自由且公平选举下正常的两次政党轮替作为民主已经巩固的界限[16]。事实上,新的权力菁英或统治阶级可能不善于治理经济事务、或出于自利而贪污腐化,文人对军队的管理(例如裁军)也常导致政变的危险,要达成民主巩固的目标并不容易,种种困难常导致反民主势力或部分受害者的反扑,甚至让原来的反对菁英变成新的独裁者

民主崩溃 [编辑]

在民主巩固无法实现的状态下,经常会出现反民主化的逆流。反民主化的逆流通常以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管制社会抗争或者非正常的政权轮替(比如暗杀国家领导人或者以社会运动推翻公平选举的领袖)为起点,逐渐修改法律缩小公民自由与政治权利,打击特定族群或阶级成员(例如纳粹对抗犹太族群或者中国的镇压反革命),甚至宣布某种国家紧急状态或战争状态,最后以非民主选举的军事或政治领袖夺权成功并稳定统治权力而告终[17]
新的非民主政权必须取得国际支持与稳定的政治结盟,除了掌握军队以外,通常必须获得邻近强权与国内有力阶级的支持,例如行政官僚、大资本家或地主等等,或者采取极权主义的做法,动员群众或以武力镇压彻底消灭国内的阶级敌人。其次,统治者必须尽快控制经济活动以取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至少必须养活军队跟干部)。此外,威权主义体制还必须建立不流血的接班制度,否则领导人的死亡或统治菁英的内斗,经常导致独裁政体一夕瓦解[18]
虽然民主巩固很难,但是要巩固威权主义也非常不容易。威权主义有其内在的结构弱点,不但必须获得强权支持,而且面对控制军队、管制媒体(现代网际网络)与教育内容、压制反对菁英或中下阶级的公民组织、控制或管理经济以便成功收税、以及选择继承人(而不被自己的继承人提前推翻或事后批斗)等问题,这些经常成为威权主义政治危机的来源。如同许多政治学家指出的,失去信仰的威权主义依赖的统治工具归根结柢是谎言、恐惧与暴力[19],被压制的公民社会只是在等待崛起的时机。民主化的起源之一,可能就是威权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

民主化程度的测量方式 [编辑]

民主化的研究者经常必须面对如何测量一国民主或自由程度并且从事跨国比较的问题. 这个技术问题可以参考Munck(2009)[20] 。在国际政治上较有影响力的指标包括自由之家与Polity IV等测量指标。
地图显示了自由之家组织2007年的报告内,有关每个国家自由程度的分类。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参考文献 [编辑]

  1. ^ Tilly, Charles. 2007.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 Dahl, Robert Alan. 1998. O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3. ^ Held, David. 1995.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5. ^ Diamond, Larry. 2008.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 Times Books/Henry Holt and Company.
  6. ^ 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7.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69–105.
  8. ^ Rueschemeyer, Dietrich,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 ^ Korpi, Walter. 1978. The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Work, Unions, and Politics in Swede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0. ^ Adam Przeworski et al.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 Rostow, Walt W. 1971. 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 ^ O'Donnell, Guillermo,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3. ^ Collier, Ruth Berins. 1999. Paths toward Democracy: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 Boix, Carles. 2003.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 ^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5.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 Przeworski, Adam.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8. ^ Geddes, Barbara. 2004. “Authoritarian Breakdown.” Working Pape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CLA:[http://www.international.ucla.edu/cms/files/authn_breakdown.pdf].
  19. ^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 ^ Munck, Gerardo L. 2009. Measuring Democracy: a Bridge between Scholarship and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外部连接 [编辑]

参见 [编辑]

2013年4月15日星期一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975年)《极权主义的起源》


自由的百科全书
1988年德国发行的“德国历史女性系列”纪念邮票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台译:汉娜·鄂兰美国政治理论家,犹太人,原籍德国,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她常被称为哲学家,但她本人始终拒绝这一标签,理由是“哲学关心的是单个的人”,而她的著作集中关注“生长繁衍于大地之上的人类,而非个人”,因此应该被视为政治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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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生平

阿伦特出生在下萨克森州林登市(今汉诺威)的一个世俗犹太人家庭,在哥尼斯堡(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和柏林度过成长时期。她在马尔堡大学求学时师从海德格尔,并从此与海德格尔发展出亦师生亦情人、时断时续的长期关系。由于后者对纳粹的同情,这种关系也颇遭非议。
在一次与海德格尔分手后,阿伦特迁移到海德堡,并在那里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佩斯的指导写作博士论文,主题是中世纪天主教经院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思想中的爱的概念。
1929年阿伦特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但由于她是犹太人,无法获取教授学术资格认定(habilitating),她也就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授课。1933年,阿伦特离开德国,前往法国巴黎,并在那里与马克思主义瓦尔特·本雅明结识并成为好友。在法国逗留期间,阿伦特还致力于救助犹太难民。
随着二战爆发,法国部分领土被纳粹德国占领,德国占领当局逮捕犹太人并将其送往集中营,阿伦特不得不再次流亡,离开法国。1940年,阿伦特与德国诗人、哲学家海因里希·布吕歇(Heinrich Blücher)结婚。
1941年,在美国外交官海拉姆·宾汉姆(Hiram Bingham IV) 的帮助下,阿伦特与丈夫和母亲前往美国;这位美国外交官非法向 2500 名犹太难民发放了签证。阿伦特抵达纽约后成为当地德国犹太侨民中的活跃分子,并为 Aufbau 周刊撰稿。
二战结束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恢复了联系,并在德国的一次去纳粹化听证会上为其作证。1950年,阿伦特归化美国公民,1959年她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第一位女性正教授。
阿伦特于1975年逝世,享年69岁,葬于纽约州哈得逊河畔安嫩代尔(Annandale-on-Hudson)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其夫在该学院教学多年。

[编辑]工作

她主要探讨权力的本质、政治的主题、权威极权主义。她大部分的著作集中证实自由的概念等于平等的集体政治行动。
她把自由理论化为公众的相联的概念,并以希腊的polis、美国的城镇身分、巴黎公社、1960年代民权运动来描绘。
另外,她致力开展一个名为出生率("natality")的概念,是指为世界带来新事物的能力,譬如政府根基所能承受的东西。
她的首部著作就是1951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追寻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反犹太主义帝国主义方面有着共同的根源。该著作惹起极大争议,因为虽然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起源与性质,但被认为有相同的身份。

[编辑]身后

阿伦特的个人书藏现存于巴德学院斯蒂文森图书馆,其中包括了大约四千多项藏品,包括书籍、票据,以及小册子等。巴德学院现已将部分藏品数码化,并发布于汉娜·阿伦特收藏集

[编辑]部分著作

[编辑]受到影响的哲学家

[编辑]深入阅读

  • 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汉娜・鄂兰的政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
  • Elisabeth Young-Bruehl (1982),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ISBN 0-300-02660-9. (Paperback reprint edition, 1983-09-10, ISBN 0-300-03099-1; Second edition 2004-10-11 ISBN 0-300-10588-6.)
  • Villa, Dana ed. (2000),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0-521-64198-5 (hb).
  • Harms, Klaus: Hannah Arendt und Hans Jonas. Grundlagen einer philosophischen Theologie der Weltverantwortung. Berlin: WiKu-Verlag (2003). ISBN 3-936749-84-1(de)
  • Elzbieta Ettinger: Hannah Arendt/Martin Heidegg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0-300-07254-6.
  • Young-Bruehl, Elisabeth. Why Arendt Matters. New Haven, CT;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hardcover, ISBN 0-300-12044-3).
  • Dietz, Mary G. Turning Operations: Feminism, Arendt, and Politics, Routledge (2002). ISBN 0-415-93244-0.
  • Julia Kristeva. Hannah Arendt. Trans. Ross Guberm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Seyla Benhabib. 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 Row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 Jennifer Nedelsky and Ronald Beiner, ed. Judgment, Imagination, and Politics: Themes from Kant and Arendt. Row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 Birmingham, Peg. Hannah Arendt and Human Rights: The Predicament of Common Responsibility.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annah Arendt.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David Keen. 2007. Learning About the Iraq War from Hannah Arendt . Counterpunch. September 24.